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盜賈府案的現代法律視角

2015.7.17人民法院報

王其見

在賈府敗落之際的一起強盜案中，妙玉橫遭池魚之殃，被賊人劫走，生死莫測，「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單從血緣與婚姻關係上來看，金陵十二釵正冊中當數妙玉的身份最為特殊，從始至終她都是一個外人，不在四大家族錯綜複雜的親屬圈子內。但本文關注該案該人的初衷不限於此，重心在如下幾個法律視角。

一、強盜與竊盜的區分

在《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中，男管家周瑞的乾兒子何三賭博缺錢，經賭友說動，趁著賈府為賈母送殯的時機，邀引了一夥賊人夜盜賈府。賈府上夜的人發現賊跡後，賊夥持械拒捕，雙方一場亂戰。待何三身死，其他賊人被打走，營官聞報立刻前來查勘。上夜的眾人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大為著急：「並非明火執仗，怎算是盜？」

受理報案的營官是巡捕營某營的捕盜官。巡捕營共有五營，隸屬九門提督。九門提督是俗稱，正式名稱是步軍統領，即「步軍營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巡捕五營系康熙設立，分區負責緝捕京城盜賊。因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統治者格外重視之下，對緝捕盜賊的期限和問責作了嚴格規定。

按《大清律例》：「凡捕強竊盜賊，以事發之日為始，當該應捕弓兵，一月不獲強盜者，笞二十；兩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捕盜官罰俸錢兩月。弓兵一月不獲竊盜者，笞一十；兩月，笞二十；三月，笞三十。捕盜官罰俸錢一月。」可見法律明文區分了強盜和竊盜，對強盜緝捕不力的，問責較嚴；對竊盜緝捕不力的，問責相對寬緩一些。既然個中區分關涉己身根本利益，不由得營官不上心，所以一聽賈府眾人說是強盜，他便著急忙慌地加以駁斥。

營官倒不是胡亂駁斥，還知道緊扣強盜的構成要件，也就是所謂的「明火執仗」，強調手段方式的公開暴力性。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主觀方面要求事先有強謀，客觀方面要求執器械、帶火光、公然攻打事主家等。竊盜則謂「潛形隱面而取」，強調手段方式的私下祕密性。

對照現代中國刑法，強盜大體與搶劫相當，竊盜大體與盜竊相當，甚至兩者間的轉化情形都基本一致。按《大清律例》：「凡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若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該條第一段規定強盜不得財，屬犯罪未遂；第二段規定強盜得財，屬犯罪既遂；第三段規定了竊盜向強盜轉化的情形，屬轉化型犯罪。

故針對營官的駁斥，賈府眾人進一步解釋說，賊夥面對追趕，先是上房擲瓦，後是持械打仗，「打不過姓包的，才都跑了」。不管他們的補充辯論是有的放矢，抑或出於本能的民間樸素理解，其描述的賊夥一系列行為，無疑符合轉化型強盜的構成要件。於是營官只能砌詞虛晃一槍，不再糾纏：「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

二、劫走妙玉的行為定性

賈府被盜當夜，妙玉正與賈惜春秉燭下棋談話。賊夥在外窺見，色心頓起，便欲踹門進去劫人。虧得家丁包勇頗具武力，一人一棍打退了賊夥。但劫人事件並未到此結束。緊接著在第一百十二回講到，賊夥中有一個賊人膽子極大，次日夜裡帶著短刀悶香潛入櫳翠庵，順利劫走了妙玉。

劫財之餘又復劫色，對劫財行為已作評價，那麼對劫色行為應該如何定性？在現代中國刑法體系下，似乎不成其為一個問題。搶劫罪是財產犯罪，它的人身權利危害性一者使其區別於其他財產犯罪，二者使其成為財產犯罪中最嚴重的犯罪。在搶劫罪中評價涉及侵犯人身權利的行為，存在一定的範圍，限於暴力性行為的直接延伸，如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所以強姦、故意殺人等與搶劫行為之間不具備直接關聯性的人身犯罪，就不能被搶劫罪包括評價。

但在清代，統治者允許人口合法買賣，北京即有專門的人市，「順承門內大街騾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叢焉。」婦女雖為人類，卻無獨立人格權，被視為可供市場交易的貨物，地位與牛馬無異。如此，劫財也好，劫色也好，對象都是財貨，沒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倘若兩種行為原本構成一個整體行為，自然無須單列出來，以他種罪名定性劫色行為。

作出上述論斷，絕不能忽視古今犯罪分類標準的差異。現代中國刑法原則上依據犯罪所侵犯的同類法益對犯罪進行分類，人身犯罪、財產犯罪各在分則第四章和第五章。清律則依據中央六部的管理事務範圍來劃分犯罪。「名例律」之外，「六律」與六部一一相互對應，依次為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當然，也不能倒果為因，過分誇大這一差異的影響。相反，分類技術的高下恰恰體現出認識上的文明與否。

高鶚籠統設想了妙玉的結局，「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侮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按《大清律例》，「因盜而奸者，罪亦如之」。這裡的「如之」，是如同竊盜轉化為強盜，罪當問斬。同時，轉化型強盜的「殺傷人」，沒有區分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因此，妙玉甘受侮辱或以死抗爭，兩種設想在法律上的後果並無二致，均在刑律「強盜」條目下包括評價。

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賊人將妙玉賣與他人，劫色行為由此轉化為拐賣婦女。對此，清代一項專門性立法反映出相似的立場，「凡貴州流棍勾通本地奸徒，將民、苗人等殺害，虜其婦人子女販賣者，無論已賣未賣，曾否出境，俱照強盜得財……」拐賣婦女行為也不單獨另行評價，與故意殺人行為作為一個整體，比照「強盜得財」，皆斬。

三、案件事實的司法認定

妙玉被劫走一案的案件事實，以讀者的全知視角全程旁觀，自不會有疑問。不過全知視角並非人人皆有，尤其是案件的經歷者，觀察角度受限，只能敘述自己眼中的事實，或者說，相信自己認為的事實。

如跟從妙玉的道婆，她們認為事實是：「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再如家丁包勇，他認為事實是：「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又如賈惜春，基於對妙玉的熟知了解，內心算是相信道婆一方：「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

這樣就提出了一個案件事實的司法認定問題。法官不是案件的經歷者，也不是案件的全程旁觀者，其視角更近於一個完全陌生人的視角。他要查明案件事實，必須運用司法資源去發現、蒐集、查證和取捨信息。但司法資源不是無限的，法官的理性也僅在理想狀態下全能，因此經司法認定的案件事實總是有限的。而根據有限的案件事實作出裁判，便有了以特定證據制度和程序規則使之正當化的必要。

認為妙玉被賊人劫走的，以及認為妙玉勾結賊人的，各有一番推論和相關證據。站在法官的立場，審查現有證據，不能說哪一方全無道理。假定最終妙玉現身，賊人歸案，也分別與道婆、包勇一樣各執一詞，亦無新的證據向法官提交，那麼事實認定勢必要歸結為法官的權衡與心證。

古代司法的定罪標準是「鐵證如山」，法官在無法斷定誰的話更可信時，為達致內心的確信往往會訴諸刑訊，以求得法定的口供證據。現代司法的定罪標準是「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法官通過法定程序約束下的心證建構法律事實，在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則疑罪從無。

蘇力在《竇娥的悲劇》一文中指出：「『鐵證如山』或『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實際上都是裁判者的一個判斷，其客觀性更多是一種社會共識，既非某個客觀實在的對應，也不是『證據』本身的性質。」法官心證如此重要，古今略同。如果說存在一條最大可能正確的法官心證之路，那麼站在路上向左看，是經驗、規律、邏輯和程序；向右看，無疑是法官的人格因素。

儘管人格因素是軟性約束，較難把握，然而要想讓民眾認同、支持乃至發自內心地遵從法官心證的結果，接受案件事實的司法認定，就必須持續培育法官的職業倫理，全方位提升法官的人格修養。只有養成了追求真實的執著態度、捍衛正義的不屈精神，法官才能始終不迷方向，永遠秉直道前行。

（作者單位：江蘇省建湖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