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思考——紀念四一四思潮誕生四十周年

·沈如槐·陳楚三·

　　時光荏苒，清華大學四一四和四一四思潮誕生整整四十周年了。作為文革的積极參与者和四一四的領導人，我們藉此機會對四一四思潮進行簡單的回憶與思考。

　　四一四思潮的產生和發展與清華大學兩派的三次大論戰密切相關。

◇　縱隊派與團派的大論戰孕育了四一四思潮

　　１９６６年底的北京，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吶喊中，中央文革呼風喚雨，造反派四面出擊，老幹部紛紛落馬，保守派潰不成軍。一部分紅衛兵開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執行了「左」的路線？

　　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革命」後，中央認為在紅衛兵隊伍中出現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潮，提出了紅衛兵的整風運動。又有一部分紅衛兵開始反思：造反派究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實現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計？

　　這些反思其實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反思，而這些反思在清華進行得尤其深刻，因為清華文革受到中央高層的直接干預，清華髮生的許多事件也對整個運動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正是這些對文化革命的反思才產生了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的發展又促進了對文化革命的反思。儘管這種反思是十分膚淺的。

　　清華的反思主要體現在縱隊派與團派進行的三個多月的論戰中。

　　１９６７年元月至３月，縱隊派與團派進行的論戰，主要集中在「五個正確對待」問題上，即紅衛兵小將如何正確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如何正確對待具有不同意見的戰友、如何正確對待保守派群眾、如何正確對待幹部和教師。論戰的核心問題是紅衛兵小將自己是否需要改造或提高？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抑或曇花一現？

　　可以說「五個正確對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　四一四與團派的第一次大論戰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隨著奪權鬥爭的深入，毛主席否定了「上海公社」，提出了革命委員會和三結合的方針，幹部問題開始成為文化革命的焦點之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１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提出了所謂「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路線」。這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一方面，將「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責任推到劉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喚更多的幹部站出來支持文化大革命。

　　《紅旗》雜誌的文章遭到了團派的激烈反對。縱隊派以此為契機，接過了「徹底批判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的旗幟，成立了四一四串聯會，並引發了四一四與團派長達半年的第一次大論戰。正是這次大論戰催生了四一四思潮。

　　這次大論戰是圍繞幹部問題而展開的，四一四的主要觀點如「紅線主導論」、「階級關係不變論」、「轉舵論」、「收尾論」、「兩小撮論」、「平黑論」、「平保論」、「讓賢論」、「勇敢分子論」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人們把四一四的這些觀點統稱為四一四思潮。不過，在這個時期，四一四廣大群眾對四一四思潮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對其中某些觀點還頗有爭議。

◇　四一四與團派的第二次大論戰發展了四一四思潮

　　江青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關於「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講話、團派的「大翻個兒論」和「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引發了四一四與團派的第二次大論戰。這次大論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質和任務以及如何認識建國十七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權性質？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徹底砸爛」無產階級專政？雖然過去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但這次論戰主題更為集中，四一四廣大群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更加一致、更加深刻。此時，可以說四一四思潮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　四一四思潮的內涵與核心

　　四一四與團派進行了長期的論戰，儘管觀點層出不窮，花樣不斷更新，但歸根到底只有兩個主題，一個是「十七年」，即如何評價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國；一個是「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質和任務。四一四的大多數政治觀點就是圍繞這兩個主題展開的。

◇　關於十七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幹部和黨團員是執行這條路線的（「紅線主導論」）。

　　十七年來中國還沒有形成特權階層，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中國的階級關係沒有發生像蘇聯那樣的變化（「階級關係不變論」）。

◇　關於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是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大翻個兒」，不是「徹底砸爛」，而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部分改善論」）。

　　文化大革命已經揪出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應該無休止地揪下去，而是應該轉舵了、收尾了（「轉舵論」、「收尾論」）。

　　文化大革命應該打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兩個一小撮（「兩小撮論」）。

　　針對幹部的「平黑論」；

　　針對群眾的「平保論」；

　　針對造反派的「一分為二論」；紅衛兵小將應該做到「五個正確對待」論、應該主動為革命幹部「讓賢」論；

　　大膽解放和使用幹部，讓領導幹部取代造反派成為三結合政權的核心和骨幹；

　　反對衝擊軍隊；

　　反對極「左」思潮；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

　　我們認為這些觀點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內涵。

　　四一四思潮的矛頭所向就是極「左」思潮，堅決反對極「左」思潮是四一四思潮最鮮明、最獨特的理論旗幟。

　　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紅線主導論」和「部分改善論」。四一四思潮中所有其他觀點都是建立在這兩個觀點之上的，都是從這兩個觀點派生出來的。「紅線主導論」和「部分改善論」實質上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紅線主導論」是前提，「部分改善論」是結論。四一四思潮核心觀點的完整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七年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佔主導地位，文化大革命只能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而不能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最初並不是四一四提出的觀點。我們當時的看法是，團派中的極端分子是一些勇敢分子，在文革初期，他們衝鋒陷陣，奪權以後，他們頭腦膨脹，極「左」思潮泛濫，成為各地亂局的根源，必須用鐵的手腕將他們捏得粉碎，穩固政權只能依靠我們四一四。我們把這個觀點稱之為「勇敢分子論」。張春橋批判《四一四思潮必勝》時，將它定性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７。２８講話中毛主席又隨意發揮，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改成「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對於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主席經常進行這樣的「隨意發揮」。

　　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哪一個「天下」是造反派「打」下來的，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便不能奪取任何一個單位的權力。造反派的「天下」都是毛主席「恩賜」的。毛主席本想讓這些造反派坐天下，可惜他們的表現差強人意。毛主席說他們沒有能力單獨地管理國家，單獨地管理城市，連學校也不能單獨地管理。毛主席還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我們的事情總是要有人挂帥的。紅衛兵能挂帥嗎？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紅衛兵不行，沒有經過鍛煉，這樣大的事情，信不過他們」。毛主席的這些話，其實這就是說造反派不能坐「天下」。

◇　四一四思潮的實質

　　團派的同志早在文革中就尖銳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主席做了結論：四一四思潮的實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對於這個結論，文革中我們是極力否認的，今天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結論。

　　「紅線主導論」「階級關係不變論」，從理論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論」，否定了全國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奪權。

　　「轉舵論」、「收尾論」，乾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從「兩小撮論」、「平黑論」、「平保論」，到關於造反派的「一分為二論」、「讓賢論」，從讓領導幹部成為三結合政權的核心和骨幹，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無一不是對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實際否定。

　　我們過去極力否認四一四思潮的實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因為：

　　在思想認識上，我們認為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計。文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一是揪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和大大小小的走資派，二是廣大幹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幹群關係將會得到很大改善，三是，全民進行了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習。

　　在內心深處，我們真心崇拜毛主席，真心擁護文革，因此，我們積极參加文革，想經風雨、見世面，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在實際行動上，我們擁護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不遺餘力地批判「封、資、修」。

　　我們並不籠統地反對造反派，而是反對那些變了質的造反派。對於那些走上了與工農兵相結合道路的造反派，我們欽佩有加。

　　我們也曾一度被假象所迷惑，極力推崇「上海模式」：革命左派與老幹部相結合，執行了溫和的政策，使上海的形勢特別穩定。

　　我們只是認為，打倒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群眾覺悟得到了空前提高，文革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文革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大亂之後應該轉向大治。我們對文革中的許多做法有不滿，有懷疑，我們看出了文革中的一些問題，但還遠遠談不上反對。

◇　四一四思潮的特點

　　四一四思潮有三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開放性、群眾性和實踐性。

　　１、開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而是一種開放的思潮。從內容上說，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各種政治觀點的集成。從時間上說，四一四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逐漸形成的，是在對文化革命的反思中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

　　２、群眾性

　　四一四思潮不是出自某個理論家的發明創造，也不是出自某個教師爺的歸納總結。四一四思潮是一種群眾性的思潮，四一四大部分觀點都出自四一四中不同的戰鬥組和不同的個人。

　　四一四思潮是四一四群眾在與團派長期的論戰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在與極「左」思潮的反覆鬥爭中逐步完善起來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學生、幹部和教職員工在內的廣大四一四群眾在清華文化大革命中的集體創造。

　　３、實踐性

　　四一四思潮不僅僅是一種思潮，它更重要的是一種政治實踐，是在清華文革中有幾千人參加的、歷時一年之久的、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實踐。四一四堅持不懈地將自己的每個觀點都付諸實踐。這種政治實踐是血淋淋的實踐，不少四一四群眾在這種政治實踐中付出了自己的鮮血，有的甚至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　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礎

　　人民群眾中自發的反「左」力量是四一四思潮的深厚基礎。

　　眾所周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這個理論一方面強調我國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是一個悖論。我們曾經指出，清華之所以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並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團派思潮，主要是對這一悖論的理解和認識不同。四一四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進行的革命，必須實現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壞和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你就是極「左」。團派認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論的精髓就是繼續革命，而且既然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如果你反對這一原則，你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你就是極右。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團派與四一四鬥爭的實質是極「左」思潮與反對極「左」思潮的鬥爭。

　　既然四一四思潮的實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麼團派與四一四鬥爭的實質為什麼不是堅持文化大革命與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呢？

　　這是因為：對於四一四的主流而言，當年，我們沒有那麼高的政治覺悟，沒有那麼高的理論水平，更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和勇氣去反對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

　　四一四並沒有創造出什麼高明的理論，四一四思潮所表達的觀點絕大多數是當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以及《文匯報》所公開提倡和宣傳的觀點，很多精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澤東主席本人。四一四的創造性就在於：我們從鋪天蓋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宣傳中「挑出」了這些觀點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和政治主張，並在清華大學堅持和實踐這些政治主張。我們認為這些觀點真正體現了我們黨一貫的政治主張，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四一四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就是因為四一四凝聚了一批善良的平民百姓，堅持自己的信念，敢於用毛澤東思想去自覺不自覺地抵制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

　　四一四思潮的理論旗幟是反對極「左」思潮，四一四觀點的主要形態是反對極「左」思潮。從四一四成立之初，到武鬥前夕，四一四一直高舉反「左」的旗幟。初期反對形「左」實右，後來反對極「左」，四一四反「左」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過。

　　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人民群眾中自發的反「左」力量，反映了人民群眾結束政治動蕩、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改善生活水平的基本願望。這就是四一四思潮的根基。

◇　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點

　　以「左」反「左」是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點。

　　四一四反對極「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說是以小「左」反對大「左」。這是因為四一四所堅持或主張的許多東西本身就是「左」傾錯誤的產物，四一四的不少實踐活動也是受「左」傾錯誤影響的。

　　從實際行動上看，在校內，四一四批鬥「走資派」，批鬥「反動學術權威」，批鬥右派分子，甚至批鬥持不同觀點的普通教師；在社會上，四一四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高喊「打倒劉鄧」；還有少數四一四群眾參與了幾大極「左」事件。

　　從政治觀點上看，四一四思潮本身就包含了許多「左」的東西。從「紅線主導論」到「階級關係不變論」，從「兩小撮論」，到「十七年的工農兵還是工農兵，十七年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還是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等等，都是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觀點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觀點「紅線主導論」中，我們全盤肯定建國十七年後毛主席領導的所有運動，如反右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四清運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中蘇大論戰等。實際上，解放後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形勢和客觀規律沒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確的認識。這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不過是毛主席左傾思想指導下的盲動。這些運動傷害了黨，傷害了幹部，傷害了知識分子，傷害了人民群眾，阻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民主法制的建設。而通過這些運動，毛主席的左傾思想和左傾理論不斷發展，左傾錯誤越來越嚴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傾思想和左傾理論的集中體現和必然結果。我們全盤肯定這些運動，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傾思想和左傾理論。

　　文革前我們受到了正規的傳統教育，但是在傳統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東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反修防修」已經在我們那一代人心中牢牢紮根。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們的政治語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雖然對文革有所反思，但這種反思是十分膚淺的，無法上升到共產黨必須糾正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和左傾理論的高度，無法上升到共和國必須進行民主法制建設的高度，無法上升到黨和國家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

　　我們之所以紀念四一四思潮，是因為我們「有幸」參加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犯了許多錯誤，我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我們也給歷史留下了經驗和教訓。我們——文革時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團派和四派，既非神仙聖賢，亦非妖魔鬼怪。我們思考過，我們奮鬥過，我們無怨無悔。

二零零七年四月

增刊　第五七五期（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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