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對一個人的評價必須要有一個「坐標系」，如同在數學上確定一個點的位置必須要有坐標系一樣。如何評價一個人也首先要確定從哪個方面去看，而不存在「籠統」去看的問題。國人喜好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對極大多數人來講都是所謂的普通「老百姓」，這樣就自然而然以普通人的標準建立了「坐標系」。一人如果講信用，勤勞，有智慧，有責任感，樂於助人，同情弱者……，我們就認為他是個「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較好，但也有缺點，就以普通人的標準綜合一下，得出好、壞的結論。正因為是有了這個「普通人」的「坐標系」來看問題，得出對一個人的評價一般是不會有爭論。但對於公眾人物來講，我們不可能按普通人的「坐標系」來談論。此時由於大家選擇的「坐標系」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可能大相徑庭。此時我們要談對人物的評價，你是從哪個方面去看就非常重要，真正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此時如果我們想到先調整一下彼此的「坐標系」，可能就不會爭論下去。現在對爭論的政治歷史人物總是談什麼「三七開」，談什麼成績多還是缺點多。這種籠統評價一個人的做法是算糊塗賬，是反科學的，是沒有意義的。例如一個外科醫生在手術室搶救出十個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謀殺了一個人，我們不能得出他的行為「總體是好的」這樣的結論。在數學上，只有「同類項」才有合併也就是加減的結果;在物理上量綱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減法的。一個政治歷史人物的行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樣，我們只能在這方面來評價，沒有「合併」起來看的理由。如果我們本著這種分析方法去看待一個人，就不會得出某人「偉大」之類的極端評價。

　　人們在對一些政治歷史人物評價時，常常以這個人產生的社會影響或是他的「思想」作為論據，認為有什麼「偉大的思想」，對社會進程有什麼決定的影響，等等。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我們回顧一下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就會發現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塗盲從的現象。孫中山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來，非議較少，海峽兩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為「國父」，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對他的讚揚主要是指創建共和，結束了王朝的專制體制，建立民主憲政國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義」上，認為這是中國歷史思想上的一大進步。

　　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當時從表面上推翻帝制並不是很難做到一件偉業，而是結束清王朝的專制統治是明擺著的事，關鍵在於如何「過渡」，如何走「下一步」。實際的歷史現實說明當時並沒有取消帝制的基礎，主張推進先立憲的「先知」們的目光才是正確的。果然是武昌一聲炮響，並沒有發生多大的社會動蕩，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結束帝制當然也是一種進步，值得讚許。直接做到這一點的是袁世凱，他在結束清帝制這一事件上採用給清皇室一定優惠，換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會更大動蕩的措施，是值得讚揚的一個政治家的行為。辛亥革命是上世紀付出代價最少而有顯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凱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讚許呢?至於他的稱帝做法，不過是不識時務，現實也使他自食惡果。將他斥為「竊國大盜」，豈不知當時在民主極為脆弱的社會基礎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數不清「野心家」的「竊國」慾望。混亂的社會給「革命」提供了機會，也給了「真命天子」「黃袍加身」的機遇，致使民國初期很快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我們讚揚孫中山是因為推翻了帝制，從這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上看，孫中山並沒有在人們的認知上推翻帝制，就是進入新世紀了，讚揚皇帝的文章和影視劇也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同。現實中也沒有建立起民主立憲的共和國，就是武昌起義也不是他直接指揮。當時贊同推翻清王朝專制體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從表面上推翻了帝制，僅從這件事上講，武昌起義的勇士們，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凱都比孫中山更值得讚揚。而從對民主立憲知識的普及上來講，從宣傳民主立憲來講，應當讚揚梁啟超。

　　孫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點是奠定了「革命黨」發展的基礎，他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之一，共產黨創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兩黨在重要政治場合都懸掛他的畫像，而且是唯一都被兩黨高調肯定的歷史人物。孫中山力主把中國建設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國，這也成了兩黨的目標，是符合了人民的意願。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這個目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功績」，關鍵是提出實現目標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較少的「犧牲」來達到目標。而孫中山給兩黨指出的是從俄國學來的「武裝奪取」之路。當時不少有識之士就指出走這條路的危險性，同時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憲政的目標向背的，用這種方法是達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願」。歷史的進程果不其然，武力討伐的結果是引發十年內戰，繼而使日本乘虛而入，隨後又有了更為慘烈的三年內戰。國民黨在台灣當然也有功績可言，並在局部實現了民主憲政，但這一功績應當記在蔣經國的身上，和孫中山就離得遠了。從現實歷史上看，孫中山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地方。那麼，在理論思想建樹上是否有值得紀念的呢?

　　孫中山可能是忙於「革命」的緣故，並沒有創作出系統而有思想的理論著作，他的政治主張集中在他的「三民主義」上。我們仔細分析孫在這三個主義上的言論，可以說很多都是泛泛而談的空話，在實踐上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義」，最早是「驅逐韃虜」的大漢族主義，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觀念落後。國民黨執政時的國旗意義也比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幟更缺少民主性。同時孫在為了取得革命勝利上不遺餘力，多次乞求國外勢力對中國的干預，他最後的成功就是「聯俄」的結果，此時民族主義何在呢?關於建立民主自由憲政共和國的理念，上面已經提到，不再多述。至於提到的「民生主義」不過是全世界人們都追求的「普適價值」，這在王朝專制時期也有「民為貴」之說。「公平」、「正義」是人們普遍希望的社會狀態，出現嚴重的貧富不均和勞動力極其廉價的現象是需要改革的。孫中山籠統地提出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些語言反映的是多數普通公民的意願，只要是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會提出的，而關鍵是結合實際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和措施。強調這些籠統的話語，而無切實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破壞了經濟秩序，繼而引發社會的劇烈動蕩。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話」而無實際措施，在土地問題就是最典型的。敗退台灣之後，實行了切實而溫和的「土地改革」，為民主憲政打下了經濟基礎。而這些和孫中山無關。

　　我們分析上世紀中國社會出現的混亂和戰爭，不少都不難找到孫中山的「影子」;而社會出現的進步現象，如民國初年的脆弱憲政現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現象，報刊自由發行的現象，工商業大發展的現象，都很難找到是孫中山提倡的結果。我們崇拜他，給他塑像，不就是盲從嗎?筆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這一觀點看上去是讓你單獨崇拜上帝，而實際效果就是不要將人「神聖」化，不要極端看待一個人。不去崇拜具體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憲政的需要，我們分析歐美民主立憲國家莫不遵守了這一點。任何一部成熟的憲法，沒有將具體人名寫入憲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國之本的說法。

　　人是愛好思考的，同時又懶於認真思考，獨立去仔細分析。這種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產生對「偶像」的崇拜。人們推崇某個人，實際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鳴」或是某方面的共同「愛好」，這在「專業」層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眾多的「追星族」，以及對一些思想家、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的認可。但當追崇的是與執政集團有關的「政治」人物時，常常是和對「權力」的認可有關，也常常透露出對「勝王敗寇」叢林法則的推崇。此時不再會有「寬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產生對「專制」的讚揚。例如對孫中山的推崇，背後反映出的就是對國民黨「黨權至上」的認可。當極端去看待一個政治歷史人物時，這個人的真實歷史已經沒有意義了，所以一個對中國歷史進程並沒有做出多少正面貢獻的人被封為「偉人」、「國父」，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們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個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絕「極端」的去評價任何人，尤其是政治歷史人物。這一點是穩定社會必備的「語言環境」。語言上的爭論常常引起「行動」，在對人的評價爭論上往往出現在「掛畫像」、「塑雕像」等具體現象上。如果是在個人「領域」，如家中，願掛誰的像是個人的自由。而在公眾場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較強的廣場應當去掉產生「個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掛具體政治人物的畫像和立塑像。人們對很多歷史政治人物評價的崇拜常常轉到對所謂思想(言論)的認知上，人們常常用一些「偉人」的語錄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這又是一種錯誤的思考問題的方法。在處理社會具體問題時，不能以「某人」所說的話或「思想」作為行動的依據，這也是實現真正「法治社會」的前提。一種觀點有意義不在乎是誰說的，而在於真實反映了現實，能指導實際的進程。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我們從一個人所創造的「思想」去評價這個人，可以將對人的評價轉到對言論(他的思想)的評價上。此時參與評價的人應當熟知這個人的主要言論。例如對孫中山進行評論，應當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邏輯，有多少具有實際意義。沒有系統看過他的言論集的人是沒有資格來抬高或貶低他。尤其我們不能對某人類似廣告詞的片言隻語來評價他，例如孫中山題詞「天下為公」，就認為他「偉大」，是沒有道理的。

　　人們喜好對歷史人物做出評價，如果作為學術問題，或者是茶餘飯後的閑聊，我們應當養成從某個具體的方面去看的習慣，多談具體事件，少一點籠統而極端的話語，要給對方留點交談的餘地。理性評價政治歷史人物是我們提倡民主立憲繞不過去的話題，而「理性」就是拒絕極端褒貶任何一位歷史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