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周興｜節選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

【內容提要】隨著現代技術的加速進展，現在我們得以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尼采

所謂的「上帝死了」意味著自然人類精神表達方式的衰落，即傳統宗教、哲學和藝術的衰落，換種說法，是技術統治壓倒了政治統治，而自然的人類文明正在過渡為技術的「類人文明」。「類人文明」這個表述主要指向人類身-心的雙重非自然化或技術化，即目前主要由生物技術（基因工程）來實施的人類自然身體的技術化，以及由智能技術（演算法）來完成的人類智力和精神的技術化。本文進一步認為，未來哲學的根本課題在於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機制，以節制技術的加速進展，平衡技術的全面統治。

【關鍵詞】現代技術　人工智慧　生物技術　未來文明

我曾經斷言：在今天，人文科學與自然-技術科學之間的隔閡是有史以來最深最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跟我下面要討論的「技術統治」有關，但也跟人文學者的「樂園情結」和無介入能力有關。現在大家彷彿被逼急了，總算有了介入的姿態，比如我們今天的會議。

　　本文標題中的兩個提法「技術統治」與「類人文明」是我近期重點琢磨的主題。「技術統治」的對應項是「政治統治」，我的說法是「技術統治已經壓倒政治統治」；「類人文明」的對應面是「人類文明」，我的說法是「自然的人類文明正在顛倒為或者過渡為技術的類人文明」。我們的世界歷史性的人類文明正處於重大的、斷裂性的變局中，上面兩點可以用來表達這個史無前例的文明變局。而要講清楚這個大變局，我們還得從尼采開始。

一、「上帝死了」：自然人類文明的終結

　　大致從1884年起，尼采開始講他的查拉圖斯特拉故事。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83—1885年）的序言中，尼采告訴我們：查拉圖斯特拉在山上修鍊十載，終得正果，於是下山，跟人說「上帝死了」，但沒人睬他。1889年初，尼采瘋掉了；1900年，落寞的瘋子尼采死了。我們大約到現在才能真正反應過來，原來尼采所謂「上帝之死」就是「人之死」，即自然人類的頹敗和沒落。

　　長期以來，人們以為尼采說的「上帝死了」只不過是——主要是——歐洲基督宗教和倫理的失勢和淪喪，是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崩潰。這當然是真的，而且已經在20世紀的歐洲-西方的生活世界中充分表現出來了。但是，僅僅停留於此顯然是不夠的。首先是因為，尼採的「上帝死了」不只是針對基督教和神學來說的，而且也是針對哲學（存在學／本體論）來說的。後期尼采自稱為「積極的虛無主義者」，並且說虛無主義者有雙重否定：「對於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斷定它不應當存在；對於如其應當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斷定它並不實存」。尼采此說可以好好琢磨。直言之，尼采此說意在全盤否定歐洲傳統形而上學，前半句否定哲學（存在學／本體論）的本質世界，後半句否定宗教（基督教神學）的理想世界。一句話，「兩希傳統」全被否定了，於是有「虛無主義」。

　　然而我認為，更為要緊的事情是要認識到，傳統哲學和宗教——尼采一概稱之為「柏拉圖主義」——乃是自然人類的精神狀態的主要構成方式和表達方式。尼采肯定看到了——預感到了——這一點。通過哲學和宗教，有了哲學和宗教，傳統的「自然人類」變成了「理論人」和「宗教人」。在早期的《悲劇的誕生》（1872年）中，尼采就已經告訴我們：哲學產生之日起，特別是蘇格拉底這個「醜八怪」出現之後，偉大的悲劇藝術猝然死去，「理論文化」成了歐洲的主流文化，歐洲人就成「理論人」了。尼采進而批判基督教文化，認為耶穌把當時已經存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系統化了，從而生成了基督教的教義和教條，歐洲人終於也成了「宗教人」。

　　無論「理論人」還是「宗教人」，在尼采看來都是以「超感性世界」（「另一個世界」）為追求目標的「頹廢人」，都是去自然化（去身體化）的病弱者。全面清算「理論人」和「宗教人」，可以說是尼采畢生思想的基本任務，尤其是後期尼采所謂的「權力意志」概念和忠實於大地的「超人」理想，傳達了他要挽救「感性世界」和提振自然人類生命力的隱含意旨。尼采生得太早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說自己的讀者在100年後——不過在這一點上，他顯然低估了自己的思想力量。

　　現在我們看到，以「上帝死了」的預言，尼采英明地預見了自然人類文明的終結，即傳統哲學-宗教-藝術的終結。誠然，尼采身處大機器工業生產時代，未能預料到現代技術加速進展和現代技術統治地位的快速確立。

二、核彈爆炸：技術統治時代的到來

　　尼采死後，歐洲哲學和科學開始強勁反彈，1900年產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胡塞爾的現象學，正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之後約30年間，有一批哲學家追隨胡塞爾的現象學，形成了一股「存在學／本體論」（Ontologie）復興運動，他們紛紛標榜自己的哲學是「存在學／本體論」，一時堪稱奇觀。他們的意圖在於重振歐洲知識理想，或者為歐洲的知識理想奠定一個新的基礎。然而，相繼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卻殘忍地粉碎了歐洲知識人的最後夢想，這一場主要以「現象學」為標識的最後的哲學盛宴終於破滅，而這同時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破滅。

　　海德格爾參與和經歷了上述歷史變故，他的《存在與時間》（1927年）就是所謂「存在學／本體論」復興運動的頂峯之作。進入20世紀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槍炮聲中，海德格爾跟上了尼採的節奏，開始從整體上徹底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終於悟及存在歷史之「天命」乃是現代技術。命已定，不可抗。把形而上學批判坐實於技術批判，這是海德格爾超出尼採的地方，而這一步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哲學論稿》中完成的，同時也形成了他對自己的前期哲學的自我批判和修正。

　　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被認為是最深也最難的，說最深，是因為他把現代技術問題形而上學化了，更準確地說是「存在歷史」化了；說最難，主要是因為他所做的關於現代技術之本質的規定，即他講的「集置」（Ge-stell），被說成20世紀最難懂的哲學詞語。其實我認為，我們大可不必把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弄得過於複雜了。在大的格局上看，海德格爾無非是想說，現代技術-工業-資本（商業）體系起源於現代（近代）科學，而現代（近代）科學脫胎於古希臘哲學和科學（形式科學）。他這個想法有無道理呢？當然有，今天佔領和席捲全球的技術網路和大數據，不就是以一門形式科學為基礎的嗎？難道今天這個演算法時代不是脫胎於古希臘的形式科學嗎？若然，今天全球人類就都處於希臘哲學和科學的規定中，現時代就是希臘的。

　　誠然，海德格爾試圖把現代技術（Technik）與古希臘的「技術」（techne）區分開來，但這種區分與我們上面的判斷並不衝突。作為「精通」的「techne」（技、藝）依然具有手工性，體現著希臘人與自然（physis）的「模仿」（mimesis）關係。現代技術則是以現代主體性形而上學為基礎的，而且實現了形式性與實驗性的神奇結合——「普遍數理」的形式科學是如何可能被實驗化，或者說被轉化為實驗科學的？這似乎還是一個未解的課題。最關鍵的一點在於，現代技術把主體性形而上學的主-客對象性關係展開為一種人與自然的暴力關係，技術成為人類控制自然、最後又返回來控制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海德格爾就做了一個預言：人類馬上要開始通過技術加工自己了，而當時生物技術（基因工程）尚未真正起步。

　　如前所述，海德格爾用「集置」來規定現代技術的本質。我這裡提供了一個完全字面的漢語翻譯，即「集置」，因為面對這個充滿歧義的外來哲學詞語，只有這樣的字面翻譯是最安全的。前綴「Ge-」就是「集」，而詞根「stell」就是「置」。現代技術就是以多樣的方式「置」事物，比如「表置」或者「置象」（vorstellen，通譯為「表象」），「置造」（herstellen），「訂置」（bestellen），「偽置」（verstellen）等等，所有這些「置」的方式集合起來，就是「集置」。

　　海德格爾的「集置」也表明了技術統治地位的確立，但所謂「技術統治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才為人們所認知。1945年8月6日早上，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世界歷史上的第一顆原子彈，相當於兩萬噸TNT能量的核彈在600米上空爆炸，6000多度的高溫把一切化為灰燼，在短短几秒鐘內成千上萬人雙目失明，近20萬人喪生。以前冷兵器時代的自然人類哪裡能想像這樣一種極端的大規模殺傷力！廣島原子彈爆炸震驚了全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此宣告結束。幾年以後，海德格爾的弟子、阿倫特的夫君安德爾斯終於回過神來，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到來：「1945年8月6日人類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從這一天起人類具有了徹底滅絕自己的能力」。這個新時代，安德爾斯把它稱為「絕對虛無主義」的時代，並且認為原子彈標誌著世界、人類和時間的終結。

　　哲學家安德爾斯從此不再哲學，就像奧斯維辛之後不可寫詩。

　　廣島原子彈爆炸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宣告了技術統治時代的到來，一個由現代技術決定的所謂「絕對虛無主義」時代的到來。以我的說法，技術統治已經壓倒了政治統治。政治統治是自然人類約2500年「文明社會」的基本統治方式，它通過商談來實現，無論是古代專制制度，還是現代民主制度，雖然程度不等，但都是通過商談來完成的政治統治和治理方式。政治統治的核心的組織力量是哲學和宗教——哲學通過本質主義（普遍主義）方式為集體組織提供論證和辯護，而宗教通過信仰主義方式為個體心性提供慰藉和救贖。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即傳統哲學和宗教衰落時，他已經預見了傳統「政治統治」時代的終結。

　　海德格爾也算先知，他看到了戰爭和政治只是表層，而作為「集置」的現代技術纔是根本。而一旦確認現代技術的統治地位，無論思想立場還是生活姿態，都得有一個根本性的轉換。

三、類人文明：人類身-心的非自然化或技術化

　　「類人」是我對未來新人類的規定和預期。我所謂的「類人」並非費爾巴哈為了強調人的類本質而提出來的「類人」。我指的是今天已經開始、未來將加速實現的非自然化或技術化的「人」。「類人」根本上就是「技術人」。從人類到「類人」，從自然人類文明到「類人文明」，是技術統治時代里正在發生的過渡或反轉。其實，這種過渡或反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因為今天的人類已經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自然人類」了。比如，由技術工業製造出來的化工產品和藥物所導致的環境激素，已經在整體上改變了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動物的體液環境和體液構成，特別是使雄性動物的自然繁殖能力大幅度下降。就此而言，碳基生命的根基已經受到了動搖。

　　向「類人文明」的過渡就是自然人類身體與精神兩個方面的非自然化或技術化。在身體方面，主要通過環境激素和基因工程，自然人類的體質正在被加速技術化。如前所述，環境激素正在摧毀人類的自然生命，自然人類賴以繁衍的地球生物鏈面臨斷裂和破碎；而基因工程正朝著在技術上克服衰老和死亡、不斷延長人類生命的方向前進。這就造成了一種相互衝突的局面：環境激素將導致自然人類生命的衰弱和速朽，無人能逃避，只有程度（速度）上的差異；而基因工程似乎正在幫助人類實現「永恆」和「永生」美夢——這不正是傳統哲學和宗教的一貫夢想嗎？其實在我看來，這是人類身體被技術化的同一過程的雙重表現：一是人類生命被技術所閹割，日益失去自然繁衍的能力，二是人類通過技術而獲得永生。在閹割中永生，這是何種糾纏？

　　與人類身體的技術化相比較，人類精神／心智的技術化更顯赫，因此也是更讓人恐慌的，那就是近幾年來被廣泛和熱烈討論的智能技術（機器人技術）的飛速發展。智能技術的核心是演算法，因此人類精神的技術化實際上就是計算化和演算法化。當前人工智慧技術還在初級階段（所謂「弱人工智慧階段」），但相關的爭論、預言和猜測已經鋪天蓋地了。我認為，關鍵問題只在於未來的人-機關係，即人機終將和諧共生（人機合體）還是人類終將被機器人所掌控和支配，甚至人類終將喪命於機器人。有人把智能技術稱為人類「最後的發明」；有人預言人類將在百年之內被人類的產品——機器人——所消滅；但也有少數樂觀者，認為人-機最後會構成一個新系統，未來人工智慧不會試圖奴役人類，相反，「人工智慧、機器人、過濾技術、追蹤技術以及其他技術將會融合在一起，並且和人類結合，形成一種複雜的依存關係。在這個層級中，許多現象發生的等級將高於現存的生命以及我們的感知水平，而這就是『奇點』出現的標誌。」這就是凱文·凱利提出的所謂「軟奇點」。在他看來，我們創造的東西將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同時我們也離不開自己的發明。

　　我個人傾向於凱利的「軟奇點」之說。這大概是目前我能看到的最積極和最善意的未來預言了。我所謂的「類人」本來就是未來的技術化的新人類，是「技術人」或「智能人」，也可以說是人-機達到某種平衡的新人類型。在思想立場上，我會靠近於尼采，主張一種「積極的虛無主義」，因為「虛無主義」命題不只是對人生無意義狀態的判定，更是把人生無意義狀態與自然人類文明的終結，以及一種新文明類型（我所謂的「類人文明」）的開啟聯繫在一起，這時候，一味傷逝和哀嘆只可能具有自殘意義。

　　而「類人文明」的形成，將依賴於在不遠的將來，人類被普遍技術化過程中人文政治共商機制與技術資本體系之間開展的積極而艱難的博弈。

四、未來哲學的使命：如何提振全球共商機制？

　　今日人類面臨現代技術的風險要素，我曾經把它們概括為四項：核能核武、環境激素、基因工程和智能技術，可簡稱為「核能-激素-基因-智能」。所謂「風險」，當然是對自然人類的自然存在而言的。回頭來看，這四大「風險」其實是由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數學四門基礎科學造成的效應和後果。由物理學帶來的核武核能，是技術統治地位的最直接、最赤裸裸的宣示。主要由化學工業和製藥技術產品造成了人類體液環境全面惡化，最早也最隱蔽地開始改造——敗壞——碳基人類生命。生物學在最近幾十年裏突飛猛進，特別是基因技術的進展，人類已經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控制、編輯和加工人類自身的過程中了。最後是以數學以及相關學科為基礎的智能技術，在我看來，其本質就是人類精神和心靈的技術化或者說計算化（演算法化）。

　　從效應上看，上述四大「風險」彷彿構成相互對立、逆反的兩組：核能核武與智能技術為一組，而環境激素與基因工程為一組。核能核武和環境激素對於自然人類具有致命的殺傷力，而智能技術和基因工程（生物技術）似乎是為抵抗前者而生的。這種搭配可謂技術的一大陷阱，它使得簡單的樂觀派（科學樂觀主義者）與悲觀派（反科學主義者）姿態都喪失效力。智慧和狡滑如海德格爾者，就只好主張對技術世界持既「是」又「不」的態度。

　　既「是」又「不」是正在到來的「類人生命」和「類人文明」的基本特徵。「類人生命」不再以自然人類的和諧理想為目標，而是展現為受制於技術統治的生命衝突和生命流變，即生命的技術化與技術化的生命。在人類向「類人」的過渡和轉向中，世間一切都動蕩起來了，「類人文明」成為一種動詞／動態文明，正如前蘇格拉底的早期文明一樣。「我們正在從一個靜態的名詞世界前往一個流動的動詞世界」。變局如此突兀，我們對此還缺乏準備，還來不及準備。基辛格最近說，這時候光有科技是不行了，需要哲學介入。

　　那麼哲學如何介入？未來哲學何為？哲學的當務之急是什麼？我想首先需要的是一種生命哲學，是關於類人新生命的規劃。如上所述，人類已進入由技術所規定和推動的去自然化（非自然化）和技術化（計算化）的進程中了，而且正在不斷加速推進。在人類向「類人」的反轉中，生命問題突現為第一位的問題，生命的本質需要重新定義，生命形態和結構需要重新規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需要重新確認。如果通過基因技術，人類／類人壽命（存活期）被大幅度地延長，則生、死、時間、代際、家庭、婚姻、生育、生產、勞動、人際、時間等等關乎生命的問題和現象，就都需要我們重新考量了。毫無疑問，關於「類人生命」的哲學將是另一種生命哲學，有別於關於自然人類的生命思考。尼采所謂「重估一切價值」的要求看來也是指向未來的。

　　未來哲學將面臨個體自由問題的全新處境。技術世界是一個同質化、同一化的世界，在未來甚至越來越成為一個形式化、計算化的世界。在技術支配下，個體將被極端普遍化，成為虛擬空間中一個無所不在的先驗形式因子；而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種普遍主義的同一化進程將消滅個體性，使個體淹沒於虛無，個體若有若無。德國當代藝術家安瑟姆·基弗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即未來越來越推進的數碼化，一個全面監控系統對於人類虛無化的作用。基弗斷言：「要是沒有一種外部影響，要是沒有一種災難，則人類一直為之奮鬥的自由，將漸漸地被這種監控所消除。」如何保衛個體性和個體自由，將成為未來哲學的一道難題。19世紀後期以來發展起來的實存哲學／存在主義哲學，以及隨後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當代藝術，它們在根本動機上是一體的，都是對傳統本質主義（普遍主義）的同一性制度模式的抵抗和對個體實存意義和自由權利的主張，它們將在未來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在類人文明中，技術將成為最大的政治。未來哲學首要的和根本的課題恐怕在於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機制，以節制技術的加速進展，平衡技術的全面統治。前述的類人生命的哲學思考以及關於個體的實存哲學-藝術哲學的思考，都要服從於這一根本課題，旨在形成一種適合於未來類人社會的「大政治」（全球類人政治）。其實在當代哲學的語境裏，哈貝馬斯已經開啟了這方面的思索，主張以交往理性平衡工具理性，試圖回答如何採取措施來控制技術進步和社會生活世界之間自然形成的關係問題。哈貝馬斯的方案聽起來是不免軟弱的：通過有效的自由對話和商談，形成關於技術發展方向和進度的共識。但在未來類人文明的生成中，全球政治共商機制仍舊具有開端性的意義。

　　最後讓我們再次回到尼采。1888年12月，尼采寫下了一則題為《大政治》（或譯《偉大的政治》）的筆記。在這則筆記的後半部分，尼采提出三個定律，其中的「第一定律」如下：「大政治想把生理學變成所有其他問題的主宰；它想創造一種權力，強大得足以把人類培育為整體和更高級者，以毫不留情的冷酷面對生命的蛻化者和寄生蟲，——面對腐敗、毒化、誹謗、毀滅的東西……而且在生命的毀滅中看到一種更高心靈種類的標誌。」尼采此時已瀕臨瘋癲，心思極其緊張而脆弱，但我們今天不得不承認，尼采實在太天才了，實在太強大也太傷感了。

　　或問：什麼是尼採的「大政治」？尼採的「大政治」是一種「生理學」，就是一種「生命政治」或「生命哲學」！估計尼采自己也怕人不明白，緊接著又在「第二定律」中予以重申：「第二定律：創造一種對生命的袒護，強大到足以勝任大政治：這種大政治使生理學變成所有其他問題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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