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洋史

1、楊國楨等 | 歷史與現實：海洋空間視域下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作為新時期海洋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其概念在當下學界的討論中缺乏明晰的理論梳理，出現泛濫和誤用在所難免。海洋空間的理論架構注重對海洋史概念的時空定位，從海洋空間視域出發，對「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歷史與現實進行歸納和總結，明確該概念所指向的空間包納與性質特點，將會為今後的把握和研究提供有效學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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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楚雄 | 中國與西方：海洋意識及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前篇）

The conventional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before the First Opium War or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regarded as continent/land oriented and focused, which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long ocean lines and the need to expand via oceans and secure China』s oceans lines. It』s believed that ancient China didn』t have much ocean consciousness, even without being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ceans as one of the key mea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Ye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rgued otherwise. In fact, at least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had been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ceans for trade. Ever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a』s trade across oceans and did have a clear foreign policy in association with oceans, though showing no interest in any military actions via ocean.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ocean consciousness was holistic 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nd subordinate to its overall vision of an orderly world. In other words, China』s ocean strategy was just an integrant part of its comprehensive foreign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ral force and cultural virtu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which embraced the humanity as a whole, is quite distinct from some mainstream though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at overemphasized on power and a structural order maintained and dominated by limited international actors.This paper intends to shed light o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inese ocean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its difference with that of the West, to further see their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may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hina』s traditional tributary system as well as the 「One Belt, One Route」 policy of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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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楚雄 | 中國與西方：海洋意識及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後篇）

In fact,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the ancient West and ancient China shared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all believed in a universal rule,stresses the spirit of brotherhood and friendship, the parity between powers, and the ritual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s.At the height of empire, however, Roman diplomacy began to not concern with negotiating agreements on an equal basis but imposing its will and managing client states.The Greek historian Polybius once made a famous generalization of Roman foreign policy that 「The Romans rely on force in all their undertakings, and consider that having set themselves a task they are boundto carry it through.」Harold Nicolson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owing to the fault of masterfulness」 the Romans 「sought to impose their will, rather than to negotiate on a basis of reciprocity.」La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3rdcentury and the Roman』s faith in the effect of power turned the West onto another path, which created a Europe that was chaotic but dynamic. It was lik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on a reverse course, from the Qin-Han unification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is known as the 「Migration Period」 with major migration waves, which introduced a great variety of racial and cultural DNA 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during the 「Middle Ages」. Conflicts and war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Post-Roman Europe featured the England-France 「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 the Dutch-Spain 「Eighty Years』 War」(1568–1648), the 「Thirty Years』 War」 with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618-1648), in addition to the Crusades and theReconquista, whichhighligh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ristian states and the Muslim states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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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濱下武志：海洋から見た『混一疆理歴代國都之図』の歴史的特徴——龍谷大學蔵『混一疆理歴代國都之図』が示す時代像

龍谷大學所蔵の「混一疆理歴代國都之図」（図1）は、朝鮮において1402年に作製されたとする跋文に基づくならば、現存する最古の世界地図の一つであり、作成以來600年以上を経た現在に至るまで、貴重資料として保存されてきた。マルコポーロの東方見聞録よりも早く、1402年に朝鮮で作製されたといわれる同図は、イスラーム地図學の成果を受け入れながらも、それに朝鮮半島、日本諸島を書き加えており、東アジアの視點から世界を描いた世界図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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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玉尚 | 被遺忘的海疆：中國海洋環境史研究

海洋是聯繫各國、各地區間的孔道，由此產生海上交通、貿易、海港、移民與區域開發、國際關係、中外文化交流等問題。一百多年來，上述對象一直都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但仍「遠未解決海洋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會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沒有改變史學工作者以陸地農業文明為中心的思維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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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少新 | 從「東亞」到「東亞海域」：學術、政治與歷史世界的構建

從史學史的角度而言，世界史（全球史）的書寫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或曰三種形態：第一種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司馬遷的《史記》、希羅多德的《歷史》可謂一東一西兩部代表性著作，其特點是將已知世界均納入書寫範圍，但又以本國為敘述中心和重點。第二種是1500年至1980年代，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促使西方學界對整個世界的關注，逐漸形成多種世界史理論，但多具有進化論和西方中心主義特徵，尤其是隨著歐洲各民族國家的確立，國別史的建構與書寫一直是史學的主流，而世界史長期處於邊緣。第三種是1990年以來，20世紀交通、通訊、信息科技突飛猛進的同時，人口、環境、能源、對世界毀滅性戰爭的恐慌等問題日益凸顯，構建「人類認同」以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成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呼聲，因此書寫新的世界史不僅具有正當性，而且具有迫切性。但新的世界史的書寫，仍面臨著如何處理與國別史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如何搭建合理的並具有說服力的框架、如何平衡不同歷史部分與歷史內容等問題。當前，介於國別史與全球史之間的區域史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那麼，區域史的視角是否可以成為新的世界史的一種途徑呢？區域史在世界史中居於什麼樣的位置或者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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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國強：南海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對越南學術觀點的分析與回應

眾所周知，考證領土主權不外乎兩個依據，其一是法理，其一是歷史，兩者缺一不可，只有闡明歷史事實，才能為法理依據提供前提，片面強調歷史依據，或片面強調法理依據，都不足以揭示領土主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論證領土歸屬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理為準繩」。歷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基石，深入開展南海歷史研究，科學闡釋南海歷史發展的進程，當然是確定南海主權歸屬的重要基礎和前提。近年來，一些國外學者對於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提出的歷史依據或橫加指責或有所質疑，聲稱中國「濫用」歷史、「編造」歷史。這些批評、指責、質疑不僅割裂了歷史與法理之間的相互聯繫，甚至超出了理論研究的範疇。因此，對南海歷史研究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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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史

1、佐藤將之：觀念史／概念史／思想史研究書目

本期小編為大家推薦一份課程大綱及書單，這是2017年佐藤將之先生為台大碩博士生開設《東方哲學問題討論》（Seminar on Problems of Oriental Philosophy）一課之內容。佐藤將之先生重於通過觀念史手法對先秦思想領域展開研究，而閱覽這份書單後，相信諸位同仁也不難發現，這是與我們思想史研究公共號的主旨很契合的，相信對同道中人會有不少幫助，因此上傳與諸位同仁共享，如有對相關書目內容有問題或對佐藤先生著述有疑問，也可及時發給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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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豈之：五十年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

從1949年—1999年的五十年間，我國人文學術研究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本文只是從人文學術研究的寬闊領域中選擇一個學科——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試著分析其中某些方面的學術成就，並作若干評論（註：感謝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們為我寫作此文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就正於這方面的專家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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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汎森：當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評

3月11日，應北京大學邀請，著名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做客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發表了他三次系列演講的第一講：當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評。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主持本次演講。　王汎森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明清到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等書。每出一書，皆引起學術界熱烈反響。去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的簡體字版，又一次掀起閱讀王先生著作的浪潮，也使得他這一次北大講學之旅格外受到海內外學子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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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晨光：思想史的現代策略：論福柯、斯金納、徐復觀之同異

現代史學的兩項基礎，即史料考證編纂方法與歷史因果解釋，已備受後現代史學質疑。福柯的譜系學與斯金納、徐復觀的思想史在這種語境下興起，其均對歷史穩定結構、觀念與敘事的連貫性提出質疑。三者核心手法主要有兩點：首先，將權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討論具體時空中話語、政治、行動的關係；其次，將以往連續性學術史敘述解構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動，由此其呈現概念本身的斷裂性，以古代的知識作為現代的參照，挖掘斷裂的歷史面來批判現實。但是福柯與斯金納、徐復觀仍有區分，福柯注重權力的策略、網路、機制，而後兩者的思想史則繼承現代史學的史料分析手法，對作者主體性懷有敬重，而徐復觀的經史之學更有助於紓解後現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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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汎森：思想史研究經驗談

2013年6月21日至24日，由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思想史高級研修班在上海舉行。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台灣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等海內外20餘所大學的青年教師和博士生參加了為期4天的研修活動。研修班邀請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葉文心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Timothy Cheek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的許紀霖教授作為研修班的導師，他們四位分別為學員作了主題講座，並在最後一天舉行了一場四人同台對話，並與學員們深入互動。現在將王汎森教授的演講稿整理成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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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澤厚：思想史的意義

二十世紀初，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開始普遍感受或認同自己面臨的是這樣一種「變局」。從未曾見的外來商品（「洋貨」）大量湧入，嚴重的軍事挫敗、割地賠款……「亡國滅種」的恐懼首先給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兩千年未有的現實變局引動了更為劇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變局。在如何救亡圖存，「中國走向何方」等等尖銳激切的思想變局中隱含著的核心，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想、各種各樣對中國傳統的思想闡釋和出路選擇，紛至沓來。保守與進化、革命與改良、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宋明理學與「科學的人生觀」、「新啟蒙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中國的命運》與《新民主主義論》……種種對立、鬥爭、論戰，其意義超出了學術和思想領域，直接作用於社會現實，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較試說初稿》一文中我曾認為，「由於中國更追求建構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導行動，從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說，譚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學，嚴復的天演進化，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馬列中國化等等，都是企圖以系統的理論構建來更新人們的觀念，召喚國人的感情，所謂『一種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為力量』（孫中山）。這種新思想和新信仰當然形成對傳統觀念和體制的極大挑戰，從而在各種大小問題上都陷入新舊意識形態的嚴重糾紛、劇烈衝突和長期論戰之中，以致使魯迅慨嘆連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鴻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禮關於服裝西化的討論，便表現出，在中國，即使是變衣服裝飾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變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這與近一百年後留長發、穿牛仔服還被振振有辭地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如出一轍）。在日本，就沒有這類問題，只要實用方便，神道並無系統的觀念來統轄管制。中國文化則由於一整套理性系統的阻礙，使現代化進程更加舉步艱難，於是在經歷了各種失敗之後，終於爆發出世界史上罕見的徹底反傳統的『五四』啟蒙運動，以求為現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335—3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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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鵬傑：晚晴、民國思想史研究參考書目

從2014開始，我自己學術研究的興趣主要轉向西方現當代藝術理論、民國藝術與思想史、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藝術本體論這四個主要方向，近期則是越來越以晚晴、民國思想史為重，因為這個時期的問題涉及現代中國產生至今方方面面的問題，對當下的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啟發性。在我自己過去的閱讀過程中，碰到了一些這方面的好書，另外也從師友的教益中知道了更多的好書，於是我將這些有用的書目做了一個不完整的整理，希望對有興趣的朋友有點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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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國翔 ：「思想史」不是「學術無家可歸者」的收容站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等等都是現代西方學術分類下的不同專業領域，既然我們現代的學術分類已經基本接受了西方的學術分類體系，那麼，討論「思想史」的相關問題，首先就要明確在西方專業學術分類中「思想史」的所指。儘管我們在中文世界中對「思想史」這一觀念的理解可以賦予中國語境中的特殊內涵，但畢竟不能與西方學術分類中「思想史」的意義毫無關涉。比如說，「中國哲學」中的「哲學」雖然並不對應西方近代以來居於主流的理性主義傳統尤其分析哲學所理解的「philosophy」，但卻也並非與西方哲學的任何傳統毫無可比性與類似之處，像阿多（Pierre Hadot）和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所理解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精神踐履」以及「慾望治療」的「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臘羅馬哲學」，就和「中國哲學」包括儒、釋、道三家的基本精神方向頗為一致。再比如，儒學作為一種「宗教」固然不是那種基於亞伯拉罕傳統或者說西亞一神教模式的「宗教」（religion），但各種不同宗教傳統，包括西亞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南亞的印度教、佛教以及東亞的儒教和道教，儘管組織形式不同，又都面對同樣一些人類的基本問題，比如生死、鬼神、修鍊等，都提供了自己的回答。事實上，不獨歷史這一學門及其進一步的各種分支，對於「哲學」、「宗教」、「倫理」等學科，這一點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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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適：談談中國思想史

在三千年中間的中國思想史，我想可以尋出一點線索來，不管它是向左，向右，或是向前，向後。中國思想史如此多的材料，如沒有線索，必定要散漫。我的見解也許有成見，可是研究了三十多年，也許可給諸位作一參考。簡單說來，思想是生活種種的反響，社會上的病態需要醫治，社會上的困難需要解決，思想卻是對於一時代的問題有所解決。經濟對思想的影響最大，尤其是在近兩三百年來，經濟極為重要。生活的方式，生產的方式，往往影響于思想。下面分三個時代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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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英時：中國思想史研究經驗談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西方，都取得了豐富的成績。研究的方法和取向也千門萬戶，人人不同。今天我只能簡要地談一談我自己研究經驗，供大家參考。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歷史研究一樣，必須從某些預設或假定（assumptions or presuppositions）開始；如果沒有預設與假定，則思想史的大量文獻僅僅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原始資料，根本無法整理出條理來，更不可能從其中找到思想變遷的歷史線索。我研究中國思想史自然也有一些必要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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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宏圖：歐洲思想史研究範式轉換的學術路徑

在西方學術界，一直具有重視思想史研究的傳統，這不僅因為思想觀念是歷史的有機組成，而且還因為人們在創造歷史的行動過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觀念的制約，要在既定的原則和規範下進行，又不斷試圖進行超越，創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則。通過對思想史研究學術史的考察可以發現，長久以來，雖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歐洲學術界重點研究的領域，但還沒有真正形成「歷史性」的考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直到80年代，「劍橋學派」的興起才改變了這一研究範式。「劍橋學派」這一新的研究範式也被學界稱為歷史語境主義，同時也將這場思想史研究範式的轉型以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為名稱之為「斯金納式的革命」。當然，作為一種思想史研究範式或一個學派它經歷了約三十年的時間，並通過三代學人的努力才最終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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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亞中東

1、梁道遠：中東史學史究竟是什麼？

「中東」（the Middle East）是一個「漂浮不定」的概念。黃民興教授在目前國內唯一一本專門以中東地區為研究對象的輯刊《中東問題研究》的「卷首語」中提到：「關於『中東』的定義有不同說法。狹義的中東包括今天的西亞北非18國……廣義的中東則包括了整個西亞北非地區……冷戰結束後，『中東』的定義進一步發生了變化。曾在里根政府任職、後出任布希政府駐阿富汗大使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扎勒米·哈利勒扎德提出了『大中東』概念，它包括了傳統的中東地區（含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高加索和中亞，這些地區在歷史上都曾經與狹義的中東地區有過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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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昝濤：從世界歷史看後IS時代的中東

隨著「伊斯蘭國」(IS)作為一個有疆土訴求的極端主義實體在形式上走向覆亡，關於「後IS時代」的討論越來越多。其實，這個話題從未停止過，關注點首先是安全，比如數萬參加了恐怖組織的人員可能迴流相關國家，另外還有過去數年動蕩給當地帶來的破壞，以及即將開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重建等等。作為一個世界近現代史方向的學者，筆者更想從世界歷史尤其百年中東史的角度，回溯和討論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世界史」，既是過程，也是方法和視角。後IS時代的中東，在實踐上是重回世界歷史進程，在認識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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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昝濤：對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的歷史性反思

在對「東突」問題、「三股勢力」和現當代中亞問題的研究中，中國學界存在著一種較為流行的「雙泛」說(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這一闡釋路徑是中國學者的概括，比較穩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現實問題的肯綮。不過，對於「雙泛」問題的認識，目前仍然存在著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明晰之處。「雙泛」問題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它能夠促進我們對一些敏感的現實問題的認識；另一方面，「雙泛」是中亞的某種內在的主體性敘事話語。對中亞地區的認識，存在著諸種敘事，但多屬外在的、他者的——華夏的、俄羅斯的，現在可能還有美國的。把「雙泛」作為一種地方的、內在的、主體性敘事，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客觀地認識中亞問題。從這個角度說，也只有更為客觀地呈現「雙泛」的歷史形態，才能在今天認清它的緣起、傳播過程、失敗原因及其當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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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龔哲丨競爭中的身份認同：1920年代中亞的民族劃界與民族建構

如果將時光倒退回1921年的希瓦，在街頭詢問一群人他們的民族身份是什麼，這些長著相似面孔、操著同一方言的人可能會給出極為多樣的答案：穆斯林、希瓦人、花喇子模人、烏茲別克人、突厥人、察合台人、薩爾特人……十月革命後中亞的民族劃界和民族建構，堪稱世界歷史上關於身份認同問題最經典的案例之一。西方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理論，被應用到內亞這片民族觀念依然處於前現代狀態下的土地，所引發的化學反應格外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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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榮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東漢初，班固著《漢書》，始立《西域傳》。他給「西域」下的地理定義是：「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表明所指為今新疆南疆地區。但《漢書·西域傳》所述，卻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而包括了漠北的烏孫和蔥嶺以西的許多國家。自此以後，歷代正史皆立西域傳，所記錄的範圍隨時代不同而有變化。而「西域」一詞，也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崙山以北，蔥嶺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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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建新：絲路發展視域下的內陸亞洲社會文化研究

「一帶一路」發展方針的提出，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國內學術界很快出現了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的空前研究熱潮，商務印書館近期刊出的《「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6)》等系列作品，顯示了學界積极參与討論，為國家戰略提供政策諮詢之學術動態。而內亞社會文化多學科綜合研究是「一帶一路」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西部高校文科快速發展的重要突破口；我們有條件也有義務將內亞社會文化研究辦成文科特色學科，在支撐一流學科建設的同時，為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提供智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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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研究

1、陳奉林：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

東亞歷史是整個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日本的東亞史研究較早地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視角與方法，強調東亞社會的整體性、差異性和內部結構。日本的東亞史研究適應了世界形勢發展的趨勢，研究視野與關注領域不斷擴大，形成比較嚴密成熟的研究體系。日本學者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多學科理論，實現了多領域的融合與貫通。他們強調區域史研究的社會功能，把與現實有直接關聯的歷史問題納入研究範圍。我們對日本的東亞史研究成果，應該採取批判地借鑒的態度，而不是盲目模仿與崇拜，更不能削足適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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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上衛：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概觀

概觀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首先必須明確對象。這時，「近現代」的時期劃分就變得重要起來，這裡我們把中國被捲入全球化的19世紀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的1950年代作為對象。本文所選取的歷史研究主要以人文社會方面的研究為主，也包括社會科學方面的政治史和經濟史研究。日本在中國研究方面的歷史研究積澱深厚，其中，僅是佔據主要部分的、在戰後展開的近現代史方面的研究，即十分龐大，整理這些研究的文獻也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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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斌：日本的歷史學學術訓練

日本史學曾長期受到中國史學傳統的影響，明治維新後它成為亞洲國家中最早建立起近代歷史學學術教育與研究體系的國家，並對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史學轉型發生了深刻影響。直到今天，日本的史學研究仍以其高超的水平得到包括我國在內全球學界的高度評價。大樹發育自幼苗，偉大的學者從懵懂少年而來，史學界的輝煌成就建立在大學歷史系的本科教育基礎上，甚至還需要溯及中學歷史課這個一般不被歸入學術領域的基礎教育階段。筆者擬以自己在日本留學的經歷見聞為為基礎，介紹下在日本一個人如何從歷史系學生成長為學者，希望能對大家更好地理解日本史學提供一點幫助，也給我國的歷史學教育培養制度改革提供一點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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