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1940年，八路軍集中兵力，發動了對日軍的百團大戰，取得了重大戰果。

但毫無疑問，百團大戰也暴露了作戰預想中的某些問題：戰役的規模過大，對日軍實力估計不足，連續作戰的時間過長；特別是第二階段作戰，採取了攻堅戰術，過分消耗了八路軍的有生力量；在日軍大規模的反擊和掃蕩中，抗日根據地遭到了嚴重破壞。

對此，彭德懷很快意識到，發動大戰的時機可能有些超前：“再熬上半年時間，或者等敵人迸攻長沙、衡陽、桂林以後，兵力更加分散，我軍再舉行這次大規模的破襲戰，其戰果可能要大得多。”

一九四一年一月百團大戰結束之時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日本兩院演講時對八路軍仍心有餘悸：“一九四〇年，重慶方面敵之抗戰特點，作戰非常消極，至今未曾出現主力部隊的反擊作戰。只有共產軍去年八月在華北發動的大規模攻勢。”

在妥協投降風潮蔓延，正面戰場沉寂的情況下，深深嵌入敵後的共產黨抗日武裝，在並不具備作戰實力的情況下，毫無保留地暴露自己極其有限的編制規模、駐紮地點和活動軌跡，放棄與實力相適應的分散式山地遊擊戰，幾乎讓所有的軍事力量傾巢而出，採用大規模聯合出擊的運動戰方式，在廣闊的區域裏向日軍發動了全面攻擊，這使得共產黨武裝的出擊看上去確實如同以卵擊石的決死一戰。

作爲有良知的中國人，如果着眼於中華民族命運的大局，而不是僅僅從局部利益上考量，有誰還會指責八路軍對入侵者發動的殊死作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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