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路上的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根據《南方周末》報道，2016年4月14日，在山東發生了一起辱母殺人案。女企業家蘇銀霞借款後無法償清欠款，遭致辱罵、毆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露出下體等暴力催款行為。蘇銀霞的兒子於歡因無法忍受追債人對母親身心的欺辱，用水果刀亂刺，致一人休剋死亡，其餘三人受傷。2017年3月17日山東省淄博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同時，於歡還需賠償死者家屬30598.5元和傷者53443.47元。

隨著「辱母殺人案」一審判決書全文披露，案件的諸多細節也曝光於天下。蘇銀霞欠了當地涉黑團伙頭目吳學占的高利貸，135萬元的借款，支付了184萬元本息，搭上一套70萬的房產後，仍未還清。被於歡刺死的杜志浩，光天化日之下，侮辱於歡的母親蘇銀霞逼迫其還債。而工友們報警之後，警察趕到，短短4分鐘之後，就離開了現場。據說民警當時丟下的話是，「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情急之下的於歡才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債人員。更富戲劇性的是，杜志浩曾撞死一個少女後逃逸，這事兒最後私了了，受害者家屬通過中間人收到了賠償金，但始終沒見過杜本人，交警的說法是，「抓不到人」。

來勢洶洶的輿論焦點集中在幾個問題上：第一，法律如何回應倫理困局？面對侮辱自己母親的杜志浩，作為兒子於歡奮力反抗，於情於理有錯嗎？第二，出警人員到案發現場的4分鐘停留，究竟說了什麼，幹了什麼？是不是導致事件升級的導火索呢？第三，當地涉黑頭目吳學占，放高利貸，利用不法手段催款為什麼沒有人管？是誰在充當保護傘？第四，女企業家蘇銀霞為什麼所迫，不得不向民間高利貸借款，當地的金融企業為什麼不對民營企業房貸呢？有沒有涉及到當地政府官員的不作為？

層層扒皮，層層挖掘的背後，僅僅是法律與倫理的撕扯嗎？我看未必。從事件的起因，到事件的結果，如果僅僅局限在法律的條條框框中考慮是遠遠不夠的。此類案件暴露出的問題讓人觸目驚心。雖然二審尚未開始，雖然我們所有人無法真實的還原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面對如同滔滔江水，席捲而來的輿論，終究有人要站出來澄清真相，終究有人要給法律和倫理一個交代，終究有人要挨板子，終究有人要捍衛公平與正義，捍衛法律的權威。

需要站出來澄清真相的有三個人：第一個，政府官員。事件的起因是民間借貸，為什麼民營企業家發展實體企業卻無法從正規的銀行貸款？當地的政府官員有沒有不作為的行為；另外涉黑團伙頭目吳學占已經被抓，究竟是誰在充當他的保護傘？第二個，出勤民警。當時有人報案之後，警察趕赴現場之後，為什麼四分鐘就從屋子裡出去，是勘察取證，還是甩手不管？當事民警需要站出來，說清楚事情的經過。第三，一審判案的法官。對於於歡「辱母殺人案」的審判，作為法官依據的證據都有哪些？做出的量刑裁決是否妥當？

說實話，現在筆者很糾結。一方面筆者認為作為法官，審判終身追責制度已經形成，沒有人敢徇私枉法，包庇罪犯；法官的審判站在法理的角度或許沒有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站在倫理的角度，看著母親被侮辱，求助警察又無所作為，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債人又彷彿合情合理。

我們是感性的人，也是理性的人。感性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情於歡的遭遇，因為這種同情源自於我們自身對安全感的渴望。我們又都是理性的人，畢竟中國是法治社會，司法的公正判決，包含著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輿論向法律傳遞出良知的意願，法律也應該回饋給輿論條理分明，論證周嚴的法律推理。法律與倫理不應該成為對立的雙方，不應該成為彼此撕扯的對象，因為二者有著相同的目標：讓有罪者受到懲罰，讓無辜者不致蒙冤，讓強梁不敢橫行，讓弱者獲得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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