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巴黎聖母院照片）

可是對我來說，只爲了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也應該去看它一眼啊！導遊大概聽見了我的腹語，特別安慰說：遊塞納河時會看到的。

結果，塞納河果然給了我最大的驚喜。11月的巴黎正是桐梧葉泛黃飄落時，塞納河上每每經過的橋和教堂，溶和在這樣的背景裏，好似一幀幀的油畫，而我雖聽不太懂經過的各種地點，但謹記着巴黎聖母院那尖尖的塔樓，生怕一不小心錯過了。

“快看那邊！”雙塔結構，哥特式的尖尖高角，原來根本不需要聽懂遊船上的報站名，它出現在那裏，一眼就能認出，果然人世間所有的相遇不過是久別重逢。當時的我還是單身青年，看着遊船上一對對情侶相擁着看風景飄過細水長流，又羨慕又遺憾。塞納河，就應該像《愛在黎明破曉前》裏的那一對一樣，對着風景邊看邊聊，聊人生聊理想聊詩詞歌賦和未來……

雖然沒進去參觀，但這塞納河上的匆匆一面也算了了一樁心願，從此以爲巴黎山高水遠，再無相見，但沒想到居然等到了和它重逢。

只不過這一別，竟已是10年。重遊巴黎，我已爲人妻，爲人母，更多的牽絆，更多生活中糾糾結結的事情，旅行彷彿變成了更爲奢侈的行爲。但那時因爲恰好生了一場病，又有同事邀約，於是不管不顧定了一個旅行團，再次不懼十幾個小時的經濟艙，飛到巴黎。

好在這一回終於完美遇見它。導遊說有一晚的時間是請當地的留學生當導遊，夜遊巴黎，其中包括了巴黎聖母院的入內參觀。所以雖然是另付歐元的自費項目，我還是毫不猶豫地交錢了，還生怕當天又有什麼變動。

12月的巴黎，夜涼已浸骨。巴黎聖母院門口居然是荷槍實彈的軍隊，因爲當時世界環保大會正在巴黎召開，安保升級，同時我們去的時候教堂正好有儀式，大概也有重要人物在場。

那名留學生一再叮囑我們保持安靜，關閉閃光燈，他說嚴格意義上講教堂裏是不允許拍照的，但安安靜靜默默地拍幾張，也不會有人出來干涉，“千萬不要拿着鏡頭對到別人眼皮子底下，或者閃光燈亮個不停。”他說，可是我想：誰也不會白目到人家正在唱頌歌，然後拿着手機要人家對着鏡頭比耶吧？

我並不清楚當時教堂裏的儀式是什麼，但當優美的女高音響起，“哈利路亞”地讚美迴盪，冷得有點哆嗦的我突然內心裏湧出一種感動，有一種暖意襲來：我不過是個完全不相干的異國女子，也許生活中也不過磕磕碰碰，遇見總總不如意，但那份寧靜與平和就這麼不經意地無差別完完全全包圍了我。有點像村上春樹裏的“我”，感謝太陽光經過漫漫光年，照射到了一個默默小人物的眼皮，看見亮感覺到暖。

聽見這樣的歌聲，看見這樣的建築，之後的我也不過再回到日常種種中，然而此刻是溫暖的，是美好的，它在我的記憶裏，成爲心底珍藏的美好片斷之一，誰也奪不走。

在離開巴黎聖母院之後發了一條朋友圈：“很多年後，在巴黎聖母院的地下室發現了兩具緊緊抱在一起的屍骨，當人們試圖把他們分開，他們便化爲塵埃隨風而逝。極醜的卡西莫多和極美的埃斯梅拉達，其實是古希臘的神，他們在塵世中認出了彼此，卻不能擁有容於塵世的愛情，只能重回神界，化作永恆。

重返巴黎，終於有機會打卡巴黎聖母院，唱詩班的歌聲、莊嚴的儀式、正值世界環保大會門外荷槍實彈的士兵，這座在雨果小說盛名之下的教堂，當頂樓的鐘聲響起，有一種誰是……”

又沒想到這一別之後的兩年，沒有了敲鐘人的惆悵，只有14小時的大火的心痛。只是這大火中，有一種聲音特別刺耳，巴黎聖母院不知怎麼的就背上了圓明園的債。

餘秋雨在《文明的碎片》裏寫過：“文明的傷心處，不在於與矇昧和野蠻的搏鬥中傷痕累累，而在於把矇昧和野蠻錯看成文明。在法西斯屠殺無辜平民的現場，一個母親高舉着嬰兒喊道：“他還是個孩子！”然而喊聲換來的是笑聲和槍聲。

她原以爲還有一個在人性邊界上的最後前提，事實上這裏已沒有這個前提。在“文革”初期“破四舊”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雙握着幾卷古畫的手，低聲相告：“這是鄭板橋的真跡！”然而還沒有等他說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騰起。他原以爲還有一個文化價值上的起碼前提，事實上這裏已沒有這個前提。”

文明只有在一個劃定的前提下，纔有討論的可能。我不相信在圓明園的廢墟上悲慟長嘆心如刀絞的人，會在看見巴黎聖母院的尖塔在熊熊大火中倒塌時，能嬉皮笑臉幸災樂禍：看那，他們的也燒了……懂得珍愛和尊重圓明園與巴黎聖母院都是人類文明成果的，應該也只能是同一類人，而不會以國界來劃分。

不過南瓜屋作者會飛的王動有一句話也許是對的：巴黎聖母院的大火，放在漫長的時間軸裏，是不可避免的損毀。在歷史的長河裏，會發生什麼，如何發生，有時也不是誰能左右，萬物生長自有它的道理。我以爲一生只會去一次巴黎，結果去了第二次，遺憾經巴黎而不遊聖母院，沒想到卻心滿意足得以重返……所以想用張愛玲的話作結：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爲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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