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代 漢代是《史記》的傳播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將《史記》向社會一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響，研究者蜂起。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楊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楊雄（前58－公元18），西漢文學家、哲學家。他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32－92），東漢史學家，文學家，《漢書》的作者。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傳良傳統。 二、唐代 唐代《史記》研究的重要貢獻在注釋。最主要的著作是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加上南朝劉宋年間裴的《史記集解》，被後人稱為「史記三家注」，成為史記注釋的經典之作。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768－824），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773－819），散文學家。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二次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苦心，減一字不能。 三、宋、元 宋代是《史記》大量刊刻印行，廣為流傳的時期，官私刻本達數十種之多。現存《史記》最早最好的刻本為南宋黃狀況夫刻本。 元代最重要的貢獻是將《史記》中的大量故事改編為戲民劇，其劇目之多，劇作者之眾，令人嘆為觀止。如：鄭廷玉的《楚昭王》，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李壽卿的《伍員吹簫》，尚仲賢的《氣英布》，狄君厚的《晉文公火燒介子推》，金仁傑的《蕭何月夜追韓信》，高文秀的《澠池會》等名劇一直傳播至今，計達180多種。《史記》故事改編為戲劇大大促進了《史記》在民間的傳播。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鄭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椎對《史記》評價之高。四、明、清 時代對《史記》的研究開始興盛，清代已趨繁榮。明、清時期湧現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對司馬遷的人格和《史記》成就作出了尺世駭俗的讚歎。 金聖嘆（1608—1661），明末清初傑出的點評家，一個思想敏銳而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他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90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出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蘇常熟人。曾任禮部尚書，詩文甚負盛名。他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1738—1801），清代史學家、思想家。是繼唐代劉知幾之後又一位傑出的史學評論家。他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1727—1814），江蘇武進人，清代史學家、文學家。長於史學，考據精賅。他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候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改良主義者、學者。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五、現代、當代 建國前《史記》研究收穫頗豐，名人迭出。魯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評論驚世駭俗；建國後《史記》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濟濟，擇其要者，介紹如下：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一生酷愛《史記》，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1893—1976），湖南汀潭韶山沖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發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中國現代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社會活動家。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園人，近代史學家。他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史家，福建長樂人。鄭振鋒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路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路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1921—1991），陝西省韓城市蘇村人。當代著名作家，原陝西作家協會副主席。他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修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師哲（1905—1998），陝西省韓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譯家，原任毛澤東俄文翻譯、顧問，中央編譯局局長。他說：「1940年3月，我從蘇聯回到延安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領我去見毛主席，他同我親切握手之後，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韓城人。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十分驚詫，我想，毛主席說：「喔，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驚詫，我想，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領導全國人民翻身鬧革命，晝夜操勞，日理萬機，還不忘讀《史記》，而且還能準確記住它的作者的籍貫，真了不起。」「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現在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像他這樣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的，舉世公認的人，歷史文化名人，全國有幾人？我們應該好好地讀其書，學其人，弘揚其精神。」《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被人合稱「前四史」。《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自宋朝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清朝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司馬遷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鍊，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令人稱讚。。《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從分析《史記》體例入手，高度評價《史記》「雖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公元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裡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