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遺作）幾十年來，毛澤東同志經常用我們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史，特別是同陳獨秀、王明、林彪等幾次重大路線鬥爭，教育全黨，諄諄告誡我們不要上這類政治騙子的當。王明的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他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統治時間最長，對革命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失。林彪這個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也都是王明路線的追隨者。我們重溫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歷史，認清王明的叛徒嘴臉和醜惡靈魂，進一步認識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這對於我們提高覺悟，擦亮眼睛，接受正反兩面的教訓，是有好處的。一王明，原名陳紹禹。這個人的後半生，是靠蘇聯的供養，靠出賣自己的靈魂度過的。一九二五年，王明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改名為中國勞動大學）讀書，和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一個俄國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一九二六年我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個人來到中國，就選上了這個俄語蹩腳的王明為他的心腹翻譯，隨後又把王明帶回莫斯科。一九二八年我黨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他安排王明為六大的重要譯員，直接參加大會工作。此後，王明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支部局的書記。這時，我已轉入莫斯科紅色教授大學讀書。我與王明的支部生活已不在一塊，但是，我知道王明利用自己的職權，在莫斯科大搞派別活動，他認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過來，不順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擊和清洗了一批沒有問題的同志。對於我，王明等人曾經諷刺我不參與他們的「政治」活動，只會讀死書，天天準備考試。此後，王明等逐步形成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宗派集團（我沒有在這個集團內），自封為堅決支持共產國際的革命者，和反瞿秋白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一九二八年，王明回國，在中共上海閘北區委工作，不久即被捕，是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一個波蘭人（據說是德國人），花了很多錢營救他出獄的。閘北區被捕的政治犯，十有九人被國民黨迫害犧牲，而他卻保全了性命。貪生怕死的王明，不堪當時的艱苦鬥爭，又於一九三一年溜去俄國，住在他的安樂窩裡。這時正是我黨鬥爭最艱苦的年代。我中央蘇區的軍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正確領導下，以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制定我軍正確的作戰方針，經過浴血苦戰，粉碎了國民黨的四次「圍剿」。遵義會議後，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等率領下，爬雪山過草地，倍嘗艱辛困苦，經過長徵到達陝北根據地，革命形勢轉危為安，迅猛發展。慣於投機的王明，眼看我黨日益壯大，又趁機返回國內。但是，這個自命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在他的路線徹底破產以後，不顧黨中央對他的幫助和挽救，全國解放後，又設法鑽回蘇聯去了。直到一九七三年死去。從王明的成年算起，前後在俄國居住長達三十餘年，在中國的日子不過十多年。這僅僅是時間上的計算。更重要的是，從未研究過中國的社會和階級狀況，從未經歷過槍林彈雨的生死搏鬥，不論是在赫魯曉夫篡奪了領導權的時代，還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握政權的時代，王明的一切，從靈魂到肉體，皆以俄國新沙皇為其靠山。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學會了仰人鼻息，賣身投靠，就是一個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者，就是一個玩弄反革命陰謀的政治騙子。他不懂馬列主義，不懂中國革命。他懷著極大的反革命野心，反對毛澤東同志，妄想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把中國變成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附庸和殖民地。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勝了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紅軍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次「圍剿」以後。一九三○年六月，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左」傾決議案，反對毛主席長期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一九三○年九月我黨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而這時的王明卻借第三國際的力量，打著「國際代表」的招牌，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下，從更「左」的方面反對這個決議案，批評立三還「左」得不夠。不久，臭名昭著的王明寫的小冊子《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出籠了。這本小冊子實質上是一個在新的革命形勢下，繼續發展「立三路線」推行「左」傾機會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政治綱領。當時，共產國際批評某些歐洲國家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王明別有用心地趁此時機發表這個綱領，一方面以此作為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的資本和工具，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取得共產國際中個別人的信任。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篡奪了黨中央領導權，反對毛澤東同志。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七一年講的：「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在開這次會議之前，他們就策劃和插手了四中全會的人事安排。王明在這次會上實現了他篡黨奪權的陰謀。在會上，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兼江蘇省委書記，躍上了中央領導職位。這件事，王明當時對我保密，事先事後都不告訴我。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到了中央蘇區後，周恩來同志才給我講了他們玩弄的陰謀。我在四中全會上曾發言對王明在上海時驕橫傲慢，無組織無紀律，拒絕黨中央分配的工作，提出了批評。我認為黨員不服從黨組織分配，是黨性不純的表現。然而王明在會上趾高氣揚，對我這一批評是不高興的。六屆四中全會只幹了一件事，就是改組了黨的領導機構，沒什麼積極的建設作用，卻造成了我黨土地革命時期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初，第二次反「圍剿」之前，我和任弼時同志一起設法進入了中央蘇區，在龍崗地區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我們向他報告了四中全會的情形。毛澤東同志親切地對我們詳細地敘述了紅軍的鬥爭歷史，以及當時所爭論的問題，還給我看了許多文件。以後，毛澤東同志常和我談論一些政治軍事問題和路線鬥爭問題，授予我十分寶貴的見識，給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啟發，這對於我爾後的政治生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時刻。我當時感到毛澤東同志有獨特之長，他所談的既簡單明了，又那樣地有說服力。我每逢回憶至此，感到無比的幸福，其情其景，歷歷在目。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裡，在關鍵時刻的一些原則問題上，能站在毛澤東同志一邊，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這和毛澤東同志對我的教導是分不開的。當時，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人，在政治上，對於我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路線、方針、政策，完全照抄蘇聯的一套經驗，不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他們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任務的理論，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提出「畢其功於一役」的荒謬主張，企圖超越民主革命的階段，搞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否認中間力量的存在，甚至把城市小資產階級也作為打倒的對象。在土地革命中，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過左政策。他們在對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閉眼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革命形勢和階級關係，說什麼「與國民黨決戰的時候到了」。在對待「福建事變」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的政策上，不搞統一戰線，反對爭取和利用他們要求民主抗日的積極性，反而提出要打倒十九路軍，這實際上是幫了蔣介石。他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中國革命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取得全國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頑固地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錯誤路線，硬要紅軍去奪取中心城市。在第三次反「圍剿」時，王明領導的臨時中央下令至江西蘇區，要中央局開會討論攻打贛州問題。毛澤東同志一開始就提出敵我力量懸殊，極力反對這一錯誤主張。臨時中央不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結果贛州打不下，損失不小。王明一夥還經常不顧客觀條件，在城市搞盲動主義的罷工罷市，使黨在白區的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壞，最後連他們把持的臨時中央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初搬到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江西中央蘇區。在軍事上，王明極力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把毛澤東同志規定的我軍三大任務縮小為單純地打仗一項。否定毛澤東同志制定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則。強調軍隊要「正規化」，照抄蘇聯紅軍的工作條例，取消軍隊中的各級黨委制，代之以政治委員個人負責制。在軍隊政治工作中搞形式主義的一套。在戰略戰術上，提出一套所謂「新原則」，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戰略上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鬥上的速決戰，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作戰方針。把毛澤東同志的「誘敵深入」污衊為「守株待兔」。將我黨紅軍當年極其重要的「游擊戰」稱為「游擊主義」來反對。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圍剿」前，王明從蘇聯派來了李德，要中央完全聽信這個毫無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德國人，委任為軍事顧問，使我黨的軍權掌握在這個人手中，得以將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完整地貫徹到軍事工作中。記得有一次在李德那裡開軍委會，我負重傷，帶病參加，討論如何對付敵人出動一百萬兵力的第五次「圍剿」的作戰計劃。毛澤東同志指出紅軍應該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調至外線，打到敵人的後方，到贛、浙、閩、皖四省的交界地區活動，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而絕不能採取堡壘對堡壘的錯誤方針，才能使敵人的堡壘政策歸於失敗。這是毛澤東同志分析當時敵我形勢，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敵人「圍剿」的英明決策。可是，卻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對，污衊這是「放棄根據地」，繼續堅持其「禦敵於國門之外」、「全線出擊」、「與敵人拚消耗」等錯誤方針，致使紅軍英勇作戰一年，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喪失了主動權，黨和紅軍都慘遭極大損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中退離中央蘇區。這是違背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結果。我身為總政治部主任，因身體受病痛折磨，沒有堅決反對李德的主張，這是使我終生痛心的事件。在組織上，王明等人實行極端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用對待敵人的手段來進行黨內鬥爭，打擊革命同志。他的「欽差大臣」滿天飛，落到那裡，那裡的幹部就挨整。不問實際情形如何，對他們要排斥的幹部，一律給戴上「右傾分子」、「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主義」、「兩面派」等帽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最大的罪惡是打擊，排斥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贛南會議上，他們把持會議，強奪毛澤東同志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權；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寧都會議上，在王明授意下討論「毛澤東是否留在前線指揮軍隊作戰」的問題。會議爭論激烈，我當時是唯一支持毛澤東同志仍留在前線指揮軍隊的人，處於極少數。毛澤東同志的紅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毫無理由地被撤銷了。他們把毛澤東同志排擠于軍事領導之外，指責毛澤東同志不願攻打大城市是「游擊主義」，逼著毛澤東同志到後方去。毛澤東同志曾對我說：「我們是少數，只好到後方去吧，革命不分前方後方。」後來又講到：「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四年，黨內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達到了高峰的六屆五中全會，在政治上，軍事上、思想方法上與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完全相對抗，它以極「左」的觀點分析當時的形勢，胡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就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等。這條「左」的機會主義路線，使中國革命運動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紅軍被迫長征。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喪失了除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減到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減到三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我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群眾，親眼目睹王明這條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惡果，普遍不滿。在長徵到達遵義城之前，毛澤東同志身體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圍剿」時，在宣黃勝利後負了傷，同坐了擔架。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決心。我參加了在貴州遵義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我堅決站在毛澤東同志一邊，並作了系統的發言。會議糾正了王明第二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在危急的關頭，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從此，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下勝利前進。紅軍到達川康地區是一九三五年六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黨內又出現了叛徒張國燾反對中央、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分裂主義活動。張國燾早在莫斯科讀書的時候，為了個人爭權，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張國燾眼見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產國際個別人的青睞，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六屆四中全會後，張國燾卻馬上從莫斯科回國，表示擁護四中全會，搖身一變，成了王明的心腹夥伴。張國燾之能夠被派到豫皖紅四方面軍，成為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四中全會的把持人王明犒賞的。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又與王明一鼻孔出氣，公開跳出來反對紅軍北上，並公然樹立偽「中央」，企圖用武力危害毛澤東同志，分裂黨中央。這人的反黨活動不是偶然的，他早就與王明搭上了伙，是王明的同謀者。我因治療彈傷，於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見到了王明。這個靠投機發跡的機會主義頭子，對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惡行徑毫無悔改之意，對我津津有味地敘述他怎樣高升至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書記處了，還負責管理拉丁美洲各國黨的問題，滿副得意嘴臉，毫無愧色；根本不提他歷次所犯的路線錯誤，不提在他指揮之下中國革命遭受失敗、瀕於垂危的痛心教訓。他半點不承認錯誤，反而認為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更閉口不談在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事業重新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反而恬不知恥地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厚著臉皮吹噓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器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氣憤，我質問他共產國際怎樣決定李德去中國的？你和李德事先談了什麼？為什麼完全靠李德指揮軍事工作？他卻推託說沒有給過指示，共產國際沒有參與此事，而是蘇聯軍隊參謀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斷定這完全是騙人，是不可置信的鬼話，因為共產國際已於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組，取消了東方部和西方部等機構，各國黨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執委的指導之下進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會有別人。把李德派往中國，美其名曰軍事顧問，實則是掌握我黨軍權，此陰謀手段出之於王明無疑。當我談到中央蘇區遭到五次「圍剿」的經驗教訓時，他不耐煩聽，卻把四中全會以來的所有錯誤統統推在別人身上。這些，都明顯地暴露了他靈魂的骯髒，野心的狂妄，居心的狠毒，暴露了他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對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仇恨。三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繼續抗拒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從極左跳到極右，推行了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抗戰開始後，蘇聯決定給蔣介石一些軍事援助，蔣介石派了張沖為駐莫斯科的代表，還有一些聯絡軍官。一貫投機的王明，在莫斯科經常與張沖等人來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以窺測時機。遵義會議後，由於有了毛澤東同志掌舵，革命事業蓬勃向前發展，前途無限光明。王明坐在莫斯科的洋樓內，見到如此大好形勢，按捺不住心中的私慾和野心，急忙找張沖討取國民黨的同意，經過軍援關係與康生一塊動身回國，企圖坐收漁利，分享既得勝利果實。王明回國之前，會見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悉我是剛從陝北根據地來到莫斯科治彈傷，也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我，還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斯大林同志問了我關於我黨的情況，並問紅軍還有多少人？我回答到達陝北只有三萬人左右了。王明在旁馬上插嘴說：還有三十萬人。當時參加接見，文化大革命中充當文革顧問的那個所謂理論家支持王明。斯大林同志當然相信我說的數字，並指出：「重要的是紅軍每個戰士都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不是光吃糧食的。」當談話涉及到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問題時，斯大林同志說：「不要害怕共產黨人會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王明這次回國後，毛澤東同志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仁至義盡地給予耐心教育，希望他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以往犯的錯誤。但王明本性難移，回到中國立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拋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出賣我黨領導權的投降主義路線。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而王明講的卻是要一切都服從國民黨蔣介石的指揮，就是要將抗日的領導權出賣給國民黨反動派。服從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超過服從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站在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放手發動群眾，擴大抗日民族武裝的方針，實質上是不要搞革命，不要搞鬥爭，不要無產階級領導權，將印把子拱手讓給敵人，好到國民黨那裡去當大官。記得毛澤東同志曾經形象地刻畫王明，是擦了胭脂香粉送上門去的臭女人，人家（指蔣介石）不理睬。王明和一些人勾結起來，遙相呼應，陰謀反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又一次粉碎了王明一夥的陰謀，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捍衛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樣，不僅教育全党進一步認清了統一戰線中的馬列主義原則和階級立場，而且使我黨的力量一天天壯大起來，避免了中國人民可能又一次遭受的災難。我在莫斯科治傷之後，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產國際工作，任中國共產黨代表。一年後，我回延安之前，共產國際討論了中國黨的報告，報告由任弼時同志帶來，同時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討論這個報告的會議上，我補充發言，講了中國黨目前的第二次統一戰線和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區別。會議同意了我的意見，通過了一個支持中國抗戰的公開文件，另外還有內部文件要我帶回國，呈交黨中央、毛主席。臨動身時，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時同志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主要內容是：「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我當時很高興，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我帶了這個十分重要的文件，還有一些援助物資，回到了延安黨中央。王明當時在武漢工作，一聽說我回國帶了共產國際的文件，盤算不知對他是凶是吉。毛澤東同志指定我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並且打電報叫王明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的文件。王明不服從，竟然蠻不講理，反而要毛主席、黨中央到他那兒——漢口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一個狂妄的陰謀，他是要以國民黨統治地區作為開會的地點，而不以我黨自己的根據地延安為黨的開會地點。不難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妄想把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隨時隨地奉送給蔣介石，連我黨中央的重要會議也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不僅如此，王明還妄想拉攏我個人，要我去武漢向他單獨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經過，和傳達文件內容，以及在莫斯科談話的情況。我及時看穿了他的詭計，沒有上他這一圈套。我打了電報，告訴他速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見，應服從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否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在會上，大家批判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此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把王明留在延安，任統戰部長等職。而他的表現是負隅頑抗，抵制毛澤東同志的耐心教導，不承認他歷次所犯的路線錯誤。更有甚者，在我黨一九四二年進行整風運動時，他借口生病，不肯參加整風，消極抵制運動，拒絕黨中央對他的挽救。毛澤東同志諄諄教導他，對他的處理是非常寬大的。但王明卻無動於衷，依仗國外勢力死不回頭。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在全國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重要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一系列指示。而王明在會上發言沒有一點自我批評，絲毫不承認自己的過錯。他還想依賴外部勢力，來壓制全黨同志對他的幫助，受到全會同志嚴厲批評。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秋，王明又以出國治病為幌子，溜到莫斯科。他直接間接在莫斯科發表議論，因而莫斯科曾有過種種流言蜚語，引起蘇聯領導人對我黨許多誤會和不了解。赫魯曉夫篡奪蘇聯領導權之後，王明同他們一夥打得火熱，無話不談。他把所知道的國內事情以及他不滿的問題，告訴了赫魯曉夫等人，這可以從一九五八年初駐蘇大使館發回國內的報告文件中得到證明。王明賣國求榮的靈魂和社會帝國主義走狗的醜惡形象來了一個總暴露，竟為蘇聯新沙皇反華出謀劃策。王明先以俄國新聞記者的假名「波波維奇」，在蘇修《真理報》上登載反我黨的文章。赫魯曉夫登台後，他變本加厲，用自己的真名寫黑文章，公開攻擊和污衊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向社會帝國主義獻媚。蘇聯新沙皇也與之配合，抬舉王明，在一九六三年就開始大量發行王明的黑書，一九六九年又有《關於中國革命》，一九七○年有《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王明以所謂「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名義，邀請香港特務的外圍組織「大學服務中心」去蘇聯訪問。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起，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對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叛黨叛國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粉碎了王明一次又一次的反黨陰謀。在他的叛徒面目徹底暴露之前，毛澤東同志本著既弄清路線是非，在原則問題上毫不退讓，又儘力團結教育，進行挽救這一馬列主義幹部政策，對王明的錯誤進行了長期的、耐心的教育批評，指望他能提高認識，在爾後的實際行動中，把錯誤改正過來，重新作人，在黨的七大，八大上，都保留了他的中委之名。但王明存心不良，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對他的幫助和教育，最後下死心叛黨叛國，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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