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與瘋子》| 兩個永不言棄的「loser」，為世界確立了一種新秩序

作者：蟲二

《教授與瘋子》南之山書店NBOOKSCLUB閱讀行旅·霜降季的主題閱讀書籍。霜降，秋盡冬來，萬物凋而藏，品讀《教授與瘋子》，體悟凋敝人生中蘊藏的影響歷史進程的人生力量。

邁納醫生真的「瘋」了嗎？——這是一個普遍焦慮的時代

讀完這本書，有著很大的一個疑問，那位來自美國的職業軍醫——邁納醫生，真的「瘋」了嗎？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需仔細體察他被診斷「瘋」了並被關進布羅德莫刑事精神病院後的生活狀態，方能得到一些答案。

布羅德莫（Broadmoor）刑事精神病院，這裡匯聚了英國最暴力、最危險、最不可測的精神病人

可是，縱觀他在裡面的三十載生活，無論是日常起居的環境之優雅別緻（他享有兩個房間，一個專做他的書房與會客室），還是日常生活的極強的規律性（他擁有一名專屬病友管家，每日堅持散步、讀書），以及日後參與OED編纂所體現出來的遠超過其他志願者的嚴密的工作方法、細緻的工作態度和始終如一的工作狀態。

納醫生 William Chester Minor

這些似乎都不能「證明」邁納醫生就是位病人。甚至在後期他日漸病入膏肓失去理智而自殘時，早年所接受的嚴格的醫療訓練素養仍然體現的淋漓盡致（他的自殘行為更像是一場早有計劃和預謀的自我救贖，而非失去理智之後的行為失控）。

可是，他又確實是「瘋」了。遠離故土在他鄉槍殺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名叫喬治·梅里特的人；在布羅德莫的三十年，時常被自己的幻想迫害、折磨；終其一生沒能離開精神病院，只是在風燭殘年，「已經沒有傷害人的能力了」才準許回到故土等待生命終結。

依照如今發達的精神病學視角，我們可以說邁納醫生是精神分裂症的早期受害者與犧牲品。然而，從他的發病根源去追問，一個伴隨戰爭影響深遠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概念始終縈繞其間。邁納醫生的個人人生志求一份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即使在精神病院仍然不忘這份初心），可是外部環境的衝擊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道。可以說，我們去追問邁納醫生個人是否「瘋」了，毋寧說我們是在追問一個伴隨工業文明撲面而來的普遍焦慮的社會時代。

邁納醫生經歷了奠定美國基調的內戰（Civil War）、奠定現代工業文明基調的一戰（WWI），終其一生都在經歷舊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建立的過程。尤其是親歷了血雨腥風的內戰，死亡與傷痛的巨大震顫還並非是壓垮邁納醫生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是從古典維多利亞騎士尊嚴的森嚴等級制帝國轉向了熔爐式的民族融合的現代國家，這樣的社會結構變革無疑給邁納醫生帶來了巨大心理落差（他一生最大的敵人之一就是象徵著革命與改變的「愛爾蘭人」）。他一生與自己的幻象為敵，其實也是在與周遭不斷變化的社會為敵。

邁納醫生「瘋」了嗎？這既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時代問題。無論是邁納本身經歷的那個世紀之交、還是20世紀50年代的歐美、以及如今的中國社會，都是一個舊去新來的變革與發展時代。同樣也都是一個充滿著普遍焦慮的時代，轉型帶來價值重建，價值重建則會不可避免地摧毀很多人賴以立身立言的人格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在精神醫學高度發達且不斷發展的今天，「邁納現象」仍呈現不斷增加趨勢的根源。因為這是工業文明開啟的「發展與變革」世代必然付出的心靈代價。邁納醫生只是用他自己三十年被禁錮的人生代價印證了這樣的時代特質，用他的「不尋常」表徵了一個時代的「尋常」。

一位精神病院的終生病人如何影響了英語世界秩序的構建？——大歷史與小人物之間時刻在發生著複雜而微妙的化學作用

邁納醫生後半生始終與精神病院朝夕相處，卻「意外」參與了改變英語世界秩序的牛津英語詞典（OED）的編纂歷史進程並成為了其間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

一段值得鐫刻和銘記的大歷史進程，是如何戲劇化地與一個精神病人發生緊密聯繫的？習以為常的看法似乎應該是，一羣貌似偉大的默裏博士的各路專家，堅韌而篤定地完成了一段載入史冊的人類智慧征程。然而，歷史的事實則是，從一八五八年提出編纂動議，歷經近七十年，其間項目主持者幾易其人，在不斷的停工與爭論中才最終完成。

一項類似OED編纂這樣的宏大社會進程，並非是一條從一開始就預設好的既定路線。

放大看一項完整的大歷史進程，其實是一張有著不同方向、產生出諸多交集的個人人生經歷之網。

邁納醫生的個人人生經歷獨立於OED的編纂，甚至獨立於所處的時代，卻由於他早年中產階級個人生活志趣與後來的自我人生救贖的現時需求，推動了OED的大歷史進程：他最初報名參加OED編纂的志願工作，其實只是為了完成自我救贖並重新融入社會；其後他能堅持二十載始終如一的編纂工作，也是在於這是他唯一的正常生命狀態，而默裏博士與他的不間斷通信則是他唯一的與現實世界的聯繫。這些都是一位精神病人的自我治療史，卻也戲劇化的促成了OED改變英語世界秩序的宏大歷史使命。

誰纔是這本書的「主角（protagonist）」？。——在效率化的時代「長尾假說」對人生價值的意義

回看《教授與瘋子》這本書，也回看OED的編纂歷程，其中有著一個很重要的詞語解析——「主角（protagonist）」。這個詞的編纂過程始終圍繞著一本書一部劇的主角應只有單個「protagonist」還是可以有多個「protagonists」這個疑問。

古典希臘戲劇時代，主角只會有一位，無論是「英雄」還是「智者」。然而到了邁納與默裏的時代，一出社會大戲本就不可能由一位人物單獨引導完成整個歷史進程，OED就是最好的例證。

因而，誰纔是《教授與瘋子》的主角，誰又是OED編纂故事的主角，站在歷史多稜鏡不同的維度去觀察，似乎有著不同的答案：默裏博士的那條線索看似最為粗壯，他作為核心人員天然所具備的歷史使命，賦予了他的人生軌跡與OED大歷史有著最高的重合度，可是他登上歷史舞臺有著不可避免的機遇與巧合（他的前兩任的「半途而廢」促成了他的出現）。反觀邁納醫生，一生未涉足OED的歷史中心舞臺，卻始終與大歷史的進程不斷產生諸多推動性的交集——他希望藉助OED的參與完成自我救贖，反過來也成就了OED的偉大。OED選擇了默裏，而邁納選擇了OED。

面對這個普遍焦慮的時代，可以說邁納醫生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與自由無緣；也可以說他是幸運的——OED成為了他最好的墓誌銘與紀念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