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說要回茂縣的時候,我們正在山體滑坡現場守夜。

颱風“鮎魚”剛剛散盡,空氣悶熱潮溼,摻雜着一絲腐敗的味道。

中隊在9月28號接到增援命令,二期士官彭超帶領我們三個二年兵隨“戰保大隊“馳援蘇村。由於人手緊缺,抵達北界鎮集結點後,我們四人便被編入攻堅組,當天晚上就進入了現場。

彼時雨水未盡,主路被堰塞湖漫出的水流淹沒,我們只能從北側竹林進入,然後在滑坡最外圍的大樹下集結。那裏距山體不足百米,巨大的斷層一下壓到我們眼前。

時至今日,滑坡在山體留下的傷痕仍然會出現在我的夢裏,每當我想起,它就成爲了立在我面前的土黃色高牆,猶如天塹。

在廢墟上搜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腳下去,泥水灌進靴子,提腳時粘稠的泥漿又幾乎要將靴子黏走。頭燈照亮的範圍有限,我們只能這樣深一腳淺一腳的把每寸土都踩一遍。

思琪發現第一具屍體的時間是晚上九點。

那個中年男人側臥在離大樹不遠的草叢裏,左腿缺失,腹腔被外力扯開,內臟散落在四周。

彭超戴上橡膠手套,蹲下去試圖把腸子塞回身體。我們仨別過頭去沒敢看,但隨着一陣咯吱咯吱的聲響,思琪還是沒忍住吐了出來。

雨慢慢停下來,其餘批次的增援力量逐漸趕到。晚上十二點,上級命令我們原地休整兩小時。

俊濤覺得不妥:“兩小時,可以再救個人。”

彭超把頭燈熄滅,就着大樹根把新的斂屍袋鋪開,躺上去望着天說道:“救個球,你看看這個現場,都死咯,沒得活人。”

俊濤想再說些什麼,超哥舉起手示意他閉嘴:“全部就地休整,拿斂屍袋墊着睡覺,彆着涼,指不定得幹幾天。”

我們最終沒有用斂屍袋,裹上搶險救援服就地躺下。

俊濤壓低聲罵了句“狗日的兵油子”。彭超08年高中畢業,比我和俊濤大了近十歲,是我們的班長,因爲行事保守、經驗老道,俊濤總愛這麼叫他。

蘇村山體滑坡現場

作者供圖

那天,交通全部癱瘓,殯儀館的車上不來,那位腸子漏出來的男人運不出去,只好躺在我們邊上的斂屍袋裏。這是我第一次和屍體過夜。

俊濤輕聲問我:“誒,你說人死了有沒有靈魂。”我沒有回答,他自顧自說道:“還是有好,不然就什麼都沒了。”

我對着天仰躺,幾滴細雨落在我的臉上。我閉上眼睛,邊上的竹林又隨着風發出簌簌的聲響。

我很累,但還是忍不住胡思亂想:如今躺在這泥裏的人,他們或許正準備喫晚飯,筷子已經擺好,鍋裏的菜還沒熟;或許正爲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爭執吵鬧。然後一切戛然而止。所有的親人和仇人,在五點鐘災難發生的那一刻,同時死去。

半夜,迷迷糊糊間,我聽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這讓我突然想起身邊躺着的死人,一個激靈嚇出半身冷汗。坐起來一回頭,才發現是思琪。他帶着哭腔,說他睡不着,想回中隊。

我理解他的心情,思琪是98年的,前些日子纔剛滿十八歲。我讓他枕在我的手臂上,把他圈在懷裏,思琪才漸漸安靜下來。四周,武警、火箭軍士兵的燈光交織在升騰的霧氣裏,想要把黑夜照亮。

出發前,排長特意囑咐我看好思琪,每個人在死亡面前都是無力的,思琪生性膽小,如果中隊人手夠,也不會讓他來。

天氣一熱,屍臭浮起來,蒸得人難受。我們都希望自己不要被輪換下去,因爲下去後再上來,就要重新適應這種腐敗的味道。

第三天時,武警交通部隊的挖掘機代替了大部分工作,在土層上挖出一個個大坑。彭超說這是沒有辦法了,百萬方的土,靠手得挖到明年。

我們守在挖掘機邊上,盯着一勺勺土,看見像人的,就喊一聲停,然後滑進坑裏拼湊撿拾。

從土裏挖掘出來的,大部分都是斷肢,有些可能是頭天晚上屍體的一部分,這些要靠警察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來拼湊。

俊濤告訴我,他現在擡着那些殘肢就像擡着一塊肉,看不出人的形狀,也根本想不出來這人活着的樣子。我沒告訴他,我也是這樣。

晚上,我們在大樹下守夜。這裏是進入滑坡核心區的最後集結點,向西望,是一片堰塞湖,洪水被房屋廢墟堆成的堤壩阻擋。白天,陸軍的兄弟划着衝鋒舟在上面轉了一圈,尋找可以爆破泄洪的點。

我們今晚就要守在這裏,防止不明就裏的羣衆進來發生意外。

泥石流肆虐後滿目瘡痍

作者供圖

夜裏兩點多,水汽蒸騰,宛若靈魂飄蕩,一束光線忽然穿過霧氣打在我們臉上,又很快閃過去。

彭超衝着黑暗中的光點吼了一聲:“哪個?”沒有人回答,只聽到鞋子踩在泥地裏發出的黏膩聲響。

彭超拿起身邊的丁字鎬,示意我們跟上。思琪沒有過來,這幾天他都有些怪,老一個人發呆。我們沒空管他,壓低身體朝晃動的光點靠近。

朦朧的霧氣中,一個男人的輪廓逐漸出現。彭超喊道:“這裏不讓進,請你離開。”他沒有理會,繞過一根斷裂的椽子,彎腰從地上撿起一隻玩偶。

“我囡噶(女兒)?”他站在那裏看着手中沾滿泥的布偶,又擡眼看了看四周,“你們要幫我尋着她啊。”說完他就走了。

俊濤沒回應這位倖存父親的請求,他只是把工兵鏟丟在地上,半天沒憋出一句話。

我們回到樹下,把自己隱藏在黑暗裏,彭超忽然開口道:“八年咯,老子有八年沒回過茂縣,那是我的家。當初我跟爹媽吵了一架,才跑出來闖,結果08年地震,沒等我回去,家都沒咯。“

“我刨了一下午,手都刨個稀爛,我媽就在那個裏頭,我知道,但是沒得辦法。以前我不回去,騙自己什麼都沒發生,但是我是四川人噻,喫不慣這裏的菜,今年,我要回去咯,我要開個店,再談個女朋友。”

“麼得別個意思,也不是真的喫不慣,就是想跟你們講講話。天那麼黑,你們又不說話,平時倒屁話多得一批噻,現在又無聊得很。”彭超說完這句,不再言語,沉默重新將我們每個人包裹住。

我在十八歲時,沒想過人是會死的。

我和我的那些戰友待在一起,談論性,談論愛情。死亡對於我們來說是個遙遠的話題。

那時候,我覺得我壯得像頭牛。五公里能跑十七分鐘,負重八十斤上十樓,一上午能幹四趟。

中隊籃球場上有一行字:赴湯蹈火爲人民,恪盡職守保平安。

我每餐喫完三碗飯,打着飽嗝經過,一股濃烈的英雄主義就湧上來。我甚至幻想某一天,從火場救出來的某個姑娘會愛上我,像所有電影裏演的那樣。

俊濤把我的遠大志向稱爲“飽暖思淫慾”,這已經是俊濤能想到最有文化的詞語。

入伍前,俊濤是個小工,四處遊走,拿着塊明碼標價的牌子謀生。有活的時候,一天一百五打底,沒活的時候,一個禮拜揭不開鍋的情況也不少。

入伍之後,他總覺得自己能成爲兵王,至少得幹到六期士官。他不願再回去打小工,和泥漿磚瓦混跡,在這裏他能夠看到希望。

俊濤說起這些時,我們正躲在四樓天台抽菸,那是個好地方,能看見雲在天的盡頭肆意翻滾。

思琪一般不參與我們的吹牛逼活動,他總是安靜地坐在一旁,就像每次訓練,他也總是安靜地在一邊瞎混。

思琪比我們都要小,入伍的時候只有十七歲。初中畢業以後,他在外頭混了兩年,被他老子逼着來了部隊。我們懷着各種理由到了這裏,唯一相同的是,除了怕老兵,我們什麼都不怕。

有天晚上加練完,我看着自己充血的肌肉,不自覺大吼一聲:“老子他媽能在火場三進三出。”

班長超哥過來就給我一腳:“到時候真見到火見着死人別嚇尿。”俊濤在邊上偷笑,彭超瞥了他一眼,他立馬恢復嚴肅的表情:“他不行,我行!”

2016年年初,我們這批新兵參與執勤的第36天,一個19歲的女孩子從十七樓一躍而下。彭超那時攀在十八樓的外牆上,準備點降將女孩子踹回來。

我們在一旁嘗試和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俊濤後來回憶總說那個女孩子很好看,穿着裙子坐在窗口上,朦朦朧朧的,他想和她說話,然後把她救下來。

俊濤問她幾歲,問她有沒有特別想去的地方,她沒回答,回過頭來看了我們一眼,說謝謝你們。然後窗口的陰影消失了,灼烈的光線一下子充滿整個房間,扎得我睜不開眼睛。

俊濤衝到窗口,半個身子撲在外面想要抓住什麼。一個老兵大吼一聲,衝過去抓住俊濤的腰帶把他拽回了房間。

現在我幾乎已經忘了那種感受,只記得那天我們拼命地跑下樓,看到女孩腦袋下滲出的血混進塵埃裏,我才意識到她死了,不會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說,我沒事。

俊濤蹲下來把女孩的裙子蓋回去,起來時身子一晃癱在地上,罵了句“操“。

剛下隊那會兒,彭超問我能不能適應部隊的生活,我說有什麼難的,不就是訓練救火。後來我才明白,他說的適應,是對死亡的適應。

我曾試圖將這些東西埋進心底,用某種麻木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的消逝。但當我站在車禍中扭曲的人體前面,或者下河撈一個十四歲孩子屍體的時候,我沒法不爲易逝的生命感到無力。

有一天,俊濤問我,二年兵退伍給多少錢。我問他怎麼了,他沒回答,盯着手指好一會兒纔開口:“想走了,就是不舒服,待着不舒服。眼看着好好的人,忽然就沒了,我們能做什麼呢,什麼都做不了。”

中隊天台有個馬紮,從蘇村回來後,我常常跑到那裏坐半個小時。有時會遇到俊濤,他看見我上來,就起身離開,留下一地的菸頭。如果我來得早,他見着我說一聲:“我來收衣服。”扭頭就往晾衣場走。

指導員找我們談心,我說挺好,都習慣了。俊濤也沒在他那兒待太久。出來時我問他,指導員說啥了。他摸了摸鼻子說,他讓我把思琪叫過去。

我們似乎都在逃避談論某些事情,彷彿不談,他們就像沒有發生一樣,我們還是能夠穿過黑暗,把每一個生命救下來。

思琪在隊部待了有半個小時,他出來時,我和俊濤對視一眼,選擇沉默。這些天,思琪瘦脫了像,肉幾乎成了他的夢魘,一見到就開始乾嘔,以至於每次都只喫很少的飯。

他走過我倆,又折回來,沒頭沒腦地問了句:“你們晚上夢多嗎?”

我和俊濤還沒反應過來,他又說:“我老聞到那股味道,指導員說我得去看看醫生。”

“別瞎想,說不定是你屁股沒擦乾淨。”俊濤試圖開個玩笑,但那並不好笑。

“不是那種味道。”思琪一邊說一邊搖搖頭,轉身離開了。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牀上輾轉,俊濤側過身說:“要是我們能再快點,說不定…...唉,不說了。”

他一巴掌扇在自己腦門上,轉過去不再說話。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想來想去,也沒想明白哪裏慢了。

復建後的蘇村,大樹是我們休整之處

作者供圖

2016年年末,彭超退伍。臨行前的晚上,我們四個躲在天台瞎聊,彭超喝了很多酒,絮絮叨叨說個沒完,繞來繞去一個意思:他八年沒回過茂縣,而明天他就要坐上飛往雙流機場的航班,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

彭超喝完第八罐啤酒,忽然安靜下來。夜晚北風颳得猛烈,我們以爲彭超醉倒了,起身準備把他擡回宿舍。

我們揹着他,黑暗中他忽然開口:“八年,我不再想咯,我終於認命咯。你們是我的兵,我希望你們不要像我這樣陷在裏頭。人死了就是死了,你得認。”

彭超退伍的第二天,我們處置了一起民房火災。火是從一樓堆放預製板的倉庫開始燒起,最後蔓延到二樓臥室,將一個孩子團團圍住。

中隊到達現場時,木質結構的老房子已經搖搖欲墜。夜幕降臨,火在黑暗中呼嘯,竄起來又被水槍壓下去。情況緊急,隊長的命令時至今日也異常清晰:內攻,救人。

我們都知道這種情況進去凶多吉少,但沒有辦法,我和俊濤是三車一二號員,更是無法推卸責任。人們常說,消防員不該一命換一命,但身穿戎裝,只想能救一個是一個。

何況,誰又會想到,自己那麼年輕健壯,卻可能真的會出不來。於是,當俊濤被倒塌的樑柱砸中的時候,有那麼一瞬間,他大概是不解的。

俊濤住院的那段時間,起火的人家來中隊鬧,說我們救援不力,又說我們出警慢。他們在中隊門口呼天搶地,試圖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我們,而我們只能沉默。

隊長說:“事實就擺在那裏,我們沒做錯什麼,但他們死了孩子。”

我去醫院看俊濤,他的右腿被石膏固定着吊起來。我調侃他命大,要是再往上砸點,就嗝屁了。他衝我笑笑,轉而問我孩子呢,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那天,俊濤抱着孩子從一樓過道往外走,樑柱砸下來時,他一把將小孩護在身下,大概以爲能換孩子一命。

“呼吸道和肺都灼傷了,沒法救。”我想了想,又說,“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俊濤擺擺手示意我不要再講,他把頭側過去埋進枕頭裏,過了好一會兒,輕聲說道:“老子拼了命了,拼了命了。”

2017年9月我離開中隊到學校讀書,半個月後,俊濤退伍。

我沒能親自去送他離開。電話裏,俊濤哭出了聲。

他因爲大腿的骨折無法繼續留在一線崗位,指導員本來想留他在中隊當給養員,每天買買菜,至少不用在短時間內考慮生計問題。但俊濤沒有答應,他告訴指導員他還是想出去闖闖。

俊濤終究沒有成爲兵王。離開消防隊以後,曾經的小工俊濤成了外賣小哥,雖然累了些,但所幸薪資不低,生命也有了保障,生活也還算有盼頭。

思琪留了士官,繼續當他的頭車號員。這出乎我的意料,但沒問他怎麼想着要留下來。

我也逐漸開始融入新的集體。我的那些同學,最小的十八歲,最大的也不超過25歲,他們被分配到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總隊,再分到每個總隊的各個中隊,繼續奉獻生命和青春。

這幫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些在新疆的最西邊,每次救火都要帶着95步槍;有些來自舟山羣島,隊裏的船比車多,我們經常在一起分享這些趣事,但每當談起救災的經歷時,話題總會在某一刻戛然而止,那些不願說起的事情立刻會被另外的事情代替。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和我一樣,但大家似乎都把一些事情埋在內心最深的地方。我後來漸漸想明白,我們這個職業,註定是要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種無力,也只能在深夜裏獨自咀嚼。

作者了了,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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