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規模不大但頗爲顯眼的 “男性解放” 運動盛行了好幾年。不同於現代的男權運動，他們在表面上是支持女性解放的，而且還和知名女權主義者結爲同盟，不過他們的真實目的始終含糊不清，讓人捉摸不定。男性解放團體是在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形成的，當時的空氣中瀰漫着變革的味道，“本真”（authenticity）這一概念被視作最高形式的啓蒙，而且全國各地的男性都在面對着他們剛剛獲得解放的妻子和女朋友。

五十年後，可以勉強稱爲 “男性意識覺醒” 的討論大部分集中在 Reddit 的非自願獨身者（incel）小組，男人有自己的活法（MGTOW）論壇、以及 喬丹·皮特森（Jordan Peterson）的 YouTube 視頻下面的評論區，這些討論大都充斥着對女性的憤怒、憎恨、甚至是暴力。

今天的男權團體在措辭上赤裸裸地反對女權，但追根溯源，他們的祖師爺其實就是七十年代的那羣 “男性解放者”（men’s libbers）。在這羣男性解放者中，有一位還寫了一本被譽爲 “男權運動聖經” 的書，並啓發了保羅·伊拉姆（Paul Elam），而這位伊拉姆，正是後來的男權運動旗艦網站“男性之聲”（A Voice for Men）的創始人。在那幾年裏，男性試圖發起一個平行的、支持女權主義的運動，把個人與政治連接起來。他們的努力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最終卻還是走上了歧路。

《男性機器》，作者：馬克·費根·法斯圖；《被解放的男人》，作者：沃倫·法瑞爾；《男性危機》，作者：赫伯·戈德伯格

1970年，當女性運動剛剛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燎原之勢時，一位名叫傑克·索耶（Jack Sawyer）的年輕左派心理學家在《解放》（Liberation）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爲的文章。《解放》雜誌是一本新左派刊物，它最有名的事蹟大概就是刊登了馬丁·路德·金1963年的《伯明翰監獄來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全文。索耶在文章中寫道：“男性解放要求男性把自己從限制他們身爲人類的性別角色刻板影響中解放出來。”

一年後，《生活》雜誌也刊登了 ，作者當然也是一位男性，諷刺的是這篇文章居然是夾在帶有強烈性別歧視的廣告之間（一個廣告是一個妻子正在小心翼翼地張羅野餐，身邊擺着百事可樂和涼菜，而男人們則在一旁打網球；另一則是波多黎各的旅遊宣傳廣告，上面是一個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女人）。這位作者曾輾轉伯克利、弗林特、劍橋、波特蘭，向各地新組建的討論團體發表演講。

來自伯克利的邁克說：“太多太多男性在內心深處認爲自己必須是一個硬漢，某種超級雄性，纔有資格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因爲遭到解僱，邁克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並因此參與到男性解放運動中。他在《伯克利鋒芒報》（Berkeley Barb）打了一則廣告，宣傳他的男性意識覺醒討論會（僅限男性），由此組建了一個男性解放團體，然後還在舊金山的花花公子俱樂部策劃了一起抗議活動（他們打出的標語上寫着：打倒強迫性男性氣概。），並出版了兩期名爲《兄弟》（Brother）的男性解放報紙。

邁克說：“我們的敵人不是女性，而是我們被迫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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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林特的男性解放團體是由九名男性組成，他們基本上都是汽車工人，每週週日做完禮拜後都會在教堂見面。在對反文化語言的使用上，他們顯然不如西海岸的那幫嬉皮士能說會道，但是他們也在進步。其中一位成員說道：“給與女性經濟平等，人類才能更加自由地從彼此身上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一次，這個團體還帶着三明治和咖啡去聲援女性抗議活動。

早期的男性解放運動是建立在一條基本原則之上，這也是一條如今已經被主流女權主義接受（但有時候也會忽視）的原則，即男性也受到性別角色的傷害。男性也許有更多的制度權力，但他們遭到好鬥情緒或者情緒壓抑的束縛。

跟着熱點，各種文章也接踵而至。1972年，《紐約時報》刊登一篇題爲的文章，在文章中，一位工業設計師向他的討論組宣傳：“我們不只是在談論政治或者棒球比分，我們談論的是感受。” 這場追求本真的反文化運動也幫助傳播了女權主義思想，文中的另一位男性表示，女性運動 “讓我對我曾經認可、而且一直存在的男性氣概中虛僞的一面產生質疑。”

這篇文章還引用了（Warren Farrell）的話。當時的法瑞爾還是紐約大學的一位博士生，正在撰寫關於女性運動的政治權力的博士論文。那時他剛剛加入了全國婦女組織在紐約市的分支，該組織的成員鼓勵法瑞爾幫助組織男性意識覺醒團體。最終，全國各地出現了數百個男性意識覺醒團體，這些團體通常都是由十一二個人組成，大部分都是在彼此的住所見面。

在這次研究伊始，我就給沃倫·法瑞爾發了郵件。我隱約知道他的觀點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對於他早年身爲男性女權主義者的故事，我還是充滿好奇。起初，法瑞爾對於是否接受我的採訪很是猶豫，他在郵件中寫到：“VICE 的文章通常對男性抱有強烈的攻擊性，而且喜歡寫一些譁衆取寵的東西，所以我心裏是有點忌諱的。” 但他最終還是同意在電話上接受我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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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爾現在已經七十多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起生活在加州北部。他依然在發表和男性氣概相關的文章，做相關的演講。雖然被公衆視作現代男權運動之父之一，但他認爲自己是一個政治溫和派，而且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他選擇了支持希拉里·克林頓。他稱自己的覺醒時刻可以追溯到1965年，那年他剛從大學畢業，有一次他的媽媽向他傾訴，說她很後悔從來沒有去讀研究生，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婚姻上。

在電話上，法瑞爾語氣祥和而平穩。他說在探索女性運動時，他的 “胸中燃燒一團火”，而且他記得那些提倡覺醒的日子過得特別充實。作爲這些覺醒團體的推動者，他提出過很多問題，比如 “你心中最大的缺憾是什麼？” 法瑞爾告訴我，這些討論的意義是 “直面男性被灌輸的一切”。男性會互相提供支持，也會鼓勵彼此做出改變。

“辛苦了，兄弟。”1971年《生活》雜誌上刊登的一篇男性解放運動文章的標題。圖片來源：《生活》雜誌

到了70年代中期，一系列和男性氣概有關的書籍相繼出版（當時正值經濟不景氣和尼克松醜聞），這其中就包括法瑞爾的《被解放的男人》（The Liberated Man）、狄波拉·大衛（Deborah David）和羅伯特·布拉農（Robert Brannon）的《百分之四十九的大多數》（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以及馬克·費根·法斯圖的《男性機器》（The Male Machine）。

這些書籍把男性解放從團體討論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法瑞爾在書中談到了約束性的男性氣概讓男性付出的巨大精神代價，寫道男性 “否定對他們所愛之人的依賴” 以及這種否定 “導致緘默和一種男性迷思（male mystique）的形成”。費根·法斯圖的書呼籲 “不要以性別爲基礎把特定的行爲強加在個體身上。”

1974年12月份的《人物》雜誌報道了馬克和妻子布倫達·費根·法斯圖的平等主義婚姻。布倫達是一位女權主義律師，她與馬克是在哈弗相識，後來他們又和格洛麗亞·斯坦尼姆（Gloria Steinem）聯合創建了婦女行動聯盟（Women’s Action Alliance）。在那篇報道中，馬克發誓會以一種 “醉心工作的父親們” 做不到的方式扶養他們的孩子。這對夫婦一起創辦了一家法律公司。他們還把彼此的姓加入到自己的姓當中。

許多女權主義者都很支持這項全新的運動。從全國婦女組織的創辦者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到彼時剛剛出版小說《秀拉》（Sula）託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都出現在了《被解放的男人》一書的致謝名單當中。自由派女權主義者開始準備把女性運動變得更具包容性，不再是咄咄逼人的 “性別角色辯論”，把關注點從厭女症轉移到了兩性的精神解放上。

斯坦尼姆爲馬克·費根·法斯圖的書作序，稱他爲 “白人男性精英中的間諜”。斯坦尼姆對馬克在生活中的態度讚賞有加，她把馬克和言行不一的卡爾·馬克思拿出來作對比：馬克思呼籲在家庭中來一次徹底的改革，卻要求他的妻子爲自己做出不合理的犧牲。斯坦尼姆說，很多有權勢的進步男性表面上支持女權主義，私底下卻經常說着類似於 “閉嘴，卡爾在工作” 這樣的話。

在閱讀這些早期的書籍和文章時，大部分時候我都很欣慰，甚至是激動，這些人看上去和我那些抱着孩子驕傲地走在布魯克林街頭的男性朋友一樣開明、進步，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勝一籌，因爲他們的政治運動主張和彼此進行真正的交談。但是其中的一些語句依然讓我感到不安，這些言論讓我聯想到那些最極端的非自願獨身者。

法瑞爾在1970年寫道：“如果一個女人能掌握她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她可能不會想要控制她的丈夫。” 後來他又在《被解放的男人》中寫道：“作爲人類，男性在命運中受到的束縛可能更大。”

心理學家赫伯·戈德伯格（Herb Goldberg）在出版於1976年的《身爲男性的危機：在男性特權的神話中求生》一書寫道：“在婚姻中支持你妻子的自信，支持她的教育發展和職業發展，以及任何能讓她變得更加獨立自主的事情，” 爲什麼？因爲 “這樣能讓你在離婚時少一些負罪感。”

有的時候，這場運動看上去很美好、很真誠、很溫柔。但有些時候，它也混雜着一些 “男人有自己的活法（MGTOW）” 的意味，好像女權主義是讓男人擺脫女人的一味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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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3年的《男人之心》一書中，芭芭拉·埃倫賴希（Barbara Ehrenreich）指出男性對傳統角色的反抗遠早於女性運動。她寫道，在女權主義流行之前，這種反抗是以 “灰色法蘭絨異見者（對整日工作，失去自我的生活提出抗議的典型傳統男性）” 對 “求同”（conformity）的焦慮體現出來，有點類似於弗裏丹所說的 “沒有名字的問題（明明過上了傳統觀念好日子卻仍感到不幸福的女性所面臨的問題）”。

那些避免 “求同” 和婚姻的男性變成了花花公子和反傳統人士，20年後，她懷疑一部分70年代的男性解放運動只是 “披着全新僞裝的舊式男性反叛”。

八十年代的格洛麗亞·斯坦尼姆和沃倫·法瑞爾。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開始調查比斯坦尼姆更左的女權主義者和更加主流的全國婦女組織的女性怎麼看待這個新的 “男性反叛”，不出所料，她們對此並不贊同。激進女權主義者看不慣把女性解放重塑爲 “性別角色辯論”，它不僅將性別歧視去政治化，還忽視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權力失衡。

曾經貢獻出 “個人即政治”這一經典名言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卡蘿爾·哈尼西（Carol Hanisch）指出，許多從男性解放運動中冒出的理念其實只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哈尼西在1975年的作品選《女權主義革命》（Feminist Revolution）一書中寫道：“因爲自己被當作成功客體（success object）而喋喋不休” 只不過意味着 “男人們不喜歡他們的工作”，是時候讓男性認清和反抗 “他們真正的壓榨者”—— 資本家了。

但是男性解放者從來沒有和社會主義運動這類更加廣泛的政治運動相結合，相反，大部分時候，男性解放運動都侷限於一幫情緒受壓抑的白領男性覺得自己被束縛在賺錢養家的角色（breadwinner role）之中，這就導致了階級盲目和種族盲目。

心理學家在評論70年代的男性性別角色時提出了一套男性的生命週期理論：少年好鬥，成年冷漠，然後追求解放。埃倫賴希在《男人之心》中寫道：“表面上它堅持平等主義，但是它的深層意思是工薪階層男性是一種文化倒退。” 男性解放者不僅無視窮人和有色人種的生活，也不能解釋文明社會中爲什麼會出現家暴者、道貌岸然的強姦犯，以及長大後進入政府高層的巨嬰，比如唐納德·特朗普和佈雷特·卡瓦納（Brett Kavanaugh）。

但是男性解放運動之所以沒有持續下去，主要原因似乎是因爲男性自己並沒有積極支持。由男性作者發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文章都對男性解放運動表現出明顯的鄙夷。

比如，真是在前面提到的《生活》雜誌的那篇文章裏，作者稱這些團體是一羣 “令人尷尬的先鋒”，並以陪產假爲例認爲這個世界變得 “太過敏感”。《紐約時報》在1975年刊登了一篇書評，對多部有關男性氣概的書進行評價，文中抨擊這些團體 “僞善” “浮誇” “自以爲是”。

就連法瑞爾也承認，雖然男性解放運動在全國各地有上千位成員，但男性並沒有真正加入到運動之中，“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拒絕加入男性團體，” 法瑞爾回憶說，“成爲一個成功男人，最重要的是壓抑你的感情，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 在《被解放的男人》中，法瑞爾回憶了在他組建的男性解放團體中面臨的無數障礙和矛盾。他還提到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一封來信。法瑞爾邀請梅勒加入他們的一個男性解放團體，但梅勒在信中委婉地表示拒絕，他寫道：“很顯然，我更願意寫一本好書，而不是東奔西走提升我的什麼意識。”

到了80年代，羅納德·里根成爲總統，保守勢力開始了對60年代社會運動的抵制，傳統的男性氣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宣傳。對於女性解放運動的發展方向感到不滿的沃倫法瑞爾，在1993年寫了一本名爲《男權的神話》的書。這本書在今天被廣泛視作男性解放運動的聖經。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法瑞爾反省了自己作爲男性解放運動代言人的歲月，承認自己 “漸漸擅長說討好女性的話”，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發現 “女性對男性的憎恨與日俱增，女權主義者的眼中帶有一種狂躁。” 他說他一直在傾聽女性的聲音而不是男性的聲音，是時候聽聽男性同胞們的想法了。

《男權的神話》聲稱男性受到戰爭機器、危險職業、以及自殺等 “玻璃地窖（glass cellars）” 的壓迫，他們的日子其實比女性更難過。就像現代的男權運動一樣，他堅稱許多的強姦指控都是誣告，而且從花錢的角度而不是賺錢的角度來看，女性其實有着更強的經濟實力。法瑞爾認爲自己並不是在煽動兩性戰爭，而是在重新調整。《男權的神話》“不是一本增強女性自我肯定的書，” 他寫道，“它是在以不同的方式關愛女性”。面對這樣的言論，女權主義者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不同於法瑞爾，大部分男性解放運動代言人到了80年代就逐漸銷聲匿跡。我發郵件給布倫達·費根，想問她是否知道如何聯繫上馬克（《男性機器》的作者）。馬克在1982年和布倫達離婚後，就從公衆視野中徹底消失了。布倫達身爲律師工作繁忙，她是在工作趕場期間抽空給我打電話。她在電話中對馬克依舊讚不絕口，表示兩人至今依然保持友好關係（但馬克在寫給她的郵件中拒絕爲這篇文章發表評論），她告訴我：“他很希望男性能像女性一樣成爲一個徹底的人（full people）。”

但談及法瑞爾，布倫達就沒那麼客氣了。她說法瑞爾讓馬克 “很憤怒”，說他已經 “鑽進狗屎裏出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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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說的 “狗屎” 指的就是今天的男權運動。法瑞爾雖然不是男權運動的正式成員，但他經常把自己塑造爲一個彬彬有禮、充滿關懷的男權運動教父形象。在通話中，他又把之前對 和 說的那一套搬了出來，他說每一個運動都需要自己的馬丁·路德·金和埃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滿嘴暴力言論、政治化的非自願獨身者其實就像瓦萊麗·索拉納斯（Valerie Solanas），也就是寫下《消滅男性宣言》（SCUM Manifesto）並試圖槍殺安迪·沃霍爾的那位。

他告訴我任何運動中的激進勢力都 “非常誇張，而且心中有一團怒火”，但是他們的憤怒也說明瞭一定的問題，“你要自問，” 他對我說，“他們傳遞出了怎樣的痛苦？這些痛苦是否值得我們去傾聽？” 他建議我去看看凱茜·傑伊（Cassie Jaye）《紅色藥丸》（The Red Pill），還說喬丹·皮特森很 “其實很體貼人” 只是 “比我更加保守”，還說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男權之聲的創建者保羅·伊拉姆（他深受《男權的神話》的啓發，還接受過法瑞爾的指導），其實他只是一個諷刺家。這話倒是沒錯，當伊拉姆拿 “諷刺” 爲他發表的厭女言論開脫時，沒幾個人相信他。

我又發郵件給斯坦尼姆，詢問她對法瑞爾這類人物的看法。相比於布倫達，斯坦尼姆的措辭要委婉得多。她說她 “不記得以前有 ‘男性解放者’這個說法，她只記得所謂的 ‘男性女權主義者’，因爲當時強調任何人都可以成爲一個女權主義者。” 她也不記得男性女權主義 “曾經在歷史上輝煌過，它只是一直存在並不斷成長，雖然沒有獲得足夠的發展，也沒獲得足夠的認可，但依然非常重要。”

她推薦我去了解一下 “”，這是一個主要由黑人組成的團體，和男性解放運動同期產生，爲在奧克蘭街頭成長的黑人青少年提供幫助和支持。斯坦尼姆還表示除了法瑞爾外，她 “想不起還有誰投奔了 ‘男性纔是真正的受害者’ 的陣營。”

不幸的是，斯坦尼姆所說的 “男性女權主義者” 並沒有像男權運動一樣發展起來。我們也看到像 （Michael Kimmel）這樣的男性理論家，但是他絕不是什麼家喻戶曉的人物。支持女權主義的男性盟友很多，但很多人最終只是通過實際行動打了自己的臉，（Aziz Ansari ）和 （Eric Schneiderman）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斯坦尼姆唾棄的 “卡爾在工作” 悖論已經延續了150年。

採訪中法瑞爾拋出的一個尖銳比喻令我對男性同盟的未來感到絕望，後來我發現這個比喻在他的男權運動聖經中已經出現過：他告訴我，自從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轟轟烈烈開展以來，“就掀起了一場只有一方現身的戰爭，男性只是把頭埋在沙子裏，希望子彈不要打中自己”。

這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但它的含義卻可以做多種解讀。你可以像許多男權運動者一樣解讀它，即認爲女性已經贏得了這場戰爭，讓男性淪爲受壓迫者，現在男性應該做好準備打一場反擊戰；你可以按我所認爲的法瑞爾的原意去理解，即男性和女性一樣都有許多苦衷與委屈，比如女權主義者可以爲基本權利作鬥爭，男性在作鬥爭的時候卻被罵閉嘴。

當然我更希望現代女權主義者這樣解讀：這是在呼籲更多的男性勇敢站出來，直面父權制壓迫他們所愛的女性所帶來的後果，以及讓他們自己遭受的苦果。

男性所抱怨的情緒壓抑，永遠比不上強姦、家庭暴力、消失的生育權、永遠無法解決的薪酬差距那麼嚴重，但是很顯然，男性確實需要一個空間去表達他們的情感，一個絕不容忍暴力、不把所有的問題都怪罪到女性頭上的空間。目前在和憤怒暴躁、不合羣的厭女者直接對話的，都是像 “龍蝦教授” 喬丹·皮特森和 “男權之聲” 保羅·伊拉姆這樣的人。自從2016年總統大選以來，有色女性就一直在呼籲白人女性和她們站在一起，也許是時候讓女性告訴男性 —— 告訴那些進步的女權主義男性 —— 請和我們站在一起了。

// 作者：諾娜·威利斯·阿隆諾維茨（Nona Willis Aronowitz）

// Translated by：英語老師陳建國

// 編輯：胡琛浩（Arvi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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