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國成立前中國工礦業發展概況

　　中國古代工礦業都是手工作業，而且以與農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紡織業及其他農產品加工業為主體。古代中國的絲綢工業、造紙工業、製茶工業、制瓷工業等，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產品曾大量出口到歐亞各地。

　　1840年鴉片戰爭後，入侵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為了適應在華貿易、交通事業發展的需要，首先在廣州、上海等地建立了船舶修造廠等近代工廠。l 9世紀60年代清政府洋務派官僚創辦安慶軍械所、蘇州洋炮局、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軍用工廠，中國新式工礦企業由此開始。以後洋務派官僚又籌建了一批民用工礦企業。同時，中國民間興辦近代工礦業的活動也開始活躍起來，船舶修造、機器繅絲、火柴、造紙、印刷等民營工業相繼興起，民辦採礦業到80年代初也出現了小高潮。當時新式民營工礦業的創辦和經營受到清政府和社會上守舊勢力的種種阻撓，發展極為艱難，民間工業企業都屬小廠，相對於清政府洋務企業來說，只是新式工礦業發展的支流而已。

　　1 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外國資本憑藉侵略特權在華投資辦廠，對中國民族經濟進行不公平的競爭。其中，棉紡織業是這一時期外資在華工業中最重要的行業。與此同時，由於清政府不得不對外支付巨額賠款，財政困窘，繼續由政府投資辦廠受到極大的限制。洋務派所辦民用上礦企業，有的失敗，有的改歸商人承辦，有的勉強維持，有的被外資吞併或控制。

　　面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在「設廠自救」、「收回利權」的社會輿論影響下，清政府放寬了對民營廠礦的政策限制，民間投資辦廠辦礦出現高潮，民營企業轉而成為中國新式工礦業發展的主流。這一大轉變，成為中國近代經濟建設進入新時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在清末興辦實業熱潮中，中國民間多選擇投資較少、見效較快的輕紡工業進行投資，使得新式輕紡工業企業迅速發展，其中發展最快的也是棉紡織業。清末新政中，政府頒發《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北洋大學堂、山西大學堂、京師大學堂以及湖南、上海、奉天(今遼寧)等地相繼開辦工科，近代工業技術專業教育也發展起來。

　　(二)北洋政府時期工業發展條件及發展概況

　　中華民國建立後，於191 2年11月由工商總長、革命黨人劉揆一等在北京組織召開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各省實業界代表百餘人參加這次盛會。會議總結了以往經辦實業的經驗得失，並對政府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要求與建議。此後，工商部頒布《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等一系列鼓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政策，進一步激發了民間投資建廠的熱情;新式交通事業的擴張、金融業的發展、市場的擴大，也使中國工業企業發展的外部條件有所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原被洋貨擠佔的國內市場有相當一部分改為國貨市場。這些因素都促進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1 91 2—1920年間，國產工業品銷路擴大，企業利潤豐厚，新廠不斷開設。這九年全國工業生產按總產值計，平均年增長率為16.5%;按凈產值計，平均年增長率為13.4%。

　　1912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公佈《大學令》、《大學規程規定》和《工業專門學校規程》，大學工科分為土木工學、機械工學、船用機關學、造船學、造兵學、電器工學、建築學、應用化學、火藥學、採礦學、冶金學等11大類，工業專門學校分土木、機械、造船、電氣機械、建築、應用化學、採礦、冶金、電器化學、染色、窯業、釀造、圖案等13科，中國工業技術教育逐步走上了正規化道路，在民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一些民族資本企業也自辦職業教育機構，進行技術培訓。其中，最成功的可能要數1912年張謇創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民國以前，中國新式紡織工業在技術上還要依賴外籍工程師等，民國時期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完成了大生三廠全部紡織新機的排車設計與安裝工程，在技術上開始擺脫了對外籍人員的依賴。南通紡校的畢業生不僅為大生所用，而且也「服務於滬漢津錫通海各大紗廠，勤樸精敏，素為一般人所欽服樂用」，成為中國各地紡織企業借重的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洋貨捲土重來，El、美等國資本也加強了在中國的角逐，外國資本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加重。這一時期，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加強尤其引人注目。它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濟南等地設立多家紡織廠、麵粉廠等。外國侵略的加劇，激起了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和1928年「五三」抵貨運動等愛國運動的爆發和高漲，愛國運動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這時中國民族工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在競爭壓力下進行了調整，經營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若干較大的民族資本企業集團開始形成。據估計，1920一1928年，新投入的工業資本在3億元左右。2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平均每年投資額，摺合1913年幣值，並不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每年新設企業數目還高於「一戰」時期。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工業仍然以棉紡織、繅絲、麵粉、榨油、火柴、造紙等輕紡工業為主。

　　在新式工業影響下，手工業的行業結構等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根據近代大工業與手工業的不同關係，可以把近代手工業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固守舊有生產方法，從而受到大工業生產方式及產品的破壞性影響，在市場競爭中受到毀滅性打擊的傳統手工業，如手工紡紗、制靛、踹布、土鋼土鐵、土針、土燭、土煙、木版印刷等。第二種雖然也是傳統手工業，但是沒有因大工業的興起而很快衰亡，反而在技術、原料、購銷方式等等方面獲得某些改進、有所發展的手工行業，如棉織、軋棉、繅絲、榨油、釀造、製革等。它們由於在市場上與大工業產品競爭或互補關係的變化，其生產的實際發展呈現出曲折、複雜的局面。第三種是因大工業興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新出現的手工業，如針織、火柴、制皁、地毯、草帽辮、花邊、抽紗、蛋粉、豬鬃、腸衣等。民國初年，第二、三兩種手工業的生產有較大的發展。

　　(三)抗戰前十年間的國統區工業

　　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強調建立國營企業，強調國家對重要部門的控制。1 928年11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的《建設大綱草案》規定：「關係國家前途之基本工業及礦業，如鋼鐵業、基本化學工業、大煤礦……等，悉由國家經營之。」其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政策文件中也一再強調重要的工交事業要用國家資本來控制，原為私人經營的要逐步過渡到國家經營。國民黨政府於1930年將工商、農礦兩部合併為實業部，作為管理全國工礦農商等實業行政事務的最高機關;l 928年成立了直屬中央政府的「建設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經營國有事業及計劃建設方案，並指導一切實施之責」;1933年又成立直屬中央政府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作為「統籌全國經濟事業」的總機關;1935年將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成為調查控制全國國防資源及經營國家重要工礦企業的經濟機構。它們都是國民黨政府用以進行國營經濟事業的主要機構。

　　國民黨政府於1929年公佈了《工廠法》和《特種工業獎勵法》，1932年頒行了《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等，鼓勵民間投資創辦新興工業，獎勵工業方面的創造發明。國民黨政府還先後頒布《小工業及手工業獎勵規則》、《工業獎勵法》等，獎勵和扶持民營工業企業，提倡企業改良和採用先進工藝，增強競爭能力。這些法規和政策對民營工礦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民營工礦企業有所發展，部分手工業向機制工業過渡的趨勢有所加強，但是據1933年工業普查所作的估算，全國製造業(包括外資工廠)的總產值中，手工業產品仍佔70%以上。

　　中國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市場危機的威脅。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削弱了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東北廣大市場和資源被日本侵略者霸佔;西方列強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跌價傾銷進口商品;連同日本在華北的嚴重走私等等，造成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出現了物價下跌而銷售遲滯的景象，迫使工廠停工減產。這種景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通貨貶值的刺激，物價轉升，市場購銷情況有所改善，工業生產開始上升。1936年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達到近代時期最高水平的年份，但是這一年中國工業生產規模仍然只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則更低(參見表1～1、表1—2)。

　　表1-1 中、德、英、美四國工廠生產的規模指數

	中國(1936)	德國(1936)	英國(1935)	美國(1935)
總產值凈產值	100100	19895018	19043940	616212620

　　(汁：貨幣換算牢，1936年小舊貨幣1元=0.0599英鎊)

　　表1—2 中、蘇、英、美四國人均主要工業產品產量(1936年)

品種	單位	產量				各國為中國的倍數
		中國	蘇聯	美國	英國	蘇聯	美國	英國
電力原煤鋼棉布	度公斤公斤米	7.983.00.97.34	219.3761.095.320.28	1144.53498.0376.361.42	514.94938.0253.270.38	2791062.8	141414188.4	63582819.6

　　(註：棉布包括個體手工業產量。)

　　即使與印度相比，1936年中國工業發展水平也差了一大截。從中I~I T.業中投資規模最大的棉紡織業來看，人均紗錠、布機擁有量和人均產量等指標，印度也比中國高出2倍左右。人均機械擁有量是直接體現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數據，中國也只有印度的30%。從1933年中國工業各部門凈產值和就業人數分析可以看出，在30年代工業生產結構中，輕紡工業佔據壓倒優勢，而重工業各部門產值合計只佔工業產值的1/4左右。整個國民經濟技術陳舊，設備自給能力低，這都與重工業發展水平低下密切相關;如按生產方式劃分，則手工業產值約佔工業總產值的78%。從上述國別比較及結構分析看來，當時中國工業發展水平還很落後。

　　(四)1937年後各類區域的工業

　　l 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火波及地區的工業設施遭到嚴重破壞。戰前中國工礦業約有80%以上集中於東部沿海和沿江城市，在國民黨政府實業部登記註冊的全國2435家工廠中僅上海一市就集中了1 1 86家。上海、天津、無錫、武漢、廣州這五個城市集中了全國工廠的60%。戰爭一爆發，日軍立即將進攻矛頭直指上海，沿海、沿江城市廠礦內遷之事迫在眉睫。儘管國民黨政府在組織內遷工作中花了很大氣力，廣大職工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拆遷機器，搶運設備等，但是由於軍情緊急，倉促拆遷，沿海、沿江絕大部分廠礦陷入日軍控制之中，遷出的只是少數。據統計，截至1940年底，經工礦調整處協助內遷的廠礦共達448家，如加上自動拆遷的工廠，共計600餘家，機器材料等共12萬噸，還有1.2萬多名熟練技工一同遷往內地。這些近代化廠礦遷人後方，對於戰時軍需民用的供給，對於改變近代中國工業的不合理佈局，起到了重要作用。重慶成了戰時後方工業的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萬縣、瀘州、宜賓，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廣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陽、祁陽、芷江、沅陵，陝西的西安、寶雞，甘肅的蘭州等城市，其工業都有所發展。

　　國民黨政府在戰時工礦業政策方面，較為注重公營企業的發展。例如，國民黨政府在1938年10月公佈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中，就曾明文規定三項產業(即戰時必需之工礦業、製造軍用品之工業和電氣工業)得「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其他「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經濟部亦可直接經營之。以後發布的一些文件也一再強調要發展國家資本，要使生產事業「國家化」等等。1938年8月國民黨政府公佈有關條例，明確規定資源委員會為創辦與管理經營基本工業、重要礦業、動力事業及政府指定之其他事業的中央政府機構。資源委員會的企業活動在戰時得以迅速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重工業企業集團，在後方冶金、機械和動力事業等部門生產中已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1939—1945年間後方工業生產增長了1.4倍，而同期資源委員會的工業生產增長了3.3倍;特別是1 943年後整個後方工業生產出現了衰退時，資源委員會的工業生產仍然在繼續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減緩而已。資源委員會廣泛羅致人才，實行專家治廠，注重科學管理，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建立了從原料、燃料到加工的工礦業生產體系，改善了後方工業部門結構，對於提高中國社會生產力、支援抗日戰爭起了積極作用。

　　抗戰初期，在原有工業基礎極為薄弱的大後方，內遷工廠很快成為發展新式工業的骨幹力量。這時，後方已經基本上解除了戰前那種洋貨和外資工廠對中國民族資本工礦業的壓力，形成了相對與世隔絕的市場環境，使得工業生產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第一次按正常發展的模式」進行;又由於各地資本、技術力量向後方集中，人口增加，軍需民用市場需求的擴大，為後方民營工礦業創造了較好的發展條件。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先後頒布《非常時期工業獎勵暫行條例》、《經濟部小型工業貸款暫行辦法》等法規，鼓勵人民投資工礦業;經濟部工礦調整處還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幫助民營廠礦解決生產中的困難。抗戰初期在後方興起的「工業合作」運動，也為後方工業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後方民營工礦業較快的發展。抗戰頭幾年新設民營工廠數不斷增加，1937年新設廠60家，1938年達到182家，1939年增至346家，最高年份1942年超過了1000家。

　　後方民營工業投資額按照行業分類，按資本額大小依次為化學、紡織、機器、飲食品等等。後方煤礦企業也以民營為主，戰時後方產煤量有一半以上是由眾多民營小煤礦提供的。抗戰初期後方民營工礦業的生產，從產值指數來看，1938—1942年民營工業以年均11.4%的增長率不斷增長，與戰前相比也是較高的。

　　國民黨統治集團利用戰時經濟統制，借用「公營」名義，控制工業企業。l 942年後方共有工廠3758家，官營工廠在數量上雖只佔17.4%，但擁有的資本額佔總資本額的69.5%，擁有的動力設備佔全部動力的42.2%，官營工廠平均每廠動力有1 00匹馬力，而民營廠只有26.7匹馬力。其後，官、私工廠在這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1942年後，國統區整個工業出現衰退。在當時通貨膨脹惡化的情況下，向工業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視長期貸款為畏途，工業企業往往只能借到短期貸款。短貸是以原料、成品等為抵押，工廠的短期負債使其原料和成品大部分被凍結。在通貨膨脹進入惡性階段後，產品銷售後所得價款已不足以補進再生產所需原料，企業折舊基金亦遠不足以更新設備。不少工廠主將大量資金轉向商業投機以賺取高額利潤，使得後方原已貧乏的資本更加緊缺，生產活動混亂乃至停頓。以上種種，造成當時「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現象，影響了工業資本家的乍產積極性。再加上抗戰後期國民黨政府實行嚴厲的稅收政策和物資統制政策以及國家資本的侵奪等，使民營工礦業雪上加霜，日趨衰落。1 943年，後方民族工業最集中的兩大城市中，重慶的工廠有3 l%停工減產，衡陽的工廠有2/3停歇。各地鋼鐵、機器、採礦、紡織、酒精等行業的民營企業倒閉停歇事件接踵而來。民營工業產值指數1 938一1942年問曾以年均11.4%的增長率上升，1 942一1945年間則連年負增長，年均增長率為一1 2.8%。

　　淪陷區在抗戰初期由於日軍的破壞和掠奪，工礦業生產衰退。至1939年，歐洲戰爭的爆發使外國輸入中國的工業品減少;同時西方國家也逐步退出東南亞等地的市場，中國棉紡織品等隨之大量輸往這些地區，這些因素促進了關內淪陷區工業的恢復與發展。1940年10月日本內閣通過了《國土計劃設定要綱》，提出所謂「適地適產主義」，即「日滿華三者之間，實行適當分業」，規定日本著重發展軍事工業、機械工業和輕工業，偽滿著重發展礦業、電氣工業、一部分機械工業和輕工業，華北著重開發礦業和鹽業，華中發展部分輕工業。華北淪陷區工業生產指數1 940年比1939年增長了2l%，1941年繼續增長。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美國在珍珠港的海軍基地，緊接著又襲擊了英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基地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雖然一度在軍事上得手，達到全盛時期，但是淪陷區的工業生產卻開始下降。西方國家提供的物資與技術等全部中斷，日本通往中國及其他地方的商船常常被美國潛艇炸沉，淪陷區與東南亞的貿易通道被切斷。這些因素使得淪陷區的工業，特別是與東南亞市場聯繫密切的紡織業，很快衰退下來。

　　隨著戰爭的進程，日本在淪陷區由全面的開發掠奪轉為重點經營，其在關內淪陷區的掠奪重點為二黑(煤、鐵)、二白(鹽、棉)，及交通運輸等直接與戰爭有關的部門。在所謂「適地適產主義」及重點經營政策的支配下，淪陷區工礦業儘管紡織業等部門出現衰退，其他一些部門生產增長仍然很顯著，例如華北的煤1 936年產量1673.3萬噸，1 942年達2423.9萬噸;生鐵l 936年為0.5萬噸，1944年達21.8萬噸，為1936年的43.6倍;其他如電力、硫酸、鹽酸、酒精等都成倍增長，說明瞭日本帝國主義加速掠奪華北工礦資源的程度。

　　抗戰期間，中國國民黨政府和日本侵華勢力為了增強各自的軍事力量，在各自統治地區都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因此煤炭、鋼鐵、電力、水泥等產品產量都在1942年前後達到舊中國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此後則因統制經濟難以長久而出現衰減。

　　表1～3 1947年官辦廠礦企業若干產品佔國統區總產量的比重

產品佔國統區%	產品佔國統區%	產品佔國統區%
鋼鐵98機械72電力78煤80鎢100銻100	錫100汞100石油100水泥67機製紙50硫酸80	燒鹼65紡錠60機製糖90漂白粉41肥料67出口植物油70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日偽財產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資，所接收的敵偽工廠絕大部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營工業。從表1—3可見，1947年國民黨官辦廠礦企業的鋼鐵、機械、電力、煤炭等主要產品，已佔據了國統區總產量的絕大部分。在1947—1948年國統區整個產業資本中，外資企業和民族資本的比重加在一起才1/3，而國民黨官僚資本已佔到近2/3的比重，其壟斷程度已很高。

　　抗戰勝利後，國統區工業生產曾一度出現短暫復甦，不久又因內戰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工業生產秩序日益惡化。

　　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地區的工業發展成就顯著。抗戰前，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原有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陝甘寧邊區「除糧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從棉布到針線，甚至喫飯的碗均靠外來」。抗戰時期各根據地遭到封鎖，供給困難，中共中央發出自力更生的號召，根據地政府注重公營工業的建設，並努力發展農村手工業，鼓勵私人投資辦工業，扶助合作社工業，使根據地工業生產發展十分迅速。陝甘寧邊區1944年時不少工業產品已能自給，石油、肥皂等還能接濟鄰近地區和前方的需要。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業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沒收了大量國民黨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所有，到1949年底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所佔比重已達41.3%;全國生產資料中，國營工礦業佔發電設備容量的72.3%，原煤產量的68%，生鐵產量的92%，鋼產量的97%。國營工礦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穩定了整個國家經濟形勢。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保護城市民族工商業，提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十六字方針。按照這一方針，各地人民政府在保護民族工商業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許多地方私營工商業得到恢復和發展。據統計，1949年，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總產值為68.28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的63.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工礦業發展又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中華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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