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的身後一直是毀譽參半,所以名氣沒有一直是正面形象的鄧世昌大。

丁汝昌的負面評價主要有兩點:

一是他是陸軍出身,不懂海軍,要對甲午海軍戰敗負責。

丁汝昌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指揮過內河炮船,有水戰經驗,因此1879年被任命為炮船督操,在海軍一直幹了16年,對海軍什麼樣,肯定比後世評價者精通,外行說內行不內行,豈不是天大笑話

這個評價純粹是以果為因了。同時期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也是陸軍出身,就因為甲午日本海軍戰勝而被稱為海軍名將。說起來樺山是1884年才從陸軍少將轉到海軍的;丁汝昌從1879年任輪船督操開始,在海軍搞了16年,時間可比樺山長多了。

甲午時期的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也是陸軍出身,一到海軍就是當海軍次官(海軍部副部長),不像丁汝昌是從基層幹部做起,並不了解海軍業務

而且丁汝昌在北洋海軍負責平時行政管理和戰時督陣,並不負責戰術指揮(實際指揮應為兩位總兵林泰增和劉步蟾,海戰時因丁汝昌坐鎮定遠艦,因此由劉步蟾指揮)。而北洋海軍的戰敗已經有很多著述分析,主要還是實力差距使然,與採取什麼陣型無關。而海戰中丁汝昌負傷後,堅持在炮火紛飛的甲板上鼓勵部下奮戰,就其職責來說已經表現得很好了。

二是他簽署了降書,讓北洋海軍殘餘軍艦落入日本手中。

實事求是的說,甲午中日兩軍實力差距較大,清軍防守一地從未有超過一日的。唯有北洋海軍在威海衛陸地已經失守,陷入日本海陸軍重圍的情況下,還能夠死守十餘日,已經是這場戰爭中唯一的亮色了。之所以能夠做到這地步,和丁汝昌平時關愛部下、戰時身先士卒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北洋海軍軍艦大多帶傷,速度又慢,海上突圍也是沒有希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陸軍能夠收復威海衛,不過按照清陸軍的戰鬥力來看,無異於天方夜譚

但當2月11日,陸軍已經撤退到萊州,打破包圍圈的希望完全斷絕時,局勢就不是丁汝昌能夠左右的了。他召集諸艦長商量突圍,無人贊成,下令將受傷無法出海的「鎮遠」自沉,也無人執行(海軍將士家眷都在劉公島上,大家害怕炸毀軍艦會讓日軍再來一次旅順大屠殺)。也就是說,丁汝昌這時候誰也指揮不了了。大家沒有公開嘩變只是怕事後被問罪,盼著丁汝昌來背這個黑鍋。

作為北洋海軍最高指揮官,丁汝昌和作為艦長的鄧世昌不是一個層次,其功勞也沒有可比性

而對丁汝昌來說,他兩個月前就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朝廷免職,全靠海軍上下求情才被革職留任。在指揮不動部下的情況下,他也只有死路一條了(當然也可以選擇躲到日本去,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就是這麼建議的,被丁汝昌斷然拒絕)。

至於投降書到底是丁汝昌死前所寫還是死後部下代寫,目前尚有爭議,不過黑鍋肯定是丁汝昌來背(區別在於前者是主動背黑鍋,後者是被動)。這位被政府和部下拋棄的人在死後沒有得到撫恤,直到1910年,才「以力戰捐軀,情節可憐」而恢復了生前官銜(死的時候沒有官銜,是一個待決罪犯)。


丁汝昌是鄧世昌的上級。丁是因李鴻章淮軍故舊被提拔重用的,但其管理才能不足以另北洋海軍眾將領俯首帖耳。或許這不是丁汝昌的個人問題,畢竟北洋海軍整個體制在晚清背景下就很爛,但丁汝昌作為直管將領確實要承擔部分責任。

鄧世昌是丁汝昌的下級,主管致遠艦。生命終於甲午海戰,關鍵時刻命令致遠撞擊日本吉野,由此成名。

總體來說,丁汝昌是官僚,鄧世昌是英雄。甲午海戰前,丁的重要性遠過於鄧,甲午海戰後,鄧的影響和意義遠勝於丁。最後補充一句,丁汝昌也不是孬種,沒有在民族危亡時刻當叛徒和逃犯,而是選擇自殺,或許是出於忠於清室,也或許是對以往行為的謝罪吧!


事實證明視死如歸為國捐軀的英雄人民是會記住他的。


宣傳什麼,往往是這個社會缺什麼,不管誰功勞大,近代中國最缺什麼,愛國,血性,一個從上到下都爛了的社會尤其需要一個傍樣,聰明人夠用了,所以鄧世昌,魯迅需要被懷念,宣傳


對時期、時代的貢獻意義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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