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暗戰與明戰

　　閱讀提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構，能夠引出好友反目成仇、美歐心生嫌隙的戲碼？

　　撰稿｜韓潔穎

　　朋友圈竟然這麼大

　　隨著月末的到來，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的大門即將關閉。就在美日兩國圍追堵截，歐洲大多數國家猶豫觀望之時，英國出手了，成為了首個向亞投行伸出橄欖枝的西方國家。

　　3月12日，英國向中方正式提交加入亞投行的書面確認函，以期成為創始成員國。

　　自詡「好閨蜜」的英國插了山姆大叔一刀後，頭也不迴轉投別人懷抱，美國的「暴跳如雷」自是不用懷疑。《金融時報》報道稱，美國政府將這一舉動看作是「不斷遷就」中國的結果。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白宮高級官員在接受採訪時透露，英國「幾乎沒有徵詢美國的同意」就做出了以上舉動，他警告說「這不是與一個崛起中大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奧巴馬政府甚至罕見地發表了一篇聲明，言辭銳利地指責英國，「這是英國政府的自主決定，希望其能發揮影響力，推動貫徹高標準」。

　　美國的怒火終是沒能擋住「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發生。法德意緊跟其後宣佈加入亞投行，效仿英國搭上亞投行這輛「超快車」。

　　正在中國進行訪問的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表示，他歡迎英法德意這四個國家加入亞投行，他稱「我認為參與是一件好事，希望參加的成員國越多越好。」

　　G7成員國中過半數國家的加入，預示著亞投行還未正式運營，就已經超出了原定的區域限制。盟友的紛紛「倒戈」無疑甩了美國幾記響亮的耳光。

　　據透露，中國放棄在亞投行擁有否決權的立場為爭取到英、法、德國和義大利不顧華盛頓的反對而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讓美國辛酸的不僅是歐洲盟友在軍事領域的表現，在經濟領域歐洲盟友更是主動向亞洲靠攏。」《世界政治評論》評論說。

　　澳大利亞和韓國的意願也重新被點燃。因為是美國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兩國在申請問題上一直遮遮掩掩，但大勢所趨，兩個「牆頭草」已出現鬆口的跡象。

　　先是包括總理阿博特在內的澳大利亞官員公開表示正重新考慮是否加入亞投行。《悉尼先驅晨報》在頭版頭條刊文表示，澳政府方面日前已基本就澳加入亞投行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儘快公佈結果。

　　政治和經濟夾縫中的朴槿惠也在苦苦糾結，無法灑脫「反水」的韓國又不想錯失亞洲經濟發展的紅利。不久前韓國政府外交部官員表示，韓國正在考慮經濟利益和外交關係等多種因素，以最終決定是否加入亞投行。

　　除去早已明確拒絕亞投行的美國、日本，亞投行的朋友圈已經擴容至33個，包括：中國、孟加拉國、汶萊、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亞、約旦、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爾地夫、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斯里蘭卡、塔吉克、泰國、烏茲別克、紐西蘭、越南、英國、義大利、德國、法國、盧森堡和瑞士。

　　盟友們的相繼加入，在美日的圍堵戰線中撕開了一道裂縫。「看來華盛頓政府精心打造的聯盟逐步瓦解。」美國外交關係學會網的一篇文章大聲疾呼：「美國政府現在該怎麼辦？」

　　不少學者奉勸奧巴馬「拉下面子」加入亞投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貝格斯滕在《金融時報》撰文稱，美國抵制亞投行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應該調轉方向，加入亞投行」。

　　美國福布斯網站的分析文章也認為，美國耗費無數的政治資本，勸說該區域內其他國家不要加入這一機構毫無意義，「加入對於美國來說也是一個可選項，能帶來兩方面的好處」。

　　英媒體則稱，奧巴馬政府在遭遇盟友倒戈的重大打擊之後，已經轉移注意力重做打算：計劃運用依然存在的影響力，對亞投行的放貸標準進行幹預。

　　根據規定，在申請截止日(3月31日)過後，創始成員國將進行多輪磋商，隨後在6月商定亞投行章程終稿並簽署。在完成各國審批程序後，亞投行有望在年底之前正式成立並投入運行。

　　被逼出來的亞投行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構，能夠引出好友反目成仇、美歐心生嫌隙的戲碼？

　　亞投行，全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家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總部設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金融街(10.53,-0.09,-0.85%)。

　　2013年10月，一個對於全世界還很陌生的概念「亞投行」橫空出世。當時出訪印尼的習近平主席在雅加達提出了這一理念，隨後李克強總理在汶萊舉行的中國-東盟峯會上再次重申。

　　一年時間後，包括中國、印度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此舉標誌著亞投行的正式成立。按照協議，亞投行將於2015年底正式運營，法定資金規模為1000億美元，初步繳納資金500億美元，中國佔比50%，當之無愧成為最大「出資方」。

　　外界普遍將這一機構解讀為中國對原有國際金融秩序挑戰和顛覆的工具。據路透社消息，美國財長傑克·盧在國會稱「中國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在挑戰美國在全球金融機構的領導地位」。

　　不可否認，這個由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投行抹不去的是濃厚的「中國色彩」，但在世界多邊金融機構並不缺乏的情況下，中國為何還要迎難而上、另起爐竈？倒逼後的無奈反抗是清晰可見的。

　　首先，雖前有IMF[微博]和WB這兩大金融機構高舉救助大旗，後有亞開行著力亞洲各國經濟發展，但這三巨頭遠遠不能滿足亞洲經濟發展和治理的現實需要。

　　據亞開行研究所推算，從2010年到2020年間，亞洲地區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費用，才能維持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然而，現有的亞開行每年只能提供約1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方面的貸款，能夠提供的幫助簡直微乎其微。

　　亞開行倒也不是差錢，只是它的貸款和救助方向更多地向IMF和WB學習，偏向社會領域、扶貧開發、能源環保、農業開發等國家發展「高級層次」的需求。對於一些尚掙紮在溫飽線上的亞洲國家而言，由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組成的「鐵公基」，纔是巨大的資金缺口和優先發展的方向。

　　以印度為例，目前擁有國道9.2萬餘公里，高速公路僅僅佔到1000公里。印度政府曾表示，未來5年基礎設施領域的資金缺口將達到1萬億美元。「要致富，先修路」，顯然亞開行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向來幫印度填上這個「無底洞」。

　　相較之下，由中國推動的亞投行對象更加「窄化」，目的更加明確。簡而言之，這是一家各國用閑錢湊個份子，向亞洲各個國家提供貸款的銀行，重點支持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比如幫助這個窮親戚修條鐵路、那個窮朋友建個大橋等等。

　　亞投行承諾的「無條件提供貸款」也極具誘惑力。一直以來，WB和IMF都是美國外交政策延續的工具，在向別國提供貸款時會提出嚴苛的附加條件，「甚至會進行國家內部的政治幹預」。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描述了世界銀行[微博]如何應美國私有銀行的要求懲罰衣索比亞的過程。

　　另一方面，現今的國際經濟金融結構仍維持著二戰後形成的基本格局，美國和它的盟友們主導了包括IMF、世界銀行和亞開行在內的經濟治理話語權。

　　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將美國夢推向了巔峯，奠定了美國一枝獨秀的大佬地位，即便是後來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其衍生的IMF和WB也繼續充當維護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執行者。

　　1966年，當日本經濟超越老牌列強英國時，其主導下的亞開行也隨之成立，美國與日本各出資15.65%成為最早成員國，並憑藉擁有12.82%投票權把控話語權。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在IMF中份額為6.07%，日本為6.13%，美國則為17.09%，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比重裏，中國為4.42%，日本為6.84%，美國為15.85%。而在亞開行的投票份額中，中國佔5.47%，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美國的一半不到。

　　長此以往，IMF的總裁始終由歐洲人「世襲」，世界銀行的行長永遠在美國人裏打轉，亞開行自設立以來，歷任行長從沒旁落日本以外國家，中國只能在外圍自玩自嗨。

　　改革停滯不前的國際金融規則顯然不能與中國等新興國家日益提升的經濟實力相匹配，中國也曾試圖在原有體系內尋求突破，只是最終敗在了美國一票否決的「霸王條款」上。比如2010年，根據IMF改革草案，中國份額計劃有望提高到6.19%，以提升新興國家的投票權。 2012年，中國向其注資了430億美元。可是2013年3月，美國國會拒絕了這一提案。時至今日，機構全面改革的方案還懸而未決。

　　求人不如求己，恰逢美國QE退出歷史舞臺，量寬不在資金迴流。巨大的資金缺口，投資方向的專註，亞投行的發展壯大正當其時。

　　亞洲世紀的到來？

　　有觀點認為，美國政府一直將亞投行視為威脅，稱其有可能會變成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的競爭對手。

　　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表示，在中國設立與IMF和WB爭風頭的機構、並吸引美國盟友對其的支持之際，美國的「國際可信度和影響力」正在受到威脅。

　　那麼亞開行的一路走紅是否正如外人所言，預示著「美國世紀的結束和亞洲世紀的到來」呢？

　　《金融時報》曾經說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一個「振興亞太，聯通世界「的夢，亞投行的確有著「一帶一路」戰略里程碑式的象徵。不論是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又或者是上合組織銀行，到現在的亞投行，都是中國經濟地位不斷提升的過程和佈局。

　　儘管有對抗「美系資本」、「日系資本」的意圖，但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盲目樂觀，想要打破美國領導的國際金融舊體系還有待時日。

　　歐洲大國的加入必定會讓亞投行如虎添翼，英德法意的「突圍」雖有國際戰略的政治考量，但最大的考量還是在商言商。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在聲明中表示，「卡梅倫政府一直以來積極促進和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往來，打造英國和亞洲經濟體的聯繫紐帶，為英國企業創造最好的投資全球增長最快速地區的機會。這是我們長期經濟計劃的一個關鍵部分。」他說：「選擇在亞投行創辦階段申請加入該行，將給英國和亞洲的共同投資和成長創造無與倫比的機遇。」

　　作為老牌的國際金融服務業國家，加入亞投行有利於英國重整旗鼓，推動第三產業的復甦和就業率的增長。德法則是瞄上了亞投行背後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要知道這可是一個又一個的大單，高鐵、空客接連不斷。身為出口製造大國的老前輩，德國和法國在基礎設施建造上的經驗和優勢足以支撐他們做出「拋棄」美國的任性舉動。

　　大國之間，利益為先。吸引這些政客的是亞洲市場這塊巨大的蛋糕，而非真正和中國站到了同一陣營，想說中國贏得了這場暗戰的勝利為時過早。

　　與此同時，亞投行的投資運營也存在一定風險。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是建設週期長、融資數額大、償還時間長、盈利效果微弱。特別是在亞太地區政治風險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半途而廢、甚至是「血本無歸」。從斯里蘭卡選舉改革到最近的緬甸戰亂，中國海外基建投資項目頻頻被放鴿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亞投行究竟是以援助還是收益回報為主要投資目的，需要創始國間的協商和妥協。

　　朋友圈數目的不斷擴大對中國掌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意味在中國「一家獨大」的局面下，如何兼顧公平和效率，玩轉這一新平臺考驗著中國智慧。從以往的案例看，中國成功的例子基本沒有，北京在國際規則制定和管理上存在明顯的短板；從人民幣當前的國際化程度看，也確實不到打造「中國版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

　　更何況，涉及五大板塊、三十多個國家的亞投行想要求同存異本就不易，要達到美國提出的「較高的治理標準和較嚴格的監管」更是挑戰重重。

　　好在，誰是這場亞投行競爭的贏家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在博弈過程中，亞洲人民都將享受更好的多邊管理和基礎設施服務。亞洲世紀何時才能真正降臨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的是大戲剛剛開始、好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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