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混沌：反對將語文烏託邦化

　　與傳統中醫的整體療法相似，我國傳統教育中文、史、哲、經，政治、道德、倫理乃至自然等方面的教育渾然一體，而現代西方教育雖然也有著學科融合的趨勢，但與現代西醫的局部分析療法相似，學科細分是基本的格局。人類的認識總是從混沌走向明晰，以莊周的「混沌鑿竅」寓言來作為反對分科教學的主要理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清末癸卯學制的建立，開創了中國現代教育的新篇章。但由於母語課程內部的學科細分遲遲不能進行，致使新課改也未能引領母語課程走出混沌困境。新課改以來，儘管我們在教法上大做文章，但整體教學質量仍然偏低，社會上對此課程的評價度仍然不高。

　　近年來，朱競的《漢語的危機》、潘文國的《危機下的中文》等著作和郜元寶的《母語的陷落》、嶽建一的《愧痛漢語危機 》、毛喻原的《論漢語的險境和詭謬》等文章揭示出了當前漢語生態惡化的趨勢。面對漢語危機，培養學習者提高實用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的剛性需要客觀上要求必須保證真「語文」教育在基礎教育階段母語課程中佔據核心地位。語文特級教師喻旭初認為：「從根本上說，語文教學就是激發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習慣，提倡多讀書，多寫作，多積累，培養語文素養，提升人文品味。就操作而言，應該不忘學科特質，回到語文原點，始終教育學生：字要規規矩矩地寫，話要明明白白地說，課文要仔仔細細地讀，練習要踏踏實實地做，作文要認認真真地完成。」[11]教育家李希貴也在《今天我們怎樣教語文》中強調：「語文要更加語文化，語文要輕裝上陣，不再負重前行。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如果通過語文課程學習，真的能夠『文從字順地表達自己的見聞、體驗和想法』，這也就足夠了。」[12]王旭明先生也明確指出：「語文實際上也是人的一種技能，更應該把語文當作一種技能進行學習和傳授。」[13]……在深化課改的背景下，很多母語教育的有識之士都在表達著一個讓「語文」回歸到黎錦熙先生所說的「語文方面（形式的）」定位上的願望，或者說表達了「語文失地者」們「還我失地」的主張。說「語文」課是基礎工具性學科且強調其實用性和強調語言的基本訓練本身並不過時，「語文」教學必須有明確的訓練目標，周密的訓練計劃、系統的訓練內容和科學的訓練方法，踏踏實實以實用的語言知識、文章知識及聽說讀寫能力訓練（主要是各類實用性文章的寫作）為本位真抓實幹，否則就難以實質性地提高學習者基本的母語運用能力。

　　「語文」教育作為母語課程的基礎部分，它的學科基礎主要是語言文字學、語用學和文章學，而不是重「心意」的審美的文藝學。呂叔湘先生早已指出：「語文課的主要任務是什麼？是教會學生使用現代語文，主要是讀和寫現代文。文學與語文比較，語文是主要的，文學是次要的。」[14]當前有人主張「語文」教材全部選用文學作品，這實在是個謬誤，這種鳩佔鵲巢的主張決不可取。「語文」課決不能一味上成文學課，各類「語文」考試的作文評卷也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不能過於偏重文藝色彩。順便提一下，對於「語文」教學中文藝腔泛濫的情況，1935年胡懷琛就指出：國文教材以「短篇小說」「情詩」等不實用的課文為主，乃是一種誤導；作文教學要根據時代的需要，「首先要適合於實際生活的應用，如果把這一點認識清楚，自然是不至於只學幾句浮詞濫調就算了」，[15]黎錦熙先生在1947年也早作出過類似批評，他指出：「對於四百號的『語文』基本工具，師生都還運用未熟，紕繆百出，乃但憑霎時間的主觀私見，一味做八百號『文藝』上的籠統批評。『通』『不通』的問題還沒解決，就凈說些『美』『不美』的鬼話。今矯此弊，故以改錯當先，求美居後。」[2]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來看當年韓軍先生關於「自建國以來，語言學界和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的幹預遠遠超過文學界和文學家的幹預」[15]的批評也就有著很大的侷限性，以實用語言技能訓練為目標的「語文」教育當然更需要語言學家、文章學家的關注，幫助「語文」教育從烏託邦的迷霧中擺脫出來。至於文學家們，如果關注教育，那就應該去幫助我們去建構起獨立的文學課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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