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元明兩朝的危素吸收了道教的思想，受到了哪些影響？

元代統治者對道教的重視只要表現在對道教各派的支持上，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南方的符篆、三宗和其他小派都在元入住主原後得道承認與支持，以致這些道派在元朝出現了南北對峙的局面，江西道教源遠流長，自古以來，江西的名山大川、風景勝地就是神仙和黃老道們活動的重要場所。較有影響力的道教派別有神永派、清徽派、淨明派、天心派，此外六朝時已形成的正一派（天師道）、靈寶派等舊符篆道派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江西地處吳頭楚尾，民風好巫，加之山明水秀，遠離北方政治中心，所以它是歷代士人仙隱避世的所在。

危素一生都處在道教的發展繁盛時期，統治者在政策上對道教的扶持爲道教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圍，危素出生於江西貴溪，如此近便的地域環境、也使得危素對道教思想的吸收有了天然土壤。再者，由於元朝科舉取士制度的衰落致使危素仕途坎坷，長時間寄興鄉野，元朝是以蒙古貴族爲主體力量建立的政權，蒙古貴族有自己的一套選拔和用人制度，元初使用了大量的由吏出身的官員，這些人精於日常的行政事務，敢於和善於監督百姓，搜刮聚斂，以滿足之初政治與軍事費用需要，符合當時統治集權對官吏的基本要求。元代在政治上，推行“四等人制”。

將全國的民族按被征服的先後劃分爲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並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地位及待遇等方面作了種種不平等規定，實行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政策。其科舉取士制度也毫無例外地也打上民族歧視的烙印。元朝因連年徵戰，尚武輕文，科舉一直遲遲未實行，雖然延祐二年恢復科舉制，但是因爲科舉考試已停廢多年，當時科舉考試已今非昔比，根本就沒有預期的社會影響。元代延祐二年科舉重開後的作用非常微薄，對士人的積極性打擊十分嚴重，直接影響道元代讀書人的走向。元代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全體官員中所佔比例是很低的，並且科舉考試在整個元代政治系統中的地位也不是很高。

危素出生在疏於名利的處士世家，受到了良好的薰陶；他一生勤於好學，先後師從淡泊守志的名士吳澄及“江東四先生”陳範、李存、祝蓄、又交遊於衆多對道家思想有深厚涵養的有道之士，奠定了危素對道家思想深刻認同的基礎，並在與他們不斷思想交流與碰撞中對道教思想生成新的認識。危素的祖父危龍友，字致堯，生逢亂世，元初避朝小江等監司提舉，後棄去遊諸名山，淡泊以終。高潔自處，性忠信耿直，不肯與世俗同流。先祖傳下的淡泊名利、恬然自守的隱逸之風在危素的骨子裏可謂是根深蒂固。除了家風的薰陶、危素的幾位老師的隱逸思想也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危素幼時師從元代著名理學大師吳澄，後師從陳範、李存、祝蓄，這四人當時都是博通經史的浙東名士。

草廬先生吳澄素有林泉之思，不喜仕進，常與道士隱士相唱和，如吳全節。吳全節是玄教掌教張留孫的弟子，後繼任玄教大宗師。危素爲吳澄弟子，常伴其左右，深受其教益。而危素從師最久的“江東四先生”之師陳範門下，後又師從李存、祝蓄二人，這三人都淡泊名利，從未仕進，隱居於山水之間，著書立說。其次，危素的同門同僚。在危素相交甚深的同門中，有同出於吳澄門下的範淳和虞集。危素的朝中好友有宋濂、鄒景孟等。危素對宋濂有知遇之恩，在元朝時，危素就舉薦過宋濂，後來宋濂入宮，兩人成了同僚。

而宋濂素有隱士之稱，曾自稱“玄真子”。宋濂與道士鄭源且有姻親關係，將自己的二女兒嫁給了鄭源之子鄭馬大。和危素交往密切的道士有吳全節、朱思本、張雨、方方壺、李九成等，其中吳全節、朱思本二人與危素的師友都交往特別密切。危素未弱冠之時曾就讀於貴溪盧氏之館，盧尊師建玉清道館，李九成是盧尊師的門下弟子，與危素常“徒嬉遊茂林修竹之間”。後危素進仕途，兩人常相唱和。與危素交往的道士還有玉笥山郭宗純、上清道的周尊師。危素在與他們的密切交往中必然受到很大的影響。危素還爲元明兩朝的諸多隱士、道院寫下了大量的傳紀、銘文。危素這一生與隱士、道士的交往甚爲密切，既有煉丹的道士又有仙隱遠遊的隱士。危素在至正元年出仕以後，不但沒有脫離與道教的界的聯繫，反而與各方面聯繫更廣更密。在至正二十七年，危素因爲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四年間，修身養性，過起了真正的隱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