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郭銳 陳馨：「泛安全化」傾向與東亞軍備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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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銳，博士，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馨，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2016級碩士研究生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18年第五期；國政學人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伴隨著世界格局的更迭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安全問題在國家間交往中被關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緣環境和國際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傾向。近年來，以地緣熱點問題為中心，東亞地緣環境發生了一系列的新變化，南海問題博弈加劇、朝鮮半島安全威脅增大、域內領土爭端難以解決、日本政治軍事大國戰略提速、臺海兩岸關係微妙緊張起來、域外國家頻繁插手東亞事務等，致使整個東亞地區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呈現「泛安全化」的不良傾向。這種狀況在影響東亞地緣格局走勢的同時，也給該地區帶來了多層次、多領域的地緣安全風險，並觸及敏感的軍備安全問題。從東亞地區具有代表性國家的軍費及防務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目前東亞部分國家軍備發展狀況相對合理。不過，由於域內複雜多樣化的不確定因素、域外勢力介入的不可測性以及東亞軍備安全的整體龐雜和結構複雜的突出狀況，致使整個地區的軍備安全前景面臨著多種可能性。東亞國家應開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區合作，推動建立地區性的軍備安全風險管控機制，構建新型軍備發展與軍備安全關係，共同增進東亞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關鍵詞】 東亞安全；泛安全化；軍備安全風險；去安全化
東亞地區由於獨特的地緣環境條件和地緣政治結構，域內國家在政治制度、發展水平、安全知覺、軍事力量、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歷史文化等多個方面存在差異，國家之間處在多樣複雜敏感的關係形態之中，致使一系列的地緣熱點問題一再頻發且頗為棘手。
由此，本就十分複雜微妙的東亞安全局勢，呈現了「泛安全化」的不良傾向。
一方面，東亞地緣環境的此種變化，給整個地區帶來了多向度、多領域的地緣安全風險，並觸及敏感的軍備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對於東亞國家開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區合作、構建軍備領域的地區性風險管控機制和新型軍備安全關係，創造了新機遇，提出了新要求，指明瞭新方向。一、「泛安全化」傾向與東亞地緣格局走向
伴隨著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不斷變遷，東亞地區原有的地緣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現階段東亞地緣環境變化呈現的「泛安全化」傾向，使該地區成為一系列地緣熱點問題一再頻發的一個敏感地區。
除了朝鮮半島問題、南海局勢變化、臺海局勢走向、海洋權益爭端、大國安全競爭等傳統安全領域問題外，諸如網路安全建設、氣候環境治理、資源能源利用、民間好感認同、大國戰略博弈、歷史認識知覺、地區合作架構等一系列新的地緣熱點問題，均無例外地被導入了「泛安全化」的思維邏輯及政策框架之中。
這種狀況給東亞國家帶來了不少麻煩和新的困擾，形成了相當範圍和力度的地緣安全衝擊波，同時也給域內國家構建安全領域的新型地區合作關係，創造了一定的機遇和可能。（一）「泛安全化」傾向的理論闡釋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國際關係走勢愈發複雜。由此產生了新一輪關於安全理論的研究與爭論。
在相繼出現的安全理論流派中，以巴里·布贊（BarryBuzan）和奧利·維夫（Ole W
?
ver
）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突顯出來，其提出的安全化理論成為冷戰後安全問題研究中影響深遠且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
該理論提出，「安全化是一種話語進程，在這個進程中，一個主體間理解在政治共同體內部得以建構起來，這種理解把某事物看作對其指涉對象的一種生存威脅，並由此得以要求為處理該威脅而採取緊急和特別的措施。」可以認為，安全化理論是對傳統安全定義的一種突破並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不僅為應對危機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應急方案，而且還提供了某項安全政策是否與安全相關的標準」。這種相對寬泛化的安全理論研究思路，對理解和闡釋「泛安全化」傾向提供了幫助。
所謂「泛安全化」傾向，是指非安全領域的「安全化」過程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過度的傳統安全化表現。具體來講，
「泛安全化」傾向使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在安全領域往往抱有一種強烈的敏感的絕對安全意識，而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則加重了諸如經濟安全、生態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資源安全、公共安全、網路安全等新類型問題的傳統安全色彩。由此，不得不遵循安全原則、按照安全理論去理解和解決上述問題，致使這些問題的內涵有所異化、界限模糊不定、牽涉因素眾多、影響效應廣泛，並對看待和處理已有的安全領域問題造成了新的負面影響。從權力論的角度來看，「泛安全化」傾向主要是源於對「絕對權力優勢」和「相對權力優勢」的無止境追求。
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理論邏輯，使現實中的國際秩序雖然對國際行為體具有了一定的約束作用，但終究沒有形成絕對意義的強制力。在國家大小、強弱、貧富等差異十分明顯且缺乏足夠有效的強制性機制的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為了確保生存與發展、贏得國際聲譽和地位，其表現出對權力的強烈渴望。尤其是伴隨著國際局勢變化且出現了所謂的「權力轉移」狀況時，主權國家對權力的慾望愈演愈烈。
激烈的權力爭奪、複雜的權力關係相互交織，而預期之中的權力收益則使國際行為體致力於獲取某種程度的「權力優勢」，從而引發了諸多問題，以至於彼此之間陷入安全困境。
可以說，「泛安全化」傾向是伴隨著主權國家對「絕對權力優勢」和「相對權力優勢」的無止境追求所產生的一種不良現象，致使其國家戰略和對外政策難以擺脫「權力旋渦」的作用影響，也就走不出「安全認知」主導下的思維局面。從利益論的角度來看，「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是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分配不均衡產生的結果。
謀取利益是主權國家進行內部發展和對外交往的重要目標及手段之一，這使其滋生了巨大的利益佔有慾，致使一些國家難以避免「私利最大化」的盲目行為而不顧及共同利益的存在事實。尤其是多個國家在同一領域裡的利益訴求重疊時，彼此之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中心的排他性行為將不可避免。
主權國家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並維護其「利益安全」將會採取多種手段，隨著維護自身「利益安全」的領域擴大及作用泛化，由此導致「泛安全化」的傾向。
從觀念論的角度來看，「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是國家安全觀新舊更替的產物。
傳統安全觀把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外部環境界定為「無政府狀態」、內在動力是對「權力優勢」的無止境追求、重要衡量指標是「獲利程度」和「地位優勢」，致使軍事因素在國家安全觀的演變中長期居於主導性地位。
冷戰結束後，
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家、地區及世界的影響力和威脅性變得越來越大，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國家安全的內涵及維度，由此產生了新安全觀。這既突破了軍事因素主導下的傳統安全範疇，也滲透到更廣泛領域並使其「安全性質」有所變化，造成了「泛安全化」的傾向。（二）「泛安全化」傾向對東亞地緣格局變化的影響
近年來，東亞地區形勢發生了諸多變化，其地緣政治環境、地緣經濟環境、地緣安全環境、地緣文化環境等呈現一系列的新特點，「泛安全化」傾向日趨明顯是其中的重要特點之一。由此，域內的政治關係、經濟發展、安全互動、人文交流、對外往來等活動，其首要考慮即是安全因素。也就是說，
東亞國家已經習慣於從安全問題的立場或「安全化」的思維去看待和思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不相關問題，將之異化或同化為「安全問題」即是「泛安全化」傾向。
這導致「泛安全問題」或「類安全問題」在東亞地區始終處於首要地位，並深刻影響到東亞地緣格局走向。東亞地區位於亞歐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海岸線綿長，多天然良港，擁有臺灣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重要的海上通道，地理條件得天獨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這一點得到了地緣政治學界的普遍肯定。在
哈爾福德·麥金德
（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說」中，東亞地區位於包圍「中心地帶」的邊緣「內新月形地帶」，其歷來是海權與陸權相爭奪的重要地區。在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的「邊緣地帶說」中，邊緣地區的作用更為重要，而亞歐大陸的邊緣地區則是重中之重，即「誰支配著邊緣地區，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也就是說，邊緣地帶在國際社會的激烈競爭中處於核心地位，由此，東亞地緣環境變化備受相關各方的高度關注，而東亞地緣格局走向則深受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
首先，國際社會的整體形勢。
地區格局走向離不開世界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東亞地緣格局的再造與走向是與國際社會的整體形勢及其變化息息相關的。近年來，世界各國實力對比變化比較明顯，當今國際社會正處於重要的轉型時期，並呈現
「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的突出特點
，非傳統安全等問題成為誘發世界動蕩的主要原因。在這種大背景下，東亞地區安全局勢受到了一定影響，並對本地區格局的再造與走向構成了不小衝擊。東亞國家對彼此實力變化的高度敏感，使得域內一些國家難以放棄「冷戰思維」和「泛安全化」傾向，傳統安全問題的處理解決依然是影響東亞地緣格局走向的關鍵所在。
其次，區域內外大國的做法。
大國對東亞地緣格局的再造與走向的影響力非常明顯，其參與者歷來不是單純地理意義上的幾個國家，還包括美國、俄羅斯這樣的世界性大國。
中國
是東亞地區事務與地緣熱點問題的重要相關方，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其需要一個穩定和平的周邊地緣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直秉承和平發展的理念，在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安全、地緣文化等方面，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美國
是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其稱霸之心從未泯滅，東亞地區是美國實施全球戰略的重要節點。從小布希時期開啟美國「重返亞太」
進程到奧巴馬時期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
戰略，再到特朗普政府重提「印太戰略」
，美國對東亞地區事務的介入干涉有增無減。從加強美日、美韓同盟關係到插手南海局勢變化，到特朗普政府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反覆無常態度，再到美國加大與臺灣地區的接觸頻率等，美國通過這些明顯針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佈局，試圖繼續主導東亞地緣格局走向的戰略思路比較明確。此外，俄羅斯、日本
作為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傳統意義大國，其對東亞地緣格局的再造與走向從未袖手旁觀。由此，現階段東亞地區以多個地緣熱點問題為中心，在不同領域、不同方位，形成了多個顯性的或隱性的「三角關係」或「多角關係」，對東亞地緣格局走向構成了多種影響。
最後，區域內敏感國家的戰略。日本
一直以來在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在這種情形下其政治右傾化愈發明顯。從釣魚島爭端、安保法案修訂、歷史認識不清、推動修改憲法、壯大武裝力量、民眾態度改變等方面來看，
日本已經成為影響東亞地區局勢變化的不穩定因素
。日本旨在爭奪地區主導權、與美國聯手遏制中國崛起的做法，在東亞地區激起了不小的地緣安全波瀾。近年來，日本國民對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的非親近感明顯增加的新變化，也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和格外警惕（參見表1）。朝鮮
作為「神祕的國度」不斷進行核與導彈試驗，給東亞地區安全與穩定帶來了諸多的不確定影響，朝核問題解決也成為影響東亞地緣格局走向的重要問題之一。東南亞國家
涉及南海問題、文化認同、種族宗教、大國介入等多方面的敏感問題，東盟
在多個場合「用一個聲音說話」的戰略使其成為域內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其表現出了不會坐視東亞地緣格局變化的明確態度。東盟國家對本地區安全問題的複雜心態及其在其他領域的多元利益訴求，使其認識問題的「泛安全化」心理難以消除，也就無法避免域內外大國對它們的影響干涉，
這從南海局勢變化、美日印澳聯手介入其中可見一斑。
二、「泛安全化」風險與東亞軍備發展態勢
「泛安全化」傾向的愈發明顯及其經濟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社會化、社會問題民粹化、民粹問題國家化、國家問題安全化的傳導機制與表現形式，對東亞地緣環境變化和東亞地緣格局走向形成了多向度、多層次的深刻影響。
由此，給東亞地區帶來了不小的地緣安全風險，致使域內外一些國家在軍備發展和防務建設上首先活躍起來並偏執於「單邊主義」行動，從而威脅到東亞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一）「泛安全化」與東亞軍備發展的關聯
軍備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作用。首先，在政治上，軍備發展會增強一國在地區範圍內的影響力。
硬實力與軟實力構成了國家實力系統，而軍事實力則是組成國家硬實力的重要條件和物質力量之一。軍備發展作為軍事領域更加具體化的表現，其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家實力的發展與增強，並給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影響力。
其次，在經濟上，武器裝備的進出口以及軍備建設將會拉動一國國防工業的發展與升級，在形成國防經濟體系的同時，也部分增加了國家的經濟效益。
武器裝備領域是一個高收益的產業，無論是大型武器裝備、武器配件還是各類彈藥，一旦產生了對這方面的需求，生產國和出口國都會獲得極高的經濟利潤。通過一段時間內的生產與銷售，上述國家的生產技術會隨著需求和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創新，由此國防工業實現升級發展。以美國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國防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戰爭中對武器裝備、各類彈藥的巨大消耗量，讓作為軍備出口國的美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通過這次戰爭，美國的政治影響力顯著增加，經濟力量大幅度上升，其成為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軍備生產也實現了專業化、系列化、標準化，這為其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再次，在軍事上，軍備發展會使一國得到一定的軍事利益，同時也會增強國家的軍事威懾力和安全感。
國際社會的弱肉強食現象，使每個國家尤其是許多相對實力較弱的國家因為國際形勢和地區局勢的變化而產生一種危機感。由此，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尤其是軍備發展，便成為世界各國緩解不安全狀態的重要手段之一。軍備發展在確保國家生存、促進國家發展、增強國家底氣、提高國民士氣的同時，也對外界形成了威懾和震懾的作用。最後，在外交上，軍備發展以及武器裝備的進出口，將會拉動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
在國家之間的交往行動中，相比於經濟、外交、文化等其他方面的關係往來，國家在軍事方面的交往更加謹慎。而軍備發展以及武器裝備的進出口所形成的國家之間的交往形態，則能夠集中反映上述國家之間的戰略互信程度。通常，一旦形成了軍事裝備領域的進出口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了兩國或多國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推進和發展。「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和增強，使得東亞地區面臨著多領域、多層次的地緣安全風險。
在這種大背景下，域內國家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緩解「泛安全化」傾向對其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不免會採取一些包括
「單邊主義」行動在內的應對策略
。推動軍備發展的獨特作用，使得東亞國家將應對「泛安全化」傾向的主要措施之一聚焦在該領域之內。由此，東亞國家形成了在「泛安全化」傾向日趨明顯的地緣環境中，不斷謀求軍備發展推動防務建設的局面，這從歷年來東亞地區的軍事演習頻次和東亞國家的軍事支出趨勢中可見一斑。
在軍事演習頻次方面，
由於東亞地區形勢複雜微妙，朝核問題、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區域主導權競爭問題、民眾好感度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環境治理責任分配問題、網路安全問題等地緣熱點難點問題眾多，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交錯混雜，致使東亞地區歷來是軍事演習高頻次舉行的重要地區之一
。具體來看，目前東亞地區軍事演習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美國主導下的年度例行軍事演習。
近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以及區域影響力等多方面的實力不斷提升，一定程度上觸碰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既得利益，致使美國不斷介入東亞地區事務、攪動東亞地區形勢，進而在其主導下的各類年度例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次數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科目持續增加、演練針對性更強、地緣戰略影響更大。比如，美日兩國
之間有代號為「利刃」「山櫻」「東方之盾」的聯合軍事演習，美韓兩國
之間有代號為「關鍵決心」「鷂鷹」「乙支自由衛士」「不屈意志」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與蒙古國之間有代號為「可汗探索」的聯合軍事演習，美菲兩國
之間有代號為「肩並肩」的聯合軍事演習，等等。此外，以應對南海局勢變化為基本設定，美國與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
等東南亞國家之間還有代號為「卡拉特」的雙邊聯合軍事演習。另一種是以「泛安全化」傾向為主要誘因所導致的軍事演習。
比如，儘管菲律賓已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員國，但其對AIIB態度的幾多轉變值得玩味。由於菲律賓對基礎設施建設有著巨大需求且自身能力有限，而其加入AIIB後在得到資金幫助的同時，還可能加大中國對菲律賓及整個成員國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力，因此菲方態度出現反覆曖昧不明。2015年6月，菲律賓軍隊與日本自衛隊在南沙近海海域舉行了聯合軍演，軍演後「以國際社會為後盾，菲律賓針對亞投行的態度也變得強硬」。上述兩類軍事演習在東亞地區「泛安全化」傾向的影響下，與一系列的地緣熱點問題交織扯動起來，攪動整個地區的安全局勢變化，形成了不小的波及面和對安全局勢的影響。在軍事支出方面，由於近年來東亞地區爭端、事態有所增多和加劇，東亞國家對軍事安全領域的支出更為重視。
從統計數據來看，雖然近年來東亞國家在軍事支出上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變化，但總體上其軍事支出仍是有增無減。據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
的數據統計，東北亞地區關鍵三國——中日韓的軍事支出較為穩定（參見圖1）。在東南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的軍事支出也相對平穩（參見圖2）。由於近年來越南、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爭端增多趨緊，無論官方還是民眾的情感情緒均十分敏感，因此，上述兩個國家的軍事支出在2011年以後呈現出較之前更明顯的上漲態勢。
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之外，東亞地區軍費支出在亞洲地區也處於首位。
以2016年為例，該年度亞洲地區軍費總支出約4 500億美元，其中東亞地區軍費支出達3 080億美元，遙遙領先亞洲其他地區。同時，軍費支出額相比2015年增長4.3%。
就東亞國家及整個地區軍費支出的連年增長原因來看，除了傳統安全上的巨大需求之外，「泛安全化」傾向的影響作用不可忽視。第一，網路信息安全與軍事信息化、現代化建設。
隨著互聯網的急速發展，軍隊在信息記錄、處理與分析上越來越多地使用網路與科技設備，而網路技術的種種弊端則使或明或暗的「網路戰」一再頻發。這使東亞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在軍事網路信息防禦與反擊建設上的投入支出，以防止泄密與網路攻擊等問題發生。
第二，自然資源爭奪與軍備建設。
東亞地區領土爭端雖然屬於傳統安全領域問題，但深究其爭端的原因，卻與自然資源的爭奪、捕魚權的歸屬等非傳統安全因素息息相關。這使東亞部分國家採取了以軍備建設如升級警戒雷達、建立巡邏艦隊、增加針對性裝備等為威懾手段的自然資源佔有爭奪方式，致使其軍費支出持續上漲。第三，打擊海上恐怖主義與海軍建設。
海洋作為國際社會大宗貨物貿易與往來、能源資源運輸的重要交通媒介，其一直以來都受到海上恐怖主義的嚴重威脅，諸如毒品、偷渡、武器等違法交易難以禁絕。東亞地區位於太平洋西岸，面臨相當廣闊的海域，其面對海上恐怖主義危險的係數較高。東亞部分國家為防止和抵制海上恐怖主義問題，採取了增加軍費支出以加強海軍建設的應對手段。可以說，無論是從近年來東亞地區聯合軍事演習類型還是東亞國家軍事支出情況來看，東亞軍備發展與本地區「泛安全化」傾向日趨明顯之間都存在著相互關聯。
可以說，「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和加強，推動了東亞軍備發展態勢，同時，東亞軍備發展態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整個地區的「泛安全化」傾向更為明顯。
（二）東亞軍備發展態勢及趨向
東亞軍備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地區整體局勢、域內大國的態度與戰略、地緣熱點問題的發展程度、域內國家政治互信水平以及美國「重返亞太」能力等影響因素。
據統計，「全世界共17個擁有核武器或核武化規劃的國家，其中7個在亞太地區；共28個有導彈規劃的國家，其中16個位於該地區；共16個有化學武器規劃和13個有生物武器規劃的國家，其中的亞太國家分別為10個和8個」。可見，東亞國家在軍備發展方面的強烈慾望，進一步提升了整個地區的軍備安全風險水平，致使國家之間的安全競爭態勢加劇，東亞地區局勢的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從東亞部分國家（參見圖3）的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來看，其軍事支出比重及趨勢在整體上保持著相對平穩態勢，其中，中國、日本、韓國的走勢平穩明顯，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的走勢有明顯的波動。這表明當前上述國家軍事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為合理，其沒有因為東亞地區的「泛安全化」傾向日趨明顯而陷入軍備發展惡性競爭的危險局面。但是，這不能表明整個地區軍備發展態勢也處於穩定狀況，目前東亞地區軍備發展仍存在軍備種類不斷增多、軍備技術不斷升級、軍備競爭日趨明顯化和常態化、域外國家先進軍備輸入增加等多方面的問題。
可以說，東亞地區因冷戰對峙局面而奠定的軍備發展格局非但未在冷戰終結後鬆動解體，反而是愈發地表現出整體龐雜和結構複雜的突出狀況，其軍事裝備的高精尖水平、技術研發質量、輸入輸出能力等狀況令人憂慮。
眾所周知，東亞地區局勢紛繁複雜，地緣熱點問題眾多。在東亞地區，影響軍備發展的因素很多且相互交織起來，既有國家戰略、大國態度、政治互信等域內外國家間因素的影響，又存在著域外大國介入干涉的外部影響因素；既有歷史情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主觀因素，又有地緣條件、國家實力等方面的客觀因素。目前，這些複雜多元因素的相互作用，沒有使東亞軍備發展偏離正常軌道而陷入安全困境，或是帶來明顯的戰爭風險。不過，這些因素使整個地區的軍備發展越來越具有明顯的競爭性或針對性。
隨著東亞國家在軍備發展方面的競爭狀況加大加深，未來東亞軍備安全形勢有可能出現三種局面。第一，
競爭形勢急劇增加，以至於嚴重威脅到本地區安全局勢。第二，競爭形勢仍然明顯且有所加劇，但整個地區安全局勢相對穩定。第三，
由於東亞地區安全合作程度有所加深，競爭形勢有所緩解。目前來看，東亞國家順應時代潮流謀求和平與發展的意願依然強烈，因此，第一種局面的出現幾率較小。東亞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長期難以妥善解決和域內大國之間競爭地區主導權的局面，使得第三種局面的出現幾率也較低。相比之下，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或「保護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局面會持續存在甚至時有激化，但中國不會主動挑起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包括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域內外國家與中國發生各領域衝突的成本將會越來越高，這使得彼此之間發生軍備競賽的幾率降低。因此，未來東亞軍備安全形勢出現第二種局面的幾率較大。
三、「去安全化」與管控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的中國思路
近年來，東亞地緣環境的新變化引起了多方面問題的「泛安全化」表現，而「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和加強則成為影響東亞地緣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並給整個地區帶來了一系列的地緣安全風險。東亞地區熱點問題的疊加相交造成了地區內發展的各種不確定性，但安全與穩定一直是域內國家所追求的戰略目標，
因此，推動和促進東亞國家在各領域各層次開展「去安全化」合作十分必要，中國也應為管控東亞軍備安全風險採取應有的切實行動。
（一）「去安全化」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去安全化」是與「安全化」相伴而生的概念，它「意味著把那些已經『安全化』的議題挪出安全議程」。如今「泛安全化」傾向已經給東亞地區帶來了不少問題和不小麻煩，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東亞地區的安全與和平，應開啟「去安全化」合作的新進程，這會給整個地區帶來一系列的實際好處。
從國際大背景來看，
「去安全化」有助於東亞地區落實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國際社會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巨大危害，慘痛的歷史教訓讓人們意識到和平的彌足珍貴。當前，雖然世界各國為避免戰爭的發生做出了一定的讓步與剋制，但是仍存在許多隱患及不確定性因素。對此，如果不加以重視並及時控制，可能就會產生不可彌補的嚴重後果。推動「去安全化」合作，能夠使東亞國家在安全問題和爭端解決上更加理性和剋制，從而增進整個地區的和平與發展。
從國家發展來看，推動「去安全化」合作可以為域內國家發展帶來穩定的外部環境保障和可預期的實際收益。
為了穩定和提升國家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實現國家發展是不二選擇，這離不開國家內外部環境的保障支撐。推動「去安全化」合作可以弱化域內一些國家的外部安全威脅和消除其敏感脆弱的安全心理，為其提供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保障和可以預期的國家發展成果。從國家對外關係來看，推動「去安全化」合作有助於增進國家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和加強，使得原本政治互信程度不高的東亞國家關係變得更加的敏感和複雜，而相互信任又是開展國家間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推動「去安全化」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東亞國家之間基於「安全認知」邏輯的交往習慣，進而增強域內國家的相互信任程度，可持續地促進彼此之間關係發展。
目前，東亞地區「泛安全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為避免更嚴重的情形發生，東亞國家應未雨綢繆，積極開展「去安全化」合作，進一步維護和實現東亞地區的安全與和平，使整個地區和東亞國家享受到「去安全化」合作帶來的多方面好處。
其實，在東亞地區有許多推動「去安全化」合作的可行性條件。第一，從時效上來講，
「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時間不長。在國際政治中，出現時間越長的問題，其處理起來也相對越難。東亞地區的「泛安全化」傾向是最近幾年出現的，維持其進一步突顯的各方面條件較為薄弱，一些極端性的不良現象也未顯現，這為推動「去安全化」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第二，從國家本身來講，
現階段東亞國家均處於發展的重要時期，其需要穩定和可預期的內外部環境作為基本保障。從這個意義而言，東亞國家有意願推動「去安全化」合作，以便營造更加寬鬆良好的地區環境。第三，從觀念上來講，
東亞國家已經普遍接受了「新安全觀」，包括近年來中國提出的以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為主要原則的「亞洲新安全觀」。這為東亞國家推動「去安全化」合作，奠定了必要的觀念基礎，形成了基本的心理認同。（二）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管控與中國作為
「泛安全化」傾向的出現和加強，造成了東亞地區在軍備安全方面的風險性較之於以往有所增加。歷史經驗表明，缺少合理管控的軍備發展，將會帶來危害地區安全與和平、增大軍備競賽風險、擾亂地區正常秩序、破壞域內國家關係等諸多方面的嚴重負面影響。
現階段，有必要按照「尋求戰略諒解、消除軍事威懾、構建安全機制、實現外交突破」的基本路徑，實現對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的有效管控，這需要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一要
承認並正視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的存在事實；二要
樹立應對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的觀念意識；三要
建立多邊合作安全機制，以保障和規範東亞地區軍備發展；四要
敦促相關國家保持理性和剋制，減少域外國家對東亞地區軍備發展的介入干涉。東亞國家的共同努力是管控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的重要基礎，而域內大國的有所作為則是影響實際管控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東亞地區，中國是具有很大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國家之一，作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且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應在管控東亞軍備安全風險問題上積極做出表率，由此帶動其他國家共同行動起來。
第一，強化自身的實力與能力。
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國家實力並不必然地正向完全地轉換為國家能力。中
國應加強國家實力與國家能力的轉換建設，
既不放鬆國家實力增長，確保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又要建立健全國家實力轉換為國家能力的順暢體制機制，切實讓改革開放的巨大發展成果轉換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國際影響力、國際信譽力和國際領導力。第二，推動地區合作與共同發展。
中國應加快有序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完善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內一系列的地區性公共產品，實現「加強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聯繫，共享發展必需的權利」的重要承諾。積極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朝著更深層次更廣領域實現新發展，使中國與東盟、韓國的自由貿易區建設發揮應有的示範作用，為地區合作與共同發展注入活力提供動力，引導域內國家將主要精力放在和平發展領域而不是安全競爭甚至是軍備競賽方面。
第三，大力宣傳亞洲新安全觀，以新理念開創新局面。
2014
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亞洲相互協作和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峯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為主要原則的「亞洲新安全觀」。「亞洲新安全觀」提出後，由於非常符合當前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現實狀況，因此得到了亞洲各國包括東亞國家的普遍讚譽和高度認同。在此方面，中國應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積極引導相關國家摒棄「冷戰思維」和過時的安全觀。
以軍備安全風險管控為契機，中國應引導並攜手東亞國家，共同開創構建東亞地區新型安全關係的新局面。
第四，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
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被國際社會所高度關注。中國一直以來承諾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並已經在增強國防透明度、擔當國際維和責任等方面贏得了國際聲譽。在東亞軍備安全風險管控方面，中國應積極做出表率，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將其作為中國承諾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地區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一環。
第五，積極推進地區安全機制建設。
受制於各種因素，時至今日，東亞地區也沒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安全機制。通常，軍備安全風險的形成和擴散，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國家對自身安全感的缺失。
為了緩解這一問題，中國應帶頭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安全互動與交流，增進彼此之間的戰略互信程度。同時，共同努力處理和解決地緣熱點問題尤其是地區安全熱點問題。
比如，繼續推進重啟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從而降低問題領域和整個地區的軍備安全風險水平。（三）地緣熱點問題處理的軍備控制思路
針對東亞地區熱點問題眾多且長期難以得到妥善解決的客觀事實，應轉換思路，多軌並進多措並舉，對其實施一定程度的軍備控制幹預十分必要。
第一，推動儘早建立多邊合作安全機制。
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地緣熱點問題的處理離不開域內每個國家的共同努力。現階段東亞地區缺乏行之有效且有一定約束力的多邊合作安全機制，致使域內國家軍備發展容易陷入無節制的危險境地，進而危害到東亞地區的安全與和平。應推動儘早建立多邊合作安全機制，以制度化舉措和思路，推進及實現東亞軍備發展的透明化和節制化。
第二，提升東亞國家之間溝通互動水平。
東亞地區各類熱點問題長時間得不到徹底妥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域內國家之間的溝通互動缺乏。這造成了東亞國家之間互不信任的尷尬情況，也讓域內一些國家路徑依賴般地以「單邊主義」行動通過強化軍備發展能力來增強自身的安全感，不僅效果差強人意，還引起了不必要的針對性的軍備安全競爭。應加強東亞國家之間的溝通互動能力，必要時可以推動簽署雙邊或多邊的軍備控制或軍備安全等方面的協議。
第三，推動軍事演習的正常化而非針對化。
東亞地區軍事演習的次數很多，許多軍事演習的「威脅」意味要大於其「威懾」意義，要避免使有預防性的、針對性的軍事演習成為地區安全和軍備發展方面的威脅及隱患。而且，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容易產生軍備炫耀和攀比情況，進而引發不必要的軍備競賽風險。
*注釋及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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