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書架 | 北望：這個世界會好的
人們去電影院看兇殺、恐怖片往往有一個奇特的心理，那就是同情之餘，慶幸自己沒有遇上劫難，抑或不可告人的間雜著幸災樂禍的怏怏快意。總之，能在乏味庸長而又兇險殘酷的現實生活中的重壓下暫時抽離出來，獲得類似憶苦思甜的美妙效果，覺得自己過得還不錯。只不過是，這種觀賞仍然可能會潛移默化，帶來相信陰謀或者留下陰影的副作用。甚至你也會逐漸變成一個心理陰暗的人。但如果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徹大悟開始陰險狡詐起來，那麼祝賀你，你可能就離那些傳承厚黑權謀的所謂成功人士不遠了。人性如此複雜，我們善與惡的雙重本性源自進化進程，既有親社會傾向，又有反社會傾向。所以儘管一直有學者、作家、導演呼喚通過小說、電影等文藝形式來促進人們「換位思考」，推動人道主義，即所謂心理學上所說的「移情」，然而正如孔老夫子「吾未見好德者如好色者也」的慨嘆，與根植身體與內心中的暴力傾向作鬥爭，情況似乎沒有那麼樂觀。以《零邊際社會成本》、《第三次工業革命》等著作而在國內名聲大噪的裏夫金曾經寫過一本《移情的文明》，他認為移情以大腦中天生具有的同情情感為基礎，我們只要運用它，或者說至少不要壓抑它，就能為世界迎來一個新時代，並曾信誓旦旦號稱「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普及全球移情意識」。
然而，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一書以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告訴人們，這毫不靠譜。雖然他也將移情作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一，但這顯然不是關鍵所在。移情並不是大腦中鏡像神經元的必然反應，甚至可能轉變為反向移情，即看到某人受難而感到高興，或看到某人高興而難過。更有甚者，正如美國大律師克拉倫斯·達羅所言：「我從來沒有殺過人，但是我讀過的訃告有不少確實讓我滿心歡喜。」這也可以解釋人們在觀賞涉及暴力電影時的奇妙感觀。回顧中國歷史上的人性探究和實踐，以孟子從「孺子將入井也」的惻隱之心推及出的人性本善為代表，各種建立在脆弱的同情心之上的美好倫理既未能防止戰爭，也未能阻止制度化的施虐和其他大規模的暴力發生。在我看來，這歸根結底是因為建立在利他主義之上的機制對抗暴力不具有穩定性。不妨回顧我們的歷史，比當下更強調利他主義的上世紀60、70年代，卻發生著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長時段的人間地獄般的暴行。因為，暴力更根深蒂固地生長在我們文明裡，甚至身體裏。正如斯蒂芬·平克這本新書所揭示的，我們每個人的基因裏都有祖先喫人留下的鐵證，比如染色體組中包含的某些抗朊病毒。而世界上最有名的LOGO十字架，正是一部殺人機器。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人類文明突飛猛進的上個世紀，卻發生了死傷數以億計的兩次世界大戰。斯蒂芬·平克將人性中的暴力的心理系統總結為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意識形態五個心魔。而具有平抑暴力使命的有移情、自製、道德感、理性四位善良天使。這不禁令我想起美國電影《布魯克斯先生》裏，熱愛慈善的成功上流人士白天在教堂裏虔誠懺悔，夜晚瘋狂虐殺。這種可怕的分裂行徑，人類不但其實由來已久，而且根深蒂固。
在我看來，這五個心魔一個比一個強大，尤其是看似僅僅是認識分歧的意識形態，卻是曾將整個世界捲入瘋狂暴力的最重要的力量。但如同移情一樣，自製、道德感都是建立在利他主義基礎之上的不穩定因素，就拿有著「克己復禮」儒家文化傳統和「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國人來說，非常熟悉，也很容易忘記。作者進一步指出，暴力減少的關鍵在於以自利為前提的理性的運用與發展，並進而引導人性中其他的善良天使。正如波普爾所言，解決爭端和追求公正有兩條道路，一種是運用情感，最終訴諸暴力，另一種是運用理性、公道、妥協。據說70%的兇殺案都發生在熟人之間，尤其是情人之間，看來這就是訴諸情感和本能而採取第一種解決方案的惡劣結果。對理性的推崇是這部長篇鉅著的核心觀點，我認為這對道德危機中的國人有尤其重要的啟蒙意義。
我們看慣並厭惡了那些對別人大談道德修養，而自己不守規則甚至不知廉恥卻大獲成功的人格分裂者，這幾年倒掉的諸位「大老虎」就很典型，比如號稱「我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廉潔」的徐才厚，就在軍隊長期從事主攻人的思想靈魂的政治工作。甚至，人們也漸漸開始抵制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販賣廉價偽善道義和心靈雞湯的山寨國學大師、散養仁波切以及打著金字招牌的明星花和尚。但面對當前這幾乎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倫理重建，我們仍然需要補這一課，需要重新審視人類如何拋棄最野蠻的暴力行為的文明進程。被譽為人類最偉大的哲學家的康德認為，敬畏理性是因為它是唯一一種能與我們的自然激情抗衡的力量。而這些激情，在康德眼中多半是負面的，比如貪婪、野心、傲慢、妒忌、幸災樂禍、爾虞我詐和我們對別人的控制慾。而亞當·斯密開啟的現代經濟學時代，又讓「理性人」假設和利益的計算成為分析和改善人類行為的基石，從而使自利—利他與互惠合作的市場得到學理上的支持，並被認為是人類演進、文明進步的拓展秩序，社會整體認知水平提高帶來了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合作。20世紀60年代，以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為代表的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及其與博弈論的結合，更使斯密的學說獲得了嚴格的證明，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基礎上對文化和制度更新改善更加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並使人類運用理性防止暴力，在阻止專制和制度化的施虐、壓迫婦女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所以斯蒂芬·平克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理性是人類得以進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仍然是理性的進步，甚至改革本身就是理性的結果。而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育大大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合作、互惠水平。但有些思路、觀念上的誤區和障礙亟待徹底解決，從而更開放、徹底地擁抱理性，從而抑制暴力和衝突的悲劇。當下發展理性的當務之急是提高社會容忍度，增強社會彈性，放棄維穩思路，更可能通過各種討價還價、談判妥協理性處理衝突和維護權益，尤其避免讓人在怨恨等情緒化狀態下做出極端行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當時發生著民權、女權、兒童權利和同性戀權利的革命，似乎伴隨著更多的不安定，但到了90年代，反叛事業成為進步事業，弱勢羣體的暴力得到更多保護，使人類更加安全。另外，當今各種狹隘民族主義言論塵囂日上，我們需要警惕情緒化可能引發的災難後果。不應忘記20世紀初的大戰和大屠殺起因很大程度上源自德國和俄國的怨恨。斯蒂芬·平克總結的引發這場人類最嚴重戰爭的心理機制對我們而言是多麼熟悉，那就是「堅信自己的民族或文明天然地擁有歷史給予它的輝煌地位，儘管它目前處境卑微，堅信它的衰敗完全是因為內部和外部敵人的陰險破壞」。人類文明的進程拯救了我們，我們的過去並非田園牧歌，當世暴力已大為減少，而且還將會繼續減少下去。總之，這個世界會好的。我們需要放棄的僅僅是接納自利利人這一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放棄簡單的說教和本能的情緒，著力發揚理性的力量。但顯然，這仍然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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