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黃洋父親黃國強抵達上海高院。當日，「復旦投毒案」在上海高院公開開庭二審。圖|CFP

林森浩父親林尊耀走出法庭。 圖|CFP

　　如果不是因為一樁投毒案，復旦大學醫學院2010級研究生黃洋、林森浩兩人的人生或許早已掀開了新的一頁。

　　但如今，他們一個已經離世，另一個因涉嫌殺害對方被送上法庭。事到如今，最不能相信這件事的，就是他們二人的父母。

　　兩人的父親都天然地相信，自己是最了解自己兒子的那一個——事發後，他們才有機會感知，孩子對於他們而言是如此陌生。——比如，除了學習，兩對父子間幾乎都沒有話題可聊。

　　即使如此，父子間天然的血脈相連使倆人都篤定相信，並一遍又一遍對自己和外人強調：「我是最了解我兒子的，他從不與人結怨。」

　　悲劇已經難以挽回，卻給了父母一個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後身在異鄉兒子的機會。

　　實習記者/楊楠(發自汕頭、自貢、上海)

　　2013年4月16日，復旦大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黃洋遭室友林森浩投毒後死亡事件，引發巨大波瀾，被檢方定性為「一起罕見、而又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的惡性犯罪案件」。10個月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林森浩死刑。林父對一審判決不服，當庭提出上訴。

　　再隔10個月，12月8日上午10時，該案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進行第二次公開審理。

　　兩個10個月間，兩個當事人身邊最親的人如身處煉獄，一方面，在公眾視野里他們承擔了各自兒子在事件中角色的繼續；另一方面，同為父母，尤其父親，面對兒子突發不幸，這個生命中曾經最引以為榮的血脈基因，卻成為了後半生最大的痛楚。

　　事發六百餘日來，兩個父親對失去或可能即將失去的兒子，除了傷痛，他們內心是如何看待發生在兒子身上的命運突變？

　　他們是否哪怕偷偷地問過自己「為什麼是我的兒子」？面對變故，父親又會怎麼重新審看自己的角色，和對兒子的重新認知。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程前往四川自貢榮縣和廣東汕頭和平鎮和平村，分別採訪黃、林二人的家庭，與黃洋的父親黃國強、林森浩的父親林尊耀及他們的親友多次長談。

　　或許只是無關聯的巧合。兩位父親同齡，他們都缺席了兒子大多數的成長經歷。他們生命中最大的榮耀都來自這個兒子，兩個兒子也都沿著父親最滿意的道路出色前行，可是路途中，他們很少彼此交流，除了學習，父子間幾乎沒有話題可聊。而兩位父親都天然地相信，自己是最了解兒子的那一個——直到事發後，他們才有機會感知到兒子是如此陌生。

　　這一年半，兩位父親都在為發生在兒子身上的變故尋找一個合理的緣由，他們有各自的答案，即使答案中存在各種疑惑，但他們依然彼此避而不見，拒絕其他可能性。黃家奮力砌起無形壁壘，林家不敢去觸碰。兒子之間的芥蒂，增加了仇恨，在兩個原先互不認識的家庭中延續。

　　二審歷時13小時，直至接近午夜才結束。林森浩當庭翻供，稱自己曾稀釋過飲水機里有毒的水，辯方律師也提出黃洋因身體原因導致身亡的新辯論方向。這一突變，讓黃洋一方措手不及，父親黃國強也更加憤怒和不安，而精神狀態一直很差的林森浩的父親林尊耀則開始萌生希望。

　　雙方都在期待法律「公正」的宣判。但不論結果如何，他們都早早把自己的未來置於永遠無法走出的悲傷之中。

　　是這場悲劇，給了父母一個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後身在異鄉兒子的機會。

　　黃、林兩家都在12月的第一天接到了律師消息：12月8日上午10時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五號庭，「復旦大學投毒案」進行第二次公開審理。

　　這條消息就像搖晃的火燭，給10個月來兩家人在未知黑暗中的期盼與擔憂帶來光亮，卻又忽明忽暗，讓人徹夜難眠。

　　二審前的等待讓黃洋的父親黃國強心裡很難受，「每次跟法院打電話，都叫我們放心，會依法辦事，都是這樣，但是叫我們放心時間卻拖得這麼長，就是放不下心來。」

　　黃國強太想為兒子討個公道了，黃洋「不能冤死」。但他的擔憂越來越多。黃國強幾次查閱林森浩二審辯護律師斯偉江的履歷，他尤為在意斯偉江今年參與的「念斌案」。念斌無罪釋放的那一周，黃國強每晚都睡不好，他怕黃洋的案子也出現變數，「斯偉江以為黃洋案也是念斌案那樣的冤案。」

　　另一個父親林尊耀更急著等待二審的到來，這是兒子林森浩生的機會。但他卻害怕二審真的到來——一旦維持原判，他這一年來的希望就被掐滅了；林森浩的叔叔林尊榮則擔心哥哥真的就此一蹶不振，喪子，並且將永遠背上投毒犯父親的十字架。

　　再抵上海

　　林尊耀提前四天抵達上海，上海氣溫在12月初驟降至零度，林尊耀穿著一審時的黑色夾克，中午到達虹橋機場，下午趕往律所，他已經可以熟練搭乘上海的地鐵。等待二審的幾個月間，林尊耀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律師身上。

　　他按律師囑咐帶來幾件林森浩的衣服，「讓林森浩出庭穿，不要像一審穿舊的軍大衣那麼狼狽。」但這些衣服都「不成樣子」，還不如林森浩在看守所里的藏青色夾克——這也是林森浩唯一像樣的衣服。

　　林尊耀依然害怕媒體，在二審之前拒絕了所有的採訪，也特意選擇遠離法院或復旦醫學院的住處。一審前他住在法院附近遭到了記者的堵截，「有些問題都是有惡意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事發後，幾次見到林尊耀，他都只有一副表情：眉頭深鎖，嘴唇緊抿，垂著脖子，總是沒有合適的地方放自己絞在一起的雙手。

　　這一年半，他說自己孤立無助，「真的很茫然，我們都是農村人，出了這種事真的不懂要做什麼」，他反反覆復表達對兩位二審律師的感激，「他們很好，我真的很感激，他們去找專家，為我做很多事情。」

　　在上海的這幾天，林尊耀每個凌晨都會突然醒來，「無緣無故，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在黑暗中靜坐著。至於吃飯，林尊耀好像感覺不到餓，吃幾口稀飯也就飽了。1米75的人，林尊榮看著哥哥從「原來有130多斤，到現在只有100斤左右」，整個人都變形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林尊耀去了看守所，這是事發後他第二次來這裡。因為親屬不能會見犯罪嫌疑人，林尊耀就一言不發地在外面等著會見兒子的律師。

　　黃國強和妻子楊國華12月6日晚從自貢到達上海。黃洋生前的好人緣和不幸的遭遇，使他們在滬生活得到更多的照顧。黃洋同學的母親為他們提前找好了日租房，還開車去機場接他們，後備箱里放齊了包括碗筷、電飯煲、大米等生活用品。相比林家的清冷，聽聞黃國強他們來了上海，黃洋的同學們和過去一樣，陸陸續續都來看看兩位。每個人都和黃洋父母很親，和他們分享自己的近況，以至於他們能從黃洋父母這裡了解到不少其他同學的情況，「小張過年後就要生孩子啦，你們還不知道？」

　　上海的餐館價格比老家高，四川人又吃不慣味甜清淡的上海菜，黃家人自帶了醬料，要自己做飯。黃洋父母都擅長烹飪，去年在上海時，每晚都有黃洋同學來吃飯，「就像做給黃洋吃。」黃洋母親包過五斤餃子皮，也鹵過七斤鳳爪，「孩子們吃飽了還想帶走。」有孩子喜歡吃她做的飯菜，黃洋母親就很高興。

　　黃國強決定步行去聽庭審。日租房在復旦大學醫學院附近的中山醫院旁，出門右拐30米的小紅樓，就是黃洋生前最後15天住進的重症監護病房。去年4月至今，黃國強在中山醫院附近待過的時間累計起來有三四個月。他和妻子楊國華有散步的習慣，已把徐匯區兜了好幾遍。一聽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肇嘉浜路上，黃國強就知道怎麼走。

　　二審前，媒體更多是圍繞黃洋父親黃國強的採訪，他的態度同一年前的一審一致：殺人償命，無法原諒。

　　二審

　　12月8日二審當日，林尊耀低頭，雙手插在口袋裡，一言不發跟在唐志堅律師身後，穿過層層圍堵的媒體，直接進入法院。10分鐘前，黃國強在法院門口接受了各家媒體的輪番提問。

　　二審開庭前，林尊耀躲在衛生間哭了一會兒，「這一年來，往事一幕幕就想起來了，忍不住。」林尊榮比哥哥小10歲，他說，這事兒之前，從來沒見過哥哥哭。

　　白天的庭審過程中，黃洋母親一直靠在親戚身上抽泣。輪到中午休庭，她去儲物櫃的包里摸出了速效救心丸。「看到林森浩就想到黃洋」，當庭播放林森浩模擬投毒實驗的錄像，作為林森浩投毒過程的復原，黃母別過頭去，不敢看。

　　林尊耀也沒留心這錄像，他覺得這些對林森浩或許不利的錄像「很可能經過剪輯」，他並不想了解。

　　庭審中，林森浩曾迴避檢方問題，表示「說這個會牽扯到別人，我在(審訊)錄像里說了，可以看錄像。」林尊耀聽聞兩次在庭上出聲，用方言提醒兒子「實話實說」。他希望「兒子將知道的都說出來」，他擔心，「他在我眼裡還是個孩子，沒有什麼社會經驗。」審判長也曾制止了檢方的誘導性提問。

　　二審從林森浩闡述上訴理由開始，林森浩當庭提出了兩點意見，這是第一次庭審時沒有說到的：一是自己並無故意殺害黃洋的動機，僅是為了愚人節捉弄一下對方；二是有些事實需要向法庭進行澄清，主要是自己在投毒後曾數次從飲水機內舀出混有毒物的水，並兩次接自來水對飲水機內的水進行稀釋。

　　辯護方也圍繞林森浩所言，就關鍵性事實提出3點質疑：林森浩並非主觀故意殺人；其次黃洋飲入的二甲基亞硝胺的劑量和濃度多少、能否直接導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實不清，客觀上無法完全證明本案毒物為二甲基亞硝胺；同時專家證人出庭，稱黃洋死於爆發性乙型病毒肝炎。

　　在庭上看到律師擺出幾個疑點並舉證，事發至今一年半以來，林尊耀第一次用「欣慰」形容自己的心情。

　　黃國強則感覺被潑了髒水，「黃洋身體很好，一點事都沒有，怎麼會有乙肝！」對當庭變供的林森浩，他覺得「更不值得原諒，更不能原諒」。

　　林森浩說，自己最初沒有跟黃洋說出投毒的事實，是想看黃洋被「惡作劇」之後的反應。林尊耀聽了很悲憤，他覺得自己兒子的惡作劇過火了。而黃國強感到了寒意，「他說看反應，就是想看拿黃洋做他的實驗對象。」

　　庭審分成了上午、下午、晚上三場，林尊耀只有在林森浩三次被帶入廳內時匆匆打了三個照面。整個庭審歷經13個小時，結束時，林尊耀看著林森浩被帶走後，頓覺精疲力盡，一下哭出來。「兒子讀了這麼多年書，我這麼大年紀，兩年來卻要在法院相見。」林尊耀說這種痛心外人沒法理解，「就是在滴血。」

　　二審結果將會擇日宣判。這次庭審林尊耀覺得自己許多疑惑得到了解答，比如他一直懷疑對「毒殺」這一事實如何進行科學認定。

　　二審後的黃國強更憤怒了，更無法原諒林森浩當庭變供的行為，但律師提出的焦點問題和林森浩的言行並不讓他意外，「為了脫罪，一定會有一些方法的。」

　　辯護律師曾向記者表示，對此案的科學鑒定越來越成為焦點，「這以後可能就變成一場專家間的爭論。」

　　黃國強的心被懸得更高了，他開始像林尊耀在庭審前那樣，不斷向周圍人解釋醫學問題，「口腔的血管是最多的，即使黃洋只喝了一小口，經過口腔也是很快就進入血液了。」

　　黃洋去世之後，榮縣籍上海律師劉春雷聯繫了黃國強，表示願意免費為黃家代理此案。一審時案子的調查和起訴工作，都由檢方完成。二審前後，黃家代理律師劉春雷除了通知法院相關事宜，也給了黃國強一些鼓勵打氣的話，比如「法院會公平的」。

　　黃國強變得越來越緊張，他試圖通過另兩條最高量刑為死刑的條款找到能判林森浩死刑的理由：盜竊危險物質罪及投放危險物質罪。「他還有一個故意殺人，三罪並罰，必須死刑。」雖然這些都未有被檢方和辯護方列入考量範圍：數個犯罪行為，僅成立一個罪名的犯罪形態，選較重罪行量刑。

　　「我相信法院會公正的。」他反覆地說，像是重複多了，自己和來訪者就能更相信。

　　第一次到上海

　　黃洋在復旦讀了8年書，但黃國強第一次到上海是去年4月3日。前一天晚21：50，黃國強接到黃洋師兄的電話：「黃洋可能要換肝，您儘快來上海吧。」黃洋當晚因肝功能損傷入院，次日轉入重症監護室。

　　2006年下崗後，黃國強通過黃洋高中化學老師介紹，在自貢榮縣中學做巡查學生宿舍的宿舍管理員，「老師們都喜歡黃洋。」宿管工作是按照日結算工資的，缺勤、半勤都不計工時，當晚黃國強巡查宿舍直到23:30結束，才離開。

　　重慶飛上海的廉價航空的價格是自貢飛上海的一半。黃國強3日從自貢轉車至重慶江北機場，乘坐下午17：35的航班，兩小時後落地上海浦東機場。他從機場二號線換乘地鐵，直到晚上23點，黃國強到達中山醫院。第一面很短暫，黃國強只在重症監護室的玻璃窗外看看黃洋。

　　出中山醫院大樓，西行不到300米，由醫學院路進入福慶路，便到達復旦醫學院西區。凌晨過後，便宜的小旅社已打烊，同學帶著黃國強進了西區20號樓421室，那是黃洋和林森浩的寢室。

　　那晚，寢室里只有林森浩和黃國強，兩人話不多。林森浩問了黃洋的情況，黃國強說看起來很不好。黃國強想起前天和黃洋通電話，黃洋說身體不舒服，他問黃洋吃藥沒，黃洋說吃了葯，但不想吃飯，回想起來黃國強覺得「心裡頭挺難受的，一人在外也沒有人照顧，寢室裡面也沒有人。」

　　直到在庭審中聽到林森浩供認投毒事實後，黃國強對林森浩的恨意直接了起來。雖然在警方批捕林森浩後的半年裡，黃國強對媒體克制自己的情緒表達，表示自己對林森浩沒有偏見，可對那個晚上始終不能釋懷，他喃喃自語說，「如果當時知道是他，我肯定衝上去揍死他。」

　　林森浩用害怕和愧疚形容自己當晚見到黃國強時的感受，「想起他(黃洋)父母就更覺內疚，老是想起他父親那淳樸的樣子。黃洋是很無辜，我對不起他和他父親。」

　　從第二天開始，黃國強每天都在病房門口守著，醫院規定家屬只能在下午三點半探視，黃國強說守著也是白守，但可以第一時間知道黃洋的情況。黃國強說，好像看到兒子望著自己流淚，他接通監護室外的電話，對黃洋說：「堅強點。」

　　林森浩在二審時出現兩次情緒失控。在提及去醫院探望黃洋時，林森浩說他看到黃洋躺在病床上，隔著玻璃窗對他和同學們微笑。說的時候林尊耀開始啜泣。隨後林森浩被問及，有什麼想對黃洋父母說的，他突然痛哭，長達兩分鐘，無法作答。

　　4月7日，黃洋開始鼻腔出血，血氧飽和持續往下降；他身體的抽搐越來越劇烈，為防止抽搐，黃洋的手和腳都被綁在床上。黃國強給黃洋大姨打了電話，讓她帶黃洋母親楊國華來醫院看看黃洋。楊國華暈車，很少出遠門。次日，黃洋陷入昏迷。

　　病情惡化得非常快，中山醫院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境地——沒有人想到是中毒。直到9日，黃洋的師兄收到來自黃、林第三位室友的簡訊，提醒注意化合物N-二甲基亞硝胺，黃洋突然惡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實驗中的大鼠，這種猜想很快得到證實。

　　4月11日，林森浩被警方帶走，並很快承認了投毒的事實。

　　16日下午，黃國強用黃洋的微信號在幾個關心黃洋的微信群發出了一條四川話語音：「關心黃洋的朋友們，黃洋已經離開我們了。」父母看著醫生一個個拔去黃洋身上管子，和黃洋告別。

　　也就在這天，林尊耀也第一次到達上海。

　　林尊耀曾以為自己接到了詐騙電話，當電話里的女老師說林森浩出事時。他「嗯嗯啊啊」幾句後就掛斷了。就像在村治保大隊的弟弟提醒他的那樣，那些說「外地的兒子出事了，已被警方帶走」的，多是騙錢的，林尊耀有點懷疑。十分鐘後，老式直板手機的熒光屏上再次顯示一通來自上海的電話。這次來電者自稱是復旦大學保衛處處長張陽勇，「剛才那位女老師說的是真的，你應該到上海來一趟。」至於緣由，對方表示不便告知，先來上海一趟。

　　林尊耀在復旦大學訂好的賓館裡見到了校方。校方只清楚表達了基本事實：林森浩被查明對同寢室室友投毒，已被警方帶走。「當時真的是……」14個月後，在廣東汕頭市和平村治保大隊，弟弟林尊榮的辦公室里，林尊耀抱著腦袋，努力想向《中國新聞周刊》形容當時的感受，「天塌下來一樣，幾天都無法吃飯。」他不斷說自己不善表達。

　　林尊耀認定是警方弄錯了，「經常能在報紙上看到的，冤案很多的。」他決定請律師。

　　經上海市潮汕商會推薦，林尊耀與上海聚成律師事務所的周波紅、江沁洪律師簽訂委託協議。商會告訴他，周律師今年65歲，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與商會關係較好。在第一次會見林森浩後，律師告訴林尊耀：「你兒子已經承認了，能保住命就不錯了。」之後，林尊耀與兩位律師摩擦不斷，周、江兩位律師認為證據鏈完整，堅持按罪輕辯護，他們告訴林尊耀，最多就是「死緩」。林尊耀則希望無罪辯護，他認為此案疑點重重，黃洋可能並非死於林森浩所投毒物。雙方矛盾升級，以致在一審開庭之前一周，辯護人資格在24小時內曾兩易其主。

　　林尊耀所堅持的疑點，很多來自網路上的議論。案發後，關於黃洋的死因、林森浩的作案方式，曾一度引髮網友長久關注，人人都成了福爾摩斯。面對檢方給定的案情分析，網友們更愛挑戰其中的疑點。他們聚集在百度貼吧、天涯論壇等地發表個人觀點。林尊耀也就此給一審律師發簡訊：「請求排除非法證據。對於二甲基中毒的現狀國際專家有多年研究結論。聽說網路上有專家在『林森浩吧』登了有關文章作闡述。」也有不具名的網友將黃國強的電話號碼告訴林尊耀，提醒他快去道歉。

　　林尊耀始終不喜歡上海，他怕來上海碰到的是和林森浩永別。去年至今，除了兩次庭審時的幾次照面，林尊耀從未再見過林森浩，那些他想問兒子的問題，亦無從解答。

　　可事發後，替兒贖罪的十字架，從此就被套在了林尊耀脖子上。

　　林尊耀在上海乘地鐵時，總會站在面對車廂連接處的角落，他自覺會被旁人認出來自己是復旦投毒案嫌疑人的父親。有時候坐在小飯館裡，他感覺周圍人的眼光都帶著探究的意味，直直地指向他。有時，林尊耀甚至跟弟弟林尊榮說不吃了，轉身離開。

　　回家之後，林尊耀盡量少出門，他怕人議論。除了親人，少有人同情他很可能即將「喪子」，更多的是，「那個會讀書的林仔殺人了。」林家本族人對此事的同情也已經逐漸轉為不滿，「畢竟是臉上無光」。

　　這一年多來，林尊耀不是獨自思索案情，就是看電視，餓了才吃飯，不餓就不吃。他只看新聞和科技欄目。有時候在家裡悶得難受，林尊耀就在和平村中花園坐一坐，然後繞到和平鎮和谷饒鎮交界的谷饒路口走一圈——那裡認識他的人少。

　　至一審宣判前，林尊耀往返粵滬十餘次——林尊耀已記不清具體的次數，有幾個月是月月往返，都是紅眼航班或者長途大巴，這樣可以省點錢。每一次他都希望從律師那裡獲得更多的信息，卻總是空空而返。

　　去年4月後，黃國強暫停了在榮縣中學的宿舍管理員工作。「沒心思，有時也會接到法院通知，突然就要去上海」。黃國強往返川滬八次，為了處理黃洋後事，還有和復旦大學溝通賠償事宜。黃國強要求復旦為自己未能保管好劇毒藥品負責，黃家不能接受復旦說這是兩個成年人之間的事：「那幾千塊錢(學費)交給你們學校，你們就是有責任啊，你們就是代表父母管好他們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不滿。復旦方面表示，等檢方判定責任後，校方將承擔起應付的責任。但雙方就補償方案始終未能談妥。黃家也就不大來上海了，「上海是個傷心之地」。

　　「公道」就是「殺人償命」。判處林森浩死刑。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一審認定林森浩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審判決後，林森浩委託辯護律師提起上訴。

　　一審宣判的下午，林尊耀接到了唐志堅自薦的電話，覺得「他令人信任」，在兩小時的交談後，林父選擇唐志堅為二審代理律師。唐志堅後邀請「念斌案」的參與律師斯偉江加入。因為案情在全國範圍的巨大反響，此案的代理律師成了「香餑餑」，一審前林尊耀就接到近十個提出願意免費代理的律師電話，據稱，一位北京年輕律師向林家苦求代理資格，直言：「我要的是出名，求你給我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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