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
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Chinese Scholars』 Studies in the Histor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張 柏 春
摘 要：本世紀前期，第一代中國科技史家開創了中國科技史的學科史研究，其主要動機之一是為中國及其文化辯護。本世紀後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內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構想，在中國科技史的史料考證和學科史等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受到了國際上同行們的尊敬。但是，國內的研究偏重於內史，基本上還處於成就描述階段，與目前西方學者的工作存在著階段性差距。我們應當引進科技史研究的新理論和新方法，豐富研究視角，跟蹤國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擴大研究的深度和範圍，擴展國際交流與合作，規範科技史教育，提高語言水平。
關鍵詞：中國學者 科技史研究 思考
中國學者對科技史做了近百年的研究。80年代以來，有專家回顧了這種研究的過去，展望了它的未來[1][2]。近幾年，科技史學科的建設受到了較多的理論關注[3][4][5]。1999年10月，國內部分科技史研究和教學機構的代表在北京商討了科技史發展戰略問題[6]。會後，又有進一步的討論[7]。本文歸納了作者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工作期間，就中國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估價和改進所做的粗淺的思考*。
一、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起因
如果說西方科技史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的意義上是為科學事業作辯護的話，那麼，始於本世紀初期的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個動機則是為中國及其文化作辯護。
19世紀中期起，中國社會和文化都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強烈衝擊，國家弱於列強，國人和中國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輕視。隨著妄自尊大的優越感的破碎，社會上出現了懷疑中國傳統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態。對此，那些自尊、圖強的科技專家和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應。他們開始研究歷史上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從古代科學典籍中找出中國人曾經做出的發明創造，從而說明中國是對世界文化有貢獻的，中國人是有能力的。這種對科技傳統的辯護有助於捍衛國人的自尊、激發進取精神，也可以被視為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應。
本世紀50年代，政府提倡愛國主義，以樹立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古代科學成就的文章，「對當時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8] 這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闡述了研究科學史的理由，其主要觀點可概括如下：
三十年以前，唯心主義哲學家懷德海估計：中國古代「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他這種有偏見的主觀結論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們要分門別類地整理我國古代異常豐富的自然科學資料，綜合分析，做出總結。「歷史上的科學資料不但可以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且還可以幫助基本學科的理論研究」。
研究發明創造的來歷，「重要的問題不是誰先誰後，而是文化交流過程中所發明或所傳授的東西對於人民起了什麼作用」。
「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著『西方民族是優秀的民族』的法西斯思想，對於中國文化說得甚少。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史尚是一片荒蕪的田園，卻充滿著寶藏，無論從愛國主義著想或從國際主義著想，我們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開闢草萊的責任。」 [9]
這種觀點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科技史倡導者的見識，促進了科技史學科的建制化。不過，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辯護欲逐漸衍生出一種傾向：注重發現中國人曾經創造過多少個「世界第一」、「領先於西方多少年」。
「文革」結束後，國家高度重視發展科學技術，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在中科院和少數大學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1999年，上海交通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分別成立了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但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上的急切的功利心態給國內科技史學者帶來了一種生存危機感。
二、構想與實踐
1．從分散研究到建制化
科技史是地域性較強的領域，中國人熟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並要為她辯護。因此，他們自然是首先研究中國的傳統科技。
科技專家出身的科技史倡導者既受到專業化的科技訓練，又有紮實的漢語功底。他們從本專業入手，在中國開創了學科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鬆散的第一代科技史家群體。本世紀前半葉，李儼、錢寶琮、朱文鑫、李喬平、王振鐸、錢臨照、王庸、李濤、劉仙洲、梁思成等分別研究了古代的數學、天文學、化學知識、物理知識、地理學、醫學、機械工程、建築等[2]。他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國古代有關科技的典籍，按照現代學科劃分標準，摘錄史料並做考證；把古代知識翻譯成現代的科技語言或進行復原；開展專題研究，撰寫學科史[1]。
1949年11月，新組建的中國科學院決定搜集和整理中國科學史料，翻譯和刊行近代科學論著，以紀念過往並策進將來[2]。1954年，科學院成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和自然科學史研究組。1956年，國家制定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其中，《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提出了機構設置和人員調集方案：中科院於1957年正式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計劃在1961年擴大為研究所），並在地理所內設中國地理學史組，在考古所內設中國工藝史組；建議衛生部、農業部、水利部、文化部分別成立中國醫學史、農業史、水利工程史、古建築的研究機構；中科院與清華大學合作在該校成立中國機械工程史研究室；「酌量調集現在只能以一部分時間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幹部，使能全力從事科技史的研究。」[10] 1956年7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中國科學史討論會，交流研究成果，討論遠景規劃。
按照《規劃》，中科院如期組建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下設學科史組，招收研究生；中醫研究院、建築科學院、水利科學院、農業科學院和幾所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學科史研究機構。1958年開始出版專業期刊《科學史集刊》。1975年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擴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文革」後，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大、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等院校陸續組建科技史研究室或研究所。1980年成立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此後，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會和其它專史學會也相繼成立。
專門研究機構和學會的成立、專業期刊的出版、學術會議的舉辦和研究生的培養等，標誌著科技史學科的在中國的建制化和科技史研究的職業化。
2．定位與工作構想
《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明確地將科技史工作的主要目標定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它所強調的「中心問題」的主要內容是：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是一種綜合研究」。「應注意到各時代的社會環境與生產情況」，以求了解科學概念的產生及科技的改進是如何總結了勞動人民與自然界鬥爭中所獲得的經驗。還應該研究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科技交流史。
「應先著重於專史的研究，而農學史及醫藥史的研究尤為重要」。應該用現代的科學觀點與方法深刻地研究農業和醫藥方面的寶貴經驗，「以求總結出科學規律」。也應該著重研究中國古代發展甚早的數學、天文學、化學（含煉丹術、冶金、陶瓷、火藥等）。
在專史的基礎上，再寫綜合性的「中國自然科學和技術史」，它「更應著重地指出各時代的主要科學思想及各學科間的關係。」[10]
《規劃》就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動物、植物、醫學、地理、建築諸學科，提出了以下研究任務：1）撰寫學科史和通史；2）編寫醫學史、建築史和通史的教科書；3）編輯《中國天文學資料選編》、《中國古代重要醫書提要》、《中國古地圖集》等資料集或工具書；4）翻譯外國的科技經典著作或學科史名著，1961年開始研究世界科學史；5）整理中國古代的科技經典著作；6）中科院在12年內共招100名研究生。
竺可楨在為《科學史集刊》撰寫的發刊詞中進一步說明：
「科學史工作者的任務不僅要記錄某一時代的科學成就，而且還必需指出這種成就的前因後果、時代背景以及為什麼這種成就會出現於某一時代某一社會裡，而不出現於別的時代別的社會裡。」[11]
1958年，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面向全國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學史研究發展綱要（草案）》。它應當是《規劃》的細化和發展。除了極左的表述和措施以外，《綱要》的主要學術內容可大致概括如下[12]：
1）成立科學史資料中心，一到二年內編出全國收藏的中國古典科學書目和中國科學史論文目錄，做綜合史和學科史的資料索引。
2）搜集外國科學史期刊，了解各國科學史出版物和國際科學史研究動態，與國際科學史協會時常聯繫；經常和蘇聯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所交換刊物書籍及情報。
3）在中國古代科學史方面，1960年以前寫出6種學科史和比較詳盡的通史；編寫斷代史和科學家傳記；研究各少數民族在自然科學上的貢獻，寫出有關專著；編輯科學家的經典著作選集。
4）有計劃地、有重點地研究外國科學史，翻譯外國科學史名著和古典科學名著；「對某些科學史上的基本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專題研究」；1962年以前編出「潔本世界科學史小冊子」。
5）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的科學史及其與中國的科學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鮮、越南、蒙古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科學史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6）加強科學史的理論研究，使《科學史集刊》成為國際上有相當地位的科學史期刊之一和全國科學史的指導性刊物；1959年出版《科學遺產》季刊；1962年出版《科學史譯報》季刊。
7）科學史圖書館收藏中國古典科學書籍、國內外重要科學史著作和近代著名科學著作等。抄副和攝製珍貴科學史書籍及善本科學典籍。
8）研究生人數在1967年達到137-152人。
9）1962年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改組為自然科學及技術史研究所。
從《規劃》和《綱要》可以推斷，第一代中國科技史家具有較寬的學術視野，提出了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基本問題，恰當地把握了中國科技史創業的起點，考慮了事業的擴展前途。閱讀他們的論著，感到他們的中文和外文功底紮實，對東西方科技文化均有了解和思考。當然，他們對中國近代科技史、科技史的史學理論欠考慮，研究視角受到當時形勢的制約。《綱要》的目標和進度反映了「大躍進」中的急於求成的心態。客觀地講，有些目標在當時是不現實的，就是在現在和將來一個時期里也是力不從心的。
3．構想的實踐
《規劃》應當是全國科技史工作的綱領，而《綱要》實際上並未變成國家的文件。40餘年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內容大致遵循了這兩份文稿，並且實現了它們的多數目標。不過，在實踐步驟和進度上與初衷有很大出入。例如，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95%以上的成果都是在「文革」以後問世的[13]。
在中國古代科技史方面，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專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50年代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的彙編和「古新星表」的研究。研究古代史的專家重視學科史資料的彙集和考釋，並將文獻研究、考古研究和實地考察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傳統[14]。80年代以來，明清兩朝與西方科技交流的歷史受到重視。
基於專題研究，科技史家編著了學科史和通史。1959年已完成《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化學史》、《中國地理學史》等書的大部分初稿[8]。60年代初，出版了《中國數學史》、《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等。不幸的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幾乎完全中斷了正常的學術研究。1980年以後，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建築技術、金屬技術等學科史，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和《中國古代地圖集》等才與讀者見面。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全史》叢書嘗試了斷代科技史的編寫。在翻譯李約瑟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同時，中科院牽頭編著了20餘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它包括十幾卷學科史，以及通史、思想史、交流史、傳記、詞典、論著索引等卷，其中的幾卷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套古代史基本上遵循了第一代科技史家的構想，反映了五六十年代開始從事科技史研究的專家們及其部分弟子的學術成果、史學觀念、研究視角和方法。目前，一些專家還在進一步撰寫多卷本學科史「大系」，調查研究傳統工藝。
忽視少數民族的科技傳統，就寫不出完整的中國科技史。8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科技史專家在專題調查、學科史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論著[15]。目前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正在出版按學科分卷的《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叢書》。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彙編的50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在90年代問世，完成了一項古代史研究的基礎工作。另外，部分專家完成了若干種科技典籍的校釋。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基本上不是發明發現的歷史，而是引進和追趕西方科技的歷史。這方面的研究未被列入50年代的《規劃》和《綱要》，到80年代才開始起步。1990年至今，已經出版了《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中國近現代技術史》、若干部學科史和部分近現代科技專家的文集和傳記。
自50年代起，以西方為主要對象的外國科技史的翻譯和研究逐步展開，但人力和財力的投入較少。在幾十年里，中國學者翻譯出《歷史上的科學》、《自然科學史》、《十六、十七世紀的科學、技術和哲學史》、《古今數學思想》、《愛因斯坦文集》、《科學革命的結構》、《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宇宙體系》、劍橋科學史叢書中文譯本等一系列著作。此外，部分學者編寫了《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等學術和普及書籍，發表了許多文章。
一些專家注意到科技史的史料學、科技史的學科特點、科技史編史學等理論問題，撰寫或翻譯了有關論著。[16][17][18][19]
《科學史集刊》在1982年改為《自然科學史研究》季刊，成為中國在科學、技術和醫學史領域國家級的多學科綜合性刊物。1980年創刊的《中國科技史料》是以刊載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史料和論文為主的學術期刊。[20]《自然辯證法通訊》則著眼於自然科學的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的綜合性、理論性研究。另外，還有一些期刊專門刊載學科史文章。80年代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過《科學史譯叢》，可惜後來停刊了。
經過多年的經營，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科技史專業圖書館收藏了大量國內外科技史書籍、中文科技典籍、必要的工具書和部分國內外科技史期刊。
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技史家在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指導了科技史專業研究生，他們大都成了職業化的研究人員。70年代末以來，若干家研究所或研究室培養了科技史碩士和博士。在自然科學史所，導師以類似於「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指導學生如何做研究工作，注重論文的撰寫。
科技史教育有助於理、工、農、醫科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取得知識的過程和方法，從而學會如何創造知識。目前，少數高等院校開設了科技史課。
改革開放使國際交流得到恢復和擴展。一些研究成果和學術期刊為國外研究和關注中國科技史的專家和漢學家所認同和重視，中外學者共同營造了一個國際學術共同體並召開了一系列的學術會議。
總之，40年多來中國學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為以後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也贏得了國內學術界和國際上同行們的尊敬。
三、局限性與問題
在客觀地肯定成就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冷靜地分析工作的局限性和存在的問題。
1．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
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在將來，史料的發掘、考釋和研究都是國際科技史界的一項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在中國科技史的史料考釋和一些專題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在國際上佔有一定的優勢。
然而，本世紀初以來，由於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引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經從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視角、多方法（思想、社會、文化）的分析和解釋發展，跨學科的研究受到重視。而我們的研究目前仍較多地集中在內史，基本上還處於成就描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與西方科技史界存在著階段性的差距。
內史方面，基本上限於中文史料的搜集、考證，以及將古代的發明創造作為進步的「成就」按照現代的學科體系分類排列起來。「甚少有人超出現代科學的框架，將中國古代科學作為一種不同於西方科學的獨立系統，進行綜合性的考察。」[5] 在這種情況下，跨學科的橫向研究和宏觀研究均不多見；將古代的知識翻譯成現代的學問，有時可能把古代的知識和邏輯關係現代化了。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時，就可能發現我們忽視了不少基本問題。比如，古代科學技術概念的發生和含義的演變、科學思想的形成、知識的表達方法、作坊的狀況、技術的傳播，等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里，由於初衷和思想框框的限制，科技史家曾無法客觀地對待中國近現代科技史，以至於這一領域的研究至今仍較薄弱。
當然，學科史研究是必需的。問題是，許多學者都只對一個學科感興趣，不大關心其它學科和跨學科的論著和討論。經線多，緯線少，終難織出聯繫緊密的知識體系。近20年來，一些學者在撰寫論著過程中做了不少內容重複、方法雷同、觀點大同小異的學科史選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席澤宗先生在1990年估計：「我們在某一學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遠遠超過李約瑟；但在總體上，我們還沒有趕上李約瑟。」 [2] 李約瑟的成就對中國人是一種刺激。他提出的「為什麼近代科技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命題，正好與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心態合拍。有些學者就象當年引用「語錄」一樣，拿李約瑟的觀點當作權威的定論，而不注意或不知道國外對李約瑟觀點的正確批評。
外史研究的薄弱，有目共睹。由於學術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禁區的限制，很多學者不能正常地探究歷史上科學與技術的關係、科學或技術與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相互作用，「科學家」與匠人的社會角色等問題。在嚴厲的政治規範內，人們也曾熱鬧地對科技的發展做外史「討論」。例如，按照「儒法鬥爭」的觀點編排和解說科技的歷史，把中國近代科技落伍的責任簡單地推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文革」期間，學者們在分析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時，不得不經常引用一些極左的「公理」，並據此選擇和編排史料，為科技史「穿鞋戴帽」，真正的推理變得多餘了。至今，仍有人在某種程度上未擺脫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說模式。
科技史研究的解釋和啟發功能弱。這種境況增強了科技史與其它領域的距離感，或者說降低了科技史學科的開放性，與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對學術界的要求有一定的距離。不過，近幾年發表的文章表明，外史研究出現了良好的趨勢。
本來，中國科技發展及其文化、社會背景的特殊性為形成自己的史學、社會學或哲學學派提供了基石。然而，中國學者至今未創建出能夠解釋本國科技發展歷程的理論和學派，科技史理論和學科規範性曾長期被忽視。
基於幾十年的資料和研究積累，科技史專家在改革開放的近二十年里完成了許多論著。這一時期的編書熱似乎給人一種錯覺：科技史學者花一點兒錢，編編書就可以了。實際上，科技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學術問題，書籍只是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之一。要解決重要的學術問題，往往須要設立項目，投入一定的研究經費。像「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樣的項目，經費投入超過了千萬，其成果形式並不是一系列的書籍。
2．對外國科技史的研究與語言問題
通常，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致力於寫自己的論著，對外國科技史關注不夠。專門研究外國科技史的學者人數過少，力量不集中。作為第一手資料的世界經典名著及其譯本收集得太少。現有的世界科技史的譯本大多顯得陳舊。由於近一二十年新的力作進口較少，某些國內學者只能以比較舊的譯作和論著為主要參考資料，描述世界科技發展的重大成就。
經費匱乏，交流的渠道沒有開闢，出國研究的機會就少，這是我們開展外國科技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困難。在國內，不易及時查找和搜集國外的資料。憑藉部分第二手資料，去和國外同行對話時常會感到一種無奈的「不平等」。
科技史是對語言能力有較高要求的學科。目前，語言是研究外國科技史的一個障礙。如果只掌握英語，探究近代歐洲科技就可能受到制約，因為不少重要的文獻還沒有合適的英文譯本。用16-17世紀前後的文獻，要懂拉丁文；讀18世紀以後的第一手資料，就需要掌握法語和德語等語言。目前，在國內科技史的圈子內，能使用幾門語言的學者還不多見，通阿拉伯語的職業科技史學者幾乎沒有。
上述情況表明，我們在整體上很難在外國科技史研究領域與國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或者說「還不具備與國外同行對話的能力」[5]。
中國人對外國科技史及其背景的了解還很不夠。我們應當尊敬那些翻譯、介紹和研究外國科技史的學者，充分肯定他們在了解世界和西學東漸方面的功績。
研究中國科技史同樣存在語言問題。比如，至今仍有大量用少數民族語言記載的資料不能被充分利用。
由於不具備用外語寫作和交流的能力，大多數學者主要是在中國科技史和漢學的圈子內活動，國內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時地被國外同行廣泛了解。某些懂漢語的外國學者吸收了中國人的成果，換了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從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部分中國人的成果被「包裝」成了別人的產品。我們無奈地看到，國外同行了解漢學家的文章和書，卻較少地知道中國學者的工作。
3．科技史教育
雖然專業化的研究隊伍早已形成，但我們在若干重要研究方向上仍然力量薄弱，甚至無人做工作。這和中國及其傳統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稱，與當代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也不相稱。面對浩瀚的史料和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我們需要一批敬業的、有國際水準的學者。
規範的科技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備一定的科技史學的基本功。而現有研究隊伍的整體素質尚有待於進一步提高[5]。我們積累了培養人才的經驗，卻未系統地加以總結。在研究生培養方面，教學內容的規範性不夠，某些方面的訓練欠充分。因要求在三年內完成博士學位，故搜集資料、深入研究問題和寫論文的時間偏少。
文理的過分分離造成了視野狹窄。為了培養既通曉「科技」又有「文化」的人才，我們不能再忽視科技史等學科的教化功能了。
4．科技史界與科技哲學、科學社會學界的關係
科技史屬於歷史學，但它的研究對象卻是科學、技術和醫學。它是既有人文科學特徵，又有實證科學特點的「交叉學科」。科學史研究人類認識自然的歷史，創造知識的歷史。技術史著眼於人類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改造自然或創造人工自然。這表明，科技史家應該在研究中探索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用社會學等人文科學的方法認識科學技術活動。事實上，每個歷史學者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帶著某種哲學觀念去研究歷史的。
在目前的中國，科技哲學（或稱自然辯證法）學者是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主要提倡者和研究者。他們將西方的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介紹給國人，為中國學術界引入了新的知識、理論和方法。不過，這些泊來品的運用還不充分，尤其是很少被運用到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去。
科技史學者與科技哲學、科學社會學的學者似乎缺少共同的學術基礎或興趣，處於彼此不認同的狀態。兩者在非正式場合相互指責對方的短處，而很少在正式的學術活動中共同討論問題。前者認為後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資料，對後者的觀點不屑一顧。後者對西方的了解較主動，批評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釋。這種狀況不利於兩者的健康發展。
公開而客觀地指出他人的不足是需要勇氣和學識的。現在國內的書評大都是表揚為主，有時還不乏大膽的吹捧。由於缺乏正常的學術批評，研究成果不易得到準確的反饋，一些粗製濫造的作品的作者或抄襲者自我感覺良好。
四、改進的建議
關於如何搞好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同行們已經就學科的建制化和規範化等提出了一些好的構想。但筆者以為，必須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引進新理論和新方法
科技史是基礎研究中的一門學問。做這樣的學問，就該向國際一流水準看齊。
我們須要從理論上總結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經驗和教訓，了解國際科技史研究的主流和新進展，儘快引進國外的科技史理論和方法，進行系統的學科建設。要積極開展學科史研究、跨學科的專題研究和綜合性研究以及科學、技術和醫學的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釋功能和啟發功能。有了足夠的思想積澱，才有望形成自己的學派。
2．拓展研究領域，跟蹤國際前沿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一個好的切入點。我們可以基於現有的學術積累，以新視角、新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在國際學術界努力「爭先」。在古代科技史領域，應更多地引入文化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的方法，在較寬的視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資料，調查和搶救現存的傳統科學知識和技術，認識中國科技傳統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在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義。為此，須要了解其他古文明的科技傳統，介紹其經典論著。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進行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史和比較史研究。
近現代科學和技術發端於西方。我們必須「放眼世界。」[2] 但目前我們對近現代科技在西方的發展了解還很不夠。在一個不短的時期里，我們可能主要以「跟蹤」國外的研究為主。首先是有選擇地翻譯和介紹在西方影響較大的新論著，購買或複製基本的經典著作。其次是創造和爭取條件，力求在少數專題上取得國際水準研究成果。認識發達國家科技創新的機制和落後國家成功地追趕先進科技的歷史，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很多啟發。
近現代科學技術自17世紀特別是自19世紀開始傳入中國。西方科學技術向中國傳播的歷史研究，或者說近現代科技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歷程的研究，是個十分薄弱的領域。這方面的研究十分迫切。一些行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工作必須從基本史料的搜集和梳理開始，從深入細緻的專題研究開始。
3．擴大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
鞏固與國際的中國科技史圈子和漢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關係，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史大家庭的步伐，使我們的科技史研究進一步地國際化，提高中國學者在世界上的聲音。基於共同的興趣，與國外科技史研究機構和組織建立交流關係，開展合作研究，多參加或參與組織國際學術會議和活動，爭取到國外做訪問研究的機會。鼓勵青年學者到科技史的發達國家留學，直接吸收國外的理論和方法，取得新資料。同時，須吸引那些學有所成的科技史學者回國從事研究。
鼓勵用外文發表論著，在條件成熟時，出版英文學術期刊。利用互聯網搜集資料和交流信息，各研究機構建設好自己的網頁。
遠離國際科技史圈子，守在國門裡搞自我欣賞的研究是沒多大出息的。
4．規範研究生教育與提高語言水平
好的願望要通過那些敬業的、功底紮實的學者來實現。除了重視在職人員的進修之外，更應規範研究生教育，使學生受到比較完整的學術訓練，特別是科技史理論和方法的教育。
語言成了中國學者及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礙。為了儘快突破這一藩籬，研究生和年輕學者至少要掌握一種外語，具備學術交流的語言能力。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習多種語言。
另外，應當有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學者參加不同民族科技傳統的研究。科技史家可以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或者招收熟悉少數民族語言的大學畢業生作研究生，或者與少數民族語言專家合作開展研究。
總之，我們應該做的事很多。但是，就某一個研究機構而言，它應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根據各方面的條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長。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應當形成和發揮它的綜合優勢。
中國的科技事業和社會發展都需要思想和理論。學術價值高的、有思想的成果需要連續的積累和穩定的潛心研究。浮躁的氛圍不利於精品的生產。
參 考 文 獻
1． 林文照，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頁。
2． 席澤宗，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見：席澤宗，《科學史八講》，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第19-43頁。
3． 袁江洋，科學史的向度，《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第97-114頁。
4． 劉鈍，科學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年第3期，第75頁。
5． 袁江洋、劉鈍，科學史在中國的再建制化問題之探討，《自然辯證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頁、封四，第3期第51-55頁。
6． 李勁松整理，「共商科技史發展戰略」研討會會議簡況及部分發言摘要，《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7-17頁。
7． 王洪波，科學史：踏上未來之路——關於國內科學史學科現狀與未來的訪談，北京：《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8日。文中觀點屬於劉鈍、江嘵原和劉兵。
8．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近況》，1959年5月，共4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卷號00226。席澤宗起草，李儼在「全蘇科學技術史大會」上宣讀（莫斯科，1959年），由殷美琴譯成俄文在蘇聯發表。
9． 竺可楨，為什麼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人民日報》，1954年8月27日。見《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280-282頁。為了精練文字，筆者對原文做了重新整理。
10． 《中國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二次稿），哲學社會科學長遠規劃辦公室印，1956年6月。中國科學院 計劃局檔案，案卷號56-3-8，中國科學院辦公廳檔案處。在《規劃》中，「專史」指學科史，「總史」指通史。
11． 竺可楨，發刊詞，《科學史集刊》，1958年第1期，北京：科學出版社，第1-2頁。
12．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1958-1967年自然科學史研究發展綱要（草案）》，1958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卷號00215。
13． 席澤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97年），第101-108頁。
14． 參見《自然科學史研究》上刊載的論文和夏鼐的《考古學和科技史》（考古學專刊，甲種第十四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
15． 李迪，十年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綜述，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卷第1期（1998年），第42-45頁。
16． 李儼，怎樣研究中國算學史，《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十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頁。
17． 嚴敦傑，《科學史文獻概論》，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油印教材，1978年。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存，卷號02657。
18． 席澤宗，科學史和歷史科學，見：席澤宗，《科學史八講》，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第3-18頁。
19． 薩頓著，劉兵等譯，《科學的歷史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
20． 林文照，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科技史料》創刊20周年，《中國科技史料》第21卷第2期（2000年），第95-100頁。
* 本文作者的部分看法得益於一年多來與王揚宗研究員、蘇榮譽研究員等同仁的討論。受篇幅的限制，本文無法給出所有重要出版物和成果的清單，而僅在必要時列舉少數書名，並略去作者名和出版者等，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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