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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文壇，批評界曾出現過熱鬧的「雙打現象」：潘凱雄、賀紹俊，李潔非、張陵，費振鍾、王幹，辛曉徵、郭銀星，汪政、曉華，盛子潮、朱水湧，王斌、趙曉鳴……

1989

年

1

月

4

日，廣州新創刊的《沿海大文化報》，約潘凱雄主持了一個欄目，叫做「雙打世界——關於人、文學、文化的對話」。在這個欄目裏，潘、賀，費、王，辛、郭，王、趙，四組「雙打」一共寫了四篇小對話文章。

潘凱雄在「開欄贅語」中說：「近些年來，文學批評領域內兩人攜手、聯袂為文者日漸增多，讀者不時能在報刊上領略到一對對『雙打選手』的談鋒。……出現在『雙打世界』裏的文章將都是一些短小的對話體，我期待著在這裡經常地閃現出智慧碰撞的火花，更期待著廣大讀者對她的支持與幫助。」

由此可見，在80年代末，文壇上已經將「批評雙打」作為要強調的一種現象，並且還開列了專欄集中「雙打」，批評界也看好過「雙打」的力量及其特有的形態。

是從什麼時候起，「雙打」陸續解散？時光流轉到今天，「雙打」輩出的現象也難以再現。是文壇熱點不再那麼緊迫，個人之力足以應付，還是當年那批青年才俊，均早已獨當一面？總之，今天我們回顧當年的「雙打」，不是緬懷1980年代的文化氛圍，更非希望回到過去，而是希望1980年代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討論，真誠的對話能再一次復活，讓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更加真誠並充滿力量。

 

「批評雙打」之

潘凱雄、賀紹俊

 

在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九樓的辦公室，潘凱雄回憶起當年和賀紹俊的合作，腦中不斷回放著1980年代的文學場景。

是的，時隔30年，當兩人將合作的文章結集出版時，潘凱雄首先想到的書名就是「1980年代文學現場」，那個回不去的文學現場、生龍活虎的文學現場、寬容和諧的文學現場。

1983年，潘凱雄和賀紹俊同時被分配到當時的《文藝報》理論組工作，成為中國作協在新時期第一批大規模引入的大學畢業生。

「作為中國作協機關報的《文藝報》在某種意義上既是一個文藝界信息的集結地，也是從事文藝研究與觀察的重要位置，集聚了一大批人才。」提起那時的《文藝報》，潘凱雄對當年的領導和同事如數家珍：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劉錫誠、陳丹晨、吳泰昌、鍾藝兵、雷達、孫武臣、高洪波、彭加瑾……

《文藝報》每月有三個會：選題會，落實每一期刊物選題；閱讀交流會，基本上是張三談短篇，李四談中篇，王五談長篇……大家把各自本月內看到的好作品提出來和大家交流共享；出差彙報會，不論誰出差回來，都要交流一下當地文藝界的種種動態，信息量高度集中。《文藝報》內部爭論也很激烈，潘凱雄曾目睹唐因在會上急得面紅耳赤，跺著腳說：「你們怎麼這樣！你們怎麼這樣！」但爭論完後和氣依然。大家觀察、思考、研究，提出選題、寫成文章。在這樣一種學習、平等研討和坦誠交流的氛圍中，不受感染是不可能的。

記不清是如何開始合作寫作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事先「預謀」，也沒有刻意策劃。在潘凱雄的印象中，當時他和賀紹俊都還是單身，一天中的許多時間都呆在辦公室，常常說到某個話題，熱火朝天聊半天，捨不得浪費，便形成文字。因為內容是討論的產物，兩人無意識、也是不自覺的，誰也沒有單獨署名。

當時學術氛圍很好，大家也很恪守職業道德，寫出文章如果不是自己刊物所約就只會向外投稿。直到現在，潘凱雄仍然清楚地記得，《文學評論》的地址是「建內大街5號」。1985年，倆人合作的第一篇長文完成後，在信封上鄭重寫下這個地址寄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第二年就發表了。在文學研究的權威刊物初戰告捷，這給了他們很大的信心。

如果說前一兩篇文章的合作還是自然狀態，那麼後來就不同話題討論合作已然成為約定俗成。誰執筆，誰便署名在前。文風於是根據署名先後呈現出些許差異，一般情況下，賀紹俊當時鋒芒更甚，潘凱雄則略顯溫和。潘凱雄若執筆，賀紹俊會將文章改得「沖」一些；賀紹俊若執筆，潘凱雄則會將鋒芒收藏一些。總體上，他們更注重基本觀點與學術表達上的一致，至於文風則未必那麼講究統一。

說起那時的「批評雙打」，潘凱雄、賀紹俊絕非「絕配」，李潔非、張陵，費振鍾、王幹，辛曉徵、郭銀星，汪政、曉華，盛子潮、朱水湧……因而也有人將此稱為1980年代文學批評界值得研究的一種「雙打現象」。

潘凱雄認為，特定的時代背景很重要，這樣的組合，是思想解放，平等交流、自由探討蔚然成風，人際關係單純簡單的結果。每個月拿到稿費（當時月工資50餘元），賀紹俊和潘凱雄總是一人一半，署名前後無所謂，也從不考慮字數的多少或誰的付出多少。他們曾批評過莫言的《紅蝗》「毫無節制」，也指出張宇的作品過於「疲軟」，那些文章是犀利尖銳的，也是友善平和的。這一切都不影響他們和批評的對象之間照樣稱兄道弟友情依舊，彼此間還以此開著善意的玩笑。

1994年，潘凱雄調至《經濟日報》，置身文壇之外，寫作更為放鬆，文風也趨於鮮明。尤其是轉到出版業之後，他的「終審札記」解剖暢銷書背後的祕密、直陳平庸圖書的共性，既有文學的專業眼光，也有社會、出版、市場的寬闊視野，多了些複合的成份。

曾經有人戲說潘凱雄，從一個曾經先鋒的青年評論家「淪落」到市場化的位置。對此，潘凱雄回應說：「我有我的職業邏輯。我提供的緯度，現在一般的評論家未必提供得了。有人認為暢銷書和純文學是對立的，其實也不盡然。暢銷書的確多類型化，但優秀的類型化圖書，細節上都很文學化，而且是把某一種文學手段推到極致。所謂經典其實也不是單一的，不同的類型有各自不同的經典。我的文章『不專業』了，但是觀察文學的角度和視野更寬了。」

因為職業的原因，學術文章則寫得少了，潘凱雄與賀紹俊的合作也隨之減少。有趣的是，和以往比，他倆的風格似乎調了個個兒。潘凱雄更沖了，賀紹俊則偏於溫和。

對此，潘凱雄的分析是，過去文風寬容平和，和自己膽怯內向的性格有關。隨著年齡的增長，加上承擔的工作不得不與人交流，膽子也放開了。他寫過《梁鳳儀何以走紅》，批評梁鳳儀財經加言情的小說如何膚淺；也寫過《不讀書憑什麼說話》，質疑那些還沒等畢淑敏的《拯救乳房》出版就四處拿標題惡意炒作的輕狂。

《批評雙打——八十年代文學現場》（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時潘凱雄已擔任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回望當年的作品，他感覺「有點嫩。」收入集子的近九十篇文章，有三分之一帶有學術研究，有些文體現在看來感覺生硬，「那時想方設法引經據典，一是環境使然，二是年紀尚輕，三是缺乏自信。」潘凱雄說，如果現在，他可能會用自己的話去寫文章，更直白曉暢、也更老道。

但是，有些作品只能放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不可複製的時代。

90年代後，賀紹俊先後擔任《文藝報》副主編、《小說選刊》主編，2004年調至瀋陽師範大學，主要精力投入於當代文學評論。如今，文學批評已成為賀紹俊的職業，更是他的思維方式。他早已習慣用批評的眼光面對生活、面對世界。30年時光荏苒，他依然深深懷念當年的「雙打」經歷，儘管各自的經歷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之間交流時也依然能時時感覺到思想碰撞的火花。在賀紹俊看來，作為批評雙打選手中的一對兒，他們也曾覺得那個時代熱衷於批評雙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倆重新撿拾起過去的那些合作成果，在緬懷1980年代那一段崢嶸歲月的同時，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他想，有那麼多批評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雙打」的方式進行文學批評，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與19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著某種契合。那時候沒有QQ,沒有微信，沒有互聯網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同行們仍能通過書信或電話，進行不同空間的交流和討論。而且在剛剛經歷了一個知識荒蕪的年代後，大家開始參與到文學批評時，備感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這樣的條件客觀上帶來了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批評雙打就是在這樣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中悄然敲定下來的。

「由此看來，促成一對又一對的批評雙打的外在條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討論，真誠的對話和互補的思維方式。這一切，應該同時也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內涵。」賀紹俊說，當然，這些並不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卻是格外珍貴的部分。這些內涵後來都慢慢地弱化甚至消失，所以1980年代那種「批評雙打」輩出的現象也就難以再現。今天我們一談起1980年代便流露出濃鬱的緬懷之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想要回到過去，而只是希望1980年代那些珍貴的精神內涵能在今天再一次復活。當然再一次復活的目的也決不是為了產生出新的「批評雙打」，而是為了讓文學批評變得更加真誠也更加有力量。

 

「批評雙打」之汪政、曉華

 

時至今日，那些聯繫在一起的名字有的分開了，有的已經離開我們，仍有兩個名字還在我們的視野中活躍著，他們的合作親密而持久，至今，這一對伉儷批評家已經在中國文學批評的舞臺上活躍了近四十年。他們是文壇幾乎無人不知的文學伉儷：汪政，曉華。

「阿城自然不是在作文化史，但他試圖寫出一段歷史，寫出在這一段歷史中，文化怎樣遭到殘害，而為文化人類學家看不起眼的芸芸眾生又是怎樣作為文化的主人，默默地抗拒著野蠻的迫害，頑強地追求著知識和文明，正是他們延續了我們的文化史，證明瞭文化的存在和人的偉大！這是阿城思考的獨特之處。」這是署名「曉華汪政」發表在1985年06期《當代文壇》上的評論文章《阿城的思索——漫說〈棋王〉〈樹樁〉〈孩子王〉》，一語中的道出阿城寫作的獨特意義。這是他們關於當代文學發聲的第一篇合作文章。

早在讀大學期間，汪政就開始文學批評活動，研究紅學、古典詩詞和當代詩歌，在《紅樓夢學刊》等發表論文。因為在學校當語文老師，還發表了一些關於語文教育教學研究方面的文章。汪政將選擇文學批評的原因歸結為，一方面是受老師的影響，南通學界的「三駕馬車」徐應佩、周溶泉、吳功正影響了幾代學生；另一方面，也受當時的文學氛圍影響。1980年代，他和曉華同在江蘇如皋師範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就與志趣相投的同事一起開展語文教學的實驗活動，強調語文教學應該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有時甚至將規定的教材放在一邊，只憑一套學校推薦的古典文學讀物和他們編選的當代語言作品進行教學活動。給學生們講授文學概論和寫作，他們要求學生關註文學理論的當代發展，關注當代文學創作的現狀，並且要對當代文學進行分析和讀解。這與後來的他們共同出版的《我們如何抵達現場》一脈相承。

汪政曾經有一個觀點：從事當代文學批評要「在場」，要像刑警一樣「出現場」，獲取第一手的痕跡、物證，然而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他和曉華正是和當代文學保持親密無間的接觸，才能深刻體會文學的細微變化，也因此，他們的批評始終保持著新鮮的活力。從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從莫言、馬原、張煒、賈平凹、史鐵生、餘華、周梅森、虹影……他們從日常敘事和藝術敘事的關係發現中國文學敘事獨特性的特點也一以貫之。在《遊戲會不會失傳》一文中，他們寫道：「小說不能只是紙上的書寫，也不能只是小說家操練想像與語言的地方，它應該生活在現實生活之中，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情味，有煙火氣。這與深刻與否無關，將現實、生活與世俗和思想的深刻對立起來以至搞得水火不容是沒有道理的，是對小說藝術的極大的不信任。」

2001年，汪政和曉華分別調至江蘇省文聯和作協，目前，汪政擔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曉華則是《揚子江詩刊》副主編。多年來，他們自然意識到創作的變化。「80年代末往後的二十多年的文章還覺得比較滿意，那期間寫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論，批評做得比較實在。」更為關鍵的是，他們一直關注著中國文學的變化，從未沒有缺席過。

評論家賀仲明就注意到，汪政、曉華的批評文章，觀點往往平和而有個性，敏銳而不失溫文，方法更是落到實處，從每一個具體的問題入手，仔細而真誠。所以，它們不只使人感到思想的警醒，更能使人感受到一種理解的溫情。「他們往往能夠將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被批評對象當中，深入到作家的內心世界和作品的核心中，其中雖然也有批評和否定處，但可以體會到批評者的觀點是發自內心，其峻切和執著使人感動，那些以理解和真誠為前提的結論也使人信服。」

「對我們來說，理想其實並不高，能做到在場，有問題意識，能夠將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體驗融入自己的文字就已經很滿足了，如果能夠將批評與當下的社會話語聯通起來，那更是一種理想。」作為跟蹤中國文學三十餘年的批評家，汪政、曉華所推崇的文學批評理念涵蓋了從中國古典到現代西方，當然，他們也注意到，中國的文學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幾種文學力量分而治之的狀態已經成型。討論文學，如果僅僅侷限於傳統的所謂純文學已經不能全面地說明問題。關鍵不在於是否承認這樣的文學格局，而在於面對它們，我們如何進行描述與判斷。正是在這方面，顯示出傳統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缺憾，更是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純文學食物鏈中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的嚴峻考驗。如果說在80年代，他們比較看重觀念與方法，是那一時期批評大勢所趨的話，到90年代，他們更加看重批評與自己生命的聯繫，也更加尊重批評對象，注重表達出自己對批評對象的真實感受。尤其重要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火氣也漸漸退去，對所有的文學現象也變得很寬容，甚至為了再現批評對象的真實存在，會犧牲概念與思辨，寧可代之以描寫和敘述。

「我們是一家人，討論比較方便，誰在閱讀中發現了問題都會提出來討論，覺得有價值，就會進入寫作，一般來說，誰願意寫，誰執筆，誰的署名在先。」汪政說，長期的合作，使兩個人的文風逐漸互相模仿，就像人的面容一樣，所謂夫妻相，就是在一起待得時間長了，就會不自覺地互相模仿，所以他們倆人在評論上的風格差別不大，但是細心的人會看出來，一個偏於理性一些，一個偏於感性一些。有的時候一個人寫了半拉子，另一個人就接著寫，至於比較長的文章，會分成幾個部分，各自領一部分去寫再合成，沒有一定之規。

「雙打」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景觀，是當時文學熱鬧而有趣的一種體現。有人說雙打出鏡率比較高，客觀上也是如此。「雙打」帶來的優勢是很顯然的，畢竟是兩個人的智慧，1+1必然大於2。但也會帶來一定的弊端，因為對同一個問題，兩個人的看法不見得能完全一致，這中間會有妥協，「如果兩個人妥協得沒脾氣，那就一直雙打下去，如果兩個人妥協不下去了，那就會分手，這都很自然。」汪政說，長期合作，默契是肯定的，但也有爭論，妥協不了就不寫，或者就一個人寫，他們獨立署名的文章也不少。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許多當年的同行早已另謀高就，而更多的則進了學院，做起了學問。像汪政、曉華這樣對批評稱得上從一而終的人現在可算是鳳毛麟角。「有時也不免孤獨，而更多的則是在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汪政和曉華持之以恆從未放棄。因為如果放棄，可能意味著對自己幾十年生命價值的懷疑甚至顛覆。這對他們來說未免殘酷。然而實際上，不但曾經一路同行的兄弟漸走漸少，批評「雙打」更為稀缺。對此，汪政和曉華的看法是，主要是現在的評價體系的原因。1980年代評價體系包括職稱、學術稱號都沒有，批評就是批評，很少被看作是什麼學術成果，也很少與個人的評價體系關聯，大學辦學規模擴大之後，對文學批評的格局改變最大，大部分批評家都到大學做教授去了，都要接受大學的科研製度的管理，合作的成果如何計算，就不太方便，這就是原先的雙打漸漸分離，而新的雙打很少產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河北民族師範學院副教授李新亮用「款款而行，從容不迫」形容多年來汪政、曉華的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理念上，不固執已見偏執一隅，秉持開放多元的理念；在文學批評情懷上，從現實出發，回到文學現場；在文學批評姿態上，滿懷著同情之理解面對文學批評對象，追求務實而不凌虛蹈空。」一言以蔽之，行走在當代文學批評的叢林裏，汪政、曉華從未迷失自己的道路，這是因為在他們的心底一直有文學批評的本色。

 

批評雙打之其他

 

1985年，辛曉徵尚在遼寧省文聯理論研究室工作，郭銀星在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和汪政、曉華一樣，他們夫妻倆第一篇合作評論的對象也是阿城，當時，阿城的「三王」已經發表。辛曉徵和郭銀星當時各寫了一篇評論，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同一期上，所以，雖然是共同討論，互相修改，但要同一期發表，還是各自署名的。此後，凡是他們共同討論，一人執筆，互相修改的文章，發表時就一起署名了。因為已經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在先，另一人的修改不會是顛覆性的。辛曉徵有時候會尖刻地指責郭銀星沒有寫明白他的意思，郭銀星有時候會「含淚」再去重寫一遍。

辛曉徵和郭銀星認為，更值得他們回顧的事，是當時搞批評的人與作家的關係：「比如我們，合作寫過兩篇不怎麼像樣的阿城小說評論，接著就與阿城成為好友，那時到北京坐著公交車到他在廠橋附近的平房裡聊天，喫他做的雲南辣椒麪，是很隨意的事。馬原因為是同學，關係更深，他們夫婦拉著手來我家，大著嗓門聊到凌晨三點盡興而歸，是很經常的事。但是，這些從不影響我們對他們的小說說三道四，更不影響我們在文章裏經常或明或暗地刻薄一下。我們那時都還年輕，不刻薄一下，怎麼能顯示出我們有理想文學的標準和批評的深刻呢？」

1996年，郭銀星在中國社科院博士畢業後就職於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現為社科學術分社社長。而辛曉徵已自中國版協退休。他們認為，歸根結底，批評家與作家，包括批評家自己的實際關係表達著某個時期文壇的性質。人們經常說起八九十年代文壇的活躍、熱絡、有情有義，真正懷唸的恐怕不是「單打」「雙打」，而是作家持著作家的本分，批評家守著批評家的職責，大家互相敬重又各自砥礪前行。那樣的文壇，「單打」也好，「雙打」也好，都是愜意的。

學者李潔非回憶與張陵的合作，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到新華社之後，業餘寫評論。1983年，參與「現代派」問題爭鳴，李潔非寫了一篇贊成「現代派」的文章，投到當時徐遲先生任主編的武漢《外國文學研究》雜誌，被發表，並接獲徐遲先生一封親筆信。此後，與同屆分到《參考消息》、有相同興趣的張陵日夜切磋，開始合作，共同屬名，在《當代文藝思潮》《當代文藝探索》《當代作家評論》《讀書》《上海文學》等處發文章，合作持續到1987年。當時關注重點在文藝思潮方面，是受時代的激昂，頗多前瞻性、宣言性觀點，年輕氣盛，指點文壇，在文壇頗有影響。

在李潔非看來，1980年代的文學，思想碰撞激烈。「那時我二十四五歲年紀，腦子裡還有理想主義，把文學看得蠻高，覺得它如何如何，當時覺得文學病在思想淺薄，認為搞批評比搞創作更有意義，能更直接地介入文學的思想現實。這都是年輕氣盛的想法，所謂把思想看重看高，無非是對胸中那些一己之見很在意。到了1980年代結束的時候，慢慢覺得執著於個人的東西蠻可笑的，它在現實世界面前分量很輕，根本不足論，與其用主觀的想像和規劃要求文學，不如腳踏實地研究些問題，認識事實。」認識到這一點，李潔非開始一點一點疏離文學批評前沿，後撤到一些專題的研究上。

這個變化出現在新世紀之初，李潔非留意到「延安文藝史」的課題研究，發現延安那段歷史的複雜性、豐富性、重要性不是一個角度就能概括的，特別是自己搞當代文學研究，總會為現代文學如何演變成當代文學這個樣子而心存疑惑，一直找不到根子在哪裡。涉獵延安時期文學藝術研究對他來說其實是為當代文學起源的一種尋根，循著這樣的契機，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纔有他後來的一系列文章，纔有《典型文壇》和《典型文案》。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的印象中，王幹與費振鍾這對雙打嶄露頭角，一出場就帶來江南清新之氣。

「他們的文章直接犀利，敏銳中還透著醇厚之味。費振鍾穩健、深邃，是智慧型的批評家，他尤其重視知人論世，常能看到作家背後的文化與心理，他的評價中肯而準確，令人信服。他們倆人的合作，經常有好文章問世，在1980年代中後期，他們的言說給那些新奇的文學現象提示了富有活力的解讀。費振鍾在1990年代激流勇退，有些可惜，他具備做一個優秀批評家的良好素質，藝術敏感、見解不凡，有風骨，有情懷。雙打終結之後，王幹就開始單打獨鬥，並且顯出更加自由機敏的風格。雙打的集體解散委實可惜，這表明文壇的節奏放慢，熱點不再那麼緊迫，可以個人之力來對付。同時也表明，當年一批青年才俊，也都長大成人，獨當一面已成氣候。」

（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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