尤伯祥／開啟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的對話

▲促轉會到這個月為止，已完成兩批撤銷判決公告，將近三千人確定獲得平反。（圖／達志／示意圖）

●尤伯祥，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臺北律師公會第27屆常務理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憲政改革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門委員、臺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

平復司法不法，是促轉會的法定工作之一。自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掛牌以來，促轉會就積極清查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本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到這個月為止，已完成兩批撤銷判決公告，已有將近三千人確定獲得平反。

在今年12月9日公告的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名單中有五位當事人的案件，是經促轉會調查後確認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審判之刑事案件，因此依本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規定，列入公告撤銷名單，以平復司法不法。

空有審判外觀的司法體制

經由調查這五位當事人的案件，可以略為勾勒出威權統治時期如何以體制化的方式，運用刑事追訴、審判程序迫害人民，以實現其政治目標。例如被認定於新生訓導處執行叛亂罪徒刑時，在寢室內傳反動紙條而被起訴叛亂的崔乃彬，原本軍事審判官是認定他不構成叛亂罪而只判決交付感化，但這個判決依當時的規定呈給總統蔣中正後，蔣中正卻認為他「猶繼續叛亂行為，惡性重大，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報核」，於是軍事審判官改判崔乃彬死刑。

這樣的過程空有審判的外觀，但其實決定是秉總統一人的意志。總統可以經由軍事審判權掌握全國軍民的生死，是這個加害體制隱藏在法制外表下的真實面目，根本抵觸權力分立，而叛亂罪的成立與否，竟可任意出入，更違反了罪刑法定，都徹底違反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檢察官起訴這五位當事人的依據都是自白，這當事人也在軍事審判時抗辯自白出於警察或情治人員的刑求，而軍事審判官也毫無例外地對刑求抗辯視若無睹。以崔乃彬為例，他在軍事審判時辯稱在保安處被刑求，兩膝、右踝部還有傷勢，軍事審判官於是當庭驗傷，在筆錄記載兩膝、踝部、右手拇指均有傷痕。同日一起受審的其他被告也提出刑求辯解，軍事審判官也當庭驗得傷勢。

司法怎能漠視國家暴力

然而，最終還是判他們死刑，判決書裡完全沒有交代這些傷痕何以不影響自白的可採性。這不僅是由審判機關掩護的系統性刑求現象，而且進一步顯示威權體制的本質是穿上法制外衣的國家暴力。製造自白的刑求固然是國家暴力，掩護這些國家暴力而採用刑求自白入人於罪的判決，也只是空有判決外觀的不法判決而已，假借這類不法判決之名義剝奪自由、財產及生命，是刑罰權的濫用，更是國家暴力的極致。這是體制化的大規模國家暴力，目的無非是製造無所不在的恐怖，以屈服人民抵抗威權的意志。

值得法律人省思的是，司法本應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守護者，以捍衛人權、法治為職志。當時的司法怎能坐視這樣大規模、體制化的國家暴力存在？軍法體系聽命於威權統治者，因此掩護刑求，但檢察官、法官何以面對普遍的刑求現象，也默不作聲？是不是司法界其實已形成漠視國家暴力的文化？88年我剛開始執業律師時，院、檢面對被告的刑求抗辯，普遍的處理方式是函詢警、調，問有無刑求情事，甚至還有法官會公然在法庭上對被告說就算真的有刑求，也不表示該判你無罪。這種與虎謀皮的荒謬作法，這種荒唐言論，竟於民主化已10年後存在於法庭，是不是源於這樣的司法文化？

讓司法改革加入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這些聽命黨國威權體制的軍法人員依照當時的規定，可以經由審查後轉任司法官。他們轉任法官、檢察官乃至律師後，對於司法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會不會在司法科層體系的助威下，在司法體系內形成重國家、輕人民甚至服膺威權與集體主義的文化？若有的話，對於人民與國家間的訴訟，乃至與轉型正義有關的案件，會有何效應？

更值得深思的是，民主轉型垂30年，轉型正義工程卻遲至今年才動工，無論審、檢、辯均不曾面對、檢討司法在威權統治時期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威權統治究竟形塑了什麼樣的司法文化。司法界似乎以為，只要威權統治時期培養出來的老人都走了，問題就迎刃而解。然而，不揭露加害體制的真相，不會知道目前的司法文化、實務見解，到底是不是威權遺緒，也就不會知道什麼纔是對的，這樣又怎能使司法界做到轉型正義的目標之一即避免再犯（至少不要在未來再度失職）呢？如果司法的問題確實根種於威權時期形成的司法文化，那麼是時候讓司法改革加入轉型正義的元素了。

加害體制如何運作，是促轉會必須還原的歷史真相的一部份，關於這五位當事人的撤銷公告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未來促轉會還會努力藉由更多個案進一步揭露加害體制運作的真相，也期待法律人能夠與促轉會的工作對話。這樣的對話，正是轉型正義工程能深化民主法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