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城審判

骯髒!首批28戰犯實判25人 後多不了了之

孫家紅：從世界的意義來講，伯力城審判具有二戰之後國際戰犯審判的大背景。我們知道，二戰後，最早開始的國際戰犯審判是在德國的紐倫堡，是針對德國納粹進行一系列審判。之後就是眾所周知的，也是大家歷來關注最多的東京審判。然而，恰恰就是在東京審判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當時對於日本「細菌戰」的戰爭罪行和相關戰犯的處理，其實很不盡如人意；或者說，造成了很大的遺漏。曾經有人寫過一本書，將東京審判稱為「未完成的紐倫堡」。的確，相對於紐倫堡審判來說，東京審判存在太多問題，或者說不足。

我們說，這樣一場以蘇聯為主導的伯力審判，恰恰就是因為蘇聯發現，在東京審判過程中，美國出於它自己國家的安全利益考慮，跟當年日本的細菌戰犯達成了一種交易。當然，我們也發現，蘇聯其實對這場交易也很感興趣，他們也想從日本的細菌戰犯手中獲取相關材料，包括一些實驗標本、實驗數據。但是，它在跟美國的競爭中失利了。所以，在美國主導了東京審判之後，蘇聯為了形成一種對抗，就組織了這場著名的細菌戰審判。

陳新宇：當時美國跟日本有一定的政治交易在裡面。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東京審判的時候，當時審判的主要是甲級戰犯，也就是說對戰爭負有首要責任的戰犯。第一批被起訴的有28個甲級戰犯，但是，不是最後都有宣判。因為其中有兩個人在審判的過程中病死了，還有一個被認為是有精神病。所以，首批宣判的戰犯其實是25個。而其他後續的幾批戰犯則不了了之，後來被釋放了。

所以，您剛才提的這個問題呢，涉及到當時這些細菌戰犯是否符合當時東京審判時戰犯的標準。另外一個就是剛才說到的，有一些政治交易的問題。[詳細]

伯力城審判

細菌戰實驗受害者超三千 爛腳病仍肆虐

日本細菌戰用活人做實驗

搜狐讀書宋晨希：謝謝孫老師關於這本書的介紹和闡述。其實，大家對於當年日本的731部隊早已有所瞭解，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細菌部隊！那麼，日本當年為何要建立這樣一個部隊，並進行細菌武器的開發與研究呢？日本當時是如何考慮的？當時又是如何把細菌部隊投入到戰場中的？日本的細菌戰又給中國及一些東南亞國家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榮維木：日本的731部隊是在中國東北建立的。實際上，當時日本在中國的細菌部隊很多，除了731，還有1855、1644等等，還有B100。細菌武器的研製和開發，殺傷力都比較大。至於細菌戰的危害，我覺得，就日本全部的侵華史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細菌實驗。細菌實驗傷害了很多人，當然，具體數字是多少，現在還不太清楚。但據伯力城審判所查明，當時有明確編號的受害者就已超過三千了。另外一部分是細菌戰的實施。在中國有兩個比較大的受害地區。一個是浙江的義烏。我知道有一個專門搞細菌戰賠償的女士，當時被選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曾經代表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她就是義烏人，據說當地有不少人曾經遭到日本「細菌戰」的危害。還有一個是湖南常德，也是一個危害比較大的地區。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說魯西、雲南等都有。

關於「細菌戰」的研究，我們應該測算一下「細菌戰」造成了多少人的傷亡、有多大危害，和這個「細菌戰」究竟有怎樣嚴密的因果關係。比如，我在這兒施放了細菌武器以後，也可能很快大面積的瘟疫就爆發了，也可能很長時間才會有。這個研究，和平時的研究可能有點不太一樣。比如說現在仍然危害著中國人民的炭疽，也叫「爛腳病」，有沒有當時日本實施細菌戰的可能性呢？不可能說沒有。

對於我們來說，研究細菌戰的資料來源很少。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的一位作家哈里斯寫過一個《死亡工廠》，他利用的國外資料就比較多。還有，後來美國把一些當時的審判史料又還給了日本。我們大陸學者為了研究細菌戰，也有到日本去查這些資料。日本的吉見義明、近藤昭二這些人，也收集了很多資料。直到現在，還不斷發現有新的資料。此前很多人利用《井本日記》做過研究，後來引起日本政府的關注，就給封閉了，也就看不到了。但從長遠來看，隨著人們不斷的努力，包括國際審判及其他的一些史料，還是可以被逐漸披露的。我們對於細菌戰期間實施細菌戰的整個過程，一定會越來越清晰。[詳細]

伯力城審判

活體實驗細節:慘!極寒天冷凍活人用棍敲

搜狐讀書宋晨希：進而，我們很想了解一下，當時日軍所做的人體實驗主要有哪些？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孫家紅：對於一些細菌實驗的具體情況，我覺得大家可以翻一下《伯力城審判》這本書，這裡面有很多細節。在編校整理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時候自己都覺得很恐怖。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定不要在晚上看這本書，否則會做惡夢的。

凍傷實驗 （《黑太陽731》劇照）

比如說，他們為了做凍傷實驗，冬天的時候，在人的胳膊上澆上冷水，凍的邦邦硬，拿棍子一敲，完全像是敲在木頭上。然後把他抬到屋裡，用不同溫度的水來解凍。就是通過這樣的凍傷實驗，他們發現，人在完全冷凍之後，再放到37度的溫水裡面，最有利於凍傷的恢復。但是，大家可別忘了：他們用作實驗的對象可是人啊！而且基本都是中國人！關於這種凍傷實驗，我記得以前有部電影叫《黑太陽731》，裡面就有一些類似的鏡頭。還有，在安達實驗廠——也就是現在的大慶，他們將人先是用棉花包裹起來，然後施放細菌彈，看看細菌彈對人體的殺傷力究竟有多大，在多長時間內發生不同程度的病變，最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能把他治過來。

總之，他們做了很多類似缺德的勾當。在這本書裡面，有很明確的記錄，大家可以慢慢來讀。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慘不忍睹！[詳細]

伯力城審判

東京審判:日法學家上陣 中方以為走過場

搜狐讀書宋晨希：東京審判自1946-1948年，一共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很多人表示不解，當時國內就有人說：為什麼一個審判要長達兩年多？而且讓這些戰爭狂魔多活了兩年多？我們知道，當時東京審判主要用的是英美法，跟大陸法是有區別的。英美法更多的是強調一種程序正義。那麼，請陳老師詳細講一下，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審判方式呢？這種審判方式會不會總是造成拖沓？

東京審判被告席

陳新宇：您這個問題提的很好。首先，關於這個審判模式的選擇，背後肯定有大國因素的影響。在戰後東京審判中，我們看到美國是起到主導性作用的。而當時參與東京審判的11個國家裡，有7個是英美法系的國家。

第二，在這個過程中，選擇英美法系的審判模式，與造成程序上拖沓，這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雖然當時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裡面，是希望對戰犯進行公正及迅速的審判，但實踐過程中就像您說的，時間拖的很長。

英美法系有著無罪推定的理念，即任何人未經法院依法判決，應視為無罪。在審判過程中，美國為當時日本戰犯配備了熟悉法庭程序規則的美國的辯護律師，加上日本國內有一個龐大的一流法學家和律師組成的辯護團隊，與各國檢察官在法庭上展開了法律的拉鋸戰。而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一開始的想法以為審判是走過場，在準備方面有不足之處。我們派的檢察官團隊僅有數人。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面臨人力不足，曾經補充過4名顧問人員。比如倪徵日奧先生，就是檢察團的顧問之一。而當時蘇聯原來是要派七十幾人的檢察團隊來，後來經過勸說，最終派了三十幾人的團隊過來。所以，在人手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不充分的地方。

除了審判模式嚴格地遵循無罪推定，設置了複雜的程序性規則。在這個過程中，戰犯們配備的律師團隊對這些規則加以利用之外，當時還有一些客觀的情況。比如說，抗戰時證據的毀失，當時中國正好是處在內戰時期蒐集比較困難等。當時我們有一些證據還是在日本那邊找到的。所以，當時我們在證據搜索方面確實也有各方面的不足。

以上幾個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審判要持續這麼長時間。[詳細]

伯力城審判

東京審判死刑投票:印法官認為戰犯無罪？

搜狐讀書宋晨希：我們知道，其實在很早以前，包括在19世紀的時候，以及後來的《日內瓦條約》，都明確規定過細菌戰不允許用到戰爭。那麼，為什麼20世紀已經快到中葉的時候，日本還在中國進行這麼不人道的細菌戰呢？我們想請陳新宇老師講講，當時既然有了這些國際法的存在，為什麼沒法制止這些悲劇的發生呢？

陳新宇：跟國際政治中強權政策有關，即對國際法是否承認及付諸執行的問題。您之前提問為什麼伯力城審判最高刑罰只判25年這樣的問題，涉及到蘇聯當時國內法規定這個問題，引申開來，可關聯到當時東京審判最後的量刑的複雜性問題。此前曾有一部電影《東京審判》，如果在座的各位看到過那部電影的話，印象最深刻可能是最終的死刑投票問題，其實這個電影裡面表現的手法其實是比較戲劇化的，並不符合歷史真相。

按照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當時法庭有權處以死刑或者其它適當的刑罰。當時法官們的意見並不一致，情況非常複雜。比如印度法官帕爾就認為所有的被告是無罪的，對於他的觀點我覺得要一份為二的去看，這其實正可以說明當時的法官確實是獨立做出裁判的。比如說法國的法官柏奈爾就質疑天皇尚且可以不被追訴，其他戰犯是否應被處以死刑，最終他沒有參加投票。比如說菲律賓法官他認為判決過輕。蘇聯情況比較特別，紐倫堡審判時，其國內法有死刑，因此紐倫堡審判戰犯的判處死刑的人數要遠遠多於東京審判，當時在紐倫堡審判中蘇聯法官就認為希特勒身邊助理赫斯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量刑過輕。到了東京審判，蘇聯正好處在廢止死刑的時期，因此蘇聯法官認為按照蘇聯的國內法，沒有辦法判處死刑。

東京審判法官成員（前排中為韋伯庭長）

總之，國內法跟國際法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這也是因國而異，甚至因人而異的。我個人研究對東京審判死刑投票的推測是，當時7名被判處死刑的戰犯，10名法官（排除沒有參加投票的法國法官）的投票結果可能是兩種，一種是7：3，一種是6：4。[詳細]

伯力城審判

天皇未入審判戰犯釀今朝日本不認歷史?

搜狐讀書宋晨希：天皇在東京審判中逃脫了審判，可能有人會想：既然天皇都沒有罪，那麼我們這些日本底層的軍人，是為天皇打仗的，我們又有什麼罪呢？這些可能都是戰後日本遺留的問題。是否可以說，由於當時沒有把天皇列入到審判罪犯之中，造成了今天日本對於歷史問題的認識混亂？

榮維木：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先說第一個問題，大家也比較關注的天皇的問題。日本當年發動對外擴張戰爭，侵華，侵略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他是當時日本精神的號召。明治維新以後，天皇的地位日益上升，這也是客觀存在的。那麼，天皇為什麼在東京審判的時候，被免除了戰爭責任？原因比較複雜。既有美國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國方面的原因。我們知道，日本這個國家他有一個特別的文化，就是天皇崇拜。他們認為天皇是神，不是凡人。後來，天皇作了「人間宣言」，說他不是神。麥克阿瑟當時給美國政府報告說，當然在美國國內也有這樣的看法，認為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如果把天皇作為戰犯判處死刑，肯定是要用絞刑的，那麼對於日本社會可能造成很大動蕩。到那時候，美國不知要派多少兵力才能佔領日本。所以，麥克阿瑟在東京接見天皇，明確說要免除他的戰爭責任。這是美國方面。

中國方面也是這樣。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戰後實行了一個政策叫「以德報怨」，不光對日本天皇表示寬容，對於很多日本俘虜、日僑，還有各種平民，也是這樣，沒有深究。而且，這一期間雖然國共還沒有正式打起來，但內戰一觸即發，關注點集中在國內。原來盟國——也就是美國曾建議說，你們中國也出兵去佔領日本，包括沖繩，都要佔領。但國共處於內戰的狀況，也就沒有辦法。從共產黨這方面來看，當時也有一些類似想法。毛澤東就說，要尊重日本人民的選擇，也沒有特彆強烈要求使天皇成為一個頭號戰犯。所以，天皇被免除戰爭責任有一定的必然性。[詳細]

伯力城審判

美保護戰犯:20萬日元獲原子彈、細菌武器

孫家紅：我們今天讀書會的主題是「從東京審判到伯力城審判」，如果再往前追溯，應該是從紐倫堡審判到東京審判，從東京審判再到伯力審判，這纔是完整的發展脈絡。東京審判採取英美法的審判方式，或者說使用了一種全新的戰犯審判格局，這裡面固然有美國的影響。而且，我們很可以肯定地說，在之前的德國紐倫堡審判過程中，美國也起到了主導作用。

紐倫堡審判

東京審判的這一套模式，其實都是從紐倫堡審判發展而來的，包括法庭組織、庭審組織和定罪規則。另外，東京審判的一些問題，其實在紐倫堡審判當中也發生過。最近我聽一些國外學者講，在紐倫堡審判中，美國也保護了一些納粹戰犯，包括當年參與製造原子武器和進行細菌武器開發的主要戰犯。當然，也沒有把他們送上審判席，也沒有進行公開的審判。他們被美國弄到本土後，參加了美國的原子計劃，並且幫助美國開發細菌武器。當然，這同樣是不光彩的行為。這樣的行為既然在紐倫堡做過，後來在東京審判時，就發揮得更為極致。

孫家紅：東京審判過程中，我們知道，當時在日本最有權威的人物是麥克阿瑟，他是遠東盟軍司令部的最高長官。學者近年發現美國一些軍方機密檔案，涉及到麥克阿瑟在遠東司令部與美國政府就如何處理日本戰犯的一些意見溝通。比如，是否將這些細菌戰犯交給蘇聯人抓去審判，還是說跟這些人進行一場交易。有些文件是近年才披露的。但不管怎樣，這些檔案可是美國它自己公開出來的，因此也是沒法賴掉的。其實，麥克阿瑟某種程度上代表的就是美國政府。並且，當時負責跟731部隊的創立者石井四郎進行溝通和談判的是美國軍方的一個醫學專家。也就是說，是由美國本土的專業人士，向石井四郎進行審訊的，以瞭解他們所進行的細菌武器開發究竟到了什麼程度，都掌握了哪些情況。隨後，他們就進行了談判和交易。

我們發現很有意思的是，當時負責去了解情況的美國人後來彙報說，日本的731部隊在1934年就開始建立了，在東北搞了很多年的武器開發，包括活體實驗，大概花費了數百萬美元成本去做這些實驗。但是，美國又花了多少錢，把這些材料從日本的石井四郎手中拿到的呢？我們目前看到的材料說，也就花了20萬日元！所以說，美國花了一個極低的成本，就從日本手中拿到了他們的細菌武器開發成果。[詳細]

伯力城審判

伯力城:細菌戰戰犯為何最高僅判25年？

搜狐讀書宋晨希：當我們從審判書（編者註：伯力城審判）中看到，這些細菌戰犯最高的也只是判了25年徒刑，感到很是喫驚。731部隊當年在中國東北做過那麼多可怕的實驗，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不判他們死刑呢？當時判決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什麼？

伯力審判（左一：三友一男 右一：山田乙三）

孫家紅：據蘇聯方面講，伯力城審判的核心法律依據，是蘇維埃最高主席團在1943年4月19日發布的一項法令，大約屬於特別法的性質。這個法令的俄文原件，我還沒有看到，當然因為語言的關係，即便找到了，暫時也看不懂。但我從一個國外學者的論文中看到英文翻譯，大約這條法令講的是跟德國方面的戰爭關係，比如對德作戰中，德國納粹對蘇聯公民進行非人道的刑訊逼供和人體試驗，以及針對蘇聯方面一些叛逃或者內外勾結的罪行，都要接受蘇聯的審判和制裁。這就是他們主要的法律依據。

但具體談到蘇聯人為什麼不將這些細菌戰犯判處死刑？因為他們使用蘇聯的國內法進行裁判，而當時蘇聯刑法並沒有死刑，因為他們此前將死刑公開廢除了。按照當時的蘇聯刑法，最高的刑罰就是25年有期徒刑。但是，後來有的學者據此分析，為什麼伯力審判會搶在1949年底進行審判，就是有意不想判這些細菌罪犯死刑，因為有種種跡象表明，蘇聯已經決定次年就要恢復死刑了。

在此，我們再談一下伯力城審判的情況。從目前《伯力城審判》這本書來看，它的審判準備工作從當年（1949年）的10月20日左右便開始了，因為要整理大量的日本細菌戰證據。而這些證據很多是蘇聯在中國東北截獲的。今天，這些證據應該還存在俄國的某個地方，我曾經看到過一些線索，但還沒有機會親見。這些當年蘇聯截獲的文件證據，與後來在美國發現的那部分731部隊試驗材料，應該可以互作彌補，很有助於我們的研究。[詳細]

伯力城審判

恰逢主席訪蘇 伯力城審判竟無國人出席

孫家紅：伯力城審判、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一脈相承，也要追究戰犯的個體責任，進行刑事制裁。我們知道，蘇聯在從中國東北撤退的時候，抓去很多日本人，還有偽滿洲國的重要官員。對於這些人，蘇聯是否要進行軍事審判，或者說，怎樣處理他們，這在當時就存在很多爭議。

我們看到，1949年底蘇聯伯力審判的時候，毛澤東正在蘇聯進行訪問。毛澤東以及當時的中國政府，明顯知道伯力審判。但在這本書裡面，我們並沒有看到中國方面的參與。這裡所涉及的731等細菌部隊犯下的主要罪行，主要案發地在中國，中國人民是主要的受害者。而在伯力審判中，並沒有中國人出庭作證，也沒有中國方面的法官，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而且，蘇聯在審判當中，不斷強調日本進行的實驗和準備，主要針對的是蘇聯。包括之前他們實施了兩次局部戰爭，比如在諾門罕戰役中，日軍投放了一些細菌武器。但據說當天風向逆轉，結果毒氣吹到日本士兵身上，日軍反受傷害。雖然這是蘇聯主持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但我覺得，就此我們可以展開更多的討論。至少對中國方面來說，這場審判並非完全的公平和正義，而應該有中國的參與，由中國自己表達正義的訴求。[詳細]

伯力城審判

周恩來優待在華戰犯:多魚肉 為中日友好

孫家紅：後來，1956年中國開始在瀋陽和山西兩地組織特別軍事法庭。第一場在瀋陽審判的時候，戰犯一共有28名。這個數字很有意思，蘇聯的伯力審判只有12名戰犯，而中國的第一批戰犯審判就是28名，正好跟東京審判人數是一樣的。然而，我們對於戰犯的選擇，已經是範圍縮小又縮小的。加上後面三次開庭審判，包括偽滿政府官員在內，一共是45名戰犯。其中大約30名是日本戰犯。最後，我們也沒有判處死刑，而且量刑是很輕的。據說，最開始提交審判的戰犯名單共有100多人，但周恩來說：太多了，你們回去再考慮考慮。第二次報了幾十個人，周恩來還是覺得很多，往返幾次，才最後圈定了這45人。對此，不僅當時負責審判的同志覺得很意外，絕大多數中國人覺得意外，包括日本戰犯在內，他們也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原本很多人在戰犯管理所的時候，覺得遲早要被中國處死，所以開始的時候，惶惶不可終日。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則充分貫徹的是「以德報怨」策略。說實話，我覺得按照傳統儒家精神，「以德報怨」是錯誤的。孔子曾講「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如果「以德報怨」，「德」就沒法回報了啊！這可是孔夫子教導的話。但是，可能因為某些特殊的考慮，當時就是特彆強調「以德報怨」，不僅二戰後國民政府放棄對日索賠是這樣，我們後來的戰犯處理，也採取的是同一種寬容策略。

我們知道，當時在撫順的戰犯管理所，戰犯的生活條件是相當好的。有的材料說，當時給每名戰犯配備的基本口糧標準相當於三個中國平民的水平。每頓都要有魚有肉，逢年過節，還要按照日本的風俗習慣調整飲食。中國人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戰犯們也覺得不可思議。開始的時候，日本戰犯還懷疑中國人會在飯菜裡面下毒，不敢喫，後來也不知道中國人將來怎麼處理他們，覺得早晚都是死，索性就喫吧。所以，經過戰犯管理所幾年的「關押」，很多戰犯的身體被調養的很好。

相比之下，他們在蘇聯的時候，要服沉重的勞役。蘇聯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和中國的處理政策完全不一樣。我們看到，蘇聯從東北擄掠了將近60萬日本戰俘過去，到西伯利亞做苦工。在冰天雪地做苦工，去伐木啊，去修橋啊。其中有一些日本戰犯是從西伯利亞直接回國的，他們將西伯利亞的痛苦回憶寫下來。有人講，當時他們餓的不得了，在幹活的路上看到一個圓圓的東西，以為是馬鈴薯，就偷偷揣到口袋裡，想回到俘虜營裏可以喫一喫。結果，到了房間裏，在爐子的烘烤下，那個東西慢慢融化了，原來竟是馬糞蛋！可見，當時的勞改營特別艱苦。後來在日本有很多文學作品，包括回憶錄，記錄了這段經歷。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蘇聯當年怎麼對待日本戰俘了。蘇聯對日本戰犯，基本就是嚴酷的折磨。

當年周恩來講：你們現在可能不理解，但相信20年後你們就會理解的。我覺得周恩來的長遠戰略眼光還是對的。這些經歷過中國戰犯管理所的戰犯，包括被判過刑的人，絕大部分最後都被遣送回去了。後來，又成立「中歸聯」這樣的組織，在中日友好和推動民間互動方面一直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很有意義的。而蘇聯當年對日本戰犯苦役折磨，在他們回去後，是不可能感恩戴德的。曾經歷過伯力審判的戰犯三友一男，回到日本後寫了一本書，回憶當年被蘇聯俘虜，直到輾轉回到日本的過程。其中就充滿了對於蘇聯的抱怨，他覺得蘇聯人太惡毒了。另外，他對這場伯力城審判也有他自己的意見，他覺得這場審判完全是被迫的，他們是沒有辦法才認罪的。因此，中國的戰犯改造，包括戰犯審判，從長遠來說，的確有優勝之處。雖然我們當年花費了很大的成本，感情上一時之間沒法接受，但從長遠來看，畢竟和平是人類共同的未來前景。我們沒必要將我們的民族仇恨延續下去，我們真不需要這樣。[詳細]

伯力城審判

48年後甲級戰犯被釋放 安培外公在其中

但我覺得，這些問題還不是最嚴重的。在東京審判期間，1946—1948年，這個時候戰後秩序發生一些變化。這個變化是什麼？1947年冷戰開始了，這是戰後很大的一個特徵。就是說，兩個陣營開始出現，首先在歐洲，除了蘇聯以外，又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1947年內戰爆發，國民黨肯定不行，美國也看到了。但美國可能害怕，兩個陣營出現以後，共產主義陣營在東亞會成長，如果國民黨不行了，共產黨取得中國，對他來講，在戰略上必須要有所考慮。於是，當時對於日本的懲處力度也就降低了。

我們知道，最後的判決非常輕微，前後形成非常大的對比。並且到1948年以後，很多甲級戰犯被釋放，並沒有進一步追究。比如說，我們說現在安倍首相的外公，當年就是甲級戰犯的嫌疑犯。不僅他是這樣，很多的甲級戰犯不光沒事了，而且後來又從政。一些過去侵華的人，經商的那些日本人，轉而支持國民黨。有的日本戰犯甚至加入國民黨的軍隊，參加國共內戰。最有代表性的岡村寧次，說他是當時侵略中國的一個甲級戰犯，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日本投降以後，由於出現國共戰爭的狀態，他不但沒有受到制裁，反被聘為軍事顧問。戰後，他給日本軍隊下命令說：你們只能向國軍投降，不能向共軍投降。如果共軍來的話，你們要繼續抵抗。雖然現在的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號，是因為9月2號簽訂盟國協議，但事實上，我們共產黨軍隊和日本人打仗，還延續了很長時間。包括一些戰犯在山西加入閻錫山的部隊，協助他和共軍作戰，就是這樣。

安倍晉三外祖父岸信介（左）

我想現在日本還不斷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和當時的這些情況是有關係的。因為對於日本的侵略戰爭，沒有做一個徹底的清算。這和德國完全不一樣。德國清算的非常徹底，德國總理可以在猶太人的紀念碑面前下跪。在德國，你要是宣揚說希特勒好，說法西斯好，那是要判刑的。日本卻從來沒有清算他們的戰爭責任。還有，戰爭責任的承擔，有一個非常必要的手段，那就是戰爭賠償。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雖然是一個受害最大的國家，卻沒有得到賠償。甚至於舊金山和會的時候，中國並沒有參加，不光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參加，就是當時敗逃臺灣的「國民政府」也沒有參加，這就造成了一種戰爭責任追究的不徹底。具體就不展開說了。這些問題對於造成今天日本右翼的存在，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詳細]

伯力城審判

國共兩黨為何均放棄日本戰後賠償？

搜狐讀書宋晨希：我還是想問一下關於戰後賠償的問題。現在有人說，日本曾經打算過賠償，但是被中國很豪邁很大度地放棄了，不要賠償。所以，現在有些人到日本去打官司，索要戰爭賠償，是否在法理上存在一些問題？這也是造成了現在後來敗訴的原因嗎？

榮維木：先說這個賠償問題。在舊金山和約簽訂前，臺灣國民黨方面首先和日本簽訂了一個和約，叫日臺和約。在這個和約裏，明確地說放棄索賠。那時，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說：你們沒有這個權利！到了1972年的時候，中日邦交正常化，發表共同聲明。在共同聲明裡面，我們也表示放棄國家賠償。當然，放棄國家賠償有個前提，就是說，日本必須要承認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很大傷害，你要承認這段侵略的歷史，這是一個前提。當時放棄對日索賠，還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說70年代初，中國的周邊國際環境不是很好，和蘇聯關係就十分緊張。當然，這不能作為一個公開的理由，也絕不是主要的理由。那麼，公開的理由是什麼？主要有下列幾點。第一點，就是說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區分開。第二點就是日本的年輕人，沒有替他們的父輩承擔戰爭責任的義務。第三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一個教訓，就是俄國要求賠償，於是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第四點就是說，臺灣當時放棄了賠償，我們不能比他們更小氣。就是這樣。

對於遺留的問題，我覺得是這樣：中國放棄索賠以後，日本通過無息貸款等其他方式，做了一定的補償。這裡面造成了一個最大問題是什麼呢？最後放棄的是什麼賠償？對此，有不同的解說。有的說，整個戰爭的賠償責任，包括國家賠償和民間個人賠償都放棄。不同的意見就是說，國家放棄賠償是國家之間的事情，從人權的角度來講，受害者作為個人，從人權的角度，仍舊有權利要求賠償。當然這個問題如果解釋不清，可能造成一些被動。雖然我們國家層面的賠償放棄了，但是對於民間受害者，我覺得還是應該進行賠償的。

另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對於戰爭性質的認定問題。比較明顯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參拜靖國神社。實際上日本右翼每年靖國神社，都要鬧事的。還有一個就是教科書的問題。教科書問題現在也沒有解決，是應該警惕的。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中日關係總還是有些困難。[詳細]

伯力城審判

日細菌武器4次實戰:英美戰俘亦做實驗體

搜狐讀書宋晨希：感謝今天三位老師圍繞《伯力城審判》這本書，從國家到個人，從歷史到現在，對於中日關係，對70年前那場戰爭所做的精彩講解。正如當年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所講，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不會把帝國主義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頭上，但是忘記歷史，可能在未來會招致災難。歷史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下面是開放提問，不知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向三位老師提問。

提問：我想問一下這本書的編校者，剛才您簡單說了一下日軍731部隊，蘇聯認為它的建立以及細菌武器實驗，主要針對前蘇聯的，並且在諾門罕戰役中，有使用的先例。但是，當時日本有北進和南進兩個策略，從這個層面上看，似乎又不僅僅是針對蘇聯的。那麼，從您的研究角度來看，731部隊是不是主要針對蘇聯的呢？

孫家紅：首先，我們從這本書原來的書名來看。這本書原名叫作《前日本陸軍軍人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之所以將「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交付審判定罪，其實就是來源於「紐倫堡憲章」。我們一般講的犯罪，往往側重於已經發生結果的犯罪行為，追究其罪責。但在紐倫堡審判中特別規定，準備和進行某些戰爭犯罪，若有可靠證據，即可以進行追責。所以，731部隊等進行的所謂細菌武器的開發實驗，也是戰爭犯罪。而事實上，通過蘇聯的伯力城審判已經查明，731部隊至少還有4次「遠徵」，也就是正式投放細菌武器，在湖南常德、浙江麗水等地方。這與我們今天的調查也十分吻合。另外，審判中發現，當時日軍進行細菌戰的過程中，還拍攝了一些錄像資料，可惜這些資料現在找不到，有可能被毀了，也有可能現在存在某個角落裡面。

我們今天講伯力城審判所揭露的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主要案發地都在中國。他們在中國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規模是最大的，中國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且調查顯示，這些接受實驗的「馬路大」，經過特殊移送渠道送到731部隊以後，每個人被編上號，當時發現的就已經有3000號。這意味著，至少3000個人通過實驗被殺掉了。在殺掉之前，都經過各種痛苦的折磨。當然，說到細菌戰的受害者，包括細菌實驗和戰爭中損失和死亡的人數，肯定遠遠不止3000。有的學者估計，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至少有幾十萬人。我認為，未必有這麼多，但應該至少數萬人。因為當時在南京、廣州、北京等地，還有其他一些日軍細菌戰部隊，乃至在新加坡，他們也做這些實驗。所以，受害規模是相當大的。

我們發現，在731等細菌部隊的實驗對象中，也有蘇聯人，以及那個時候形式上已經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人。後來在瀋陽發現，還有英美戰俘被抓去做實驗。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武器開發和活體實驗，也在中國的戰爭中投入使用過細菌武器。蘇聯則特彆強調，日軍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一個重要對象，是為了將來跟蘇聯決一死戰。所以，蘇聯對這些人進行審判，我覺得在法理上沒有太大問題，因為犯罪事實基本是成立的。另外，日軍也拿英美人作細菌武器的實驗對象，可見他們是有長期戰略考慮的。

但從整體來看，自「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便開始在中國東北組建細菌戰部隊，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整個細菌戰過程中，主要的受害者當然是中國的老百姓。而蘇聯的伯力審判，竟沒有中國方面的參與，這的確有點不太公平。所以，我分析，後來蘇聯把一些日本戰犯移交中國，交由中國政府審判，有點補償的味道。而從中國自身來看，作為新建立的政權，也有宣誓國家主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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