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曾經因為手藝人成為地圖上醒目的一角。這些手藝人有的精通拉坯,能做出半透明的薄胎瓷,有的不需要輔助線,就能在不及手掌大的茶杯上畫出線條比髮絲還細的花鳥魚蟲。

1000多年前,宋真宗甚至將自己的年號「景德」賜給了這個原本叫昌南,也就是單詞「china」原型的產瓷區。

但如今景德鎮和一群外來的甚至國外的年輕人有關。他們可能沒有純熟的手藝,卻用自己的方式改變著這個城鎮。

土耳其人愛可仁(Ekerm Yazici)2008年在景德鎮開了工作室。13歲時,他因為太調皮被帶去學畫瓷,家裡人希望這能讓他安靜下來,這種治癒的方式卻讓他由此迷上了猶如魔法一樣的制瓷過程。他說畫瓷就像在做夢,「可能你畫上去(的圖案)是黑的,燒出來是黃的,畫上去是紅的,燒出來是綠的。」

愛可仁去過歐洲各個瓷區學習瓷器的做法和文化。景德鎮卻成為他迄今待得最久的地方。這個土耳其人驚訝地發現,景德鎮連紅綠燈和路燈柱子都是陶瓷做的。他覺得西方瓷器只是畫滿了畫的裝飾,東方瓷器卻有諸多文化含義—每個造型和顏色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意義,哪種造型配哪種顏色也有講究。土耳其的泥料只有一種,景德鎮卻給了他二三十種選擇,他願意為此留下來。

他還嘗試把土耳其和中國的陶瓷元素結合。他的展廳牆上掛著直徑約半米的中式大盤子,上面的花紋卻是阿拉伯書法。這的確和景德鎮瓷器過往的精雕細琢不同。這些作品一部分會賣給藝術品收藏愛好者,一部分則進入博物館和美術館展覽。

愛可仁不是唯一在景德鎮工作的外國人,根據景德鎮市瓷局的統計,目前每年有兩萬人次的外地人因陶瓷的緣故前往景德鎮,其中外籍人士大約為1200人。

圖 ︱ 這裡的手藝人能夠在不大的茶杯或碗上畫出線條比髮絲還細的花鳥魚蟲。

人們用「景漂」來概括這群人。就像北漂、滬漂,包括橫店的橫漂一樣。不同的是,湧向景德鎮的人更多單單是為了陶瓷。

這一切的發生最早和樂天陶社有關。它的創始人鄭禕來自中國香港,在美國和英國都生活過。相比傳統的陶瓷器皿,她更喜歡形狀不規則的物件。她很認可一個學生用陶瓷製作的仿青銅面具。受鄭禕的影響,樂天陶社主要教授陶藝而非陶瓷本身,它更看重藝術和創新的表現。

2005年,鄭禕將樂天陶社開到了景德鎮的雕塑瓷廠。那裡原本是給領導人和佛教道教做雕像的,鄭禕邀請了一批外國藝術家來講課,比如英籍日本現代陶藝大師安田猛。樂天陶社由此開始向人們輸出創意理念,如今依舊每周開辦創意課程。

真正的影響來自於樂天陶社在2008年設立的、每周末一次的創意市集。在過去的1000多年歷史里,景德鎮都推崇工藝,站在舞台中央的永遠是年紀較大的手工藝大師。來景德鎮求學的年輕人只能給大師或者自己的老師幫忙,或選擇畢業後離開。

所謂的市集,給了這些年輕人一個平台。他們能將自己的作品展現出來,一些學生在市集上找到了自己的客戶,由此獲得穩定的訂單,能夠繼續陶瓷創作。

有了樂天陶社之後,道路狹窄、甚至大型餐飲和服務業都不多的這座小城開始熱鬧起來。紹興人盧彬有次到景德鎮找「景漂」朋友玩,她發現朋友的生活極為悠閑,想做瓷就做瓷,想出去旅遊就出去旅遊。由於羨慕這種生活狀態,盧彬在2009年辭掉了外貿的工作,到景德鎮做茶具生意。

這個外表白瘦、說話輕緩的江浙女生,至今都不懂陶瓷製作中的任何實際操作,景德鎮卻讓她有了自己的品牌,以及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客戶。

在同是瓷區的德化和潮州,人們想要做一批瓷器不僅要租地皮,還要買設備、僱工匠。這種投入並不在大多數景漂的承受範圍內。一些工匠甚至只和工廠合作,而不理會個人的小訂單。

景德鎮的工匠逐漸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這些分別從事制泥、拉坯、修坯、上釉、畫畫、燒窯的專職匠人將作坊遍布大街小巷,他們甚至把聯繫電話貼在馬路邊配鑰匙的流動車上,任何人都能輕易聯繫上他們,然後掏錢派活。無論停留一兩個月、將陶瓷做畢業設計材料的藝術院校學生,還是常駐景德鎮但手藝不過關的人,都能利用這條產業鏈很快完成自己的作品。

不過,景漂們的工作卻並不順利。

圖 ︱ 景德鎮的一處加工室。外國人會發現,東方瓷器的每個造型和顏色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意義,哪種造型配哪種顏色也有講究。

盧彬的作坊雇了40多名工匠,原則上她只負責把關設計和質量,然後過她想過的悠閑生活。現實卻恰恰相反,她開始比朝九晚五上班還累,甚至沒有周末,每天穿著長褲和男士polo衫待在作坊。「天天跟泥巴打交道,穿好的衣服就是糟蹋。」她說道。

盧彬不得不每天盯著工匠幹活兒。傳統工匠手藝精湛,卻並不能完全理解景漂們的想法和要求。這有點像工程師和產品經理之間的關係。一次盧彬要做一批花旦圖案的茶具,畫工師傅卻一直畫不出她想要的感覺。「但是人家是專業學過的,你沒有學過,你不可能把所有問題跟他說,他會受不了,不想再幫你做事。」

工匠負氣走掉顯然是比畫得不好更嚴重的事故。盧彬只能讓畫工師傅先畫一批,客氣地指出一兩點錯誤,再畫另一批,然後再指出餘下錯誤。如此往返多次,等畫工畫出她滿意的茶具,已有一大批東西報廢。

「他們學業都結束得太早了。」盧彬告訴《第一財經周刊》,景德鎮的本地工匠大多在讀完初中以後就開始做瓷。她覺得如果他們能夠讀到高中,不僅溝通會順暢,工作起來也會更有責任心。這種說法或許偏頗,但這些工匠有的一邊做瓷一邊看著電視劇,有的交貨時完全不管質量好壞,盧彬同樣只能慢慢引導而不是直接指責。

即使不和工匠接觸,景德鎮的氣候有時也讓景漂犯難。「這裡冬天比內蒙古冷,夏天比海南熱。」老家在內蒙古的鎦新在海南大學學產品設計,畢業後他本想找一個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熱的地方做事,現在看來選擇景德鎮並不明智,但為了做瓷這個相對自由的工作,他選擇了留在這裡。

鎦新的工作室在雕塑瓷廠里,這也是大多數經濟條件不好的景漂的選擇。他們租下了瓷廠工人居住的瓦房或廢棄工廠,但這些地方夏天並不通風,也沒有安裝空調的條件。最熱的時候,景漂會開著搖頭電風扇,汗涔涔地拉坯、上釉、畫瓷。一些受不了熱的景漂乾脆像候鳥一樣在最熱的六七月離開景德鎮。冬天也很難想像。「我剛來的時候這裡還在下雪,地上是雪,下面是水,還沒暖氣,你能想像嗎?」一個從北方來的景漂說道。

鎦新的朋友張楠說,自己的工作室是瓷廠裡面的豪華版,因為她有單獨的廁所。不過前段時間下了好幾場大雨,她租的平房地下開始滲水,漫到地面以上。

除了接單,景德鎮的工匠對這些外來者不算特別友善。他們把手藝當做吃飯的本事,擔心別人學去了搶他們的飯碗。即使能和外來人同一張桌子喝酒吃飯,也絕不會把他們帶到自己的作坊里,或教他們一些什麼。

唯一幸運的是愛可仁,因為他是外國人,工匠們倒願意對他開放一點。愛可仁往往會先在酒桌上和這些工匠成為朋友,隨後工匠們看到他的瓷器,就會主動教他一些東西。

不少景漂有摩托車,儘管會抱怨景德鎮的街道太臟,沒有逛街、買衣服和吃大餐的地方,但他們依舊喜歡在結束一天工作後騎著摩托車去遛彎。

90後的楊成或許是所有景漂中把工作室打理得最漂亮的一個。他有一個比室內空間還大的露天陽台,他在那兒擺了一張木質茶几,撐起一頂幾乎能遮住整個陽台的白色遮陽棚,並在四周種滿了花草。不工作時他會請朋友一起在陽台上喝茶,用他自己做的茶具。他不滿足於做個藝術家,正和朋友籌劃在一個廢棄工廠里開家酒吧,專門接待從全國各地趕到景德鎮做畢業設計的藝術生。

圖 ︱ 景德鎮的一處燒窯。這裡的工匠逐漸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這些分別從事制泥、拉坯、修坯、上釉、畫畫、燒窯的專職匠人將作坊遍布大街小巷。

景德鎮確實因為源源不斷的外來人發生著變化。

以前人們衡量瓷器好壞的標準是把它們放在燈下,看是否通透、形狀是否規則。景漂卻給了欣賞它們的另一角度。

鎦新做的茶具是一些表面粗糙的不規則器皿,相比把瓷器做得精緻透亮,他更想強調作品的實用性,並表達自己的理念。他的書架上放著一本講西藏密宗的書,他說自己借鑒過藏傳小乘佛教的感覺,因為它沒有漢傳的大乘佛教來得莊重。他受不少日本流派的影響,還會在朋友圈裡分享日本攝影師山本昌南、藝術家井上有一的創作理念。

張楠則只做裝飾性的作品,並不追求實用。這個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女生留著齊劉海短髮,左手臂內側紋著一個自稱是二維碼的紋身。她並不喜歡主導景德鎮制瓷價值觀的「匠氣」,她的作品有約半米長的門牙、將籽換成牙齒的陶瓷石榴、樣子奇怪的青蛙和用陶瓷做的鉤編。那組鉤編作品5月時參過展,進美術館、參加展覽也是她為自己作品定下的出路。

工匠們至今仍然很難理解這些創作人的想法,接活時會問他們到底做的是什麼。但在收到報酬的同時,他們也慢慢習慣並依賴上了這種變化。

如今無論是創意市集還是小城裡幾條專門賣陶瓷的街,青花瓷、彩色雕塑都已經不再是主角。顏色更素的單色釉,外表更質樸的柴燒成了貨架上的常見品,即使是青花,也只是零星地露出一點作為裝飾,而非畫滿整個器皿。

李超是景德鎮陶瓷學院的老師,從1997年開始便生活在這兒,見過一些甚至先於樂天陶社來小城的藝術家,每年都會接待不少景漂。他將這批景漂看做是景德鎮「未來發展的希望」。

景德鎮目前出產的瓷器大多只能滿足人們基本的生活需要,當人們有了藝術和精神上的追求,他們會想去欣賞並擁有一些更具創意的東西。

不過李超也承認這群人只是小眾。景德鎮在吸引創作者的同時,也啟發了更多單純把陶瓷作為生意的人。相比融入自己的設計理念,後者更傾向於在傳統瓷器上加入經過市場檢驗的元素,比如畫在盤子上的卡通圖案、韓式的軟陶裝飾,陶瓷做的鯊魚和裝甲車擺設。

一些人習慣用「過度商業化」來形容這裡。在發現有消費者喜歡柴窯燒制出的質樸感後,景德鎮突然多出了上百座柴窯。陶瓷做的首飾和風鈴受到了認可,人們又開始一窩蜂做它們,並通過機器批量製作,把原本手工製作的商品單價從40多元壓低到了幾元甚至幾角。

這種跟風和仿製有時還會升級到偷竊。一次盧彬的工作室來了兩個男士,當他們離開後,盧彬發現展示架上少了兩個杯子。她說這種事情在景德鎮太常見,她只能保證自己不會去做。

陶瓷學院也被這個氛圍影響,學生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做瓷器生意而非上課上。一位學生向《第一財經周刊》抱怨道,一些老師在講某個瓷器時,都會和學生討論它是否會大賣。

這多少影響到了只想好好做創作的景漂,他們原本以為來小城的都是為了搞創作。生意人會給工匠更高的價錢,後者便會先做他們的訂單,甚至提高對景漂的收費。大量參與者的湧入也抬高了景德鎮的物價,愛可仁2008年租的房子租金已經從每月400元漲到了1600元,他做瓷用的釉也從每斤1元漲到了6元。

有一次愛可仁的北京朋友要來景德鎮訂做幾十萬個陶瓷大白,被他斥罵。「我說做這個東西為什麼來景德鎮,這不是浪費景德鎮的材料嗎。」他說道。

某種意義上,盧彬也是生意人。她有一個1000多平方米的作坊,和工匠有長期僱傭關係,作品也是批量製作。不過她的作品並沒有跟風和仿製,對工藝的要求嚴苛到有時做2000個杯子最後只挑出來幾個。

盧彬覺得做創作和做商品的景漂不應該有高低之分。「大家也要生活,如果你做的瓷器不賣,你怎麼生活?」他說。

樂天陶社發覺無法控制不斷膨脹的商業化,這個曾經吸引年輕人來到景德鎮的組織在今年的7月、8月兩暫停它的創意市集。它的一份公告中說創意市集的初衷是鼓勵年輕人創造更好的作品,但「好多人違背了這個初衷」「沒有創作新作品的激情」。

6月27日是創意市集休市前的最後一期。儘管白天的最高溫度有36攝氏度,但人們依舊把市集的過道擠得滿滿當當。擺攤的年輕人會在攤位上放一摞印有微信二維碼的名片,並對詢價的人一口氣報出零售價和批發價兩種價格。

也在這一天,愛可仁在上海準備自己的新展覽。楊成去了車程一個半小時以外的婺源,他聽說那裡有個茶會,會展出一些更有創意的瓷器。鎦新和房東簽的是5年租約,而他甚至打算在這裡待上10年。

那個抱怨老師在教某個瓷器會不會好賣的學生則說,自己畢業後一定會離開景德鎮,因為實在受不了這裡的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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