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化孕育於遠古，形成於「三代」（指夏、商、周三朝），周朝定型和成熟。禮樂文化，是中華各族人民在東亞這塊廣袤的土地上，與天地同德，與萬物和諧，歷經數千年自強不息創造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和歷朝歷代華夏子孫仁人志士永恆的價值追求，是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社會的強大精神支柱，也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承繼並予以新生的重大歷史文化遺產。

一、禮樂文化的形成

禮樂文化起源於中國夏朝以前的五帝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命舜攝政，「修五禮」；舜命伯夷為秩宗，「典三禮」；舜還任命夔為典樂，「教稚子」，「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史記?樂記》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但是，作為華夏文明的初創期，五帝時代還屬於禮樂文化的萌芽時期，或者說屬於華夏文明發展的神守時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別是西周才是中國禮樂文化的形成時期。

關於禮樂起源的因，古代經典多有論述，而以荀子所作《禮論》和《樂論》最為典型。荀子的禮源論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 荀子的樂源論是：「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

禮樂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密切相關。世代定居的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是禮樂文化產生和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這種經濟社會基礎與西方文明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游牧經濟和城邦社會基礎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華禮樂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區別：前者強調孝道尊祖與和諧合作；後者則強調信奉上帝與自由競爭。

從夏到商，五帝時代的巫祝文化發展至極盛並由盛而衰，與此相伴隨的是禮樂文化的孕育和成長。古代文獻的有關記載和大量考古發現，特別是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的出現及對其所作的研究，呈現出一幅從巫祝文化之稱盛到禮樂文化孕生、確立的歷史場景。《禮記·表記》記載，夏人「遵命」；殷人「尊神」。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因此而稱夏文化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為「尊神文化」。

在夏、商「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五帝時代，禮樂雖已萌生並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禮樂主要是作為輔助宗教性政治活動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就是說，那時的禮樂文化是籠罩在巫術宗教的氛圍中發展。周人則「尊禮尚施」。周朝伊始，周公將從遠古到殷商時的禮樂進行大規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為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即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並在其統轄範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禮記·明堂位》記載：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諸侯朝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這樣，從周初開始，禮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禮樂文化典籍，如《易》、《詩》、《書》、《禮》、《樂》，包括神、天與人文，典章制度、儀錶儀規與文化素養、思想風範等等；以此為基礎，禮樂文化發展成為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倫理的標準。周公的「制禮作樂」標誌著禮樂文化的形成，也標誌著在此之前很長歷史時期對禮樂文化的「自發」遵行轉變為對禮樂文化的「自覺」意識。從此，中國文化從神守時代發展到社稷守時代。

二、禮樂文化的思潮

周朝初期的禮樂為氏族貴族所專有，禮樂傳授在官府，亦「學在官府」。到了春秋時代，這種「禮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壞，即後人所說的「禮樂崩壞」，並由此引發春秋戰國時期禮樂文化思潮的興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動春秋戰國時期禮樂文化思潮興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後又有莊子、孟子，還有墨子、荀子、韓非子等諸子百家，在禮樂文化的思潮中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禮樂崩壞」的深刻原因，並系統闡述禮樂文化的內涵及其重大意義，史稱「百家爭鳴」，共同推動禮樂文化的發展和禮樂制度的轉型。

面對西周禮樂文化和禮樂制度的傳統以及春秋時期「禮樂崩壞」的局面，作為周朝守藏史官的老子不能不對此進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將禮樂的核心精神與其道論聯繫起來，以其道論來解釋周朝禮樂的精神價值，同時又以禮樂的內在意義來解釋其道論的價值內涵。具體來說，老子一方面繼承周朝禮的秩序和質樸的精神，同時繼承樂的和諧和寧靜的特質，另一方面又以道來給予這種精神和特質以新的解釋，因此，以道論來詮釋西周禮樂的內在意義，既有繼承也有創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禮樂文化精神的道家學說。道家的禮樂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經》中。

與老子同時代的孔子則從具體的禮樂規範中探尋和揭示蘊涵於禮樂之中的內在精神實質以及它對於社會、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進而形成高於具體禮樂規範的「仁道」的思想體系，並將其作為禮樂的理論基礎，使禮樂由政治上層的外在規定，變為包括為政者在內的所有人的自覺追求。他還刪述禮樂文化經典，由此創立儒家學說，成為禮樂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於出生於禮樂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國——魯國，因而對周朝禮樂文化和禮樂制度情有獨鍾。他不僅在理論上系統闡述禮樂文化，而且將他所闡述的禮樂文化普及於民眾。他開創學習禮樂文化的私學學派，並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學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教），而以禮樂為先。儒家的禮樂思想主要反映在《禮記·樂記》及其它相關文獻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禮樂文化思潮中興起的兩股主要的思想力量。這兩股思想力量不僅在當時，而且對後來中國的歷史發展，甚至世界的思想發展都產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禮樂文化思潮的興起和「百家爭鳴」的結果表明，「禮樂崩壞」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壞」，並不意味著禮樂文化的崩潰。所以，有研究者認為，自春秋以來，禮崩樂壞，表面上是諸侯僭越、破壞制度，實際上卻是社會發生變革，要求禮制進行適應性的調整。經過這次禮樂文化思潮和「百家爭鳴」，不僅徹底改變了「禮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經過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的爭鳴和解釋，禮樂文化的內涵和精髓更進一步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因此，這次禮樂文化思潮和「百家爭鳴」進一步確立了禮樂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三、禮樂文化的內涵

周朝形成並經過諸子百家解釋的禮樂文化有兩層含義：一為禮化，二為樂化。所謂「禮化」，就是人的外在行為規範的建立；所謂「樂化」，就是人的內在精神秩序的培育。什麼是禮？什麼是樂？儒家經典《禮記-樂記》、《禮論-樂論》以及司馬遷的《禮書-樂書》都有記載：「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禮化」的作用在於區別次序，「樂化」的作用在於協調上下。因此，秩序與和諧是禮樂文化的主旨。禮樂文化經典對「禮化」和「樂化」的不同特性與功能多有論述，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再如：「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又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還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禮化」和「樂化」是《易經》所揭示的萬事萬物所具有的「陰陽」二象特徵在人身上的表現，其中「禮化」為陰，「樂化」為陽，「禮化」為實，「樂化」為虛，「禮化」的意義在於外在的社會秩序，「樂化」的意義在於內在的情感和諧；二者相輔相成，一體兩面，相互促進，相互轉化。因此，「禮化」和「樂化」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標誌和本質特徵，其中「樂化」這一特徵的地位又高於「禮化」，所以，孔子認為，人成為人的過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四、禮樂文化的發展

從秦朝開始，中國進入長達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帝國時代。在這兩千多年間，禮樂文化始終是中國曆朝歷代治理和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中華各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秦漢之際是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禮樂文化發展的第一階段。秦朝以前的春秋戰國和秦朝初期更信奉法家，實行「霸道」。漢朝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逐步實行禮樂之「王道」之術。漢朝初年主要遵循老子道家的禮樂學說，到漢武帝時期又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將孔孟儒家的禮樂文化思想確立為其治國理政的統治思想，由此推動禮樂文化在大一統帝國時代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從此以後，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洗禮的禮樂文化就正式成為大一統帝國時代的主流思想。

漢朝滅亡之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之際，是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禮樂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其突出特點就是禮樂文化思想和體制的「系統性、完整性與豐富性」，並使兩漢時期開始從印度逐步傳入中國的釋家佛學與老莊道學和孔孟儒學一起，形成「三教並立，共同發展」的局面；甚至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老莊道學和釋家佛學的地位優勝於孔孟儒學：魏晉年間就出現道學興盛和儒學門庭冷落的情況；南北朝和唐朝初年的「尊孔讀經」，也不足以與當時興盛著的老子道學和釋家佛學相抗衡；唐朝太宗年間皇帝支持玄奘「西天取經」和佛學的廣泛傳播和影響遠遠大於儒學。但無論偏愛儒學，還是偏愛道學或佛學，都沒有從根本上影響禮樂文化思想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隋唐時代對「三代」以來禮樂發展的成果進行全面總結和創新，使禮樂文化發展到又一個高峰。

唐朝滅亡後的五代十國和宋、元、明、清，是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禮樂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其突出特點就是儒、道、佛三家成為並立承載中國禮樂文化思想的主要流派。這三個並立的流派在禮樂文化思想的範疇內「爭鳴」和「交流」，促進禮樂文化在更深的層面上繼續向前發展。從宋明「理學」到明清「樸學」、「實學」或啟蒙思想，孔孟儒學在總的方面要優勝於老莊道學和釋家佛學的地位。從地域範疇來看，這個時期禮樂文化發展的重心逐步南移。從五代十國到南宋立國，隨著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其禮樂文化發展的重心也從北方轉移到南方。這一時期的儒學大家如宋明之際的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和王陽明以及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幾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他們繼承並發展了長期植根於北方地區的禮樂文化體系，並使其具有鮮明的南方特色。禮樂文化重心的南移，形成了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禮樂文化發展的第三個高峰。

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禮樂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再加上「三代」時期禮樂文化的形成階段，中國禮樂文化形成和發展共有四個大的階段，並有四個高潮：西周時期，秦漢之際，隋唐之際，宋元明清之際；還有四個低潮：春秋戰國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鴉片戰爭爆發以後。四個階段共有四千餘年歷史。「三代」以前的巫祝文化就是禮樂文化的前身。因此，一部中華文明史實際上就是禮樂文化發展史。

五、禮樂文化的新生

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工業文明的進入，使產生和發展五千多年的禮樂文化這一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自那時以來的一百多年間，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明與以宗教文化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之間孰優孰劣，始終是社會各界志士仁人持續爭辯的永恆話題。

鴉片戰爭爆發後的晚清之際，既有因循守舊、不思變革的頑固保守派，也有全盤西化、崇尚變革的革命派，還有介於二者之間，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或其變種——變法維新派。由於哪一派都沒能佔據中國社會的主導地位，因此，滿清皇朝在西方工業文明進入中國之後半個多世紀就迅速瓦解。「國將亡，本必先顛」，清朝不能繼續堅持和運用自己固有的邦本理念即禮樂文化精神，因而必然走向滅亡。

清朝滅亡後建立的中華民國依然無所適從。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是一個融匯東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雜燴，對於到底是走東方之路還是西方之路，抑或以東方之路為主，西方之路為輔，或者反之，其方向並不明確；總是時而向東，時而向西；既向東，又向西，搖擺不定，因而造就了蔣介石和宋美齡，這樣一對既皈依西方文化精髓耶穌基督、又信奉東方文化精神儒家孔孟的夫妻，來領導這個邦本不明的中華民國，其前途和命運不言自明。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從西方引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承繼中國幾千年來固有邦本——禮樂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並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主要是受蘇聯和美國所代表的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在全世界競爭形勢的深刻影響，中國共產黨曾經走過一段彎路，但很快就調整戰略方向，在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21世紀開始以來，中國共產黨提出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出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必將推動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禮樂文化獲得新生，並走出一條超越西方工業文明的康庄大道，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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