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發布日期：2012-12-19]劉正寅內容提要：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萌芽於夏、商、西周的大一統思想，經春秋戰國時期的豐富與發展，隨著秦漢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而完善、確立，表現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係上就是「華夷一統」，形成「華夷一休」的觀念。以後經過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一統思想為內遷各少數民族所接受，中華各民族間的內在聯繫與密不可分的整體性得到進一步加強。隋唐大一統政治的實現，促進了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遼、西夏、金的漢化與認同，加強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發展了「華夷一體」、「共為中華」的思想，使中華整體觀念得到強化與發展。經過元、明、清的進一步發展，大一統思想和中華整體觀念深入人心，並在近代全國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得到升華，成為凝聚各族人民的強大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著密切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形成的，並在中國各民族共同發展中不斷地發展與鞏固。反映在意識形態上，中華民族整體觀念也有一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它是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萌芽於夏、商、西周的大一統思想，經春秋戰國時期的豐富與發展，隨著秦漢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而完善、確立，表現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係上就是「華夷一統」。經過兩漢四百年的統一，大一統思想根深蒂固，漢族與非漢族、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發展成為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形成了「華夷一體」的觀念。東漢以後，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邊疆民族大規模內遷，大一統思想為內遷各少數民族所接受，增強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認同性。以後經過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中華各民族間的內在聯繫與密不可分的整體性得到進一步加強。隋唐的空前統一與強盛，促進了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遼、西夏、金的漢化與認同，加強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發展了「華夷一體」、「共為中華」的思想，使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得到強化和發展。經過元、明、清的進一步發展，大一統思想和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深入人心，並在近代全國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得到升華，成為凝聚各族人民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一中華民族整體觀唸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史前史研究表明，中華民族還在其起源時代即表現出交流與統一的趨勢。處在文明前夜的堯舜禹時代，黃河中下游地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文明程度高於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啟廢「禪讓」而」「家天下」，建立起高於部落聯盟的原始政治機構。殷商甲骨卜辭及文獻記錄已反映出萌芽狀態中的一統「天下」的思想。在文獻中，商又被稱作「中商」、「大邑商」，又稱「土中」或「中土」，而四方諸侯稱東土、南土、西土、北土，反映了商在當時認識所及的範圍內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至西周，這種萌芽期的一統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在現實社會中的體現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注:《詩經·北山》。)而「天下」就是當時的「四方」或「萬邦」。天下一統思想反映在民族問題上即是華夷一統。周人雖起於戎狄間，但自稱夏人。迨其克商以後，奄有夏商之地，統一了黃河中下游東西兩大文化區，促進了部族間的融合與文化的交流，在原夏人、商人、周人的基礎上，吸收其他部族集團的成分，形成了華夏民族的雛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更趨統一。經過西周的發展，形成中的華夏民族共同體逐漸鞏固，享有較高的禮樂文明，經濟文化諸方面優越於非華夏民族。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非華夏各族內徙，尤其是北方與西北各族，紛紛遷入黃河中下游，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結雜處的局面。異族的進攻無疑加強了華夏民族的認同感，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同時華夏民族也感受到了異族文明給華夏禮樂文明所帶來的嚴重危機。然而，此時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只在名義上保持著「天下宗主」的地位，再無力號令諸侯。面對這種形勢，齊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著周天子的旗幟號令諸侯，「霸諸侯，一匡天下」。(注:《論語·憲問》。)「尊王攘夷」的重點似乎不在「攘夷」而在「尊王」，實質是以「尊王」之名行稱霸之實。步齊之後，晉、楚等諸侯大國相繼爭霸，但「攘夷」的色彩逐漸淡化。而在武力上威脅華夏諸侯的異族，如南方的楚、吳、越，西北的戎、狄和秦，雖然政治上逐漸強大，但在文化上卻被享有較高文明的華夏所融合。春秋時期強調「夏夷之辨」，然而區分夏夷的最高標準卻是文化，即以是否行華夏禮樂文明亦即是否合乎周禮來辨別華夷。孔子作《春秋》，主張大一統，強調在大一統下明「華夷之辨」。孔子崇尚周文化，認為周禮優越於其他文明，因而強調「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注:《論語·憲問》。)孔子夏夷的區分即是以文化作為最高標準。這個作為最高標準的文化，不但包括語言、風俗、經濟等基本要素，而且更包括了周禮這種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孔子又主張夏夷可變，夷用夏禮，即夷的行為符合周的禮樂文明，夷則進而為夏，夏用夷禮，則退而為夷。楚莊王問鼎中原，被視為「非禮」，而至晉楚之戰，《春秋》卻禮楚而夷晉。春秋諸家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夏夷之辨」最為明確，然而儒家思想在明「夏夷之辨」的同時，從不排斥異族。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注:《論語·季氏》。)又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注:《論語·八佾》。)孔子相信夷狄也是可以教化的，亦即夷狄可以進為華夏。他在《春秋》中對夷夏都是同等臚敘，即「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注:《史通》卷4《編次》。)儒家的夏夷觀以禮樂為標準，實際是要一統於禮樂文明為核心的周禮，是大一統思想在華夷關係上的反映。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在春秋時期被稱為夷狄的許多民族融於華夏，至戰國時期最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古代民族共同體——華夏族。民族的融合與地區性的統一，為以華夏族為核心的大一統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進入戰國以後，舊的夷狄已成華夏，夷狄的概念包含了新的內容；周室淪為大國的附庸，一統於周的觀念已成過去。於是思想家們紛紛探討政治統一、華夷一統等當時亟待解答的問題，陸續出現了一些反映大一統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學說。其中《禮記·禮運》更首倡「天下為公」的大同學說，成為大一統理想的極致。諸子百家中最講究華夷之辨的儒家，到戰國時期形成了孟、荀兩個主要派別。孟子、荀子所處的是一個周室為附庸、「夷狄進於爵」的新時代，王無可尊而夷已變為夏，各大國再不去謀霸業，而是直接稱王。但這種各自稱王不是為了分裂而是為了更進一步的統一，天下渴望統一，而強國在謀求建立新的一統。這種形勢已完全不同於實不一統而尚可「文一統」的春秋時代。置身於此的孟、荀等思想家也就不再如孔子那樣讚譽齊桓公的「尊王攘夷」、「霸天下」，而積極主張大國「王」天下，認為齊、晉、楚、越皆可以「王」而不必「尊王」於周。這是荀、孟對新形勢下一統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一統理論具體到華夷關係上，孟子承認華夷在起源上的不可分離，古之聖賢如舜和周文王也具有夷的血統，「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歧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孟子·離婁下》。)在處理華夷問題上，孟子雖不排斥夷狄，但又不完全同於孔子。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孔子認為夷夏可以互變，但孟子只同意以夏變夷，以華夏文明教化落後的夷狄。這主要大概是由於時代不同造成的。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夏夷都還處在形成之中，相對並不穩定，正所謂「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夷夏相差不大，故是否合乎周禮成為二者區分的最高標準。孟子處於戰國時代，夏夷的概念已不同於前，舊的夷狄已與夏融合成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新的夷狄居於周邊地區，「非先王之道」，與華夏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這時的民族的概念也已清晰、穩定，周室式微，統無所尊，再不可能以是否合乎周禮來區分夷夏。當時各國並立，統一還只在理想之中，未來只能一統於華夏而不可一統於較落後的夷狄，故在華夷關係上，孟子強調「用夏變夷」而反對夏「變於夷」。荀子是戰國末年的大儒，在繼承儒學的同時又批判地吸收了諸子百家的思想。荀子所處的時代，整體統一的大趨勢較孟子時代更加明朗，而華夷一統觀念也正處於醞釀形成之中。荀子講禮治，政治思想方面更側重於「一天下」。荀子說:「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注:《荀子·正論》。)秦統一中國，一統由理想變為現實。漢承秦制，實際是秦一統制度的延續與發展。秦漢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時期。經夏商周的發展而最後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民族，進一步吸收邊疆民族成分，在這一時期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人數更加眾多的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漢族。她以空前繁榮的經濟文化、眾多的人口和廣大的地域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及凝聚的核心。秦漢的統一與邊疆開發，奠定了我國疆域的基礎，創造了各民族共為一體的「華夷一統」的現實，促進了多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倫理等各方面的進一步統一，邊疆與內地、「中國」與「四夷」一統的觀念得到加強。《禮祀·曲禮》曰:「君天下為天子。」鄭玄箋曰:「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這種國家元首稱號的含義充分體現了華夷的大統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完成了思想上的統一；而公羊學說以其「大一統」理論尤受重視。公羊學倡「三世」說，以「大一統」為宗旨，將《春秋》所記242年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即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以所傳聞世比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以所聞世比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所見世比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大小若一」。其太平世「王者無外」，與大同說合，是理想的「大一統」。公羊學說產生於戰國末年而盛於西漢，實際裡麪包含著漢儒對「大一統」思想的發展。董仲舒是漢前期著名的公羊學大師。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使儒學成為「霸王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學說；進一步闡發了公羊學說的大一統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發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從而使大一統發展成為一種先天合理、不可逆轉的永恆法則。秦漢空前統一的政治格局的實現為人們提供了對大一統理論進行思考、總結和提高的現實基礎，從而使大一統思想在這一時期進一步完善，構成一個完整體系，並最終確立下來。而其表現於民族關係上的「華夷一統」思想也在各民族大統一的現實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形成「華夷一體」的觀念。人們不再單純從理論上講行探索，而是立足於已建立的統一國家的現實，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來認識華夷關係，將華夷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使「華夷一統」思想發展成為「華夷一體」觀念。經過兩漢四百年的統一，大一統思想和中華整體觀念已經根植於人們的內心深處，成為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東漢後期，豪強並起，地方割據，但仍然保持著精神上的統一。三國鼎立，自王侯至庶民都明確意識到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人們意識到分裂，恰恰就說明瞭精神上仍保持著統一。分裂是暫時的、非常的，而統一是永恆的、正常的。意識到目前的分裂，便渴望將來的統一。曹魏「挾天子以令諸侯」，蜀漢以漢室皇胄相號召，孫吳則固守江東而待機。無論扯著什麼旗幟，他們都抱定著「統一天下」這個共同的最終目的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正是這種大一統思想和三國各自實際上完成的局部統一，奠定了以後西晉的大統一。二東漢末年，隨著政治的日益腐敗，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國陷入分裂割據狀態。經歷了三國鼎立之後，曾出現了西晉的短暫統一，然而不久這種統一就被更加嚴重的混亂與割據所代替。自東漢以來，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邊疆民族大規模內遷，在北方地區形成了各族雜居的局面。晉「八王」之亂，各族乘機掀起大規模的反晉戰爭，迫使晉室東移江左，史稱東晉；而在廣大的北方地區進入「五胡十六國」混戰、割據時期。大一統政治不復存在，政權割據與各族混戰的現實，使正統之爭和「華夷之辨」突出，成為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在分裂時期的思想特點。「正統」，在這裡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它源於《公羊傳》「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統」，簡稱「正統」。何林《解詁》注「居正」之義說:「明修守正最計之要者。」(注:《公羊傳·隱公三年》。)又注「大一統」說:「統者，始也。……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注:《公羊傳·隱公元年》。)大一統思想特彆強調「統」的重要，認為「統」正則一切皆正。統一天下、一脈相承的政權被稱為正統；反之則被斥為「閏統」或「僭竊」。大一統思想確立於漢。按照這種理論，漢為堯後，歷虞、夏、商、周，而又復歸於作為堯後的劉漢；漢是「繼堯運」而建帝業，因而是無可爭辯的正統王朝。東漢以後，統一的帝國分裂，「大一統」現實已不復存在，而大一統的思想卻已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信念。現實非一統而理念上一統，於是便強調正統，以正統代大一統，即《公羊傳》所謂「實不一統而文一統」，保持精神上的「大一統」。正統政權在精神上就成為天下一統之所在，即天下一統於這個被尊為正統的政權。按照「大一統」理論，「華」、「夷」是可變換的，而區別「華」、「夷」的最高標準是文化。這個作為標準的文化在當時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華夏」，不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夷狄」；「夷狄」可進而為「華夏」，「華夏」亦可能退而為「夷狄」。因此大一統思想很容易為陸續內遷的少數民族所接受，並用來作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一邊自稱為華夏先王之後，在族源上與漢族認同，一邊主動接受漢族文化，在境內努力推行漢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華自居，並加入了正統之爭。首先加入進來的是匈奴貴族劉淵的漢國政權。劉淵，字元海，原為晉匈奴左部都尉，後稱漢王，自承漢室正統。劉淵認為「帝王」無常，非華夏所專有，援大禹、文王為依據；又強調實力在得天下中的作用，以為自己實力足可「王天下」。不過他很注重策略，根據「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的實際情況，利用歷史上匈奴與漢的甥舅關係，以漢為國號，上接漢統，以此來標榜自己政權的正統性，企圖在精神上也壓倒南方的晉朝。氐人苻洪稱「其先蓋有扈之苗裔」，(注:《晉書》卷112《苻洪載記》。)據關中而稱帝，都長安，建號秦，亦以華夏正統自居。苻堅繼立後，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時稱治，國內殷實，並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了對北方的統一。苻堅自稱「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注:《資治通鑒》卷103，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儼然一派中華天子的架勢。但江左偏安著一個實力弱小而在精神上居於優勢的晉朝，畢竟讓這位統一了大半個中國、自稱華夏正統的氐人皇帝有些心虛。苻堅認為「不建大同之業」，「天下何由一軌」？遂下詔伐晉。不料淝水之敗，其國大亂。不僅是統一了北方的苻堅，就連僻居西北的匈奴貴族赫連勃勃也要來爭這個正統。他自稱是「大禹之後」，「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稱大夏天王，建立大夏國。為都城取名「統萬」，他說:「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同年，又下詔改姓赫連，其曰:「帝王者系天為子，是為徽赫實為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注:《晉書》卷130《赫連勃勃載記》。)赫連勃勃企圖「興復大禹之業」，但無統一天下的實力，只好用玩弄文字遊戲的方式來滿足其「統一」天下的虛榮，過一把「正統」的癮。4世紀末，鮮卑拓跋氏建北魏，將北方民族的融合與漢化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北魏以漢魏正統的繼承者自居，重用漢族士人，依靠鮮卑族的武力和漢族的文化，完成了對廣大北方地區的統一，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局面。中國進入南北朝對峙時期，開始由分裂向統一轉變。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大動亂時期，也是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這種大遷徙、大融合，促進了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和發展，進一步加強了中華各民族間的內在的聯繫與密不可分的整體性。邊疆各民族，特別是入居中原後的各族，通過與文化水平較高的漢族的接觸、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斷提高，建立了許多與南方漢族政權相併立的政權，並在漢族士人的協助下，以建大一統之功為已任，展開兼併、統一戰爭，使北方地區走向統一。在政治上逐漸由割據走向統一的同時，文化不斷提高，特別是北魏的漢化，使南北文化差異逐漸消失。這些為後來隋的統一奠定了政治的和文化的基礎。公元581年北周權臣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隋朝統治集團出於北周宇文氏所建立的由鮮卑和漢族相雜而成的關隴集團，而這個關隴集團與北方其他政治集團一樣，都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大融合的產物。隋文帝長期生活在鮮卑族中間，在思想文化上都很容易理解、接受少數民族。他建立隋朝，所倚重的也基本上是這類與鮮卑有密切關係的漢人和漢化的鮮卑人，所以在隋的政治思想上很自然地包含了「華夷同重」的觀念。隋文帝是一個對時局有清醒認識並能夠順應發展的有為帝王。他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閱歷決定了他既以華夏正統自居，而又能實行比較正確的民族政策。唐承隋制，不但鞏固了前朝的統一，而且有所開拓與發展。唐朝皇室祖上長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朝，世代在北族政權中為官，並與鮮卑族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這些都決定了唐初統治者在少數民族問題上表現出非常開明、較少歧視的進步的民族觀。唐太宗對於邊疆民族問題，堅持「中國既安，遠人自服」的民族懷柔原則，不急於邊功。在政治鞏固、經濟繁榮、實力增強後，謹慎從事，以實力為後盾而不依賴武力，執行的仍然是以懷柔和羈縻為主旨的民族政策，終於造成了唐前期「四夷賓服」的空前統一的局面。唐太宗的後繼者們如武則天、唐玄宗，都是有作為的帝王兼政治家，他們基本上是沿著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和政策而有所發展和補充，進一步促進了大一統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出現了「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注:《貞觀政要》卷5。)的壯觀場面。唐帝國空前統一，「前王不闢之土悉請衣冠，前史不載之鄉，並為郡縣」，(注:《唐大詔令集》卷11《太宗遺詔》。)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大唐盛世的無限輝煌。隋唐是大一統實現的時代，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使「華夷一體」的思想得到充分發展。宋朝國力較弱，常為強敵壓境，根本不可能建立大一統的政治。但宋據中原，是華夏文化的承繼者，文化遠比遼、夏及後來的金髮達。因此，宋以華夏正統自居。現實不能統一，宋朝野遂在思想上展開一統的探討。《春秋》大義，尤重「大一統」，宋儒們紛紛鑽研，希望能夠從中找到實現「一統」的靈丹妙藥，於是「春秋學」一時大盛於宋朝。政權的分裂是暫時的，而國家的統一則是必然的；暫時不能實現一統，則以「正統」代一統。與此同時，統治北方的遼、金等非漢族政權亦以中華正統自居，積極推行漢化政策，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遼的興起，正值唐末五代中原動亂時期，遼在與中原文化的衝突和交融中發展、壯大，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不斷發生變化，發展的總趨勢是縮小了與中原的差距，乃至最後形成民族間的融合，逐漸形成了一種「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注:範文瀾、蔡美彪主編:《中國通史》第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為了進一步與漢文化認同，以與中原的宋朝爭正統，遼朝君臣還在族源等方面製造輿論。遼朝君臣自稱契丹本是炎黃之後，同屬華夏一脈。遼代史學家耶律儼，主纂遼國史《皇朝實錄》，「稱遼為軒轅後」。(注:《遼史》卷63《世表》。)以《皇朝實錄》為藍本編纂而成的今本《遼史》則以為「遼之先，出自炎帝」。(注:《遼史》卷1《太祖紀上》。)遼朝認同中華，將當時的遼宋並立局面比作南北朝，遼自稱「北朝」，稱宋為「南朝」。金初起時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在滅遼亡宋過程中逐漸接受遼文化與漢文化，仿遼制與漢制建立王朝統治體系。金在南下過程中，將大批俘獲的漢人遷往東北，而與此同時，隨著遼和北宋的相繼滅亡，金的統治區域空前擴大，又有大批女真人遷出故地，散居契丹、漢人地區。這種民族間的遷徙、雜處，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交流。在這種交流中，漢族與已基本漢化的契丹族吸收了女真族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化相對落後的女真族接受漢文化影響，逐漸形成了以漢文化為核心的金文化。入主中原的金朝在接受漢文化，推行漢法的同時，很自然地以中華正統自居。金熙宗為了顯示正統，開始尊孔崇儒，封孔子後人為衍聖公。世宗、章宗亦大力尊孔崇儒，章宗下詔各州縣建孔廟，避孔子名諱。為認同華夏，金朝祭三皇、五帝，又以陰陽五行說推德運。強盛的金朝自然不會滿足於這種字面的正統，主張武力統一南宋的海陵王完顏亮即明確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以為正統。」(注:《金史》卷84《耨碗溫敦思忠傳》。)他揮師南下，企圖一舉滅亡南宋，實現其「混一天下」的大一統思想，並題詩來抒發其海內一統的大志:「萬裏車書已混同，江南豈有大封疆，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注:《三朝北盟會編》卷242。)後為部將殺死，統一江南的事業才宣告失敗。遼、西夏、金的漢化與認同，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發展了「華夷一體」、「共為中華」的思想，使中華整體觀念得到強化和發展。三元朝是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它所實現的空前統一，結束了自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中華整體觀唸的加強。以忽必烈為代表的元朝統治者受漢文化影響，在建立政權一統的同時，還建立文化思想方面的統一，實現真正的「大一統」。1260年忽必烈在即位的次月，即以《即位詔》頒行天下:「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祖述變通，正在今日。」(注:《元史》卷4《世祖紀一》。)明確宣佈新政權參用中原王朝的傳統體制以改變「文治多缺」局面的決心。次月，即採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中統，詔告天下:「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製。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注:《元史》卷4《世祖紀一》。)更明確強調新政權作為皇朝的正統地位。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詔告天下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注:《元史》卷7《世祖紀四》。)忽必烈據漢文化經典而改建國號，進一步表明他所統治的國家，已經不再單是蒙古民族的國家，而是大一統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繼續。元王朝鞏固並擴大了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加強了版圖內的統治和管理，統一的大帝國的實現，結束了民族間的對立，突破了民族間的政治界線，將各民族置於一個大熔爐中，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崛起的明朝政權是漢族地主階級的代表，在其倒元時期，為了爭取到廣大漢族的支持，遂高舉起民族反抗的大旗，以「華夷之辨」作為號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注:《明太祖實錄》卷26。)隨著時局的轉化，元朝敗亡已成定局，明朝對元朝的調子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朱元璋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由反元的民族英雄，一轉而成為代元而有天下的「新主」。朱元璋在明軍攻克元都大都之前即告誡諸將說:「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子孫臺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因而命諸將所到之處，「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居，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注:《明太祖實錄》卷32。)當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之後，王朝的正統性成為朱明王朝最為關心的問題，於是便反覆強調元朝的正統性:「天生元朝，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蠻八夷，海外番國，歸於統一。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注:《明太祖實錄》卷198。)元朝是「受天明命」的正統王朝，朱明繼之，自然也就是正統了。明王朝也不再強調「華夷之辨」了，而是一變而稱「華夷一家」，聲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注:《明太祖實錄》卷316。)又強調說:「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注:《明太祖實錄》卷53。)明成祖更加以發揮，宣稱:「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注:《明太祖實錄》卷264。)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注:《明太祖實錄》卷30。)這固然是明朝統治者出於對多民族統一國家統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說明，經過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認同，又經過元朝大一統的這個民族大熔爐的鍛煉，中華整體觀念已深入人心。清朝，仿明朝政體，改革制度，頒布法律。為了樹立正統王朝的形象，清廷大力提倡尊孔崇儒。順治帝進駐北京後，即遣官祭祀孔子，並奉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又立太學，行科舉，使八旗子弟習讀經書，提倡程朱理學，積極在滿族貴族間推行儒學，以表示清廷對漢文化的尊重與繼承。繼順治而立的康熙帝更是對理學大加提倡，推崇朱熹為「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使程朱理學成為清朝官方學術。清朝因由滿族所建，就必須正視「華夷之分」思想的挑戰，從理論上破除「大一統」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觀念。康熙帝強調理學的君臣、父子，以君臣關係駁斥「華夷之辨」。而至雍正帝，則更親撰長文，系統闡發自己的大一統理論，編輯成《大義覺迷錄》一書。雍正帝首先提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統」的觀點，認為不論何地何人何種族，都有君臨天下的合法資格；強調清朝的統治是應受天命，不容毀謗，「夫天地以仁愛為心，以覆載無私為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注:《大義覺迷錄》卷1。)明確指出以「華夷之分」觀念對抗清朝，就是逆天行為，罪大惡極。雖然雍正帝也不完全否認「華夷之別」，但他強調夷狄問題的歷史性、可變性，強調「夷狄」可進而為「中國」，由此進一步指出，在清朝「大一統」政治下，再無華夷之別、內外之分。雍正帝認為，這時的所謂華夷，只是地域的不同，「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注:《大義覺迷錄》卷1。)「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帝聖帝，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夫滿漢名色，猶直隸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注:《清世宗實錄》卷130。)強調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間的差別與岐視。雍正又對《春秋》之義重加解釋，認為《春秋》大義在扶綱常、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大義覺迷錄》卷1。)這樣就抽去了「大一統」中「華夷之辨」的內容，改造為四海之內共尊一君的君主專制大一統觀念，從根本上否認了「尊王攘夷」思想。繼雍正而立的乾隆皇帝，在其父祖理論宣傳的基礎上，又考察了歷代政權的正統性，提出了一套正統論思想。乾隆在論述《春秋》「大一統」時，將「尊王攘夷」篡改為「尊王黜霸」。而在正統問題上，則推尊「大一統」政權，凡「大一統」政權，無論何種民族建立，何種方式建立，都被視為正統。這種觀點對以往各類正統論有改造，有融會，有吸收，並且不拋棄「《春秋》大義、《綱目》大法」的旗幟，其理論特點在於全面剔除傳統正統論中的民族偏見成分，形成以推重「大一統」政權為核心、以政權承繼關係為主線、取消華夷之別為特徵的正統論，並將其貫徹於歷史評斷之中，使之更有利於清廷的政治統治和思想控制。清朝前期諸帝的「大一統」思想，特別是雍正、乾隆二帝的理論，是處於上升階段的清王朝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變化逐漸形成的，同時對清朝政治產生了很大影響。清初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據出現，從而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經營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鞏固了中國的統一。清起於東北邊疆，還在入關前就已統一漠南蒙古，而漠北外藩蒙古，而漠北外藩蒙古喀爾喀諸部也向清進九白之貢，與西蒙古衛拉特諸部同為清的「朝貢之國」。1635年蒙古各部貝勒與滿洲諸貝勒共為皇太極上皇帝尊號，次年滿洲諸貝勒、蒙古八固山厄真、外藩蒙古諸貝勒、漢軍都元帥、總兵官及文武大臣共上尊號「寬溫仁皇帝」(蒙語尊號為博克達徹辰汗)。清入關後，即以宗主視天下，多次表示:「朕統御宇內，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憫焉，雖窮鄉異域之民，亦必撫養，俾以安和，各得其所。」(注:《親徵平定溯漠方略》卷5)密切關注邊疆事務、勵精圖治，苦心經營，完成了對邊疆地區的統一，建立起空前鞏固、空前統一的大帝國，奠定了近代中國領土疆域的基礎。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中華各族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近代以來，隨著外國列強的入侵，造成中國邊疆危機、民族危機，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禦外侮，掀起救亡圖存運動。在反帝反封建的血與火的鬥爭中，中華各民族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對立者，其整體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發聯合走向自覺聯合，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整體升華為一個自覺的整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實現了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深入人心，升華為凝聚各族人民的強大的精神力量。來源：《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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