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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格拉底審判和死亡的具體經過和直接原因,我摘錄斯通普夫《西方哲學史》的一段較為客觀、符合基本解讀的簡述:

當雅典在伯利克里統治下是一個穩定而強大的民主社會時,蘇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為一隻「牛虻」的使命而沒有招致嚴重的反對。 他不留情面地在人們無序的行為之下追尋穩定恆常的道德秩序。這一追尋要麼令人憤怒,要麼令人愉快,這也為他帶來從事於悖論的智者的名聲。更糟糕的是,人們認為他的思想太沒有拘束,對於那些雅典人認為不用置疑的敏感問題也進行追問。然而,在雅典經濟和軍事上還強大的時候,蘇格拉底還是可以隨其所好去進行追問而不受懲罰。但是,隨著雅典社會大勢走向危機和挫折,蘇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於受到追究了。

他在上層社會的年親人中發展辯證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對道德習俗、宗教和政治行為的刨根問底的技巧——已經引起了人們的疑慮。但直到雅典與斯巴達交戰期間,他的行為才終於被認為是具有明顯的、迫在眉睫的危險性的。

與這場戰爭有關的一系列事件終於導致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處死。其中之一是阿爾西比亞德斯的叛國行為,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阿爾西比亞德斯去了斯巴達並在對雅典的作戰中為斯巴達人提出了頗有價值的建議。這就難免讓許多雅典人認為蘇格拉底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對阿爾西比亞德斯的行為負責。

此外,蘇格拉底發現自己與五百人會議分歧嚴重,他是五百人會議其中的一個成員。8位軍事指揮官被指控在亞吉努薩群島附近的一次海戰中玩忽職守。雅典軍隊雖然最後贏得了這場戰爭,但是他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損失了25艘戰艦和4000名士兵。8位被捲入這場損失慘重的戰役的將領被要求受審判。但是五百人會議不是一個一個地確定每一位將軍的罪責,而是被命令一次性投票表決這8個人是否全體有罪。起先會議抵制這一動議,認為它違反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當檢舉人威脅說除了將軍們還要起訴會議成員時,只有蘇格拉底還堅持原來的意見,其他會議成員都屈服了。將軍們後來被認定有罪,其中已被監禁起來的6人被立刻執行了死刑。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406年,兩年後,隨著雅典的衰落,蘇格拉底再一次發現他面臨著強大的反對勢力。在斯巴達勝利者的壓力下,雅典成立了一個30人團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這個30人團很快就蛻變成哪個一個橫暴的寡頭統治集團,他們專斷地迫害以前擁護伯利克里民主秩序的人,為自己聚斂財富。僅僅過了一年,這個寡頭集團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頭集團里有一些人是蘇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亞斯和查米德斯。這使它又一次因誅連而獲罪,如同先前在阿爾西比亞德斯的案中他因為是叛徒的老師而被入獄一樣。這時候人們對蘇格拉底的憤怒已經發展到對他的不信任。

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控受審。根據記載,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對城邦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慣例:(2)更有甚者,腐蝕青年。」指控者要求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蘇格拉底聽到對他的指控後本來可以選擇自願流放。但是他依然留在雅典,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法庭的陪審團大約由500人組成柏拉圖的《申辯篇》記載了蘇格拉底為自己的辯護,這是對他理智能力的光輝證明。他有力地揭露了原告的動機和他們指控根據的不充分。他強調自己對雅典的畢生忠誠,他提到了他的軍旅生涯和在審判將領的事件中對法律程序的維護。他的辯護是強有力的論證的典範,完全建立在事實和講理的基礎上。當他被判有罪時,他還有機會提議給自己定什麼形。蘇格拉底不但堅信自己無罪,而且他堅信他這樣的生活和教到對雅典是有價值的,他提議雅典人應該讓他得到應得的獎賞。蘇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奧林匹克比賽中賽車、賽馬奪冠的人」作了比較,他說,「這樣的人只是讓你們表面上快樂,而我是讓你們真正地快樂。「 因此他說,他的獎賞應該是」由城邦出錢在名人院里奉養他「,這個禮遇是只有聲名顯赫的雅典人、將軍、奧林匹克冠軍和其他傑出人士才能榮享的。陪審團在他的傲慢面前顏面掃地,最後判處他死刑。

最後,他的朋友試圖提供機會讓他越獄逃跑,但是蘇格拉底堅決不從。正如他拒絕在陪審團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來打動他們一樣。蘇格拉底堅信逃跑就是違抗和損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將是在追求一個錯誤的目標。法律對他的審判和死刑並無責任;有責任的是那些誤入歧途的原告們,是阿尼圖斯和美勒托,是他們犯了錯誤。因此,他服從法庭對他的判決,以此證明他對法制的尊重。

柏拉圖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繪了蘇格拉底喝下毒藥後的最後時刻,蘇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說等要離抵達心臟,他就完了。他已經開始變冷……說出了最後的話,」克里托,我還欠阿斯克勒比俄斯(希臘神話中的醫神)一隻公雞,千萬別忘了替我還上「……這就是我們這位朋友的結局,我認為他是他時代中所有人中最優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看了這些,我認為作者想說的是:蘇格拉底作為雅典民主政治的象徵為雅典民主政治的漏洞背了黑鍋。


蘇格拉底為什麼被處死?

在當時的雅典,蘇格拉底特立獨行,生存在自己的哲學世界裡。他宣稱:他心中有「神明指引」,他本人就是神派來的一隻牛虻。他所說的神明,實際上僅僅是他自己個人感知到的,並不是這個國家和民眾所奉行的神明。這也為他後來被判處死刑,埋下了禍根。

在他看來,雅典就是一匹駑馬,需要他這隻牛虻不停的叮咬,從而使雅典煥發生機和活力。

蘇格拉底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他不僅宣揚自己無知,還到處論辯,揭露別人的無知。

他論辯的方式和孟子倒有幾分相似。孟子對齊宣王說:「大王,如果你的一位臣子到楚國去,臨走前,將妻子兒女託付給朋友照顧。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妻子兒女竟然挨餓受凍,那麼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很乾脆地說:「和他絕交。」

孟子又說:「如果主管司法的官員,不能辦案,那又該怎麼辦呢?」

齊宣王不假思索地說:「免他的職!」

孟子進而追問:「一個國家沒有治理好,那該對國君怎麼辦呢?」

齊宣王這才知道孟子真正的用意,尷尬不已,好在他老於世故,裝作沒聽見,回頭和身邊的其他人談別的事去了。

蘇格拉底就是以類似這樣的方式,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下,不斷地揭露別人思想上的缺點,絲毫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他執著地依從心中神明的指引,卻招致了愈來愈多的憤怒和嫉恨。

蘇格拉底儘管在很多人的眼中是另類,但他的思想在富有的貴族子弟中卻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他的學生柏拉圖就是一位貴族子弟。這讓不喜歡他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危險不斷地向他迫近。

他還對當時雅典的政治制度說三道四。

最終,蘇格拉底被送上法庭,並判處死刑,罪名是「宣揚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而這個理由非常牽強,在法庭辯論中,蘇格拉底侃侃而談,法官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在和朋友告別後,他從容飲鴆而亡。

他可以不死。如果,他能按照法庭意思,與之妥協;如果,他能選擇流亡,不再讓他們感到芒刺在背。

但是,他沒有。

蘇格拉底之死說明了什麼?

他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認為他的死亡,最大的受害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雅典人民,包括宣判他死刑的那些人,因為這世間失去了那隻牛虻。

他忠於他的神明。他尊敬雅典人,熱愛雅典人,但他要遵從他心中的神明,因為他相信人辨別是非的能力存在於人的理性之中。理性,或許就是他心中永恆的神明。

死亡是他對哲學的一種詮釋。死亡只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只是靈魂到了另一個世界。

「死別的時候到了,我們各走各走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死亡,是他給世間留下的哲學懸思。

當然,歷史早就清楚地給出了回答,莫須有的罪名可以殺死一個偉大的人物,但是一場醜陋的審判,根本無法遮掩一位偉大哲學家的光芒。

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是如此。


因為他是雅典城邦的斯芬克斯,他審視眾人時一直在更認真的審視自己,他是最清楚人之有限的人。但是,為人所惡莫過於死,如若人能對死也能有美好的希冀,必為大善。蘇格拉底正是懷抱著對死亡的美好希冀,為道而生,又為道而死。他的智慧寄托在美好的希冀里,或者說他的希冀蘊藏在博大的智慧里,留給後人的,仍是取之無竭、用之不盡的寶藏。兩千四百年前,蘇格拉底的靈魂與身體分離,現在他的身體早已被時間磨滅,而他的靈魂卻無時不在觸碰著每個聽到他名字的人,超越時空,蘇格拉底的墳墓依舊熠熠生輝。

感知真理的依靠是思想,感知真理的過程是思考,思想是接近於靈魂的,而思考就近乎靈魂爭取與身體分離。靈魂與身體分離是最理想化的思考境界,沒有身體的阻礙,靈魂可以向任意維度無限地展開,這是所有哲學家都嚮往而生人所不能及的。生是已知和有限,死是未知與無限,哲學以已知追問未知,以有限延展無限,想要達到哲學的終極,似乎只有死之一途。蘇格拉底說,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生而向死,其意在此。

(emmmmm剛進大學的時候寫的幾段東西,沒有針對古希臘城邦制度說啥,聊了一下對死亡的態度)


1.合法的審判程序不能導致公正的結果。可以說蘇格拉底之死,就死在披著民主外衣的審判制度上,雅典民主派以絕對公平的陪審團,通過真正民主的程序,殺死了蘇格拉底。但合法的審判程序卻不能導致公正的結果。

2.封殺精神自由、思想獨立。所有共同體,歸根到底是為個人利益服務的,不能倒過來假借共同體的名義肆意侵犯個人權利。


哲學悖論,看似有理,實際無解!蘇格拉底的人生就是啟於嘴、歿於嘴。自設假設,卻不自解,活該被受眾圍毆至死!


古希臘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它是市民階層的民主,但是市民之下還有奴隸。所以,古希臘的民主還是當權者的統治工具。違反了這一階層的利益的人,會因此被扼殺。


至少說明了民主所可能出現的弊端。


明白人不怕死!


說明了這個故事對後輩人類仍然具有啟發意義,因此其仍然繼續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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