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捐助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解決硬體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 自1985年以來，邵逸夫通過邵逸夫基金，連年向內地教育捐贈鉅款建設教育教學設施，迄今贈款金額近47.5億港元，建設各類項目6013個。
2014年1月7日，香港影視界的傳奇人物邵逸夫辭世，享年107歲。
這位寧波籍鉅子用一生打造了邵氏、無線兩艘電影、電視巨艦。不過比這更為宏大，也更具人格力量的，是他那一望無垠的慈善王國。
這個王國的版圖席捲全中國，在中國內地的好幾代人當中，很多人最初都是通過以邵逸夫名字命名的教學樓而得知了這位巨人的存在。
邵逸夫在內地的捐贈多數投向教育。中國教育部官網1月7日的消息顯示，自1985年以來，邵逸夫通過邵逸夫基金，連年向內地教育捐贈鉅款建設教育教學設施，迄今贈款金額近47.5億港元，建設各類項目6013個。
47.5億元凝成的教育資產
這些贈款投向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大中小學、職業技術學校及師範學校，用於興建教學樓、圖書館、科技樓、體育館、藝術樓、學術交流中心、研究中心等。在過去近30年裏，它是支持中國教育普及的重要民間力量之一，數以千萬計的內地學生從中受益。
「邵逸夫基金教育贈款項目是當前海內外愛國人士通過中國教育部實施的持續時間最長、贈款金額最大、建設項目最多的教育贈款項目。」教育部副部長郝平評價說。
在1月7日邵逸夫逝世當天，中國多個省份都在盤點他留下的慈善遺產。
在東部發達的江蘇省，中國江蘇網報道稱， 1986年以來，邵逸夫基金會捐贈江蘇大中小學項目超過140個，捐贈資金超過2.1億港元(約1.6億人民幣)，項目涵蓋部省屬本科院校及中小學。
在另一個富庶省份浙江，邵逸夫也留下豐厚的教育財富。當地教育廳統計顯示，從1986年起至2012年，邵逸夫基金向浙江各級各類學校捐贈25批次共計26460萬港元，受惠學校130餘所，其中大學13所，共獲捐贈資金16700萬港元；中小學120餘所，共獲捐贈資金9760萬港元。
「邵逸夫先生及邵逸夫基金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浙江大學的發展，以前就向浙江大學捐建了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是通過JCI國際醫院評審的公立醫院。」1月7日，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副祕書長顧玉林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介紹說，邵逸夫基金給浙大的最新一次捐贈是2013年3月，捐贈2億港幣支持浙江大學邵逸夫醫療中心和邵逸夫醫學研究中心建設。
「據我瞭解，2億港元是邵逸夫基金會向內地高校捐贈的單體項目資金中最大的一筆。」顧玉林說，「邵逸夫基金會對我們運營的模式和管理比較滿意。」
在中部省份江西，省教育廳一位官員表示，由於20多年來，邵逸夫基金會在江西捐贈的時間週期性長，範圍很廣，目前全省對於邵逸夫基金會捐贈的匯總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
「在江西的捐贈項目一般是通過江西省教育廳和江西省慈善總會向邵逸夫基金申請的，但也有些捐贈沒有通過我們這邊，而是縣裡直接申請或基金會選定的，吉安遂川縣逸夫小學就是基金會選定的。」這位官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上世紀90年代以後，為配合國家西部開發戰略，邵逸夫基金重點轉向支持西部的大中小學的教育設施的建設。人民網1月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重慶自1989年至今，接受邵逸夫基金會捐贈項目共計189個，其中高校11個，中小學178個，捐贈總額達12515萬港元。
湖南樣本：邵氏項目的財務鏈條
邵氏基金在內地有明確細緻的捐贈標準和原則。湖南省教育廳在2004年下發的一份文件中提及，邵氏基金贈款的原則，接受捐款的學校類型和贈款金額分別為：村小，10萬-20萬港幣；完小，40萬-60萬港幣；中學，60萬-80萬港幣，贈款資金只能用於新建教學設施，不能用於維修和改造。建設項目類型應為：教學樓（房）、圖書館、實驗樓等，不包括宿舍、食堂和體育館。
湖南省教育廳的另一份文件還曾提及，邵氏基金資助方向為縣級（含縣級）以下完全中學和高級中學，要求在校學生人數不少於1800人，興建的教學樓、實驗樓規模在3000平方米以上；農村初級中學和九年一貫制學校，要求學校在校學生人數不少於900人，興建教學樓、實驗樓規模在2000平方米以上；特殊教育學校或全日制完全小學，要求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分別不少於100人和300人，興建教學樓的規模在1500平方米以上（可含實習場所或學生宿舍）。
邵逸夫在內地的捐贈項目，多採取捐款與項目單位資金配套的方式，1月7日，教育部一位知情官員稱，邵逸夫捐贈的大樓並不是每一座大樓都是全額捐贈的，捐贈比例不全相同。
這一模式從捐贈之初就奠定下來。比如1986年，邵逸夫首批捐贈內地11所大學1.1億港元（各捐款1000萬港元），用於建造圖書館、教學樓、科學館。其中包括南開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新圖書館、浙江大學邵逸夫科學館等。
以上11所大學都分別接受了邵逸夫贈款1000萬元港幣，每項工程再由國家教育委員會或省市地方政府撥款若干萬元人民幣，或自籌資金若干萬元人民幣合資建成。
而在中部大省湖南，當地政府2007年曾下發一份《關於申請邵氏基金贈款第二十一批基礎教育項目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為本期批准的邵氏項目提供不低於1：1比例的配套資金，並於9月5日前將足額配套資金匯入省項目辦專戶，配套資金於項目開工後返回。
隨著內地慈善版圖的擴張，邵氏基金在內地捐贈項目的管理日臻規範和完備。如在湖南省教育廳2004年發布的《邵氏基金贈款中小學項目建設管理規定（試行）》中，專闢一章規範邵氏項目的資金管理。內中詳細規定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門向省教育廳提交邵氏基金撥款申請時需遵循的具體流程，甚至包括需提交的工程進度照片的尺寸等。
關於邵氏捐贈項目的命名，這份管理規定要求，工程竣工後的建築物上須標示「逸夫××樓（館）」名。同時規定：「經項目建議書確定的項目名稱、規模設計不能改動，命名也不能改變。如有特殊原因確需變更的，必須逐級上報，經省教育廳批准，報教育部港澳臺辦備案後方可變更。」
從「吝嗇鬼」到慈善偉人
1970年，一位63歲的電影公司總裁每天都開著勞斯萊斯豪車從香港一家敬老院門前經過。他的這一舉動刺激了院內一位約摸同齡的貧苦老人：某一天他大膽地寫了一封信給那位電影大亨，希望電影大亨能夠資助一下。沒過幾天，他收到了電影大亨寄來的支票，不過數額只是區區500港元。
這是當時刊載於《南北極》雜誌的一則笑話，極力嘲諷這位電影大亨的慳吝本性。但是30年後這位電影大亨卻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慈善大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學校和教學樓遍佈大江南北。這位電影大亨就是邵逸夫，於2014年1月7日逝世，享年107歲。
自1957年創立「邵氏」基金會以來，本著「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人生信條，邵逸夫從事慈善事業，但是在1972年之前規模並不大而且頗具爭議。
1972年是邵逸夫從事慈善事業的轉折點。這一年的10月4日，邵逸夫剛好66歲，他在家中排行老六，按照迷信的說法，66歲是邵逸夫的劫難之年。邵逸夫對此頗為焦慮，請來好友李迪幫他消災解難。這一年，他順利度過，但他的生意對手卻連連失利。
此後，邵向李請教長壽之術。李迪告訴他：「做事業的人,爭強好勝沒什麼不妥。商場如戰場，同對手講不得仁慈，但你在別的地方可以大講仁慈。」他還以猶太人哈同吧舉例——「石頭縫裡能榨出油來的吝嗇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資助落難的猶太人，在西人圈子裡頭頗有好名聲。」李迪說。
邵逸夫由此明白，做善事，花錢不多，美名卻不少，人活得痛快，自然就會長壽。邵逸夫在次年捐獻50萬元港幣給香港蘇浙公學，這是他第一筆鄭重其事的捐贈。此後，邵逸夫在1997年，捐贈600萬港元興建「香港藝術中心」。
這一時期邵逸夫的主要捐贈地是香港，捐贈項目為邵逸夫在香港贏得一定聲譽。邵逸夫於1977年獲得英國女王冊封的爵士勛爵，成為香港娛樂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但是他慳吝的商人本性並未改變，還曾被下屬員工和當地媒體質疑，前述笑話即是一例。
「作為慈善家的邵逸夫並沒有看淡金錢，大徹大悟，捐贈動機仍停留在花錢消災、祈福長命的層面。」浙江外國語大學教師陳近在一篇論文中對於這一階段邵逸夫的捐贈助學行為如是總結。
邵逸夫捐助理念徹底改變的或許源於他三哥邵山客的病逝。
邵山客患有中風，於1985年在新加坡逝世。直至逝世，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都不太好：對員工太吝嗇，對公益慈善貢獻太少。隨著邵山客的去世，他把巨額財富帶進了棺材，口碑也就定型了，「吝嗇」的形象再也無法改變。
「邵逸夫不願步三哥的後塵，他想在有生之年改變他長年累月已經定型的吝嗇形象。」《邵逸夫傳》的作者祝春亭、祝敏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邵逸夫對錢財不再熱衷，開始萌發捐錢辦學及提高醫療水平的念頭。」
當年，邵逸夫向內地捐出第一筆1億港元的款項，用於資助內地師範院校興建圖書館和科技館。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贈34億元用於發展內地的教育事業，資助項目分佈在全國31個省份，被譽為「新時期中華捐資助學第一人」。
這一階段，邵逸夫的捐贈力度更大，超過上億元的捐贈項目比比皆是。捐贈地點不僅僅侷限於香港，輻射至中國臺灣、澳門及大陸，甚至對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都進行無償捐贈。
以控制的財富而論，邵逸夫不及李嘉誠和霍英東；但是他對慈善公益的貢獻，絕不亞於李嘉誠和霍英東。因此，1990年代以來，對於邵逸夫的捐贈，香港輿論不再是毀譽參半，而是將邵逸夫評為香港富豪的「道德標杆」。
「隨著自我覺醒程度的遞增，捐贈行為日益成為一種由內而外的自覺行為，納入邵逸夫的生命和血液中，勃發出無限的生機，彰顯著人性的高尚與無私。」陳近在研究邵逸夫捐資助學的心理歷程後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邵逸夫對故鄉寧波頗具鄉土情結。統計數據現實，1987年以後，他對寧波的捐資助學金額超過4000萬元，約佔他對國內捐資助學金額的1%。在香港，他也因為捐資蘇浙公學而被蘇浙旅港同鄉會選為「永遠榮譽會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邵逸夫的慈善捐贈主要還是以建造圖書館、教學樓等硬體設施為主，輔之以對科研的獎勵。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最缺的就是硬體設施，邵逸夫的捐助解決了這一問題，對中國的教育事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鄧國勝說。
根據《香港邵逸夫基金內地教育事業贈款項目管理辦法》，不論是高等教育領域還是基礎教育領域項目的申請，都要經教育部聘請的專家對申報項目進行評審，並向邵氏基金推薦。
上海交通大學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邵逸夫對內地高等學校和基礎教育的捐贈，都是通過香港邵逸夫基金實施的，而在實施過程中，與我國教育部建立緊密合作，這是民間慈善基金會與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國學校辦學條件的典範。
「這給內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啟迪：民間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門形成合力，各司其職，推動教育進步。」熊丙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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