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看，2018年，工行離任三位副行長；農行原行長趙歡離任，兩位副行長相繼離任；中國銀行四位副行長離任；交行年中也有兩位副行長離任。變動最大的郵儲銀行，董事長和行長均在2018年8月離任，目前尚未有新的人事任命。

工行原有的三位副行長爲張紅力、王敬東、李雲澤，三位高管先後在2018年7月、9月、9月離任，年內在工行所獲的薪酬分別爲30.73萬元、41.10萬元和46.28萬元。

年初升任證監會主席的工行原董事長易會滿，2018年所獲薪酬爲67.29萬元，與目前工行行長谷澍一致。工行目前在任的兩位副行長鬍浩、譚炯2018年所獲報酬爲61.83萬元。

易會滿在任期間，工行淨利長期保持增長態勢，2018年，增長速度達到3.9%。作爲全球最賺錢企業，易會滿擔任行長以及董事長的6年時間內，工商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1.68萬億。

農行、建行、中行、交行董事長的薪酬均在69-73萬元之間，從副行長情況來看，交行副行長郭莽成爲過去一年中薪酬最高的國有銀行副行長：全年薪資達到92.30萬元。另外5大行的副行長薪資多在65萬元左右。

職位高的人工資並不一定比職位低的人工資高。從年報情況來看，部分國有行的行長年薪還不如副行長：中行行長劉連舸，年薪23.22萬元，還沒有到達自己行的平均線；原中行副行長，現交行行長任德奇，一年在兩行的薪資加總爲69萬元，未超過交行副行長郭莽的92萬元年薪。

如果行長們可以自主根據薪資選擇公司，那麼股份制銀行顯然比國有行要好的多：各銀行2018年年報顯示，浙商銀行行長徐仁豔年薪555.16萬元；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年薪468.99萬元，平安和民生兩行行長鬍躍飛、鄭萬春的年薪分別爲457.19萬元和411.03萬元。

部分銀行還在年報中指出，根據商業銀行薪酬監管指引，高管人員的部分績效薪酬將延期支付，這意味着，部分銀行高管的年薪高於年報中披露的數字。如平安銀行2017年年報披露平安銀行董事長謝永林的年薪爲466.97萬元，在2018年7月又發佈補充公告，披露2017年稅前薪酬其餘部分，達400.71萬元，兩項合計超800萬元。

儘管浙商銀行行長徐仁豔在年報中披露的薪酬超500萬元，成爲暫時性的“第一”，但其採取的披露方式爲一次性披露全部薪酬，包含了多年的遞延薪酬，最終薪酬在大型銀行中排名中游。

此外，任意一位在股份行內領取薪酬的行長年薪都超過了100萬元，遠高於國有行的薪酬。如招商銀行的四位副行長，薪酬全部在340萬元以上，民生銀行5位副行長中，4位副行長薪酬超過300萬元。

據悉，國有大行高管薪資遠低於股份制銀行的原因是幾年前發佈的“限薪令”，該規定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國有銀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的薪酬，按照國家關於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執行，據報道，限薪令執行後，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調降至人民幣60萬元左右。

彼時，由於限薪令的執行，又正值民營銀行如微衆、華瑞等大量成立，國有大行曾經掀起一股“離職潮”，中行、建行、交行甚至央行等都出現了高管離職的情況。

德勤中國幾日前在博鰲論壇上發佈的《中國六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實踐研究報告（2019）》顯示，受限薪令影響，2015年之後，六大商業銀行執行董事的薪酬從110萬元平均水平，下降到了約58萬元。2017年年報顯示，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執行董事薪酬是六大商業銀行執行董事薪酬的9倍多。六大商業銀行董事長、行長的薪酬爲60-70萬元，高管平均薪酬爲 60.8萬元。

根據德勤中國調查，對於“限薪令”的接受度，老一代銀行家最高，中年一代接受程度較低；而青年一代尚未進入中管幹部序列，但對未來已開始擔憂，有時面臨被提拔的機會反而猶豫，甚至不願意被提拔進入高管層，有的乾脆直接跳槽到股份制商業銀行。儘管限薪範圍是中管幹部，但實施中，下屬職員也會受到高管薪酬天花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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