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註：湯因比說過：對連續挑戰的一系列成功的應戰，是一種文明成長現象。

9世紀至12世紀，西歐發生農業革命，為西歐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擊敗馬扎爾人、融合維京人後，各國君主開始構建穩定的君主制國家。基督教擴展到東歐和北歐，再加上兩次修道院改革，拯救了歐洲人的精神文明。

充滿活力的西歐，終於發動了十字軍東征的對外征服，西歐文明迎來一段小高潮。但征戰的失敗，給西歐人留下了亟需解決的階級流動性問題。

一、農業革命，奠定物質基礎

中世紀早期社會幾乎全是農村和農業，農業的發展決定了一切。

羅馬帝國崩潰後，義大利一片混亂，西班牙被穆斯林佔領，西歐文明中心跨過阿爾卑斯山，北移至北大西洋地區。英格蘭、法蘭西、日耳曼是一片巨大、濕潤、富饒的沖積平原，羅馬人從未深耕這片土地，直到加洛林王朝時期，這片沖積平原的耕種才真正開始。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農業發展的另一重要條件是宜人的氣候。8世紀起，西歐的氣候上升了1度，而且相對乾燥，乾燥的氣候對偏濕的北歐極為重要。

耕種方式上，從二圃制向三圃制轉變。二圃制就是把所有耕地分成兩部分，輪流耕作，每年有一半的耕地處於休耕狀態。三圃制則是把耕地分成三部分，每年有一部分休耕，兩部分耕作，其中一部分是春季播種的作物，另一部分是秋季播種的作物。生產率提高了1/3。

耕種工具上，以重犁取代輕犁，發明馬軛，用馬而不是牛耕田，工作效率提高三至四倍。

作物品種上，以前主要是小麥、大麥、黑麥、燕麥四類，到了10世紀，引進豌豆、扁豆和蠶豆等新作物。

這場全方位的農業革命，農民收成增長3倍多，家裡也有了餘糧。這就自然引起了人口增長，1000年到1200年，英格蘭從200萬增加至400萬，法蘭西從600萬增加至1100萬，日耳曼從400萬增加至900萬。

當然，我們也不宜誇大農民的物質生活，只是相對提高了，絕對水平上還是比較差，飢餓率、嬰兒死亡率駭人聽聞，預期壽命35歲，低得可怕。畝產量也只有同時期中國的1/3。

二、封建無政府的社會基礎

在古代中國，以家庭為基本組織單位，家庭內部以儒家倫理維繫，國是家的同構放大，從而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國家。《諸子百家，儒家憑什麼屹立兩千年？》

在西歐中世紀，以莊園為基本組織單位，莊園內部以莊園制度維繫，莊園領主效忠上級，上級給予土地保護和軍事保護，以附庸的形式建立起封建國家。

與中國內部各級成員緊密依存不同，西歐封建國家的每一級領主都有自治能力，國家是一個鬆懈的組織。

1、封建制度

早期日耳曼人是游牧民族，社會結構依賴血緣和效忠。年輕的勇士為了某些特殊的襲擊而聚集在領袖之下，領袖與隨從的關係變成永久性的關係，領袖們形成了貴族階級，勇士對領袖的忠誠演變成諸侯的封建關係。

蠻族入侵後，領袖賞賜給勇士一塊土地，勇士以軍事服役來回報。這就會衍生出一連串獨特特徵：武士貴族對社會的支配；政治權威下放給封土貴族；臣民對領主個人忠誠，沒有對假定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國家的忠誠。

因為維京人、穆斯林人和馬扎爾人的襲擊，底層人士，包括農奴和富裕的自由人，都沒有能力獨自保衛自己，紛紛依附於封建貴族，自己的私有地產成為了封土。「沒有無領主的土地」。

但是，這種封建制度絕非成體系的，封土與封土之間的習俗規則各不相同，此時的封建制度以一種極其隨意的方式成長起來。

到了9世紀後，封土向世襲佔有轉變，這意味著國王控制力的急劇下降，軍事、政治、經濟和司法權力都集中在大領主手裡，真正的統治者，是伯爵、公爵等大封建領主們，作為名義領主的國王，僅承擔了最空洞的忠誠。

封土階級最下層的騎士只對他上面的直接領主有忠誠，對最上層的國王沒有感覺。如果不能解決世襲問題，那麼想成為一個具有實際控制力的國王，就只能擁有自己直接支配的足夠財富，需要建立起以任命的官員而非世襲封臣為基礎的政治結構。

2、莊園制度

莊園制度是中世紀最基本的經濟社會組織方式，類似於中國小農經濟的家庭，自給自足。

莊園的土地分為兩種：領主保留的自營地，佔比1/3到1/2，農民為領主耕種，收入全部歸領主；農奴耕種的份地，領主不能隨意收回，必須承擔勞役，繳納捐稅。莊園周圍的荒地、林地等共用地，佃戶都可以使用，但是也得收租費。佃戶還得向當地教會繳納1/10的什一稅。

佃戶分兩種：自由農和農奴。莊園生產者主要是農奴，除耕種自己的份地外，還需要無償耕種自營地，終生不能離開莊園。自由農只需向領主繳納固定租金，可以留在莊園，也可以離開。

領主還有司法權，設有莊園法庭，支配著佃戶的人身和財產。領主還有壟斷權，莊園內的生產設施，必須是付費使用。這是莊園與中國魏晉南北朝的世族最大的不同。佃農與世族是經濟依附，而佃農與莊園是經濟、政治、人身的全面依附，因此，在中世紀，西歐農民只知領主，不知國家。

在西歐的莊園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無論是最底層的農民，還是各級領主，都只對自己的直接上級負責或效忠，從而使得各級領主實際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直接下屬，每一級領主都有完善的自治能力，最終導致一個後果：國家鬆懈，王權虛弱，地方強勢。與中國王朝形成鮮明對比。

三、創建有力的君主制國家

隨著維京人和馬扎爾人攻擊逐漸平息，社會安定下來，人口穩定增長。國家的政治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法蘭西、英格蘭和日耳曼國王們從擴大王室領地、加強官僚機構和與教會合作三方面入手，壓制諸侯，構造穩定的君主制國家。

1、法蘭西，擴大王室領地

西法蘭克屬於羅馬故土，在抵禦維京人的過程中，著名的強人羅伯特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成為西法蘭克最有實力的貴族。987年，羅伯特家族的休卡佩取代加洛林王子成為王位繼承人，開創卡佩王朝。

但此時的卡佩王朝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許多封建大諸侯組成的鬆懈聯盟。國王的勢力大小，取決於其統轄直屬領地的大小和資源。

法蘭西的君主可以一直生存下來，主要是因為有教會的堅強後盾。與諸侯相反，教會總是希望有個強大而統一的君主政體，與其應付多個諸侯，遠不如應付一個君主來得方便。在教會看來，推翻神聖的法蘭西國王是違背上帝旨意的。可見，信仰與專制君王有著天然的好感。

1060年，當腓力一世繼位時，皇室領地縮小，卡佩王朝已岌岌可危。腓力的兒子路易六世（1108-1137年）繼位後，擴大領地，從僧侶中選擇官員，王室的權威性逐漸加強。

到腓力奧古斯都（1180-1223年）繼位後，施展手腕擴大控制領地範圍，到1205年，諾曼底、曼恩、安茹和圖雷納都在國王控制之下。1214年，英格蘭聯合日耳曼進攻巴黎，奧古斯都在法國北部的布汶戰役中擊潰了奧托，穩定了勢力範圍。

此時，單就一個諾曼底領地的稅收，就已經相當於徵服前整個王室的稅收，腓力奧古斯都的稅收是以往法蘭西君王的4倍，君主權力得到大大增強。然後，國王開始改革官僚機構，用王室代理人取代地方世襲官職，逐漸形成一個相當可畏的官僚系統。

後來，腓力的兒子分封王室領地，腓力的成果戛然而止。

2、英格蘭，控制司法權

1066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去世，膝下無嗣，諾曼底公爵威廉是愛德華的外甥，認為自己是英格蘭國王的合法繼承人，並在黑斯廷斯戰役中擊敗對手哈羅德，征服了英格蘭，此舉改變了英格蘭的歷史。

威廉對卡佩王朝的君主制度的缺陷了如指掌，他希望自己統治的英格蘭是一個強盛的中央集權政體。首先，他加強中央財政，擴大皇室領地，遠遠超過單個諸侯們，並編製《末日審判書》，詳細記載各個地區的資源情況，方便徵收賦稅；其次，掌握選派地方官的權力，從而控制地方的司法和行政；最後，建立專門為國王服務的騎士制度，也就是中央養兵，中央就有了令人生畏的軍事實力。

因此，在同時代的君主政體國家中，英格蘭的政府要有效得多。

威廉一世去世後，他將諾曼底公國和英格蘭王國分別給予長子和次子。1100年，次子意外去世後，幼子亨利繼承英國王位，即亨利一世（1100-1135年）。首先征服諾曼底，然後在英格蘭通過建立皇家法庭剝奪諸侯的司法權力。

亨利唯一的兒子意外去世後，只得將權力轉交給女兒瑪蒂爾達，但瑪蒂爾達並不能服眾，引發劇烈內戰，諸侯們趁機鞏固自己權力。1154年，瑪蒂爾達的兒子亨利二世繼位時，亨利二世從母親處繼承了諾曼底，從父親處繼承了安茹，又得到了阿基坦作為嫁妝。因此他統治著一片極為廣大的領土，史稱安茹帝國，當然，只是個依靠血緣形成的有名無實的帝國，很快就被法蘭西的腓力奧古斯都佔據。

亨利二世積極運作，儘可能增大王室權力，依然是在領地和官職上著手，但亨利二世最大的貢獻是，擴大了外祖父亨利一世時期的司法權力。創建大陪審團和占有權巡迴審判庭，幾乎任何案子都能呈送到皇家法庭。

亨利二世的強勢，引起了諸侯們的不滿，他們密謀發動叛亂，亨利二世很快平定。然而晚年，他的兒子們陷入爭權的內亂。

3、日耳曼，瞄準義大利

東法蘭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從未隸屬過羅馬帝國和墨洛溫王朝，直到加洛林王朝時期，這些地方才被征服。因此，諸侯的分裂傾向更明顯。

馬扎爾人入侵後，只有依靠統一的領導，公爵們聯合起來，才能制止馬扎爾人。他們選舉了最強大的薩克森公爵捕鳥者亨利來當國王（919-936年）。

亨利的兒子，奧托一世（936-973年）登上歷史舞台，史稱奧託大帝。955年，在萊西菲爾德戰役中重創馬扎爾人，馬扎爾人撤退至匈牙利，在那裡建立了匈牙利王國。

奧托不甘心只是名義上的國王，他要成為事實上的國王。其牢固權力的唯一基礎是薩克森領地，日耳曼本土的勢力盤根錯節，很難打破，奧託大帝將眼光轉移到混亂的義大利。

951年，征服義大利北部倫巴第；962年，入侵羅馬，在聖彼得大教堂加冕為皇帝，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開端。中世紀歐洲人們都有深厚的羅馬情節，都希望自己是「正宗奧古斯都後裔」，這種情結，與800年的查理曼大帝加冕是一樣的。

奧托承認教皇的世俗權力，但是作為交換條件，他要求新教皇的當選必須經他本人同意，奧託大帝甚至可以任命教皇。從此，皇權與教權在一種更激烈的鬥爭中存續，這場爭奪遊戲通俗地說是軍人與和尚的戰爭。

奧托開了德國武力擴張的先河，對義大利的入侵更是開創了一個傳統：幾乎每個強勢的德國國王都要進軍義大利，並在那裡加冕為皇帝，這給德、意兩國人民帶來無比災難。

980年，奧托二世平定巴伐利亞叛亂後在羅馬加冕，982年，在抵抗南義大利的阿拉伯人入侵中，遭到毀滅性打擊，返回羅馬後就去世了，留下了三歲的兒子，日耳曼重回混亂。

1046年，亨利三世平定整個日耳曼，在羅馬進行了皇帝加冕。

亨利四世時期（1056-1105年），日耳曼重回叛亂，並與羅馬教皇激烈對抗，是一個大動蕩期。

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登基後，便學習奧託大帝，將眼光轉移到義大利。1155年，在聖彼得大教堂加冕為皇帝。1176年，在萊尼尼諾戰役中腓特烈敗於倫巴第同盟。1183年，他以外交手腕與倫巴第和西西里達成協議，義大利兩地每年支付一大筆費用，日耳曼不再進攻他們。此時的問題是，腓特烈的大量稅收來自於日耳曼境外，而政治中心還在境內，帝國的未來模式還不確定。

1190年，腓特烈的兒子亨利六世繼位，將帝國重心轉移到義大利，1194年，入侵西西里，整個義大利落入他手。他開始計劃征服希臘，但1197年他就逝世了，留下一個還未實現的地中海帝國的美夢，日耳曼再度捲入內戰。

封土的世襲制對君主專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西歐三國的穩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王的性情與手腕，卻無法使之制度化，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導致西歐不斷陷入內戰，安定是一時的，動亂是常態。政權制度化是中世紀政府的發展方向。

遺憾的是，未完全開化的西歐人始終沒有去尋找如中國科舉制這樣的化解封土世襲制的辦法，陷入實力崇拜的旋渦。隨著人口的增長，階級流動性成為政權穩定性的核心問題，而西歐人想到的渠道是對外征服。

四、教會改革與擴張

湯因比曾言：在人類社會中，當精神工具發揮作用的時候，它比物質工具佔據著更為重要的地位。對人類靈魂的控制，是最寶貴的戰利品。

1、教會對抗世俗

全歐洲蒙受了維京人、馬扎爾人、阿拉伯人的入侵騷擾，為了生存，教會必須與世族貴族建立合作關係，只有權力才能提供保護。因此，教士常常成為貴族領主的附庸，物質與精神上同步世俗化，教會的標準出現了普遍性衰退，教會十分腐敗與混亂。

為了防止教會的精神墮落，維護宗教的純潔性，10世紀初，一批教士開始了修道院改革，在法國建立了克呂尼修道院。所有給修道院的饋贈是無條件的和自願的，脫離以封建勞役為交換的土地，克呂尼僅以做彌撒和祈禱回饋施主。脫離世俗，回歸精神領域，修道院保持了很高的教規水準，逐漸遍布全西歐，達到數百家。但隨著封建領主的捐贈越來越多，克呂尼修道院積累的財富又一次引發了宗教生活的墮落。

12世紀，聖伯爾納掀起西多會發展的浪潮，對抗克呂尼修道院的腐化，西多會拒絕一切經濟來源，選擇在無人的荒山野嶺建立修道院，自己進行墾荒勞作，保持嚴格的戒律。而且，西多會首次向廣大未受教育的農民開放。西多會發展迅速，到12世紀末，數量達到500家。隨著積累土地的越來越多，西多會最後與克呂尼修道院一樣腐化墮落了，被稱為「歐洲的新猶太人」。

兩次修道院改革，對西歐文明的發展，再怎麼評價也不為過，沒有這些，西歐將是一片烏煙瘴氣。有無信仰，可以參照中國南朝與北朝的區別，南朝百姓相對安穩，北朝到處是屠殺，當北魏重拾儒家信仰時，北方才逐漸統一。

2、教會對抗王權

在維護宗教獨立上，帝國與教廷之間的主教任命權之爭至為關鍵。國王授予主教財產和權力，條件是自己任命主教，這一俗人授職權的慣例，受到了教會改革家的挑戰。

改革最狂熱的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他不僅要求徹底粉碎皇帝對教會任命的控制，還要更進一步使皇帝的世俗權威屈服於教皇的精神權威，主要與日耳曼的亨利四世（1056-1105年）對抗。

教皇一度佔據上風，在卡諾莎沉重打擊了皇帝的尊嚴，從此再也沒恢復過來。但1084年，亨利佔領羅馬，格列高利七世請求義大利南部的諾曼人援助，亨利遂從羅馬撤退，然而，諾曼人撤回南部前把羅馬城洗劫一空。幾個月後，格列高利七世去世。當宗教的精神之劍被物質力量取代時，總是避免不了失敗，第三者獲利，150年之後，英諾森四世與腓特烈二世之間更激烈的衝突，也是這個同樣的結局。

但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要點得到了延續，經過30年爭論，1122年，《沃姆斯宗教協定》終於結束爭端：主教必須按照教規選出，就任之前，必須作為一個封建諸侯宣誓效忠國王，並從國王那裡獲得封土和世俗權力，國王放棄使用戒指和權杖。

授職權之爭徹底結束，但雙方的衝突遠沒結束，因為教會不可能完全放棄世俗權力，帝國不可能聽任教會侵蝕自己權力。

在這場衝突中，教會的威信大大增強，作為基督教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再次得到有力的維護和普遍承認，從世俗的泥潭中掙脫出來。西方世界徹底結束了帝王神權統治的趨勢，從此，教會與國家之間的二元關係，互相牽制對方權力，影響了西方文明的發展方向。

3、基督教的擴張

10世紀和11世紀，基督教最主要的發展是，基督教傳播到異族。基督教向南的發展受阻，將目光瞄向了北歐和東歐。

900年，英格蘭和諾曼底的維京人接受基督教。10世紀後半期到11世紀前半期，在英國和法國傳教士的幫助下，丹麥、瑞典、挪威和冰島確定基督教為國教。到1000年，在日耳曼帝國的滲透下，波西米亞、波蘭和匈牙利接受了基督教。

867年，發生了佛提烏分裂，拜占庭的東部主教們開除了教皇的教籍，從此雙方爭執不斷，1054年，雙方正式分裂成希臘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

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巴爾幹半島爭奪地盤，結果，克羅埃西亞接受天主教，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俄羅斯接受東正教。

五、國際環境

在西歐擴張之際，圍繞西歐的拜占庭和穆斯林發生了由盛而衰的變化。

1、拜占庭隕落

拜占庭帝國矗立在西歐與中東之間，擔任著抵抗穆斯林的屏障。

894-913年，保加利亞語拜占庭爆發多次衝突，以保加利亞攻入首都結束。966年，拜占庭反攻，征服保加利亞東部；1014年，皇帝巴西爾二世攻克保加利亞要塞，完全征服保加利亞，皇帝也因此獲得了「保加利亞人屠夫巴西爾」的綽號。巴西爾二世還完成了對亞美尼亞的征服。拜占庭達到權力的巔峰。

11世紀中葉開始，拜占庭陷入急速衰落。皇位爭奪導致內亂不斷，保加利亞人趁機反叛，克羅埃西亞獨立，匈牙利奪取貝爾克萊德（現塞爾維亞首都）。湯因比認為，保加利亞戰爭壓垮了拜占庭人。

2、穆斯林的分裂

750年，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馬亞王朝，定都巴格達。

但穆斯林帝國分裂成諸多獨立國家。倭馬亞王朝殘餘勢力在西班牙建國，什葉派穆斯林在摩洛哥、突尼西亞、埃及建立獨立國家。945年，波斯家族白益人佔領巴格達，自認統治者。

1055年，從中亞遷徙而來的塞爾柱突厥人奪取巴格達。1071年，塞爾柱人在曼齊刻爾克戰役中擊潰拜占庭，佔領土耳其。

3、西班牙之爭

1031年，西班牙穆斯林帝國分裂成20個小國，基督教國家趁機與穆斯林國家征戰不休。

1212年，雙方在托洛薩展開大決戰，基督教大獲全勝，穆斯林在西班牙的領土僅剩下南端的格拉納達省，直到15世紀才收回。

六、醜陋的十字軍東征

曼齊刻爾克戰役後，拜占庭帝國請求羅馬幫助收復失土。以此為契機，1095年，教廷鼓勵發動一次對土耳其的遠征，鼓吹死去的戰士將獲得進入天堂的獎賞，封建地主階級和平民看到了獲得宗教和世俗獎賞的雙重機會，踴躍參加。西歐人意圖通過對外征服解決階級流動性問題。

1097年，3000名騎士、1萬名步兵的十字軍一路燒殺搶劫，經君士坦丁堡，到達巴勒斯坦。7月，十字軍與塞爾柱突厥人爆發多利留姆戰役，十字軍幸運獲勝。十字軍繼續燒殺搶劫，於1099年到達耶路撒冷，對當地居民進行了可怕的大屠殺，所羅門神殿有1萬人被屠殺，殿內血深及踝。站穩腳跟後，創建了耶路撒冷拉丁王國、安條克公國、的黎波里伯國以及艾德薩國。

1144年，艾德薩國被摩蘇爾穆斯林征服，教皇鼓勵了第二次東征，但一無所獲。

1187年，阿尤布王朝的薩拉丁入侵耶路撒冷王國，在海廷戰役中完全摧毀了拉丁王國的軍事力量。1189年，英法德發動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但收效甚微。腓特烈一世在此次征戰中意外淹死。

1204年，教皇英諾森三世組織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到達君士坦丁堡後，十字軍卻大肆搶劫、縱情狂歡，他們搶劫、褻瀆希臘基督教堂，讓妓女登上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教長寶座。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使拜占庭帝國土崩瓦解。十字軍建立了拉丁帝國、撒羅尼卡拉丁王國、雅典公國、亞該亞公國和其他一些邦國。

十字軍東征一共9次，一直到13世紀末為止，結束的原因是征服土地未果，戰爭沒有帶來收益，西歐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反而惡化。

十字軍東征撕下了基督教思想虛偽的面孔，打著宗教的幌子，實則是為了得到封土和搶劫，其野蠻殘忍證明，宗教思想在人性貪婪和暴力面前不堪一擊，東方各國生靈塗炭。

15世紀的開闢新航線，可以看做是海上十字軍東征。都是為了財富掠奪，給當地人帶來了毀滅性打擊，沒有一丁點基督教的仁慈博愛，只有西歐人的貪婪與殘忍。所謂帶來的經濟文化進步，不過是遮羞布而已，本質依然是打劫。

國內社會階層板結，猶如一潭死水，對外征服失敗，導致階級流動性問題無法解決，最終西歐人找到了商業發展的辦法。發展商業，即是一種主動，也是一種被動。

9-12世紀的西歐復甦，顯示了基督教加持下的西歐文明的頑強生命力，但也暴露出了西歐文化的貪婪與殘忍，這種務實的自私本性一直存留到今天。

西歐的農業短板及地方強勢，給了商業發展的空間。王權的不足和稅收的艱難導致難以塑造出穩定的制度化國家。當商業發展能同時滿足國王、大領主和農民的利益時，一種西歐式的商業文明應運而生。通過商業發展來解決階級流動性問題，是西歐未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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