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唱晚

——中国八大古都的忧伤与宿命

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一个王城的成长轨迹　这是一个充满宿命感和飘忽感的都城。如果从周武王克殷算起的话，北京建城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了。但是，在地理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为什么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间，北京却始终只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为国家的首都呢？

　　脆弱紫禁城　紫禁城就这样一层层地被围裹着、一道道地被圈护着成为城中之城。而整个北京城似乎变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设施完备、防御严密的巨型工事。既然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攻破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帝都呢？

　　王城背后的王府兴衰　有王城必有王府。王城的兴衰必然导致王府的兴衰。反之亦然。数百年来，王府井的沧桑沉浮折射了一个王城的厚重与悲凉。

　　当城墙成了"活化石"

　　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帝都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固然，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御功能对一个城市是起决定作用的，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兵器的发展。古代城墙的防御作用已大为减弱。一个帝国结束了，而帝国的城墙也终于成了"活化石"，只能在风中孤立无言。

　　最后的国子监　考生中了进士，官府没钱刻石碑，结果是进士们自己掏钱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搬入国子监，与其他的进士石碑立在一起。帝都文化斯文扫地如此，王城怎能不唱晚？

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　

悲情之城　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动荡战乱，都会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城市建筑，甚至为了显示征服者的胜利，摧毁前朝文化和扫荡前世影响，不惜动用非理性的残酷报复发泄让都城全部毁灭，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被征服者心理震慑。长安终于大难临头。

　　城墙的宿命　西安的城墙是青色的，刻满了风霜与沧桑。可以说，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古书函般，都是解读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站在城墙上听风吟唱，世人会很容易理解西安这座城的厚重与悲凉。

　　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西安曾经是中国厚重历史的巅峰，但是当时光漫流，古时的辉煌不再，留给现世的只剩下残破的城墙，荒废的文物，以及西安人对历史的沉迷与眷恋。西安到处存在着历史的气息。这气息在残破的街道，在一声声的鼓声和钟声，在人的行走间，更在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秦腔遥远　数千年来，秦汉雄风，盛唐气象，裹挟着古老而沉重的大秦之音，艰难地行走在庙堂和民间的话语之间。只可惜，到如今这只能是王城唱晚了，真正的王城唱晚。今天的秦腔已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因为秦腔芳华已逝。

　　帝都尴尬　作为一个典型的废都，一直以来王城的命运与遭际对这个城市人的心态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王城唱晚，王城人内心的感受难与人言。在自负与自卑之间，一个曾经的帝都尴尬毕现。

南京：可疑的王气　

南京往事　南京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称有44个，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变化，往往都联系着改朝换代荣辱兴衰。如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六朝金粉，实际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断上演的颠覆与再颠覆的悲喜剧。

　　王气与历史悲喜剧　"一国亡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郑板桥的一句话道出的正是金陵的亡气。南京既在"金陵王气"的氛围中书写自己的历史，又在人们对"金陵王气"的讥嘲中饱受奚落。从王气到亡气，南京演绎了一个王城的命运。

　　那些伤感的时代遗痕　南京，这个王气不旺的六朝古都，经历了历史的悲欢变迁，现在，只是一个苍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英雄一去豪华尽"，所以朱自清会说："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的遗痕。"

　　六代豪华春去也　虎踞关位于清凉山东侧，名与龙蟠里相对。不过作为首都，南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为中国历史贡献一代又一代的亡国之君罢了。废都南京城下，几多白骨，几多劫灰。

　　帝都斜阳，今天的南京依然拖着长长的历史的阴影。老实平淡的日子遮住了过往的辉煌，这跌落是如此之大，好比从前是门庭若市，现在是朱门深锁。王城终于衰落。

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　骄傲难以承受衰落之轻　洛阳的骄傲，来自于十三个朝代的繁华烟云，来自于牡丹花开的富贵灵气，或者源自道学、理学等发祥地的大智慧。这种骄傲，其传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而难以掩饰的则是帝都斜阳的落寞与忧伤。尽管牡丹富贵依旧，龙门石窟的历史尘烟仍在。

　　中国之城　洛阳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三教祖庭"，而且也是玄学和理学的诞生地。玄学诞生并兴盛于洛阳。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当重心错位时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许多帝王出于巩固江山的考虑，往往不惜代价经营洛阳，但在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后，　洛阳做为国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洛阳衰变　"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当最后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时，也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了。

　　一个人与一座城　让我们进入洛阳的历史细节部分，了解一个城市的曾经的人文理想吧。洛阳曾经是司马光的洛阳。这座城市见证和承载了一部巨著的问世。这部巨著与这座城市的辉煌交相辉映，可谓光耀古今。

开封：世间已无开封城　

六座开封城　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十余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东京城距地面约８米，金汴京城距地面约6米，明开封城距地面5米左右，清开封城距地面约3米深。层层叠压起来的6座城池，立体地展示了从唐代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间，开封城的沧桑与悲情。

　　从开封到纽约　开封城的沧桑与悲情不仅震撼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

　　此城只堪成追忆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清朝末年修建京汉铁路时，张之洞大笔一挥，铁路线绕过开封拐到了郑州，这给了开封最后一个致命打击，使得开封最终沦落为一个二三流城市。

　　帝都最后的象征　曾经的繁华，刹那间是残垣废墟，当年的血泪，最后是只语片言，通通掩埋在千年的浮尘之下，消失在遥远的时空当中。千年后，人们能看到的，也只有这座孤零零的铁塔，冷峻伫立，隐忍不语，并由此成为一个帝都最后的象征。

　　帝都余味　走到今天，当年那个如此风光的都城，究竟还有什么现实的存在让我们去体味曾经的繁华呢？冰冷的铁塔不语，火热的开封小吃却热情洋溢，似乎还在向世人提示往日的荣光。当帝王远去，帝都残败，千年的美味依然不变。这是一个帝国永远的饕餮，这是开封人唇齿间千年不变的记忆。

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　

都城记忆里的晨昏明暗　太多太多的前朝寺庙，太多太多的都城往事，密密地聚集在西湖周围的山水中，树丛间，道路旁，使得杭州，似乎永远是人间的天堂乐土。活跃在这片乐土上的，有东坡这样的名士，柳永这样的才子，有林和靖这样的隐者，苏小小这样的名妓，有岳飞这样的将军，弘一这样的法师......历史在这里凝缩，传说在这里会聚，而存放在一个都城记忆深处的晨昏明暗，又有什么能够取代呢？

　　别一种视角　如果从自然地理环境角度解读一个都城的兴衰荣辱的话，杭州城的演变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现如今，站在吴山上，俯瞰山脚下万家灯火繁荣依旧的城市，千年只不过是一瞬，南宋都城的万千气象仿佛就在眼前，让人心旌动摇，唏嘘不已。

　　失落的城门，王城依旧在，只是没了维护王者尊严的城门－－南宋以前，杭州有旱门十三，水门五个。自元、明、清以来，杭州城已固定为十个城门，但是几经沧桑，杭州昔日的城门现在均已湮没，只剩下古城门遗址的石碑。

　　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　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杭州可能是最柔弱不堪的都城了。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南宋共九帝，其中病死的6帝，国亡跳海而死的1帝，在元军追击下惊吓而死的1帝，被俘后又被冤杀的1帝。可谓可怜之都必有可恨之主，这些懦弱的皇帝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个都城的命运。

　　

郑州：遥远的绝响　

一座庙与一座城　现实中的文庙却只能寂寞委屈地活着，它几乎被郑州人遗忘了。这种精神性的遗忘在郑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可以说是致命的。郑州缺乏故事，缺少细节，缺少风情，缺少韵致。最重要的，郑州人缺乏记忆。他们遗忘了3600年前的那段历史，那段贵为国都的历史。

　　3600年前的尘埃落定　3600年前，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起步。没有人怀疑它已历经千年风雨，没有人怀疑它曾坐拥钟鸣鼎食，没有人怀疑它承载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气度，没有人怀疑它铸就了青铜文明金声玉振的蔼蔼华彩，尽管它已沉默数千年。

　　都城之殇　由于郑州为都年代距今太远，历史的尘埃终究掩埋了其夺目的光辉，这是一个幼年中国时代的都城之殇。而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只见后3000年文化古都，而不见前2000年文化古都的缺憾。

　　中原大宿命　尽管郑州是一座古都，但市民却很难形成一种对郑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失落和迷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郑州。郑州为何衰落至此？其实说到底，郑州衰落是数千年来中原衰落的大背景造成的。当南京、北京先后崛起，当洛阳和开封风光不再时，郑州也只能是怆然无语。

　　有两个人　很多年以后，郑州依然会记得在其城市命运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两个人：伊尹和冯玉祥。这两人身上典藏着郑州故事，散发着郑州魅力，携带着探究国都郑州的窥镜和锁匙。特别是伊尹，是他在黄河南岸，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策划了郑州市最初的母体，开创了郑州城这个未来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地区的人类大型聚居地的历史。

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　

三千年前是帝都　激荡的洹水没把商王那"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宫殿夷为平地、变为河川，但岁月的河流却把辉煌的殷商之都冲刷成为殷墟，把它打扮成华北大平原再普通不过的烟村草树，３０００多年前的都城化为大地之表的一个叫"小屯"的村子。

　　都城命运史　在都城的命运史上，历史还安排安阳演绎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局。1909年，袁世凯隐居洹上，韬光养晦，以此发迹逼清室逊位；并在民国革命大潮中当起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结果仅在位83天一命呜呼归葬安阳。这个意外却戏剧性的结局使安阳不仅成为中国第一都城，也埋葬了最后一个"皇帝"。

　　碎片或传说　安阳，一切都像我们所知道的，当年作为殷商的都城，随着商纣王在朝歌的鹿台上满身缠绕了流光溢彩的珠宝玉衣而自焚的火焰的熄灭，留给它的只是破坏殆尽的一片废墟；而在此后的两千年中，安阳从来没有在达到诸如商都那样的鼎盛与炫赫。那些曾经灿烂的文明，在今天只能以碎片或传说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甲骨文的重量　假如甲骨文没有被发现，安阳也许真的只能够残存在历史的底稿里，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陪都。但是甲骨文改变了这一切。有了甲骨文，三皇五帝的种种丰功伟业不再是空口无凭的稗官野史。甲骨文，那些刻在兽骨龟壳上的文字所记载的，是中国真实历史的开始。

　　古都之父　《周易》是以占筮的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是讲变通的哲学，但是它却没有推测出其诞生地的兴衰荣辱。现如今，在中国八大古都中，只有殷墟消失得最彻底。所谓大道无言，想来真是不无道理。

　序言　穿越城墙

穿越城墙　

穿越尘封的历史和岁月　

把手伸向时间深处　

抚摩历史的额头　

穿越城墙　

王城帝都的嬗变和兴衰　

在长叹与幽思中　

全部化作　

纸上的忧伤　

－－海默《穿越城墙》　

在那些遥远的朝代，一个个王朝的辉煌与衰落总是起于都城，又止于都城。

　　穿越中国八大古都的城墙，去寻找王城帝都嬗变的轨迹和兴衰的密码。在中国八大古都的脸上，前世的沧桑与和今生的魅影挥之不去。

　　每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我把都城定在哪儿。

　　中国都城历史悠久，它既是王朝兴衰的标志，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上溯到奴隶社会时代，在黄河流域就出现了许多封建王朝的首都，这些都城都是当时的人气鼎旺的大型部落。如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到16世纪）始建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尔后数易其都；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到11世纪），始建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尔后亦数易其都。它们是我国最早的古都。自西周伊始，各地城市迅速发展，仅根据六世纪初期成书的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一书的记载，上起夏商，下迄北魏，中国城邑数量即达3000余处。

　　实际上，"八大古都"的说法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说法是"五大古都"，它们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上世纪30年代经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提议，将杭州加入，于是有了"六大古都"的说法；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提议，再将安阳加入，于是成为"七大古都"；2004年在"郑州商都3600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上，与会的1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论证，一直同意将郑州加入，于是"八大古都"的说法尘埃落定。由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八大古都》丛书编纂工作也同时启动。

　　在中国古都城的迁移路线图上，"水"曾经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商时期的国都就依黄河支流而转移。秦在咸阳建都100多年间，依赖渭河、黄河航运，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并进而统一了全国。秦朝以后各朝代的首都选择，日益显示出政治和经济双重考量的因素。中唐以后由于气候的变迁，黄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建东都洛阳。西汉时期，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定都长安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到了东汉，匈奴的政治威胁降低，而广阔的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于是，东汉的首都定在了洛阳。唐朝一统天下，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突厥，因此，首都又选择长安就顺理成章。赵匡胤建立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合理取得天下，而不是政变。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进犯，南宋不得不选择相对安全一些的杭州。朱元璋定都南京是出于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考虑。而元朝和清朝相继定都北京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权，如果不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多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巨大威胁，所以他们选择了兼顾南北的北京作为首都。

　　从一个个建都的历史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但那只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开始各有理由，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大都逃不出"悲剧"二字。

　　这是因为都城太过重要。都城，承载着王气，承载着风水，承载着文明嬗变的脉络，也承载着王朝兴衰的密码。都城对于每个朝代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都城一旦改变则意味着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会对一个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对都城自身而言，它的辉煌与宿命总是与一个个王朝的辉煌与宿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是个首都型的国家，首都的历史长度往往就是朝代或国家的历史长度，改朝换代不仅影响了朝代的命运，还影响了都城的命运。

　　第5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

　　现如今，除了仍然做着首都的北京外，其他古都都已辉煌不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面对古都我们不免涌起巨大的沧桑感，现实的选择，历史的选择，都让一个个都城故事显得分外凄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一座有隐痛的城市，现如今，她的隐痛全埋在城墙里面。西安之所以有隐痛，是因为她有往事－－长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积如山。这座城曾经太磅礴，真可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难掩其昔日的风采。一千四百年前的这座古都，面积是现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宫，是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三倍。盛唐时代的长安城，还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在今天，哪怕在西部，西安已经不能称老大了，更遑论全国。

　　南京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称有44个，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变化，往往都联系着改朝换代的荣辱兴衰。如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六朝金粉，实际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断上演的颠覆与再颠覆的悲喜剧。大悲大喜，悲喜相续，历史在这里翻过的每一页都过于跌宕，每一页又翻得过于急促。现在，经历了历史悲欢变迁的南京只是一座苍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

　　洛阳，一座骄傲而又难以承受衰落之轻的城市。洛阳的骄傲，来自于十三个朝代的繁华烟云，来自于牡丹花开的富贵灵气，或者源自道学、理学等发祥地的大智慧。这种骄傲，其传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而难以掩饰的则是帝都斜阳的落寞与忧伤。现如今，洛阳早就繁华不再，垂垂老矣。

　　回首开封，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里，它以国都、省会、普通州府以至废墟的面目不断变幻。这里曾有过信陵朱亥的大梁悲歌，李白杜甫的梁园长吟，五代纷争的金戈铁马，以及东京汴梁的大宋繁华。同时这里也有过数不清的兵灾水患，天灾人祸。开封城的沧桑与悲情不仅震撼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

　　还有杭州......，还有安阳......，还有郑州......

　　老枪新著《王城唱晚》一书倾情讲述了"中国八大古都的忧伤与宿命"，融学术性、文学性和批判性于一体。不仅详尽叙述了中国八大古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更重要的是，以反思的视角和批判眼光，对八大古都的困境与尴尬、忧伤与宿命、现实与未来进行了条分缕析地冷静地思考和解剖。如今，古都亦换新颜，本书的出版，无疑将重新激起人们对这些古都的热切关注，进而推动这些古都的繁荣和发展。

　　接下来，我们抓紧要做的事情是，穿越城墙，穿越历史的城墙和心灵的城墙，从一座座王城的凄美故事来解读王朝兴衰的密码，进而感悟中国八大古都自身的忧伤与宿命。

　　是为序。

　　（海默，男人、诗人、出版人，城市比较文化研究学者，著有《中国城市批判》等，现居北京）

　　

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一个王城的成长轨迹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王城北京的国都史依旧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了宿命感和飘忽感的都城。如果从周武王克殷算起的话，北京建城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了。其实从它诞生之日起，北京的王者气象就令人有所期待。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之间，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南面是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渤海，成为拱卫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处于北京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间，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

　　但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在地理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为什么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间，北京却始终只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为国家的首都呢？是什么阻碍了北京的王者气象在2000多年的时间向度中不能灿烂生发呢？历史老人究竟给了北京这个城市怎样的玄机呢？

　　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时，北京是周朝分封的蓟国，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燕国吞并蓟国，成为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因为燕国的关系，又叫燕都、燕州、燕京等等，后来也称幽州。假如当时统一中国的不是西边的秦国而是东边的燕国的话，那北京很可能从那时起就变成政治经济和所有一切的中心了。

　　第6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2）

　　但历史没有假设。燕国最终没有统一中国，西秦统一了中国，这样，在后来的上千年里，长安和洛阳就成了中国的中心。燕国不但未能统一中国，实际上燕国君臣们连统一中国的梦都没有做，因为整个战国时期燕国最弱。

　　但接下来，历史似乎成了必然与偶然交汇的游戏，变成了一系列鬼斧神工般的误会与巧合。

　　在众多王朝开创者与继承者的目光审视与隐秘思考中，北京经历了不断地浮出水面却又渐行渐远的过程，直至不经意间悄然回头－－那是这个后来注定要喷薄而发的都城的惊鸿一瞥。

　　而这一切，最终构成了一个王城的成长轨迹。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自立为大燕皇帝，但两年不到，他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也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就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只可惜金中都只维持了五十年，北京这个都城在他的童年时代注定要见证刀光血影，要经历屈辱和恐惧。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刚刚即位的金宣宗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大概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但是忽必烈很快就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常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月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了，投入的人、财、物力暂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张柔判行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初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第7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3）

　　可以说在都城北京的命运史中，忽必烈是个绕不过去的"贵人"。那么，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今天分析起来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忽必烈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然，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第二，忽必烈毕竟是蒙古人，有他独特的战略考虑。凡漠北关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始终对发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视之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尽管设在汉地，但却不宜过分远离大后方，以免险生不测时进退失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远见，一百年后当徐达、遇春的军队挟风雷之势直逼燕京，元顺帝能带着子孙嫔妃及扈从兵马从容北遁，就是因为大都去口外不过百数十里，倘若都城远在南方，就决不可通过人烟密集的汉族地区而逃归漠北，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元政权和鞑靼王国了。

　　第三，高寒地区的民族怕热不怕冷，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唐时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就自动撤军，后晋时契丹进占开封，也只住了三个月，水土不服无疑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辽太宗）全胜班师时就说过"汴州炎热，水土难居"的话。蒙古人抗热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为此他们才会在每年四月到八月不辞车马劳顿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热，而且离上都也较近，不失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当时北京具有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水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再加上战乱等原因，凋敝的农业经济很难承受起一个帝国首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赵匡胤当年统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从开封西迁，先洛阳，后长安，分两步走。但最终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故都"京邑残败、宫阙不修；年食不充、畿内民困"。当然，开封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迁徙之费，二享漕运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达。在忽必烈时代，元大都地区堪称水源充足，而且他身边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大师－－郭守敬，郭守敬不单是修凿多条渠道，在畿辅周围灌田万顷，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带的泉水引入积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东拐，直达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从此，江南的粮食就可以从河道或海道一直送进北京城内。忽必烈看准了水是保持大都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发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废都、故都渐渐地不能望其项背了。

　　然而，统治中心远在北隅，对南方汉人而言却是顾虑重重。从江淮起家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把国都建在北京，这倒并非因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顾历史，从未见过汉人大帝国把统治中心放在偏远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决心定都南京，这里毕竟是他的老窝。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南京作为大明帝都只维持了五十二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之后，他突发奇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时叫北平府）去。

　　不过，朱棣的迁都计划并没有一步到位。虽然1403年（永乐元年），他就宣布建立北京，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但这只是让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号为京师，也就是首都。不过北京这个陪都不同寻常，它一开始就建有一整套的政府机构，设有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等等。所谓"行"，就是中央派驻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综合机构，设尚书两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体业务，由郎中等官员分工负责。

　　到了1406年（永乐四年），朱棣开始在北京大兴土木。因为规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费时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确实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贡献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环以内城池宫室的规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第8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4）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天，朱棣迁都到北京，北京改称京师，老京师变成了陪都南京（应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后，只活了三年半时间就在征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朱高炽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许多政策（包括都城北迁），他一即位就宣布要还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师称号，北京都司也复称行在。不过，他皇帝当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儿子朱瞻基继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庙号宣宗）在位十年，既没有取消他父亲南迁的成议，也没有实施南迁的行动，其未能决断的主要原因应当是出于大局安危的考虑吧。

　　明朝的定都问题一直到1441年（正统六年）才最后解决。这年，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英宗）颁诏，定北京为都，复称京师。这样，北京的国都地位总算确立下来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作为国都，北京实在过于接近边境（而且是最具威胁的边境）了，因为这点，它一次又一次地给明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政权的覆灭也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在朱祁镇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举入侵，直逼京畿，结果导致土木堡一场大败，朱祁镇本人也当了俘虏。皇帝被抓走了，怎么办？北京城里乱成一团，"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一旦迁都，就会像宋朝南渡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为了保卫这座孤立在敌前的首都，于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于谦领导下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队定会把北京城烧杀掳掠一空，北京城的命运走向就不好说了。

　　当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下去时，女真在满洲却一天天强大起来。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惟一一座旧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

　　于是，在清朝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

　　如果从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算起，北京作为帝都，为时大约八百年（扣除辽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这是帝都北京的光荣和宿命，是偶然，但同时也是必然。

　　因为－－就像飞机一定要抵达地面，不管是以优美的方式还是悲壮的方式，北京的帝都身份只要条件具备的话，那是迟早要到来的：　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o乘马》）。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而北京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是北京成为帝都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9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5）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送的物资数量也更巨。

　　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o货殖列传》）。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杭州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

　　而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则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汉朝以后，长期而频繁的战乱与政权割据对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手工业都造成了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贫瘠等，使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据统计，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因此，唐朝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西安作为首都的需要，正如时人的总结："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新唐书卷五三o食货志》）。

　　第10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6）

　　在西北地区生产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南方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东南转移。西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破坏，大批灾民"避乱江南"。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劳动力之外，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火耕刀种的粗放农业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大发展，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我国的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的同时，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并没有发生改变，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因而消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随之发生分离。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力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　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开始改由更多地自东北方向南下，于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便开始超越西北而不断上升，到辽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想掌握全中国，就必须占幽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北京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后兴起，并不断南侵，原有的大一统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北京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它继续保持着区位的优势，成为中国政权格局演变中的受益者"。

　　正是由于北京所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o梁襄传》）。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一直经久不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完颜亮、忽必烈还是朱棣、多尔衮这些帝王如何有着隐秘想法，个人的偶然意志背后还是有着历史"必然手指"的推动，而帝都北京则静观其变，坐享其成。

　　毫无疑问，这是北京的宿命与光荣，北京因此成为中国所有帝都中呼之欲出的"独一个"。

　　脆弱紫禁城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每到重阳，明清的皇帝们都会登临景山。当圣驾在山顶升座时，他们大多会前趋身子，去俯视目光所及的重重殿宇和遐想中的无限江山。

　　他们－－会看到什么呢？关于紫禁城，关于这个帝都最核心与最坚固的部分。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帝王的视角，是俯视；而对芸芸众生来说，紫禁城是用来仰视或者说是景仰的。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令人震撼的觐见，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这位外国公使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历历在目，而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看上去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形的午门，那里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完全被紫禁城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兴兴衰衰，"几度夕阳红"的紫禁城居住过从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至清逊帝溥仪（宣统皇帝）两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统治中国长达五百年之久。紫禁城名字的由来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帝都的存在哲学。据说，"紫禁城"含义有两层，其一缘于"紫微正中"理论，即在古代，天文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紫微星垣位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于是就认为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宫称之为紫宫；而古代皇帝在人间至高无上又自称"真龙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宫也称为紫宫。其二，在封建社会，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圈护着宫殿，警卫密布、戒备森严，一般人绝对不能靠近，就连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制。紫宫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

　　第11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7）

　　特别是，对于以武功夺取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来说，对紫禁城之禁卫自然不会掉以轻心、疏于防护，而是戒备森严。终清一代紫禁城虽屡有破禁之事发生，但城池确实没有被攻破过，这与城池在建筑防卫设计上的颇具匠心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宫殿一样四周被城墙围护着，高大敦厚的城墙既是皇帝权威的体现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线，为了保证在这里生活、办公的皇帝"绝对"安全，紫禁城城墙比皇城的城墙还要高大宽厚。城墙是用山东临清产的专用城砖砌成，断面呈梯形，高十米，墙脚厚度八点三三米，南北长约一千零九米，东西宽约七百八十七米。城墙顶部外侧有高一点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墙上还备放着各种兵器，这种堞墙除了建筑上的美观之外，还具有易守难攻的防御功能。另外，数千米长的城墙，仅有四门（即南面的午门、北面的神武门、东面的东华门和西面的西华门）可与外界相通，且四门均以方形巨石做门框，安朱漆金钉铺首的石塌大门两扇。四门除陈放着囊箭、弓矢、长枪和梅针箭等常规兵器外，还设有"火器"，把守非常严密。在紫禁城外围设有值房（明代称红铺），有护军日夜巡逻警戒。在值房外侧与城墙相隔十六米的是环绕禁城四周，深四点一米、宽五十二米的护城河，这条流动的护城河不仅给冷峻的宫廷平添了柔美，还把"闲杂人等"拒之墙外，这样一来就与皇城泾渭分明......禁城之外筑起了第一道禁卫"鸿沟"。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样被城墙围护着，也只有四门可供出入，南面是天安门，北面是地安门，东面是东安门，西面是西安门。在皇城之内设有讯（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辖区域白天防守稽查，夜里击更传筹。满八旗驻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卫"天堑"。

　　皇城之外还有内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样被城墙圈护着，但内城的城墙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宽厚得多。内城共设九门（即南面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内城墙上除有门楼、角楼、城垛外，还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卫"盾牌"。

　　实际上，紫禁城在建筑设计上的防卫手段还不止这些，比如在禁城之内还有墙垣，既把前殿后宫隔开，又将宫、殿各自围防，使各宫自成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防卫单元。另外，连接宫院之间的通道都设有值班哨卡，宫门处还有专人把守，稽查来往行人。

　　紫禁城各门内外石台阶上的栏杆柱顶上还有一种球形的雕刻物，全部呈花头形，而临近门洞外的几个在其顶端全部都有打穿的小孔，这种东西叫"石别拉"，又叫"石海肖"，是古代用来报警的警报器。每当遇到外敌入侵、战事警报或是火灾，守兵便用口吹石球的小孔，石球会发出"呜、呜"类似螺声的警报声，那浑厚嘹亮的声音会传遍整个紫禁城。这种警报器创于何时，如何吹法，知道的人很少，只限于旗人曾为亲军或护军者以及内廷的侍卫太监等知晓。

　　皇城围护着禁城，内城圈护着皇城，外城又挡护着内城，层层环护，水水相隔，步步设防。城上有骑兵巡逻，城下有卫兵守护，城外有濠河环卫，城内有八旗驻防。还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军营来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这样一层层地被围裹着、一道道地被圈护着成为城中之城。而整个北京城似乎变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设施完备、防御严密的巨型工事。

　　既然紫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攻破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帝都呢？

　　其实，在王朝的历史周期律背后总是有着天定的宿命。

　　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1851）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这独家买卖，顺便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闲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

　　第12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8）

　　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1853）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那么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叫袁士栋的，咸丰元年（1851）九月间，同在一处服役的翟二套出去买菜，拿错了腰牌又不慎丢失，因怕受责罚不敢呈报，于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然这只是紫禁城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历史小插曲。真正的危机是在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当时的背景是，白莲教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发动大起义，清朝费时九年，耗军费一亿两白银才镇压下去。

　　当时天理教活动在北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的组织均用"八卦"的卦名排列，故也称"八卦教"。活动在北京的天理教叫"坎卦"，有数千人，成员多是农民、奴仆、厨役、工匠、小贩等下层劳动者，还有宫里的太监。"坎卦"的首领林清，原籍浙江，久住在京南大兴县黄村宋家庄。林清在北京西单牌楼药铺当过学徒，在宣武门大街当过更夫，在衙门里当过差役，还在运河上当过纤夫。林清的天理教"坎卦"门，在发展教徒时，收取"根基钱"，即会费，说是"事成"之后，凡交过一百钱的，可得田地一顷。当时在大兴、宛平两县曾流传一个歌谣，说是"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

　　由于嘉庆十六年天上出现过彗星，迷信说法认为彗星形状像扫帚，主除旧布新，是改朝换代的预兆。又因钦天监奏请将原定于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移至次年的闰二月，林清认为这是闰八月对清朝不利的体现，遂决定于嘉庆十八年阴历九月十五日起事（九月即是原定的闰八月）。

　　因宫里有不少太监的老家都在直隶（今河北省），他们的家人都入了天理教，所以宫里的太监刘金、刘得财、杨进忠等人也入了天理教，他们答应做起事的内应。杨进忠还在宣武门铁市定做了数百把刀。林清本想派数百人进攻紫禁城，做内应的太监们说人太多进宫反而不便，近期皇帝在避暑山庄未回皇宫，无须多人即可成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阴历九月十四日，林清派遣教徒200人，分为两队，潜入京城，准备在十五日分头攻打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林清还另派了一支队伍，潜入地安门外作为接应，此前还联络了河南省滑县的天理教"震卦"门的李文成部于同日进京增援。他自己坐镇宋家庄静待佳音。

　　九月十五日中午，攻打东华门的100人，由太监刘金、刘得财引路，行至东华门外，因与运煤的人争道引起争执，吵闹中忿而拔刀，被守门的护军发现，急欲关闭东华门，忙乱中只冲进数十人，其余被关在门外的人，逃散回宋家庄。冲入东华门的数十人，一路拼杀到了景运门（乾清门广场的东门），被堵截在门外。

　　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领的另外100人，全部冲进了西华门，一路冲杀到隆宗门外。此时嘉庆皇帝正在由热河避暑山庄回北京的路途中。时年31岁的皇二子绵宁当天正在宫内读书，得到报警之后，急命关闭紫禁城四座城门及宫内各门，并派人调兵入宫增援。此时隆宗门已经关闭，天理教徒爬上墙头，企图翻墙而入之际，被守卫在养心殿的皇二子绵宁用火枪打死二人。

　　随后众多王公大臣闻讯纷纷从紫禁城北门神武门进宫救援，但身边只有官兵不足百人，正在惊慌失措之际，正准备出发去河南省滑县围剿那里的天理教"震卦"门李文成部的火器营官兵上千人又赶到隆宗门，好在掌管火器营的镇国公奕灏调兵驻扎在景运门外箭亭，战局立刻改观。天理教进不去隆宗门，被火器营官兵打散。

　　九月十六日全天，清军都在宫中搜捕，被捉的教徒供出首领林清的姓名住址。十七日天亮前，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番役前往大兴县黄村宋家庄捉拿林清。但林清不知道河南滑县的"震卦"门李文成部已来不成北京的事，他认为埋伏在地安门外的那支伏兵尚未暴露，事情还有希望，因此没有逃跑。九月十七日黎明，步军统领衙门的番役敲开林清家门，假冒天理教徒，谎称宫中已经得手，请林清进宫去当皇帝。林清大喜，欣然出门登车。倒是林清之姐颇有见识，追出门外劝林清在情况不明时，不可贸然前往，被番役推倒在地，抓住林清上车狂奔。林清之姐派数十人急追，载着林清的马车就近奔入南苑（清朝在大兴县的御苑），没有追到。

　　第13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9）

　　嘉庆皇帝从热河回京途中，得知事已平定，于九月十九日回到皇宫。九月二十三日，他亲自审问了林清和太监刘金、刘得财，下令处死林清等人，立即执行。嘉庆后来收入《御制诗文集》的一首诗中，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林清事件可谓是紫禁城最严重的预警，而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年），最后的火光昭示了这个都城最后的命运。当时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戒备森严的皇家城池里。退位后的溥仪按照与袁世凯定下的优待皇室条件，"尊号不改"，在紫禁城里过着"小朝廷"的生活。他每天仍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宗人府、内务府等一套宫廷机构照常奉职不变。那年6月26日晚，附近居民惊见，在紫禁城的西北角，红光满天，火焰高达十丈余，内里夹杂着叫喊和哭嚎。原来是神武门内建福宫的德日新斋起火，并迅速延及其他建筑。

　　就在城里火光冲天的时候，意大利使馆的消防队员、警察总署薛之衍、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及提督三堂田德山、统带高柱臣督察等等，都来到神武门，准备进宫扑救。但是门卫却以"清室向例未奉谕旨，外人不许入神武门一步"为由，不敢擅自为他们开门。消防人员只能在宫门外等着溥仪下"谕旨"启门。

　　内务府总管绍英急忙入宫四处寻找溥仪，让他下谕。在宫里找了将近1小时20分钟，才在西宫见到溥仪。溥仪还满脑子装着"家训不得外人入宫"的观念，有些犹豫不决，绍英一再陈请，溥仪决定召集临时御前会议，这才下谕旨，准许各消防人员入宫救火。

　　由于错过了救火的最佳时间，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建福宫花园已经成了火的海洋。院内参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树；静怡轩、慧耀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池等诸多建筑都被牵连，在人们眼前一点点消失。

　　宫内没有自来水，水井又早已干枯多年，这让救火人员傻了眼。情急之中，有人建议把水管接在一起，汲取神武门外筒子河的水。但是水顺着一根不算太粗的管子，从400米外的筒子河慢慢流到这里，似乎很难解决燃眉之急。人们当时能做的也只是尽力拆除房屋、阻断火道，一直折腾到第二天7时左右，大火才渐渐被扑灭。等到大火的余烬被完全扑灭，已经是两三天之后的事了。

　　建福宫花园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位于紫禁城内廷西六宫的西北侧，为历代帝后休憩、娱乐的场所。它坐北朝南，东西长67米，南北长64米。整个花园楼、堂、馆、阁、轩、室、斋等大小不等、高低错落，形制各异的建筑类型相间，并隔以假山、花木、盆景，将空间以大化小，平面布局自由灵活多变。各景区和建筑之间用游廊相通，似隔又连，景色相互因借，彼此渗透，极为巧妙。这个花园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经常做诗赋词加以赞美，还将众多自己喜爱的珍宝玩物存放此处。里面古玩、字画、瓷器、珍宝堆满了库房，数不胜数。

　　但是大火过后，这些都只能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内务府事后呈报说：这次大火共烧毁房间一百二十间，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

　　溥仪、溥佳（溥仪的亲叔伯兄弟）后来回忆说，到了八月初，内务府找来一百多人清理火场，虽然灰烬里已经找不出字画、古瓷，但是金佛、金塔烧熔后有的成了碎块，有的化成金水，结成的半土半金板块还有很多。

　　火后，追查事故原因，聂宪藩、薛之衍等目击者向国人发布的通电说："本月26日夜12时，神武门电线走火，由德日新斋内延烧。"当时，妃嫔们为了消遣，经常在宫内放电影，德日新斋就是电影场所在，电影机、电灯房也在这里。负责管理的太监等缺乏用电知识，漏电失火不无可能。1904年慈禧70岁寿辰的时候，就曾出现正在放映的电影胶片着火的情况。

　　但是皇室的溥仪、溥佳等则怀疑是宫内偷盗珍宝的太监放火灭迹。宫里太监偷盗珍宝，到外面古玩店抵押变卖的情况非常多见。甚至，溥仪结婚当天，婚礼刚刚完毕，皇后凤冠上的珍珠玉翠装嵌就整个被换成了赝品。那些日常发生的盗宝事件就更多了。大火发生之前，溥仪曾接受师傅庄士敦的建议，清点宫内藏宝。没料到，建福宫的清点刚刚开始，大火就发生了。

　　第14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0）

　　在此之前，庄士敦曾经建议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建福宫内存清历代皇帝圣像）。溥仪觉得有意思，就叫太监每天到建福宫取出十几张，由一个美国摄影师来拍。结果有几次太监竟然取不来了，再加上以前要他们拿某件宝物时他们的心虚样子，溥仪越发怀疑太监们有偷盗行为。因此在大火发生后他就认为是偷盗犯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先下手为强用火来消踪灭迹。

　　溥仪怀疑大火是太监故意放的，再加上"小朝廷"开支入不敷出和内务府太监们中饱私囊、舞弊等原因，大火后的20天，7月16日，他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谕旨："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这引起了北京城乃至全国的轰动。当然也不是一个没有留下，三位太妃、溥仪、淑妃等所在的五个宫各留下20名驱使。

　　当天晚上绍英把全体太监集合到乾清宫内，宣读谕旨。这些在宫里当了十几年差的人，绝大多数在北京没有家，限他们几个小时出去，也算难为他们了。所以他们要么高声咒骂，要么号啕大哭。为了不妨碍北京的治安，溥仪还吩咐发给他们一笔遣散费，当天在北京找不到亲戚投靠的，准许暂时住在地安门内大街雁翅楼内。

　　这样，宫里就显得有点杂乱无章了。溥仪吃饭摆饭桌的事情，变成了溥佳、溥杰的差事；全体王公也被要求轮流在宫中负责溥仪的安全。溥仪自己也觉得处处不方便，后来又叫回了一百多人，增添了十几个随从侍卫，才恢复正常。

　　洋老师庄士敦给溥仪带来了不少的新鲜玩意儿。迷上网球的溥仪在大火后忙不迭命人在这块废墟上建起了一个网球场。据说在挖地基的时候，还挖出了两三个穿盔甲的俑，人们还纷纷传言，这是以前宫里有人搞"巫蛊"，在俑身上写上某人的名字和生日，让喇嘛念经将其置于死地。不过，这些对溥仪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照样天天打网球，还买来自行车，与溥佳等赛车玩。

　　仅仅一年之后，溥仪就被冯玉祥从紫禁城中驱逐了出去。1925的春节，冯玉祥颁布命令，春节期间，清空的寝宫对公众开放。至此，北京最大的"王府"和私人领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紫禁城不再是一个帝都的禁地了。脆弱紫禁城，在历史的潜规则背后，终于褪色成了一张黑白的老照片，供国人赏玩与唏嘘了......

　　王城背后的王府兴衰　有王城必有王府。

　　王城的兴衰必然导致王府的兴衰。

　　反之亦然。

　　数百年来，王府的沧桑沉浮折射了一个王城的厚重与悲凉。

　　该如何话说从头呢？还不仅仅是一条街或一些府第的命运，而是一群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的命运。1267年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辟出王府井这条街道，称为"丁字街"。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兴土木，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在皇城东南建皇太子小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这里的"十王邸"就是十王府，它是为已封王而未就藩地的亲王共居建造的大宅院，以十为众，并不是十座王府的意思。它是紧傍皇城的一处皇子居所。后来顺理成章就有了"十王府"和"十王府街"的叫法。到了明末清初，就简化成"王府街"了。

　　明代王府井地区已有锡蜡胡同（今锡拉胡同）、麻绳胡同、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金鱼胡同、干鱼胡同（今甘雨胡同）、翠花胡同、取灯胡同，清代又出现了黄面胡同、黄米胡同。从这些名称中可以想象当时这一带的商业状况。

　　到了1645年正月，清王朝下圈地令，北京推行旗、汉分居制，居内城的老百姓统统被驱赶到"前三门"以外的外城，内城腾出地方让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内外城成了一道贵贱荣辱的分界线。王府井大街位处内城，又近皇城，居民自应高贵。因此除报房胡同以北划归正白旗满州外，其余全划归镶白旗满州。"旗"是满族在长期征战生活中总结出的军政合一的组织，随着队伍扩大，除满八旗外，又有蒙八旗和汉八旗。每个"旗"的最高管理机关叫统领衙门。

　　第15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1）

　　定居王府井大街地区的镶白旗满州统领衙门最初设在东单新开路，后迁到灯市西口。因为王府井自元明以来遗留下的府邸公衙众多，所以朝廷就依其规模位置分赐给亲王勋臣了，不一定按"旗"分。因此王府井在清初不仅保持而且大大加强了元明以来皇权显赫、地势重要的政治地位，可谓辉煌一时。比如，清初享有世袭特殊恩赐的"铁帽子王"，一共有八家。其中的豫亲王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开国征战功勋卓著，赐府在王府井东侧，今协和医院处。

　　怡亲王允祥是清圣祖康熙帝的十三子，他在有生之年全力支持四皇兄胤祯推行新政，鞠躬尽瘁，忠心可表，雍正帝赐府王府井大街东侧，原明十王府。允祥病故，雍正帝又破例封赐他为第九家世袭罔替"铁帽子王"，并将允祥居住过的怡亲王府改建为贤良寺以为纪念，另辟朝阳门内北小街建新王府，安措其后人。乾隆二十年（1755）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路北。地方比原来小了，但精工细作，十分讲究。后来贤良寺成了外省大员进京朝觐述职时的招待所。1900年庚子事变李鸿章奉旨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处理善后事宜时，就住在贤良寺。

　　在清代，这个地区的王府可谓蔚为大观，其密度和高层次之高没有一个地方可比。如惠亲王（绵愉）府、温郡王（猛峨）府、扎萨克贝子、贝勒府、伦贝子（溥伦）府、辅国公韬塞府、霞公府、佟公府（佟国纲、佟国维兄弟）、一等褒绩公府、一等威勇公府......

　　至于重臣权贵的府邸更是不胜枚举。如光绪时军机大臣、大学士、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翁同和住东单二条路北，宣统时军机大臣、大学士那桐住金鱼胡同路北（今和平宾馆），光绪时军机大臣、大学士书麟住在东单三条路北，以及光绪大学士英桂邸、同治大学士沈桂芬邸、光绪大学士鹿传霖邸、宣统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邸......

　　搜寻这些王公大臣府邸的名单，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在道光咸丰以后朝廷的重要人物，许多决定国运民生的谋略就是在紫禁城和这里做出的。但是很快地，大清国气数已尽，王城摇摇欲坠。盛极而衰的现实，也在王府井得到了印证。《天咫偶闻》中记载："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镶白旗满州的子弟们早已成了吃皇粮而无所事事的闲人，俸禄日减，无力为生，祖上的产业或抵或卖褪尽了昔日的光彩。而北京耻辱史上的三次洋人军队入侵则使王府井遭到惨痛的劫难，特别惨重的是前两次：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

　　王府井终于无法挽回覆灭的命运。

　　1860年（咸丰十年）8月，英法联军16800余人与200余艘战船攻陷天津，进犯北京。9月18日侵略军攻入通州张家湾，马队主帅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临阵逃跑。咸丰皇帝闻讯，带领后妃皇子及王公大臣数百人也从圆明园逃往承德。

　　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大肆烧杀劫掠，这座历经120多年精心建设的"万园之园"被糟踏掠抢而后彻底焚毁。

　　侵略军入城后，"内城八旗男妇提老携幼，步行而出，尤为伤心惨目。"（《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法国公使入城后一屁股坐进了冰渣胡同的贤良寺，在雕梁画栋的幽静庭院里策划要挟清廷牟取特权的阴谋。

　　入侵是暂时的，只有侵占才能把中华古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盗运西方。1860年12月16日，英国人首先与恭亲王奕忻议定每年出1千两租银，租用东江米巷北、御河西岸的梁公府为英国使馆。结果前两年的租金就不给，说是修房用，奕忻也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北京史上建立的第一个驻华公使馆。随即，法国人也租用东交民巷北、台基厂南口的纯公馆为使馆。奕忻主动不收前两年租金，让法国人"修房用"。

　　1861年春，两国首任公使先后入驻原大清国的亲王府。此例一开，列强纷纷插足。从1861年到1873年，相继有俄国、美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国、日本、荷兰等国在东江米巷一带设立使馆。

　　第16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2）

　　这个原来依傍御河、从江南运来的漕米多在这里卸货的江米巷被列强演变成使馆区。这一演变促使与它相邻的王府井大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王府井，王府不在是王府，而成了"欲望号街区"。真可谓"上帝无言，百鬼狰狞"。

　　外患频仍，内忧亦不断。八面槽路东的天主教堂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最早建在甘雨胡同路北，又称"东堂"，是北京继宣武门教堂（南堂）之后的第二座天主教堂。1900年5月15日，东堂率先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十七日，义和团民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隐藏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土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记事》）。

　　义和团烧教堂，追杀教民，有明显的"灭洋"目标，而清军乱中逞凶，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还疯狂了。仲芳氏记述：5月27日，"东单牌楼、头条、二条、三条、王府井、丁字街、东华门皇城根、并霞公府、甜水井、阮府等处大小胡同，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宫宅、民居，但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有因移避别处，中途被劫者；有将人口逃出，家资被抢者；有因武卫军枪伤事主，打劫者；有因官军进院逐杀男子，霸占妇女者；有因土匪假扮营勇团民，借端抢掠者；有因奉教‘二毛子"躲避进院，营勇团民追入院中，玉石俱焚者；有因‘二毛子"进院，先将良民杀害欲窝藏匿者；各铺户有因保护货物不敢开门，合铺被烧者；有因逃避携带货物，遇匪劫杀者。更有全家殉难自尽者......总之，武卫军大肆劫掠，土匪乘机抢虏，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妇，惨乱之状，不忍见闻。"这一段逼真的叙述，令人不忍卒读，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王府井地区的惨象。

　　在慈禧的纵容下，大量义和团涌入京城。6月15日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西堂），16日义和团焚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时，大火殃及前门外大片地区和前门城楼。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杀死......8月1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发动总攻，15日慈禧、光绪出逃、北京沦陷，无辜民众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北京城堕入血火之中。联军司令瓦德西自己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妇女每见敌人将近，辄先闭死其子女，随即自断其生命之事，实屡次发生。"这是刽子手大打折扣后情不自禁的泄露，实情远不只如此。

　　在这次惨烈的事变中，北京成了人间地狱。王府井先遭义和团的冲击、继受清武卫军的劫掠，再沦侵略军的涂炭，逞虐再三，已是面目全非了。

　　1911年，宣统帝无奈退位。北京大小王府里的许多人开始寻找国外拍卖行将府藏的古籍、字画、瓷器拍卖变现。另一些王府则把绝大部分资产迁至天津、青岛，在北京的王府实际上成为一躯空壳。据《北京通史》记录，当清政府仍在利用京汉铁路快速向南调兵镇压武汉兵变，战争未完时，"各王公大臣府第，亟于自保财产，纷纷向银行提取现银，积存私宅，且有转存外国银行及收买黄金者，人心愈加恐慌。"末代醇亲王溥杰在他的回忆文章《醇亲王府的生活》里提及他少年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曾跟他抱怨说，"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贵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的爵位。可是咱们，恐怕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溥杰说他当时听了"很受到一种冲动，一度认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确是一句名言"。

　　当然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仍然是土地，所有王府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无一例外是在周边县州内所拥有的大量地产。据恭亲王溥伟之子毓60年代所写的回忆称，恭王府分布在直隶省100余州县内的7000多顷土地，在关外还有4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在光绪末宣统初，每年地租收入大约是12万元现洋。礼亲王的庄园要略少，将近2000顷，遍及辽宁的沈阳、辽阳、辽中、岫岩、海城等地。地租收入绰绰有余地供给着一个王府庞大的日常开支。

　　第17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3）

　　但是1911年发生的革命却足以摧毁清朝王室成员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包括土地和地租收入。王府的家族财富以各种方式被重新分配，一些被转移，一些王府的家奴在各种被主人授意的交易里中饱私囊、巨额获益；一些外国资本的中国买办成为新一轮财富分配里最先崛起的新富人。王府的王爷们在300年间形成的贵族风尚和体制礼仪随之荡然无存。紫禁城在一年的时间里几易其主。拥有实力的军阀开始占王府为私宅。1926年入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7万银元的便宜价格就将顺承郡王府盘走，并对王府加以改建，将正殿的5间改为7间，对王府西路部分也进行了修建。王府的衰亡这一回可以说确切地证明了王城的衰亡。命运的多桀成了顺理成章的历史逻辑，哪怕呻吟，哪怕争辩，都已然没有了最后的机会，只剩下任人摆布与肆意梳弄的"权利"。而这何尝不是这个国家首都的命运呢？CoPo菲茨杰拉尔德在《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里说他第一眼看到的北京，是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让人感觉奇特的城市"。他写道，"作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了。一个能够收留皇帝并且与那个推翻的显赫、威严、高贵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确，在192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菲茨杰拉尔德已经看不到皇朝和上百座王府构成的威仪北京了，取而代之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路，老百姓仍穿着自17世纪满人入关以来的传统服饰，最多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

　　其实，早在1912年，东安市场的劫难就已经为王府的衰亡画下最后的句号。

　　光绪年间，东安门外的御道改修成马路，因此将路两旁的摊贩集中到这片空地上，逐渐形成一个市场。因靠近东安门，人们称之为东安市场。东安市场面积不大，占地仅三十亩，但货物齐全。民国时市场里又划分为若干小经营区，整个市场呈刀把形。北门的吉祥戏院创建于1906年，初名吉祥茶园，是由内廷大公主府总管太监出资兴建的。它冲破了清政府严禁内城卖戏的规定，轰动了北京，也给王府井带来了繁荣。

　　但是就在1912年2月29日晚，乱兵洗劫东安市场，并在东安电影院放起大火，市场化为灰烬。

　　一个属于王城的王府时代彻底终结。

　　当城墙成了"活化石"

　　也许对于国都来说，最重要的建筑并不是核心区的宫殿，而是那些环绕四周的城墙。

　　在古代汉字中的"城"，一方面是指"城墙"，另一方面又指"城市"。古城大多是先修筑城墙，后形成市区的。城墙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军事防御，而国都的城墙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而且还是统治中心的象征，这就是北京城墙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也是北京城墙和其他城市城墙的最大不同之处。

　　从城墙入手，去感悟历史的细节，一部国都的演绎史竟也可以看得栩栩如生。北京城墙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商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地区有燕和蓟等自然生长的小国。

　　公元前1045年周灭商后，分封诸侯。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后来燕的实力强大了就把蓟吞并了，并迁都于蓟城。据已出土的燕国文化遗址可以发现：其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古城区3部分。从古城的基址可以看出其呈长方形，东西长850米，南北长约600米，城墙厚约4米，以土夯筑而成。城墙分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3部分。城垣外有沟池环绕。这应当是北京最早的城墙了。

　　燕都蓟城是战国时的名城。战国时期，燕为七雄之一。相传燕昭王即位后筑了黄金台，招聘天下英才。天下的许多人才都跑到燕国来打工，燕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后来燕昭王派其中的一个叫乐毅的人为上将军，率领大军讨伐齐国，把齐军打得大败。战国末年，秦国派大将王翦领兵攻破燕国，蓟城也跟着被占领。从秦、汉到西晋，蓟城一直都被视为北方的重镇。西汉时汉武帝封其子刘旦为燕王。他在蓟城建有万载宫、明光殿。

　　第18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4）

　　金中都时候的城墙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扩建的方式是在原城址的基础上，在东、西、南三面全部加以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中都是辽南京城的升级版，从此北京的城郭形式就基本上接近于正方形了。

　　据说为了扩建金中都，建城墙时动用了数十万劳动力，对于当时建城情景时人有这样的描述，"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原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入中都，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金中都城从此全毁。到元代至明初其遗址还有残留，等到嘉靖时修筑外城以后，这些遗迹几乎全部消失。如今只有凤凰嘴村一带，还能够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土岗，那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痕。

　　元大都城没有在金中都基础上扩建，金中都毁成那样也没法再扩建了。于是元朝人只好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处另起炉灶修建全新版的新城。新城的形状也是矩形，南北略长，东西略短。元大都的城垣都是由夯土板筑而成，其中有竖柱和横木用来加固城墙。这样的城墙，遇上雨天很容易被雨水冲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在城墙顶部用苇衣和管道防水。全新版的城，用的却是简易版的城墙，难怪明朝的时候非要拆它不可。元大都城一共有十一个门。现在建国门南侧的观象台，就是元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旧址。

　　明北京城的最初建立，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座地方性的北方重镇。明代初期，朱元璋建都于南京，燕王朱棣攻克元朝的大都。在这期间，作为元代京城的大都城，曾被降为明代的北平府。按当时封建城市的建筑规制，明初曾对大都城在格局及规模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在大都城的基础上建成了明代初期的北平府，规模仅为大都城的三分之二，多数城门仍沿用元代名称。明初北京城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是当时政治原因所致，即明初建立都城的南京，是国家都城的规制，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按照当时封建城市的建筑理念及等级规制，必将元代的大都城降为明初的地方城市，其城市规模也绝不能超越当时的都城－－南京城。因此，必须缩减大都城的城市规模，从而建成符合当时封建等级规制的北平府，其城市规模为九门，城墙周围40里。这期间的北京城，仅是明王朝的一座地方城市－－北平府，其城墙与城门建筑，仅为明初地方城市的规模。这是北京城的委屈时代。

　　明永乐元年，将北平府确立为都城－－北京，并着手开始北京城的大规模修建工程。根据文献记载，永乐年间耗时十余年修建了紫禁城、皇城外，又将原南侧城墙向外扩展至现正阳门一线，修筑了正阳门及南侧一线城墙，扩大了原有的城市面积，使城墙的总长度达到52里。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踌躇满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墙的营建。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诏书中以华丽的修辞赞美了营建北京这件盛事："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并于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在永乐以后一段时期内，对城墙的修缮加固工程就始终未停。

　　北京在经元末兵火之后，到明初人口大减，据《宛署杂记》的记述，当时北平一度出现"商贾未集，市廛尚疏"的现象，据《明史》记载，朱棣为使北京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曾先后下令"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迁山西民实北京，迁直隶、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减免逋赋等措施，使北京人口大增，特别是又经过宣德、正统、景泰、成化、正德等朝百余年的发展，使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在北京南城的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之外，逐渐形成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建有正东坊、正西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等。由于城南地区处于辽、金旧城与明北京新城之间，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形成了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同时，城南地区是皇家祭祀天地、先农的天坛、先农坛所在的重要区域。对当时南城外的防卫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就曾有此动议。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财物，满载车骑而自行撤离，致使京城周围受到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经此"庚戌之变"后，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北京开始修建外城。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这是北京城的舒展时代。

　　第19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5）

　　从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嘉庆这250余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再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城墙的扩建工程，而是十分注重对原有城墙的维护与修缮，特别是在明代后期，明王朝为了防御北方的瓦剌和后金的袭扰，曾多次较大规模地对城墙进行维修加固。奥斯伍尔德o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记述到，当时在北京内外城的城墙，发现了大量的明嘉靖以后刻有万历30年至46年及崇祯8年修缮城墙的记事牌，也证明了明代后期曾多次对城墙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与加固，使城墙保持了完好状况的史实。

　　清王朝则更加注重和充分利用北京城墙对城市的防护功能。清代初期，曾将八旗军全部驻扎于内城的各个城门内，以加强北京城的防务。据《燕都丛考》记载："自清建国，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应为四十五里），为九门......分别满州、蒙古、汉军八旗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通过这种方式，使军队的驻地与城门的防卫结合在一起，最充分地体现了北京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

　　清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曾先后对北京的皇城、内城、外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在城墙的修缮上，乾嘉时期也达到了城墙修缮的高峰，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奥斯伍尔德o喜龙在对北京内外城墙的考察中，发现多处刻有清代各时期修缮城墙的石碑，记载了清代各朝维修城墙的准确年代。其中，在城墙上发现的乾隆年款碑刻为最多，据对全书记述统计，这些带年款的碑刻所记载修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四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等。从上述不完全统计得知，仅乾隆在位的60年中，就有20余年修城墙的记录。

　　此外，记载嘉庆年间修缮城墙的碑刻同样数量很多，其维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嘉庆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等。在嘉庆在位的25年中竟有十余年修缮城墙的纪录。

　　但是这些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帝都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固然，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御功能对一个城市可以起决定作用，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兵器的发展，古代城墙的防御作用已大为减弱。

　　1900年八国联军依仗现代化的枪炮，再次攻破北京城墙，侵入北京城，北京的古老城墙在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兵器面前已完全失去了其对城市的防护作用，城墙作为守护帝都的历史使命结束了－－城墙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北京城墙的拆除，最早是从1900年以后，由于"庚子事变"铁路进城造成的。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条实用铁路是最早修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后延伸至北京。由于这条铁路是向英国华英公司借款修建的，所以受英国人的控制，当初清政府不准火车进城，火车站只修到永定门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进京铁路将永定门东城墙拆除一段，形成豁口入城，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取直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其结果，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开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被拆除。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北京作为封　建王朝帝都的历史从此结束。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记》中对于当时的城墙有这样的描述，书中说当时的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它们"均有坚固之城墙环绕"，那时游北京者"定先登上城墙"，书的作者被"城墙之壮大所惊倒"并赞美说：北京的城墙"真正之金城铁壁"，站在城墙上"最能将北京之大观收入双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城内中央与正阳门相接之皇宫。"但这已然是北京城墙最后的晚唱了。1912年12月竣工的北京环城铁路，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又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拆毁。

　　第20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16）

　　在此后年间，北京城墙又曾多次受到局部拆毁，这一情况在《燕都丛考》中多有记载："北平城池，民国以来，未改其故，惟下阳门本为瓮形，四方各有门，平时开其三。南门在前清时，惟皇帝出入始启之。民国三年、始将东西瓮城拆去，而南门仍沿旧例关闭......则于北门之东西各辟二门，以分轨撤。其后电车亦于出入。"又载："各城箭楼，渐多圮毁。民国十六年，仍将宣武、朝阳二门城楼拆除，其材皆合抱之楠梓，时官署多欠薪，售之以供薪水......二十二年，拆去宣武门南面之瓮城，于是，宣武门外面之大街，成为一直线。"

　　一个帝国结束了，而帝国的城墙也终于成了"活化石"，只能在风中孤立无言。城墙，那些经历沧桑的城墙，成为一个帝都兴衰的注脚和最后的目击证人。

　　最后的国子监　光绪十七年，帝都日渐式微的消息在一张国子监的毕业文凭上显现了出来。这一年，户部广东新会县黄玉亭"捐银五十四两做监生"。收到银两后，户部立刻发了国子监毕业文凭，上面还特别注明"杜绝假冒"。

　　国子监的公信力于是在民间受到广泛的质疑，那么，作为北京这个帝都御制文化的"圣地"，可疑的国子监文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都城不但是政治中心、经济的管理中心、军事的指挥中心，还是个文化中心。因为文化和宗教一样，都是确立都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所以统治者们向来极为重视。比如最早的太学，就是中央直接办教育。在东汉的时候，就设了一个太学。"太""大"是一个意思，当时东汉太学三万多人，规模相当大。一直到清代的国子监，没有哪个除了都城之外的城市，比都城的教育规模更大的。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东侧，始建于元代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从元代迁都大都（今北京）到现在，国子监在北京的历史，已经超过700年。通俗地说，国子监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学，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学。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国子监的教学科目是：礼、乐、律、射、御、书、数等。当时谋求仕途发达的文人学士们最大荣耀莫过于毕业于国子监、殿试时考取进士金榜提名并刻名于孔庙，从而光宗耀祖，在家乡刻立牌坊，还可飞黄腾达，在朝中作官。当时国子监中不但有中国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这么说吧，当时的国子监是用文化的神圣感来确立都城的威仪感的。

　　神圣首先体现在形式上。国子监的学生由地方学校举荐上来，然后全部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按学生成绩的好坏"分科"，与现在的高考差不多。而且除了成绩外，形象也很重要，年老残疾、相貌丑陋的考生即使考上，也会被劝退的。

　　考进国子监后，学生不仅不用交学杂费，而且国家还给生活补贴。毕业以后，学生都包分配，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就在京城做个小官。当然，想当大官还得参加科举考试。

　　正因为如此神圣和富有诱惑力，国子监制定了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比如：不准监生擅自进学校的厨房，不准对学校的伙食说三道四，不准在学生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他的衣服，只许穿校服，不准假装称病（1426年12月，礼部在上奏给明宣宗的一份奏章里埋怨说，国子监里的学生许多都说请假还乡，有的到现在还不来，请皇上派人问一问，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家里有事，对那些说谎者要给予惩处），不准深更半夜的时候在学校里游荡......这些行为规范似乎比现在的大学还严格。

　　也正因为如此"神圣"，明朝的国子监，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亲自写了一本《御制大诰》，之后这本"朱皇帝语录"被正式纳入考试大纲，成为科举的必考课目。国子监的学生尤其应该重点掌握。据统计，该书的发行量当时达到了2000万册。

　　"政治学习"一多，"白色恐怖"就来了，比如充军、杀头。明朝国子监第一任校长宋讷很得朱元璋赏识，因为他执行校规特别认真。可他一认真，学生就惨了。许多"犯禁"的学生甚至被活活饿死，还有一些学生则因为不堪学习重负，上吊自杀。

　　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坐不住了，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国子监墙上，以示抗议。朱元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若不从重惩处，日后定会有人效仿。一声令下，赵麟被砍头了。国子监校门口竖起了一根高高的竿子，赵麟的头颅就像大蒜一样被挂在竿子上，摇摇晃晃得煞是可怕。杀了赵麟以后，朱元璋又叫人写了《赵麟诽谤册》和《警愚辅教》两本小册子，作为教材发给国子监的学生，告诫他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写大字报闹事。

　　直到现在，在国子监仪门外右边，人们还能看到朱元璋的碑文。"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等字眼不断映入眼帘，当然，现在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毕竟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时间的卷帙早已哗哗翻过了数百年。

　　恩威并重之下，国子监的文化终于灿烂"开放"。这是一个帝都阳光灿烂的午后－－明朝中期的时候，国子监学生曾高达8124人，国子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一到晚上便灯火辉煌－－"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其壮观的场面可想而知，许多学生在这里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当时国子监里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交趾、鞑靼等，就像现在中国人热衷到美国、日本留学一样。

　　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里面有从国子监移过去的世界上最重的书－－"十三经石刻"（又称"乾隆石经"），是用189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刻写的最完整的儒家经典，书法家蒋衡光在石头上书写就用了12年时间，这部书简直就是一大片壮观的碑林。

　　孔庙前院矗立着元、明、清三朝198座"进士题名碑"，碑上刻有5万多名历朝进士的人名、名次、籍贯，洋洋洒洒一大片。在这座庞大的碑林中，有一个个今人都熟悉不已的名字：袁中道、孔尚任、于谦、纪晓岚、王渔洋，甚至大贪官严嵩。还有张謇，晚清光绪20年甲午恩科状元、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民族实业家。

　　但是盛极必衰。到了后期，国子监就慢慢地走向没落了。当时的政府自顾不暇，不给拨钱了，国子监的老师们也抱怨自己工资太低。原因之一是，这不是官府衙门，没人来打官司告状，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二是，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挣不到"外快"。

　　为了"发财致富"，国子监的掌权者就想到了卖文凭。尤其到了清朝后期，有钱就能买到学生做。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一幕。当时有考生中了进士，官府没钱刻石碑，结果是进士们自己掏钱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搬入国子监，与其他的进士石碑立在一起。帝都文化斯文扫地如此，王城怎能不唱晚？

　　清末，随着科举考试的结束，国子监的功用也落幕了。辛亥革命以后，共和政府成立。帝都文化伴随着帝都一道消亡，清朝学部的事务，移交给新政府的教育部。最初，鲁迅由于工作的原因还去过几次。以后国子监开始接待的，就是到此的参观者了。

　　在今天，国子监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和故宫、城墙一样，成为诠释一座城市沧桑过往的活道具。北京依旧繁华，甚至更加繁华，但这这繁华不属于它们。它们永远在回忆、在沉思、在呈现。在那些遥远的岁月，它们完整地出演了一个帝都的喜怒哀乐与起承转合。幕启幕落之间，它们固化为历史，只将唏嘘与感伤奉献给世人。

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　

悲情之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

　　都说这是一座有隐痛的城市，现如今，她的隐痛全埋在城墙里面。西安之所以有隐痛，是因为她有往事－－长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积如山。

　　西安这座城曾经太磅礴，真可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难掩其昔日的风采。一千四百年前的这座古都，面积是现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宫，是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三倍。盛唐时代的长安城，还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可以说，西安记忆里的辉煌绝不在北京之下。

　　西安，天生就是王者之城。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安大致位居中国之中，神秘的东经109度左边。不要小看这条贯通陕西南北的东经109度，它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条龙脉，兰田猿人，半坡仰韶文化，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周、秦、汉、唐，直到新中国的摇篮革命圣地延安，大致都在这个经度上。

　　西安是在北部中国的河（黄河）文化、南部中国的江（长江）文化和西部中国的雪山草原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三种不同质地的文化在这里形成涡流和冲击波，使古都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容受力和强韧性。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四条经济文化通道的出发点。由此往西，有把中原文化和河西、西域文化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文化贯通的丝绸之路；有把中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与南亚印度次大陆文化贯通的唐蕃古道；由此西经宝鸡往南，有把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川滇黔多民族文化与南亚中南半岛的小乘佛教文化贯通的博南古道，又有斜向的茶马古道将博南古道与唐蕃古道相联结；由此往北，有把中原文化和蒙宁草原文化与北亚西伯利亚文化贯通的秦直道和其后的骏马之路。这四条以西安为起点的古道，至今仍是辐射四方的经济文化要道。

　　在八大古都中，西安独占三个"最"：一是建都朝代最多，是13朝古都，比洛阳多7个朝代，比开封多8个朝代，比南京多7个朝代，比杭州和北京多10个朝代；二是建都年代最长，达到1062年，其它几个古都都没有超过千年，洛阳九百多年，北京六百多年，南京三百多年，开封二百多年，杭州一百多年；三是中国最早达到百万人口、最早实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大都市。中唐诗人韩愈有诗曰："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秦代已经有了下水道，汉代有了严密的排水设施、砖砌路面，有了近600家藏书馆、13000卷藏书，司马迁写《史记》就参考了这些书。到唐长安，则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垣（35.5公里）。宏伟的建筑、整齐的坊里，东西两市、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行道树，遍布廓城宫院的水渠池塘，繁荣的手工作坊和商业贸易，还有"飞钱"（各地可向长安汇款），都是中国城市之最。西安又是世界五大古都之一，和雅典、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齐名，在汉唐时期，西安和罗马作为两个最强大帝国的首都，并峙于地球的东西方。

　　西安，作为一个都城的开局不可谓不灿烂。但是，从历史的起点出发，一个著名的都城又是怎样的繁华看尽直至凄凉谢幕的？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建都镐京到公元十世纪初（907年）唐朝灭亡，两千年间，各大王朝都曾经在西安定都，只是客观条件实在不许可时，才被迫移往别处。即使扣除掉都城他迁的时间，西安作为国都历史也在千年以上。那么－－古人为什么执意选择西安做国家的政治中心呢？

　　毫无疑问，是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代王朝选择在西安方圆百里之内建都的主要原因。

　　水资源条件是建都时必须重点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人们选择城邑时都毫无例外靠近河流。这是因为近河地区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适于原始农业耕作，因而是人们理想的居所。《管子o乘马篇》云："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城邑选址一定要选在高亢之处，但不能离水源太远，要有足够的用水；反过来说，城邑选址又不能离水源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水害，还得需要修筑防洪设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水资源条件方面，古都长安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西安府志》卷5记载："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即涝河）合其右。"在历史上，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这些河流分别流经都城长安的东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长安城围在中心，这为长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条件。秦、汉、隋、唐各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开凿了许多人工渠道，如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黄渠以及横穿长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仅有计划地解决了都城的用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美化了城市环境，给古都长安城平添了几分姿色、几分魅力。

　　第23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3）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平原，也是西安成为古都的重要地理因素之一。从气候上看，虽然历史时期的气候每隔400－800年间有冷暖波动，摆动范围为1～20℃，但基本上没有影响长安处于暖温带的格局，所以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区的长安，夏季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便于人类的活动。从土壤状况看，"秦川"上部的黄土、次生黄土等覆盖物是由横贯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冲积、淤积而成，这种土壤优点极多，甚是肥沃，这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选择都城还必须考虑经济地理的优劣。长安具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川原，这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历代水利工程的建设，又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安全保障，致使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到了唐代，关中的土壤仍是全国最为肥沃的。《新唐书》卷53《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可见，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十分发达，一个潜在的都城几乎是呼之欲出了。

　　当然，对一个都城来说，军事地理因素是最重要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军事地理因素十分重视，因为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从关中的军事地理来看，长安具备了"山川以为固"的优越条件。它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天险，山川形胜十分险要，"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关中地区的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峦叠嶂的秦岭，西起宝鸡，东达潼关；西、北两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脉组成，如陇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尧山、黄龙山等，西起于陇县，东达于黄河，自西北而东北，布列而峙。在这些险阻中，又有函谷关、潼关、临晋关、蛲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等关口要隘，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展"。所以说，"秦，形胜之国，阻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同时，关中地区扼东西交通要冲，在关中地区立足，既可以防御或组织出击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以屏蔽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地区，又可以居高临下，控制中原。

　　公元前350年，战国时代的秦国正式迁都咸阳。这个咸阳就是长安，即今西安市的北郊，在今咸阳市以东10公里。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后，迁六国富豪12万户来咸阳，大规模扩建京城，估计人口不下50～60万。因咸阳城窄，公元前212年70万刑徒开始在城南另建朝宫－－阿房官。史载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只可惜秦末楚、汉争雄，楚霸王项羽入关，血洗咸阳，放火烧了京城和阿房宫，"火三月不灭"。一代京都就此毁灭。

　　刘邦平定天下以后，群臣大多是太行山以东原六国之人，都劝刘邦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说洛阳和关中不同，汉朝和周朝也不同。洛阳之地虽居天下中，但缺少险阻依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周朝兴盛时务兴文德，不置一兵一卒而天下敬服，但到周朝衰落以后，天下无人遵从王命而周朝即不能控制。汉朝夺得天下经过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骨肉暴露旷野，哭声未绝，疮痍未愈，这就难以寄希望于文德，而必须依靠险阻。而关中之地，第一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拥有百万之众，进可出关平乱，退可保全自守。第二土地肥沃，资财富足，号称天府，足可供应宫禁和朝臣所需。刘邦听了犹豫不定。群臣提出反对意见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对黄河，南向伊洛，其险亦足凭恃。唯独张良认为委敬说得对，说：洛阳虽有这样的险阻，但中间平地狭小，土地贫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而关中东有崤山、函谷，西有陇山、岷山，沃野千里。关中南面还可以取得巴蜀的粮食布帛，北面可以取得塞外胡人的牛羊马匹。西南北三面有险阻可守，而且并无强敌为邻，只留东面一侧，制约着太行山以东原六国地区。六国平安，就收取中原齐鲁的粮食布帛由黄河转渭水运送到关中；六国反叛，军队出征，粮草辎重又可由关中顺流而下。坚固如金城，富庶如天府，这叫做"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当天就起驾前往关中。

　　第24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4）

　　汉都长安的修建虽然不比咸阳，但也甚为宏伟。汉高祖刘邦在世时，先修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汉惠帝修建了长安外城的城墙，汉武帝又修建了内城的北宫、桂宫、明光宫和外城的建章宫，并开凿了昆明池。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萧何在龙首原上营建未央宫，修建了高大的东阙、北阙以及前殿、武库、太仓等建筑。其中前殿东西长五十五丈，南北长十五丈，高三丈五尺。汉高祖见后发怒说："天下汹汹，苦战数年，成败尚未可知，为何过度修治宫室？"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重威。"未央宫后来增至承明、清凉、宣室等四十多座宫殿台阁，周围二十八里。汉惠帝修建外城城墙，前后两次共征发了二十九万余人。建成后的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城墙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高三丈五尺，有十二座城门，城内有八街九陌，一百六十个闾里，九市，人口多时达五十万人，是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称得上是壮丽威严了。

　　西汉定都长安共二百二十余年。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长安是处在上升和发展的通道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中孕育着分，合到极处，正是分的起点；分中孕育着合，分到顶点，就是合的源头。治和乱的交替，也反映着同样的逻辑，长安，在西汉、东汉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中，它悄悄地为在未来的统一和秩序中实现自己的辉煌准备下了基础。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在汉长安城的东南、龙首原的南端另建新城，当时称为大兴城。大兴城的地势较汉长安城更为开阔，新开凿的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浐水、镐水、汉潏水入城，给新城注入了新鲜活力。公元617年，隋炀帝还没死之前，李渊就控制了关中，炀帝一死，他便在长安称帝－－不可能去别的地方了，因为到处都是割据势力，需要逐个铲除。六七年后，形势稳定了，而关东地区已经被战乱摧残得不成样子，关中地区却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建都长安自然是惟一的选择。此外，李渊出身陇东大族，关陇一带的人经过东汉以来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统混杂，李渊的母亲就是鲜卑人，而且他是靠母亲的关系（杨坚是他的姨父）发迹，不太愿意迁居中原。

　　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左右），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诗人李白穿越秦岭，从四川来到长安。当他沿着平坦的驿道进入关中平原，远远望见帝国的心脏时，就已经被它恢宏高贵的气质所震撼了。

　　在他的眼前，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坐落在湛蓝的天空下，青灰色的城墙，勾嵌着白色石浆，一块块青石在阳光里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城中卷帷如云，美人如花。他在许多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忆秦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的气质是如此的高贵，乃至在多年后的一个月夜，当流浪江湖的李白回想起当初见到长安城墙的震撼时，他仍然激动难耐，在一首名为《长相思》的诗中，他回忆道："长相思，在长安......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唐长安城究竟壮美在何处呢？首先在它的城市结构上。它分为外郭城、皇城、宫城三层。宫城是皇帝所居，通称禁中，位于全城北部。有三座主要宫殿：太极宫，又称西内；大明宫，又称东内；兴庆宫，又称南内。北面有两座城门，正门玄武门最为重要，唐朝的多次政变都取决于守卫玄武门的禁军。南面有五座门，正中的承天门最为重要。皇城是官府所在，又称子城，位于宫城正南，有六省六部，最重要的实权机构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东西各有两门，南面有三门，正中的朱雀门最为重要。北面正对着宫城南面有三座门，皇帝和议政大臣举行内朝是在宫城内太极殿北的两仪殿，举行改元、大赦、元旦、冬至等大典的外朝就在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外郭城为官员及一般市民居住区，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周围六十七里，有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一百一十坊，十二座城门，最重要的是正南的明德门。城内最大的一条街朱雀大街自承天门经朱雀门直通明德门，南北贯通，把长安城平分为东西两部分。最宽的一条街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441米。在皇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有太庙和太社。外城中有东西两市。外城东北部的崇仁坊每到考试时节就由举子们集中居住，是城中唯一夜间不关闭坊门的地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十分热闹。东南部晋昌坊内的大雁塔是考中的进士题名的地方，天宝十一年（公元752）仲秋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綦毋潜、储光善、薛据、孟云卿、崔颢等人一同登塔赋诗，是千古少有的一次盛会。城外东南角上的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一处风景区，天宝年间杨贵妃的三个姐妹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一班贵妇常来这里秉烛夜游，欢宴通宵。

　　第25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5）

　　长安城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万人。在唐代，长安是世界上最大、最规整、最宏伟壮丽和文化最为发达的一座城市。它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东罗马从贞观到开元年间五次派使者到长安，波斯仅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十多次派使者前来，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十三、四次之多，每次前来的人数多时达到五百人左右，在长安居住的时间长的住到二、三十年。韩国派来的使节比日本更多。

　　帝都长安由此迎来了它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李唐王朝无疑是长安历史荣耀的顶峰，但也正是随着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没，长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历史中心的地位。

　　从安史之乱开始，随着唐朝国运的衰颓，长安一天天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光环。首先，作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悬一隅之憾。唐王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战乱不断，战场主要在今天的冀、鲁、豫、皖地区，后来又被黄巢扩大到浙、闽、粤、湘、鄂等地，长安真正面临"关河悬远，兵不应急"的情况，而此时，由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经成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而钱粮的运转又必须从战区通过，局面的尴尬可想而知。中央指挥既不便，财赋又不足，藩镇的坐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镇越强大，朝廷就越无法指挥，财赋也更无保障。两者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况愈下，而且无力自拔。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为极其现实的问题。所谓"阻山带河，四面屏障"毕竟不等于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民心思乱、指挥不当、后方空虚等情况下，有限的地理优势起不了多大作用。

　　黄巢的大军终于彻底捣毁了唐王朝政权的基础，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作为首都的长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使那颗曾经在历史的天空光彩夺目的都城之星从此消隐。

　　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城因自然灾害或灾变威胁造成的消失还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因战乱所造成。因为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动荡战乱，都会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城市建筑，甚至为了显示征服者的胜利，摧毁前朝文化和扫荡前世影响，不惜动用非理性的残酷报复发泄让都城全部毁灭，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被征服者心理震慑。

　　长安终于大难临头。

　　公元883年，黄巢撤离长安，临走的时候，下令进行大规模烧杀，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队"暴虐无异于贼"，于是"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公元904年，朱温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与城内民房，拆下的建筑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被迁者号哭载道，老幼相随，流离漂泊，月余不绝，长安顿时坍压毁圮变为残砖烂瓦，史载："全忠（朱温）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大唐的盛宴终于曲终人散了，从五代起国都日渐东移，帝国的心脏淡化成了背景，城便成了废都。长安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都城从此土崩瓦解，成为一片废墟，成为尘埃落定后人们长期隐痛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

　　朱温走后，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守御之便，将破烂的皇城修复，名为"新城"。它放弃了外城和宫城，所以比起唐城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后来五代、宋、元的长安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长安正式改名西安府。清代在城内东北隅建满城，圈去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积，专供满人居住。到清末，西安城冷冷清清，仅余人口11万多。

　　长安城，到头来就像一场梦，靡丽而奢华，如同让人欲罢不能的美酒，酿了千年，却销不了万古的愁怨！

　　长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战略意义而被选为都城的，也是因为在不停的战乱中屡遭毁灭性破坏而最终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的。一般而言，任何破坏都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为什么此后的朝代再也没有做建都长安的尝试呢？

　　第26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6）

　　让我们试着掀开长安宿命里那些最后的谜底吧。

　　在中华文明的开始，关中平原是国之沃土，但在很多年以后，关中平原开始变得不堪承受。尽管它适宜于农业的经营，其产出也很大，但是古都长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这种情况，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了隋唐时期依然未能改善，反而更加严重。由于漕运关中，要经过黄河的三门天险，甚至出现了"用斗钱运斗米"的情形，其漕运耗费之大可见一斑，这对长安逐渐失去国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两千年间的战火已经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趋于极度恶化。从西汉时期开始，长安的供应就要仰赖江淮，所以刘彻才有修漕渠的举动。这项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黄河必须有充足而稳定的水源。到了隋朝，这个前提没有保证了，于是，被迫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从江淮启运的物资逆汴水而上，在洛阳上岸，视黄河水情另行装船西运，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陆上卸货，根据渭水水情再重新装船，直达长安。正是出于这种转运的需要，才在洛阳修建了规模巨大的仓库－－洛口仓。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以后），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减少，而且出现季节性断流，航运功能不断萎缩，宋金对峙时，问题不突出，元代统一后，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运河来维持漕运。还有，北方的缺水并不是因为雨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破坏造成的。由战争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毫无节制的糟蹋，最终导致了整个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这个过程从陇右关中向晋、豫、冀、鲁逐步展开（只是靠着京杭大运河的输血作用，才维持了部分地区及京津的繁荣），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最先被帝王们抛弃的只能是长安了。长安每一次遭到战乱破坏后的重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难度，原因是资源日益紧缺。早在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有感于残破不堪的长安，在《秋兴八首》之六中写道："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他似乎已有预感，战争的愚蠢和凶残，使这座记载了千年繁华的帝都，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与此同时，东方的洛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里的水草依旧丰美，土地依旧肥沃，森林依旧茂密，河水依旧清澈。于是，迁都势在必行。

　　长安，就此成了废都。

　　城墙的宿命　西安的城墙是青色的，刻满了风霜与沧桑。可以说，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古书函般，排列成了解读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站在城墙上听风吟唱，世人会很容易理解西安这座城的厚重与悲凉，因为这样的声音，能将人轻易吹入历史之中，历史刹那间无可言说。

　　不登城墙，是不会真正了解西安的。西安这座古城，好像一切都是被笼罩、被封闭似的。城墙严严实实的，一"圈"就是好几百年，西安人历史上从来都是被围在城里的，从汉唐直到明朝，尽管城的位置和大小有所变化，但墙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从古到今，城墙给人一种安全、周全的感觉，更有一种坐城号令天下的威风。不过，岁月流逝，墙是越来越固了，城是越来越古了，城墙里的人也愈来愈"孤"了。

　　现在的西安城墙根下一边是低矮的民房，另一边是环城的一片绿化带，人们在这城墙里大多行动悠闲。在那些阳光晴好的日子里，人们可以清晰看到南门箭楼上的窗户，灰尘已经很厚了；而城墙底下住的人家，日夜与历史比邻而居。阳光下的城墙人家，屋顶的瓦片上都是风尘积聚的黄土，在阳光中泛出土质的明亮色泽。

　　据史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此城郭之始也。"可见，早在4500年前，城墙作为传统的防御设施，伴随着城市同时产生。有3100年建城史的长安，历代都修筑城墙。无论周朝的沣、镐，还是秦时的咸阳，汉代的长安，都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不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古城墙最后大多沦为历史的尘埃，留下的，也不过是历史的遗迹，仅供后人于废都斜阳中凭吊。

　　第27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7）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都地点未确定以前，廷臣多次建议利用关中形势，建都西安。朱元璋特派皇子巡视西安，察看建都之事。后来，朱元璋又将次子朱樉封为秦王。当时，明朝筑城风气非常盛行，现在全国保存下来的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城墙，大多是那时建造的，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汉冢唐塔猪（朱）打圈"的俗语。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秦王朱樉开始正式筑城，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据史料记载，这次修建，原有的旧城西边和南边的城墙没有动，只是把东面和北面的城墙向外拓展了许多，使面积增大了四分之一。其建筑时间前后历时有七八年，正式筑城也有四年左右，明洪武十一年全部完工。建成后的西安城墙，周长约14公里，高12米，底宽　14～18米，上项宽12～14米，城墙平面总体呈东西向长方形。所筑城墙全部用黄土掺和麦秸、草渣分层夯筑，每层厚8～12公分，最后一层用石灰、土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墙体非常坚固　。

　　修筑城池，目的当然是为了防御。西安处于西北要害之地，地位险固，便于扼控边防。现在的新疆人仍把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称为"口内"，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不要小看西安这座城墙　，在现在战争中它可能难以经受打击，但在古人那里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简陋的武器是拿它没任何办法的。为了便于防守，也为了能在防守的同时打击敌人，城墙在设计上是想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科学和有效的办法的。沿城墙外围挖有护城河，又深又宽，只有通过城门上的吊桥才能出入。城门处又有城墙三道，门洞三重，其上建有正楼、箭楼和谯楼，前后相列，同时又设有护门小城，叫瓮城，入城必先进瓮城，必要时可四面围击。城垣四角各有一座角台，建有角楼，在上观望，视野较宽。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还筑有一座伸出城墙的"敌台"，以便于观察敌情，便于防守，便于还击。整个城墙的外沿设计有女墙（垛墙），当然是为了做掩护、了望和攻击之用。从城墙的整体结构来看，其防御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防御功能是非常强的。线条粗犷的城墙和众多的垛口如忠诚的卫士凌然携手护城。城墙顶部宽敞，垛口林立，这里曾是屯兵无数、刀光剑影的战场，可以想见当年一定是寒风朔朔，旌旗猎猎。但这一切随着历史的烟尘，飘散远去了，只是古城墙依旧，似乎对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劫难和过往。

　　城门是城墙的眼睛。从汉代到今天，它更直观地见证着历史的发展、都城的兴衰，它"目睹"了这座城市世世代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玄奘取经归来，在朱雀门皇城脚下一洗16年的风尘；李自成兵临长乐门下，慨然长叹：皇帝若得长乐，则百姓长苦矣......

　　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长安城修建了最早的城墙。那时共有12个城门。名字也非常古雅动听，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厨城门、洛城门、雍门等。而唐代的外城门有15个：东边有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南边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面是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北墙开设丹凤门、芳林门、景耀门、光化门，玄武门和安礼门与宫城共用。单从这些充满内蕴的城门名称就可见唐代经济文化的繁盛。

　　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他从古印度带回了657部梵文佛经。取经归来，玄奘受到皇城百万臣民的盛大欢迎，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迎接玄奘。迎接仪式就在朱雀门举行。那时建筑宏伟壮观的朱雀门，是皇城的正门，也就是皇上出入的南门。由此可见仪式的隆重。长安的城门可以说见证了历史的重要时刻。

　　但是历经朝代更迭，饱受战火蹂躏，古长安城的城门也几经损毁和修复。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由长乐门（今东门）攻入西安。李自成看到悬在城门上的"长乐门"匾额，对身边将士说："若让皇帝长乐，百姓就要长苦了。"将士们一听此言，群情激愤，点火烧毁了长乐门城楼，长乐门直到清代才重新建造。

　　到了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时期，清兵龟缩城内抵抗新军的进攻。当时安远门（今北门）的城楼是满族人的弹药库，里边驻守的清兵负隅顽抗，新军集中火力轰击弹药库，致使清兵受到致命打击，全线溃败。至此，清政府是被推翻了，但是雄伟壮美的安远门城楼也在战火中被毁掉了。

　　第28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8）

　　历史的沧桑真是一再轮回，长安的宿命不说也罢......

　　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西安毫无疑问是有历史的，西安曾经是中国厚重历史的巅峰，历史把辉煌留给了西安，但是当时光漫流，古时的辉煌不再，一代帝王风采不再，留给现世的只剩下残破的城墙、荒废的文物以及西安人对历史的沉迷与眷恋。西安到处存在着历史的气息，这气息在残破的街道，在一声声的鼓声和钟声里，在人们的行走间，更在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比如书院门。

　　书院门承载了一个帝都的文化风骨，也承载了它的沧桑无言。现如今，它只能以仿古的形式诉说过往。当一个辉煌的城市渐渐从岁月里走远的时候，至少，它会留下一个背影，耐人寻味，而书院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书院门的地名起源于在它里面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西北四大书院之冠。

　　传说明代一个叫做冯从吾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说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结果被革职回家，然后潜心研究易理，在宝庆寺讲学，后来又拉上陕西省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汪可受，进行"联镳会讲"，来听讲的人足有几千人，这之后在那个地方修了一所书院，就是关中书院。

　　冯从吾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与"千人所指，一丁不识"的魏忠贤势不两立，成为东林党人在西北的首领；并在此设立书院，以此作为阵地，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作为兴学宗旨。中国书院大致始于初唐而盛于南宋，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东林书院绽放和折射出了独特的光彩。关中书院就是它的光和影在这儿的摇曳。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依然闪烁在这里。当时一群文化人在此开始了他们的文化远征，这里不是遗老遗少的"诗酒文会"，不是空谈心性的象牙塔，也不是钻营苟且的名利之场。这里曾是一群帝都血性文人的神圣祭坛，在这里他们讽刺朝政，裁量人物，针砭时弊，在风雨飘摇中为一片明朗的天空大声疾呼。他们躬行实践，高标独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于万马齐喑中开启明清实学思想的先河，但家国天下之事他们时时念念于怀。片纸尺牍背后凸现出的强烈忧患意识，至今令人五内沸然。但是"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关中书院建成以后不久，魏忠贤灭了东林书院的一帮文人，顺便把关中书院也收拾了一下，冯从吾也被累及。然后，熹宗一道圣旨把关中书院拆了。一直到康熙3年，关中书院才被重建起来。

　　关中地区明代以后的历届科举考试都在这里进行，应试者就在这条街上食宿，温习功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省师范大学堂，当时成为西北5省的最高学府，民国时改为省立师范学校。解放前，书院门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两旁的酒肆、茶房、店铺已荡然无存。房屋破败、街容陈旧，与近在咫尺的碑林博物管极不相称。帝都的文化风骨沦落至此，真切地说明了一个时代的衰微与一个城市的迷茫。曾经荣耀着的长安城悄然远去，只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沉默的背影，怆然守候着那些老去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和书院门一样，坐落在西安三学街东段一座清代文庙里的碑林，也是一个古韵十足的地方。碑林所在的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碑林，因碑多如林而得名。碑林里的松柏树木常年郁郁葱葱，大多树龄甚高，似乎每一棵树都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碑林的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唐朝建立碑林至今的九百余年历史，更在于它收藏了自汉代以来近二千年的碑刻；不仅仅是历代书法名家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米芾等人的墨宝刻本，还在于它留存着唐太宗、康熙等贤明君主的手笔；碑林里既有为防印刷传抄错误以便校对之用的四书五经，又有统一文字书写规范与释义的著作；有纪事碑，有墓志铭，有勘界碑；有原存于碑林的石刻，也有历代考古发现的一些珍品的移存；一些唐等朝代的碑刻，保存完好如初，字迹清晰，笔力遒劲。所有这一切使西安碑林无愧于中国四大碑林之首的名号，可谓集帝都文化于大成，真的是令人难以想像。

　　第29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9）

　　说碑林集帝都文化于大成，首先在于碑林里陈列的碑石，真实记载了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过程。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在碑林的陈列室中，人们可以看到《仓颉庙碑》。除此之外，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进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在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楷书和行草书在碑林这里都有代表作品。

　　同时，碑林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还在于它是一座真正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远古书籍都靠手工抄写在竹简上，即使后来发明了造纸印刷术，知识分子的数量仍旧很少，文化只在少数人中间传播；每到改朝换代之际，都会对文化艺术造成极大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中华历史文明在血雨腥风中艰难传承。正是因为历经战乱文化书籍散失较大，许多书籍是后人背诵记忆重新流传，难免错误较多，故唐朝皇帝让人统一校正四书五经后刻于石碑上以为正宗。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石台孝经》；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由于那里地势低洼，对保存经石不利。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西安历史上由于朝代的更替，而遭遇过多次的沧桑与磨难，碑林也因此有过多次的变迁，也曾受到战火的破坏。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石碑，如《曹全碑》、《立界山石祠碑》、《颜勤礼碑》等，都经历过或掩埋于地下，或湮没于荒野，而最终重现人间的的历史。特别是一些后来移入的珍贵碑刻，历经风雨摧残，碑身断了，残了，边缘文字缺失了，或者日久天长日晒雨淋碑石风化字迹为风雨所风化，成为莫大的缺憾。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显碑林文物的珍贵，它是一个都城的文化记忆。如今这些石碑多由玻璃框封闭，一如那些被尘封的历史。

　　到了现代，碑林命运的沧桑可以通过一组名为"昭陵六骏"的石雕体现出来。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洵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诫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由于六骏雕刻精美，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到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这两骏便是拳毛　与飒露紫。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西安当地人发现并拦截了下来。现如今在碑林人们只能看到四幅残损的浮雕了。

　　第30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10）

　　华清宫也是命运多舛。它的兴衰沉浮可以真实地折射出一个都城的沧桑过往。华清池亦名华清宫，位于西安城东，骊山北麓，由于它紧依京城的地理位置，旖旎秀美的骊山风光以及自然造化的天然温泉，吸引了在西安建都的历代天子。周、秦、汉、隋、唐等历代王朝都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他们的行宫别苑。西周末期周幽王就在今华清池所在地修建"骊宫"；秦始皇于此"砌石起宇"名曰"骊山汤"；汉武帝时，在秦汤基础上进行修葺；北周武帝造"皇堂石井"；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重加修饰，为美化环境而"列松柏数千株"，以点缀温汤风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汤泉宫"，竣工以后太宗率文武百官临幸新宫，亲笔御书《温泉铭》，并命石匠勒石制碑拓印以示群臣。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几经扩建，公元747年10月新宫落成，易名"华清宫"。"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宫城倚山面渭，依骊山山势而筑，以朝元阁所在的西绣岭第三峰和温泉总源为轴线，以总源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展开，既合理地利用了温泉，又体现了皇宫严谨的布局。宫周筑罗城，修登山辇道和通往长安的复道，内置百官衙署。"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至此，华清池达到了它的历史鼎盛时期。华清池是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罗曼史而著称的。"帝辇恒从十月来，羽骑云游应山绿"，据记载，从公元745年至755年的每年10月，唐玄宗都要偕贵妃和亲信大臣来华清宫"避寒"，直至翌年暮春才返回京师长安。其间处理朝政、商议国事、接见外使都在这里进行，华清宫逐渐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玄宗弃京师急携杨贵妃姐妹西逃，至此，华清宫由盛转衰。五代残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华清池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

　　作为汉唐两朝盛世中国的大帝都，西安留下了中国都城史上最丰厚的的人文和历史遗存，但唯其如此，它的衰落才格外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这不仅上从世道人心上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上述沉重而伤感的"景点"里解读得出其中的意味。

　　秦腔遥远　在古老的城墙下，听秦腔、吼秦腔成了今天许多西安人日常生活中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唱戏的投入，听戏的也投入。唱者多为关中汉子，方面阔口，状极威武。提袍抖袖，大吼大唱，一条嗓音破空飞去，撞在城墙上，踅回来，声犹震耳。秦腔的唱腔里和着黄土高原的风沙，夹杂着黄河奔腾咆哮的旋律。的确，秦腔是杯烈酒，喝了才知道魂之所系；是出天歌，听了才知道酣畅淋漓。秦腔是黄土地的灵魂所在。是一个旧帝都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在唱念做打中年复一年地流走，西安人生活的艰辛和对幸福的渴望也都在锣鼓镲钹一阵阵的快慢板中一点点地融化。

　　八百里秦川，从西周到大唐，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中心，而西安正是这个中心的心脏。水草丰美的渭河养育了这一带的农业文明，秀色可餐的关中女子羁绊了十三代帝王的心。秦腔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浸养出来，像一块厚密的馍在鲜亮的老汤中慢慢散发它的味道。西安人习惯把秦腔称为"大秦腔"，不仅是因为秦腔原始豪放、高亢激昂的旋律，更是因为秦腔本身强硬的气魄和它唱腔里所表现出来的烈性和野性。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他们迷恋秦腔，并不全因它土生土长古音古意，而是秦腔石破天惊的撕扯吼叫最能表达他们灵魂的渴望震颤。这个城市，地下埋有皇陵，地上建有寺庙，阴气重于阳气，人们用秦腔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之气，来平衡几千年郁积的阴气。

　　秦腔的豪气说起来是有种族渊源的，它的哀怨细腻是在关中女子水一样的目光中滋养出来的。据说秦腔起源于秦代那首著名的诗－－"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是悲壮的，如同飞蛾扑火。乐师高渐离作歌送荆轲，必是在豪饮之后，站在峁塬之上，看着渐去渐远的荆轲消失在黄色的原野上。而荆轲，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去刺杀暴君嬴政。缭绕于耳畔的歌声如泣如诉，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悲切之中充满着男人的豪气。那时候想必有浣纱的女子，向他扬起红色的兜肚。这歌声十足的韵味才在他的胸中漫散开来，让他生出一点侥幸的希望。而那一次，高渐离却吼劈了嗓子，嘴角流血。所以－－"秦腔的境界在于吼。"在西安，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都要用生命的底音"。因为那是来自洪荒时代的声音，野兽畏惧，天地震惊。这声音是带铜质的，是经过亮丽的阳光打磨过的。这声音是带冷峻之气的，是经过西伯利亚冷风揉搓过的。这声音还是带血丝的，它自吼唱者的肺腑发出，麻烂喉咙，因之，有一种悲壮的肃杀气势。

　　第31节：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11）

　　这种肃杀之气也只能是属于西安。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的确，夕阳残照，汉家陵阙，西安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似乎只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了。

　　长安，长安曾经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长安往事对于今天的西安来说无异于前世今生，但是往事是何等灿烂啊。

　　秦腔的鼻祖在秦声时代就勇于开拓，终平六国。他们唱着秦腔，骑上烈马，挥动利剑，奔向沙场，迎着烈烈西风，呼啸于大漠，驰骋于草原。秦人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师。他们是真正的男人。他们黄钟大吕般，嘶唱着"岂回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予，与子同仇！"他们东出函谷，强于诸侯；西并诸戎，开地千里。那是何等的雄壮！汉承秦制，其后三百多年，班超弃笔从戎，率英雄三十六，经营西域，把秦声带到那里。也许秦腔今日能风行西北五省，就是当时打下了基础。当然，那时的秦腔是单纯的，并没有被涂上许多外在的色调。如《史记o李斯列传》中所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呼，怏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应该说，那时候的秦腔还是处于一个胚胎时期，还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秦腔。但继之两晋六朝，传至隋唐五代、宋元之后，到了明清秦腔则不再是单纯和幼稚的了。秦腔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相当成熟，六种唱腔、十三门角色都有严格的规矩。办堂会唱秦腔曾经是关中一带的胜景。甚至在清代，秦腔一度杀出关中，搅乱京华，与昆曲抗衡。

　　清人严长明在《秦云撷英小谱》中说，"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湖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明至清，则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路秦腔。那时，全国上下更是"到处笙歌，尽唱魏三之句。"（魏三，即清代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的确，说到秦腔，关中名旦魏长生是不能不提的。此人在乾隆年间即已成名，在关中一带声名斐然。乾隆四十四年，魏长生进京闯荡，一出《背娃入府》轰动京城，王公贵族先睹为快，票房居高不下，一时间其他剧种无人问津。乾隆大怒，拘其入宫，令改昆腔，魏不从，遂被逐出京师。魏发誓"不复入京，何为大丈夫！"终于在嘉庆六年再回京都。当时禁令未解，御旨只许演一出《背娃入府》。魏长生竭毕生所能，声调高扬处声裂九天游云。全场再度轰动。闭幕后魏长生泪洗粉面，长叹"吾誓圆也！"溘然长逝。就这样，数千年来，秦汉雄风，盛唐气象，裹挟着古老而沉重的大秦之音，艰难地行走在庙堂和民间的话语之间，贾平凹在其文《秦腔》里说："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时，唱‘快板"，高兴得是不及烈性炸药了一样。要把一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肠的唱腔，却表现了那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别人的享受，也熨平了自己心中的愁苦的皱纹。"只可惜，到如今秦腔也只能是王城唱晚了，真正的王城唱晚。今天的秦腔已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因为秦腔芳华已逝。

　　帝都尴尬　作为一个典型的废都，一直以来西安这个王城的命运与遭际对这个城市人的心态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王城唱晚，王城人内心的感受真是难与人言。

　　西安在名为长安时曾经是如何的了得啊，区区"长安"两字书写了巅峰时期的辉煌。从"文景之治"到"贞观盛世"，长安成为了古代都城的典范。曾经的长安是国际都市，站于世界之巅接受无数的西方移民。八大古都中，政权建立在长安的是最稳定的。在政治文化上西安对古中国贡献良多。

　　西安用许多细节执着地表明着古都风范。到了今天，西安的土话里有许多发音还是古汉语发音，可以追溯到诗经年代，而且从沿用至今的地名中也可以窥见一斑：罗敷、长安、灞桥、马嵬坡。

　　古城见证了文王开创都城，秦始皇威镇华夏，项羽和刘邦你死我活的仇杀，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的铮铮铁骨，张骞、玄奘、法显从此开始追寻梦想的出发到历尽千难万险的回归，唐太宗李世民在此成就贞观之治，一代女皇武则天麻雀变凤凰，李白、杜甫在此吟诗交友，王昭君从此出塞远嫁，杨玉环被迫出城自尽。真可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城楼上演绎千年大戏，戏演得好坏直接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命运，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兴衰。

　　被称作"故都"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有谢幕的意思，但西安又是不甘的。

　　西安，给了中国人最多的怀想资源。直到今天，在西安这个诡谲的斯文之地灵性之地，奇人高人时有所见，不管是在饭馆里、夜市上，还是护城河边的垂钓中，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熟读《周易》的，研究天象的，精通佛经道义的，拆字算命的，他们神态安详衣饰不鲜，混迹在芸芸众生中绝不显山露水，但个个身怀绝技、卓而不群。但另一方面，因了故都情节导致的自大自闭，西安人往往好言老、好自大。阿Q喜欢说"我们先前如何如何"，西安因为历史悠久，也嗜好追溯各种事物的源头而把"第一"拿到手里，有如古代迟暮的美人，喜欢在历史的镜子里顾影自怜，得到某种心理满足，爱以中华文化正宗嫡传自居，别人都是夷、是狄、是海派胡脉，只有自己是天子脚下的臣民，总是脱不了故都子民的贵胄情绪。

　　总之，千年帝都的自负在西安人心中还是很有份量的。虽然西安自唐以后风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荣光使他们从自尊终至自负，时至今日，西安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识和皇家派头的优越感。因为自负，也因为优越，西安人是"长安，长安，常年平安"。在动荡、变迁的时代中，他们大多冷眼瞧着大门外，看莺飞草长，花木荣枯，却保持自己不紧不慢的脚步。

　　一方面是自负，另一方面则是自卑。因为在今天，作为西部的明星城市，西安已经不能称老大了，比如和重庆比起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可能更胜一筹，但是重庆作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安有兵马俑华清池，重庆有三峡；西安有半坡遗址，重庆有老屋基旧石器时代遗址；西安有德福巷，重庆有磁器口老街......在西部西安尚且不能称王，更遑论全国了。这是西安深刻的自卑了。

　　西安的自卑还体现在潮流趋势上。廉颇老矣，自然不能领袖群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安有"新新人类"吗？当然，不能说没有，毕竟是个省会城市。但"新新人类"在西安有点不同。他们的打扮潮流一般来说总是比其他的地方慢上半拍，处于一种跟风的状态，所以，严格地讲，西安的"新新人类"应该被称为"旧新新人类"。遥想盛唐当年，作为中外闻名的国际性大都市，西安可是时尚的策源地，在时尚方面一向是别的城市和国家模仿的对象，现如今，跟风尚且气喘吁吁，由不得西安不自卑了。

　　时间带走了一些东西，也留下了一些东西。站在西安的城墙上，看眼前这个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任何一个游人都可以感受到晚风徐徐，只是－－现在的西安风和秦始皇指点江山时的西安风大有不同。

　　在自负与自卑之间，一个曾经的帝都尴尬毕现。

南京：可疑的王气　

南京，这个想来令人伤感的城市，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帝都之相"。因为在中国的著名古都中，南京的"山川形胜"可谓独一无二。整个南京是由低山冈地、河谷平原、滨湖平原及沿江河地等地形单元构成的地貌综合体，为宁、镇、扬山地的一部分，地貌上形成了宁镇山脉两端的三个分支：北支沿长江南岸向西延续，海拔130～286米；中支至南京城墙山脉延伸入市区，海拔32～486米；南支绕城东南部，海拔95～382米。长江南京段长度约95公里，江心有八卦洲等10多个大小江心洲，江北有滁河，江南有秦淮河，为境内两条主要的长江支流。整个古城位于长江下游的秦淮河河口地区，周围群山对古城起着屏障和军事防守的作用，呈现山环水抱的态势，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诸葛亮称赞南京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确是帝王之宅"。甚至到了今天，中国叫京的城市也只有两个－－北京和南京。虽然北京是今日中国的首都，但北京没有能独占作为京城的荣耀：它必须与南京分享"京"的称号。这是南京牛的地方，不服不行。

　　万里长江在经过一路披荆斩棘之后，在南京这个地方作了最后一个回漩，然后直奔大海。但是回顾两千年来的都城史，作为首都的南京却是尴尬和暧昧的。今天的南京城，实际上是复兴于南唐（公元914年），盛于明初（1368），又颓于太平天国（1853－1864），再兴于民国（1927－1949）直至成为废都，是由多重历史沉积构成的古老城市。这座总是被龙兴于北方的帝王所忌讳的地方，千百年来在历史的长河时隐时现，靠着仅有的王气造就了"六朝古都"。几乎任何王朝到了南京，就像瘟疫般地沾染上南京的阴湿而变得阴柔。再硬朗的王气都抵抗不住秦淮的胭脂。南京本性上是一个没落的城市。虽然它高贵，虽然它一旦发威，个性突出，但南京就像是一个来自商宦之家忧郁的青年，骨子里流着高贵的血，在现实中却缺乏自信。是的，南京不缺霸气，但是它在霸气背后埋藏了一种自卑，这作为都城来讲是致命的。

　　第33节：南京：可疑的王气（2）

　　南京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称有44个，这其中每一次地名的变化，往往都联系着改朝换代所带来荣辱兴衰。如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六朝金粉，实际上是火光血影中不断上演的颠覆与再颠覆的悲喜剧。大悲大喜，悲喜相续，历史在这里翻过的每一页都过于跌宕，每一页又都翻得过于急促。雄才大略的孙仲谋定都南京刚刚五十年时间，其鼎立争雄的伟业就变成了"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悲剧。东晋的繁荣勉强维持过了百年，而南朝宋齐梁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七十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金粉"背后，是多少战火硝烟多少生灵涂炭。隋灭陈之后，隋文帝为破坏所谓的"金陵王气"，下令"建康城邑平荡耕垦"。刘禹锡只会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不知有多少寻常百姓的家早在战火中化为灰烬，那些百姓家檐下的燕子，又不知该驻足何方。之后，"破城记"在南京一演再演：南京的历史上曾先后遭到过五次大规模的屠城，屠城者分别是丧尽天良的东瀛屠夫，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后的清军，刚刚破关后急于为镇压明朝留都而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满清，更有隋朝虎狼之师焚化烧抢六朝烟粉，萧梁侯景叛乱血流成河，尸骨成堆......南京一次一次经历灭顶之灾。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南京往事吧。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约830米处筑城，城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0.94平方公里。后称越城，又名范蠡城。它是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军事性质的古城，被公认为南京城市的开端。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政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迁至秣陵（今南京秣陵关一带），次年在楚国金陵邑城址修建石头城，以资守御，并取"建功立业"之意改称秣陵为建业。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九月，在朝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中，孙权迁都建业，开创了南京建都的历史。孙权以其　兄孙策的长沙恒王故府为皇宫，规划并建造了　周长约11公里的建业都城。

　　自东吴开始，南京从地方性城邑一跃而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朝的建康，在方圆20公里的区域内，聚居着28万户，若按每户5口计算，竟超过140万人，相当于现在南京人口的一半。

　　建康是当时佛教中心，梵刹林立，释子成行。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南史o郭祖深传》有"都下佛寺500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的记载。唐杜牧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

　　589年，隋文帝灭陈后荡平建康城邑，摧毁六朝宫苑，南京遭受重创，后在石头城置蒋州。唐代，置蒋州为升州。

　　北宋时南京称江宁府，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为建康府，为抗金前线。岳飞、韩世忠曾在此抗金。金兵于1130年火烧建康城，城内建筑大都化为灰烬。南京再次遭受重创。

　　南京地区的再度繁荣是在明朝。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改称南京。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可谓浴火重生。明代的南京城，称得上是古代世界第一大城。其外郭城周长60公里，18个城门。内城周长33.7公里，城墙平均高14～21米，基宽14米。开13座城门。以聚宝门（今中华门）为最大。

　　但是，就在南京蒸蒸日上时，明成祖朱棣突然迁都北京。因为当时北方的蒙元残部，是明王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进行集中－－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在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明代两京之一，府部犹存，地位仍是重要。明南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城垣、宫廷、陵寝，还是官衙、寺庙、街市，都达到了历史鼎盛时期。迁都北京后，应天府作为南都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并一度成为南明的首都。

　　清代南京改江宁府，驻两江总督，设江宁织造，是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丝织业、造船业、印刷出版业居全国首位。南京云锦名闻中外。设立在鸡笼山南麓的国子监，中外学生多达万人。

　　第34节：南京：可疑的王气（3）

　　可以说近代史上的中国政治是从南京开始又从南京结束的。满清一朝踏平南京为江宁，希求江南安宁也希求南京不要给它作乱，可最终清代遭遇了无数次生存危机依然逃不开南京。大清被欺负始于南京的江宁条约，大清被严重衰弱来自于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大清被终结是开始于南京的中华民国。

　　不妨先来说一说南京宿命中的1853年。这一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南京后，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太平天国在天京前后十一年，洪秀全利用清两江总督旧址建天王府。那么太平天国为何把都城定在南京？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吧，从地理上来看：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扼长江的门户，沿江而上，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溯江而下，可控制江浙一带，且南京位于长江南岸，长江可作为抵抗清军的天然屏障。从政治上考虑：占领南京后，建立都城，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克服当时流动作战的不利局面，以便集中力量与清政府对峙。从经济上考虑：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对比较富庶，在此建都，可使太平天国获得有力的物质支持。从历史上看：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此建都，是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都条件优越。但是太平天国的这一举动却为南京带来了浩劫。1864年7月天京被攻陷。清军入城后，洗劫了天王府及其他王府和仓库，并纵火焚烧，使南京遭到了一次浩劫，连明故宫、明孝陵及大报恩寺琉璃塔亦均被毁。这是南京第三次遭受重创，诸多名胜古迹毁于战火，可谓"东南文物，尽付劫灰"，以至于今天我们只能从《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中窥见盛时南京的繁华。

　　此后，南京又被清政府用作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清军攻克江宁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如总督署、布政使司、鼓楼、文庙、武庙等一些重要建筑得以恢复，又新建了一些近代建筑，如汇文书院、咨议局等。1912年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设于清末的两江总督署内。民国定都南京后，开始了首都建设计划，修筑中山路等通衢大道，兴建了数量可观的民族形式建筑和其他标志性建筑，如以行政院、外交部、考试院为代表的政治建筑和以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美术陈列馆为代表的文教设施。

　　那么南京被中华民国定为国都，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这是南京的短暂复苏。可惜好景不长，随后日寇入侵，南京再遭血洗。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12月16日，日军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5000余人，并抛尸江中；12月17日，日军将3000余人押至煤炭港枪杀，并用火焚烧；12月18日，日军将难民、俘虏57000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据史料记载，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1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以上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老妇，都难逃摧残。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大肆纵火，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被烧毁，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1949年之后南京又因为政治原因成了废都。

　　哎，王城唱晚，最后的忧伤应该是那些千百年来无言的城墙吧。南京明城墙有着无可企及的辉煌，也沉积着诉不尽的沧桑。

　　南京明城墙，以其占地区域广、坚固、雄伟而著称于世。后人对此不仅有"高、坚甲于海内"之感慨，就连十六世纪中叶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也称："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南京明城墙之所以能有如此的规模和气势，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城垣建造发展史的深厚基础。南京明城墙原长33.67千米，直至今日，它仍保存着21.35千米；它非方非圆，依地形和山势而建；它的底部用大块石条砌成，非常坚硬，可抵御比较严重的破坏；上部砌城的青砖也十分坚硬。这些砖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销蚀，却依然不减它当年的风采。

　　第35节：南京：可疑的王气（4）

　　城墙最本质的原生价值之一，在于具备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墙最初由土垒、土石混筑、砖石砌筑其表皮，发展到南京明城墙大规模采用砖石构造、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与兵器（主要是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明城墙如此坚固的构筑，是有当年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的。当年朱元璋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后，便决定修建一座可抵挡强敌入侵的城墙，墙外还修了护城河，为他今后的称王和定都提供条件。但是建文四年时，为夺王位，朱棣由南京城北面的金川门攻入了南京城，南京城终于被攻破。城墙依然在，而主人却换了个主人。

　　几百年过去了，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为凭借坚固的城墙作屏障，天下唾手可得。于是他们关起了城门，全然忘记了城墙外面还有兵强马壮的清军正虎视眈眈。曾败于太平军手下的湘军，利用太平门附近一段没有护城河的城墙，挖地道，将炸药埋在了太平门下，炸出缺口，攻入南京城。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南京沦陷了。当日军来到南京明城墙最大的瓮城－－中华门时，他们畏惧了，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三道瓮城，可以"瓮中捉鳖"；这里有27个藏兵洞，可以屯兵三千。心虚的日军不仅观察半天，还放狗进去探测才胆敢进入南京城。但最终，中华门上雄伟的镝楼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只剩下了残壁断垣。

　　历经沧桑的南京明城墙尽管坚固巍峨，却抵挡不住热兵器时代的枪炮和杀戮。城墙表面上让古都有了固若金汤的安全感，但砖石砌成的城墙再高再坚，最后只能沦落成一道风景。这是一个古都的宿命和悲哀。

　　王气与历史悲喜剧　都说南京是有"王气"的，风水好，那么所谓的"王气"和风水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气"是古代中国人解释事物变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古人认为，万物的存在变化不过是"气"的作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抽象的"气"被广泛用于解释宇宙起源、社会变迁、人的生存等各个方面。

　　古人认为，天道与人事互为影响，即"天人感应"，为了把握天的意志，用以作为人的行为的指导，便有了占卜、占星、占候、风水、望气等术数形式。所谓术数，是指推演之术，用数字组合或自然现象推测往来，预言吉凶。术数所推出的结论往往要用"气"来解释，操持这行的人被称为术士，在古代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诸葛亮就是三国时著名的术士，而张纮则是早于诸葛亮的著名术士，不过，他们都是以政治家而知名的。

　　风水是选择阳宅和阴宅地址的方法。托名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术也是望气术，气是风水术的核心，它认为山水组合会生成某种"气"，"气"成为风水术判断地形优劣的结论。风水在古代称堪舆，"堪"指天道，"舆"指地形。风水术将山川附会星象，以达到地与天的对应，最常见的便是用山水地形附会天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星象，这种方法最早见于《三国志》中。

　　从风水的历史渊源来说，南京的渊源是非常悠久的，最早战国时代的楚威王认为南京有帝王之气，就在紫金山上埋金，压住帝王之气。后来秦始皇也认为南京有帝王之气，就挖秦淮河，凿方山以泄帝王之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南京可能真有帝王之气，秦始皇一挖把龙脉给挖断了，秦王朝也就很快倒台。南京最大的优势是水，风水谚语：山管人丁水管财，首先长江在南京西北方向形成环抱，而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水脉，流程已经到了中下游地区，地气非常旺盛，南京正好处于长江下游，又属于昆仑山系三大龙脉之一南龙的末端。南京作为一个山水的交汇点，一大特色就是龙蟠虎踞。山势是回旋形的，比较灵秀，南京北面有长江，西面有象山、老虎山、狮子山，南面有牛首山等。山水环抱，所以南京的地貌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号称龙蟠虎踞，这样的地形地势大概就造就了金陵的王气，且让安居金陵的天子都记住了这么一句潜台词：天子受命于天，此地有王气，所谓天意。　因此，康熙皇帝有诗云：　

　　第36节：南京：可疑的王气（5）

　　秣陵旧是国王地，此日銮镇列队过。　一代规模成行迹，千秋兴废逐流波。宫墙断缺迷骨锁，野水弯环剩玉河。治理艰勤重殷鉴，斜阳衰草系情多。

　　真是王气浩荡。

　　关于金陵的"王气"，历史学家曾对南京古城的地形地貌作过分析，认为其选址与布局符合传统风水说中的"四象"要求，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追求：巍峨葱郁的钟山在东面，为"青龙象"；隐伏嶙峋的石头山（今清凉山－－四望山一线）在西面，为"白虎象"；奔流灵动的秦淮河在南面，为"朱雀象"；逶迤绵长的覆舟山－－鼓楼岗一线横亘于北面，为"玄武象"。四象之间平展的谷地为皇（黄）宫所在。皇宫中轴线上南有平岗雨花台为"前案"，双峰高耸的牛首山为"远朝"。可以说，中国风水地貌的精髓"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五行"（青、白、红、黑、黄）在南京古城得到了完整的表现。

　　从六朝都城建康的选址情况来看，恰好与风水学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建康城的东面有巍峨的钟山，西面有嶙峋的石头山，南面有蜿蜒流淌的秦淮河，北面横亘着小九华山和鸡笼山，这四者构成了风水学上的"四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建康城就处在"四象"之中，并与"四象"构成了传统思想中的"五行"，即青、白、红、黑、黄，中间宫城为"黄"。

　　此外，在建康城的中轴线上，近处有石子岗（即雨花台），远处有牛首山，符合风水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原则和格局。正因为南京有如此优越的风水条件，所以才能在众多江南城市中脱颖而出，引得诸葛亮由衷发出"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叹。

　　可以说孙吴定都建业（今南京），就与风水术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前，吴国大臣张曾经对孙权说：秣陵（今南京）王气，宜为都邑。孙权认为他说得对，但未采纳。后来蜀国的刘备也认为秣陵有王气，孙权这才下定决心，定都建业。

　　此外，"龙盘虎踞"作为"王者之象"，在中国至少从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西汉时期在都城用瓦上已印有"四象"图像符号，但明确把都城地貌特征衍化"四象"并融入都城规划设计之中的是南京古城，这一点应归功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这种地貌特征的文化评价从东吴时代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强烈的暗示和政治优势影响到后来南京的城市地位、风貌和格局，并且还变成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性描述。今天南京的龙蟠路（东）、虎踞路（西）、朱雀桥（南）、玄武湖（北）等地名仍然留有深深的"四象"痕迹，而且这一古城的"四象"地形迄今基本保存完好，仍是南京古城重要的风貌特征。

　　其实不止是南京，历史上凡是出帝王的地方，都会有人说那里有王气。《白虎通》说："京师，四方之中也。""王者必即土中。"帝王要在地上寻找一处对应"天中"的"土中"作为京城，一方面便于统治，另一方面则显示帝王受命于天。最早的寻找"土中"的行动是在周朝，周武王、周公观天象，用占卜，勘地形，最终在洛水之滨找到了"土中"，就是洛阳。古人认为中原是对应"天中"的帝王之国，只有占据中原才有资格称帝，只有包括中原的"中国"才具有承继正统的地位，所以中原王气成为封建政治的定理。

　　三国中，曹操占据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具备称帝的条件，刘备虽偏据西南，但可以皇族血统争正统，只有孙权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利用，既偏据东南，又没有皇族血统，所以，直到曹丕、刘备都称帝之后，孙权才不得已而登大宝。孙权"自以居非中土"（《宋书》），连皇家必需的祭天地设施也迟迟没有兴建。三国鼎立，必争一尊，孙权只有借助"天意"来为自己正名份，"金陵王气"就成为东吴与魏、蜀争尊的武器。

　　所以，金陵王气只能在三国这样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特定条件下才能产生。金陵王气的提出，第一次向王者必居国土中央的传统发出挑战，孙权建都金陵，"黄旗一扫荡，割壤开吴京"（李白），使江南出现了第一个大古都。显然，东吴提出"金陵王气"，是寻求国家统一发展的必要措施，金陵王气的提出，是保护江南、统一中国的历史必然。但东吴始终没有被视为正统，它最后还是灭亡了。

　　第37节：南京：可疑的王气（6）

　　如果承认风水的某些理论，那么可以说，南京的命运是她的风水造成的。她的王气与霸气太重，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压过她。所以在此建都的王朝没有一个可以长命。也许她只愿做个温柔的金粉之乡，而历史却一次次残酷地将她逼到战火的最前沿。

　　南京王气不足可以史为证。历代在此建都时间都不长：　孙权在公元229年称帝南京，280年被晋所灭。传代三世，历时52年。

　　西晋被匈奴所灭洛阳被焚。琅玡王司马睿南京称帝为东晋，但公元420年又被刘宋所灭。历时一百零三年。

　　刘宋之后，齐、梁、陈相继定都南京（南朝），宋5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四朝共约170年。

　　明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开国，1402年燕王朱棣"清君侧"，夺其侄建文帝朱允炆帝位，即迁都北京。明代立国虽277年，但在南京仅52年。

　　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到1864年被灭。仅12年。

　　中华民国1911年至1949年定都南京，仅38年（中有抗日战争迁都重庆，在南京实际不足30年。）

　　所以就有人说，即便金陵有"王气"，在这里建都的王朝也是短命的，往往还属于分裂、偏安一类。在八大古都中，这是南京所独有的。郑板桥就曾在诗中说："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南京既在"金陵王气"的氛围中书写自己的历史，又在人们对"金陵亡气"的讥嘲中饱受奚落。从王气到亡气，南京演绎了一个王城的辛酸命运。

　　"一国亡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郑板桥的一句诗道出的正是金陵的亡气。南京作家叶兆言则说："没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适合聆听亡国的声音，金陵自古有王气，与其说是豪言壮语，还不如说是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叹。"

　　其实，"金陵王气"只是古代神秘文化的表述，南京处在长江下游从东北流向转为正东流向的转角处，是江南到中原的最近点，前有淮河、长江两道天然防线，后有富庶的吴、会地区作后盾，得天独厚，即使没有"金陵王气"的说法，南京的战略地位也是无法取代的，这就决定了南京在国家危难时要承担的历史重任。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说："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这是王气所带来的历史悲喜剧。公元588年，隋朝起兵50万南下，仍在醉生梦死中的陈后主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人再至，皆并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不久，这个皇帝被俘于宫中的胭脂井，轰轰烈烈的六朝也结束了，真可谓：成也王气，败也王气。难怪唐代刘禹锡在《金陵怀古》诗中就明确地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那些伤感的时代遗痕　南京，这个王气不旺的六朝古都，历史上有过夺目的繁华，也有过肃杀的血雨腥风，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厮杀。经历了悲欢变迁的南京，现在，只是一个苍老得有些平庸的城市，"英雄一去豪华尽"，所以朱自清会说："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的遗痕。"

　　在历史上，南京作为十朝都会，曾经有过它的王者风范，当年朱元璋一手营建的南京城垣为四重，分别是外郭（土城）、都城（城墙）、皇城（保护皇宫的外围城墙）、宫城（皇宫的城墙），如此严密的设计，真可谓是大明帝国的完美之都。建成后的南京宫殿殿宇重重，雕梁画栋，千门万户，金碧辉煌，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皇城在外，围护着宫城。皇城开有六道门：正南为洪武门，正对着都城正阳门（今光华门）；东南为长安左门，外为长安街；西南为长安右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玄武门。宫城俗称"紫禁城"，开有六道门，正南是午门，东南为左掖门，西南为右掖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正北是北安门。在皇城与宫城之间还有两道门，南为承天门，北为端门，与洪武门、午门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宫城中由南向北依次建有宏伟的奉天、华盖和谨身三大殿。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统称为"前朝"五殿。后来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就是模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建造的。奉天殿，是三大殿的主体，俗称金銮殿，上盖琉璃金瓦，双檐重脊，雕梁画栋，朱漆描金雕花的门窗，它是朱元璋举行重大典礼和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的地方。奉天殿旁左庑是文楼，右庑是武楼。奉天殿后面的华盖殿，四面出檐，渗金圆顶，殿顶上还缀有一颗硕大的金球。在这里，朱元璋要先行接受内阁大臣和宫廷执事人员的参拜，然后才去奉天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华盖殿后就是谨身殿，规模仅次于奉天殿，也是一座双重飞檐的大殿，是皇帝上朝前更衣的地方。

　　第38节：南京：可疑的王气（7）

　　三大殿之后，是皇帝与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名叫"后廷"。后宫南面正中为乾清门，乾清门内为乾清宫大殿。处在中轴线位置上宫殿的左边有日精门，右边有月华日，殿的东西有斜廊，廊后左边有东暖阁，右边有西暖阁。乾清宫后面是省躬殿，制式如同华盖殿，略小。省躬殿后为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坤宁宫的东、西两侧，建有柔仪殿和春和殿两座别殿。在春和殿西侧还有御花园。"前朝"与"后廷"相结合，组成"朝廷"。此外，宫城内还有祭奉朱元璋祖先的"奉先殿"、珍藏、修编经典书籍的"文渊阁"、位于奉天门之东专门为"东宫亲王读书"而建造的"大本堂"以及富丽堂皇的诸多宫廷建筑。整个皇城范围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2公里，周长9公里；宫城东西宽850米，南北深807米。

　　但是这座作为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明初皇宫，最终还是走向毁灭。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留都，由皇族和大臣驻守，以保证南京也有个形式上的朝廷。但南京宫殿渐趋冷落，数百年间，南京明故宫屡遭损坏。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谨身殿、华盖殿等被雷电击中起火后烧毁。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飓风，太庙的树被连根拔起，太庙大祀殿和皇城各门兽吻被毁。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泛滥，整个南京城及皇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的弟弟朱由崧逃往南京，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延，这时明故宫已相当破败，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了，因为三大殿已荡然无存。

　　清军平定江南以后，清政府将明故宫改为八旗兵驻防城，明故宫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公元1684年，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到达江宁（南京），见到残破不堪的明故宫大为感慨，作《过金陵论》一文写道："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巍峨，今则颓垣残壁矣......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可见此时的明故宫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经康熙批准，又拆迁了南京明故宫宫殿琉璃瓦、九龙藻井、丹陛等物发往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建成九龙大殿，目前法雨寺中还保留了原本为明故宫的丹陛、九龙藻井以及大量的屋顶琉璃瓦、琉璃构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明故宫又经受了一次较大的破坏，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构件以外，只剩下一片残残垣碎瓦、蛇鼠出没的废墟了。1911年，英国人法雷斯又从明故宫遗址中拆走七块石刻和三对石狮，运往下关扬子饭店进行装饰。

　　到了1929年，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安葬中山陵，当时的民国政府新建了中山东路和逸仙桥，中山东路横跨奉天殿广场，把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目前南部为白下区管辖，北部为玄武区管辖），这时的明故宫遗址仅存午门与地下柱础等少量的遗迹了。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好古玩，对明故宫和明孝陵的建筑遗址钟爱有加。1932年，他修建自己的别墅"桂林石屋"时，竟然从明故宫遗址上"调用"了一批精美石雕装饰在石屋前。

　　所以，当历史走到600多年后的今天，夕日的皇城遗迹已所剩无几了，南京宫殿仅存午门、五龙桥、奉天门、西安门、西华门、东华门及零散遗迹，这些遗迹现在被统称为南京明故宫遗址。比起北京故宫，这座曾经辉煌的皇城正在被人遗忘。现在被称为御道街的地方是南京明故宫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叫千步廊，是明代进入皇宫上朝的正路，统称外朝。千步廊的南端就是皇城的总大门－－洪武门，当年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孔门卷单檐歇山顶的建筑，现在南京东郊遗存的明孝陵大金门与洪武门的形制接近，尚可以想象出当年洪武门的样子。再往前走有五座并列的石桥，名叫"外五龙桥"。在洪武门至外五龙桥之间的御道两侧，是明朝中央官署区。御道西侧是高级军事指挥机构，包　、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及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旗手卫、钦天监等；御道东侧是中央高级官署，包括宗人府、史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以及翰书院、詹事府、太医院等。当年这里定是有条不紊的公务繁忙景象，如今千步廊遗迹全无，只有这外五龙桥依然存在，桥的基石仍是明代的基石，桥面还保留着明代的青石路面，只是现存的桥栏是"汪伪"时期修葺的，比较粗糙。这座"外五龙桥"也称外金水桥，它和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桥的位置和作用是一样的。

　　第39节：南京：可疑的王气（8）

　　过了外金水桥，原有一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承天门，承天门不同于洪武门，她是一座三孔门卷的城门，上面有漂亮威严的重檐歇山顶的仪凤楼，金黄的琉璃顶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斑，极为壮观。进入承天门后，又有一座和承天门一模一样的、起着礼仪作用的城门－－端门，这两座城门可以说是御道上最突显的建筑，在进入皇宫之前就体现了皇城无可比拟的气度。承天门与端门的位置和作用与北京故宫的天安门与端门是一样的，都是进入皇宫之前显示皇宫威严的重要建筑。在明代，北京故宫承天门一直没有改名，直到清代才被改名天安门。

　　在承天门与端门之间的御道两侧是庙社区，东边设置了祭祀皇帝祖宗的太庙，西边则是祭祀神灵的社稷坛。明太庙遗址现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这里仍保留了大量的柱础与基石，与校园的环境辉映，非常协调。

　　太庙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明代黄色琉璃构件，显示出这一"深藏不露"的皇家建筑当年的规格是多么地高。明社稷坛遗址在上世纪初还能看到一些牌坊和坛基的遗迹，但现在除了一些少量的柱础和石构件已经看不出任何遗迹了。

　　端门过后就是午门，与中都宫殿一样，午门是宫城的正大门，进入午门就进入了皇宫内部。现在的午门遗址是明故宫留下的最大的明故宫实物，非常珍贵，可惜的是楼顶仪凤楼早毁，双阙在20世纪50年代又被拆除，只剩下中间的城墙。如今的午门遗址是一座十分荒凉的小公园，她的正门前开着长长的一条马路却鲜有车辆通行，两边也只望得见郁郁葱葱的树。整个公园用细细的黑色栏杆围住，古旧的城墙上覆盖着安静厚实的蔓藤植物和斑驳的苍苔，苍森森的一片，微颤颤地缠着。曾经的明故宫，曾经的午门，那一度显赫的洪武、永乐两朝，那不尽的金陵繁华，如今都湮没在荒草烟尘之中了。

　　穿过午门，又见五座石桥，称"内五龙桥"，桥栏早已消失，桥下为内御河。过了桥不远是奉天门遗址，奉天门是皇帝接见大臣议事的地方，即"御门听政"之所。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曾在此举行国宴接见过渤泥国王一行。从奉天门遗址遗存的若干个巨大石柱础可以想象原有的建筑是如何高大，这种素面无装饰的石础与中都宫殿的蟠龙柱础相比显得朴实无华，石础底座正方形，高出部分为圆形，中间是自然的过渡形状，俗称"镜鼓石"，这种样式的石础被后来明清广大的官式建筑所使用，奉天门遗址还有一座原本用于装饰台基四角的石螭首，是明初石雕的典范。过了中山东路，就是宫殿的遗址，不过这些地方已经看不到什么建筑遗存了，只有留在地面上的大大小小的柱础似乎在默默倾诉着无奈的悲歌，奉天、华盖、谨身、乾清、武英、文华、奉先，一座座名宫名殿都早已长眠地下，那殿宇重重、金碧辉煌的景象则需要去遥想了。

　　六代豪华春去也　其实，南京2400多年的历史　"沧桑"，不仅在皇城，还在乌衣巷。唐朝刘禹锡那首著名诗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衣巷成了南京这个城市的代名词。乌衣巷位于夫子庙南，东起白鹭洲公园，西至钞库街。据载，东吴孙权曾在此驻军，官兵皆穿黑制服，人称乌衣营，巷因此得名。历史上，乌衣巷本是东晋王谢望族居住地，豪门大宅，繁华鼎盛，而到了唐朝，繁华已逝，豪门冷落，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巨变。

　　夫子庙则是宋元时代建康府学和集庆路学的所在。明初为国子学。清代为江宁、上元县学。夫子庙又叫孔庙、文宣王庙，是祭祀孔子之地。六朝时起，这里就是豪门世家聚居区、繁华闹市区。六朝繁华，秦淮粉黛，民间商业，市民娱乐，皆集中于夫子庙。夫子庙其实是一个区片名，说夫子庙，包含的是众多零散的老地名，如贡院街、状元境等，它是城南老地名的集中地，走在其中，强烈的历史感觉扑面而来，令人怅然。

　　成贤街位于太平北路西侧，以明朝国子监设在此处而得名。过去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等，古人认为读书人进国子监培养后即成人才，就是"贤人"，是做官者。明朝永乐年间规模最为盛大时，有近万人，现如今，辉煌早已不再。

　　第40节：南京：可疑的王气（9）

　　另外，从古今地名的变迁也可看出南京的兴衰。南京地名中保留了许多古都城的印记，作为城邑，南京最古老的地名是越城。越灭吴的次年，即公元前472年，越国范蠡率领士兵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路西侧一带高地，此后越城、越台之名千年留传。南京第一个正式的称谓则是金陵，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在今清凉山一带置金陵邑，此后历经改朝换代，或援用或别称，金陵之名沿用不废。自三国东吴建都南京后，除西晋几十年外，成为连续6个王朝的都城。然而六朝古都在589年"平荡耕垦"，小地名多被废，南朝的宫城荡然无存。因此，现在留存的南京老地名以明清为主，宋代也有一部分。

　　有2500年建城历史的南京曾经街巷众多，南京的街巷数目堪称中国之最。

　　1996年出版的《地名拾趣》记载，1963年到1983年，光收集整理的南京街巷就有3402个（条），其中城区有1482个（条），郊区有1920个（条），和中国其他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相比后，南京街巷之多不仅是中国之最，也可能是世界之最。

　　南京的地名按数字分，有一人巷、二道埂子、三山街、四牌楼、五台山、六角井、七里街、八条巷、九龙桥、十字街、百子亭、千条巷、万寿村；按方位分，有东井亭、南捕门、西善桥、北极阁、上码头、下码头、中央路；按颜色分，有红土桥、黄泥岗、蓝旗街、白下路、黑墨营、紫竹林、青石街；按五行分，有金银街、木料市、水佐岗、火瓦巷、土城头。其它的，还可以按照动物、植物、花卉、名人等等命名方法分，数不胜数。

　　但是到今天许多老地名已经消失了，3402条老街巷还剩多少，无人知晓。

　　在南京城里，随着老地名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古代名人宅第。

　　三国时东吴谋士张昭的住宅，在中华门外，对着原瓦官寺。据记载，昭仕吴时，他的谋略不为吴帝孙权所采纳，便托病在家不上朝。孙权大怒，命人用土把张昭住宅的大门堵起来。后来，又用火烧他的宅门。这样，张昭的儿子不得不扶着他上朝去拜见孙权。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住宅，也在中华门外，位于原瓦官寺的东北。顾恺之在住宅中建有一座楼作画所。每当刮风下雨或酷寒盛暑，他都不登楼作画。只有在天气晴和的日子，他才登楼作画。登楼之后，就将活动楼梯撤掉，因而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不易看到他在楼上是怎样作画的。

　　越国大臣范蠡的住宅，在中华门外长干里，靠近他所筑的越城。

　　南唐韩熙载的住宅，在朱雀门外的戚家山附近，他经常在家里宴请宾客。画家顾闳中曾作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

　　西晋文学家《文赋》的作者陆机，住宅在中华门外，靠近越城的西北。这里过去很幽静，在他住宅中设有"读书堂"。后来陆机到了洛阳，仍念念不忘南京的旧居，曾作《怀居赋》云："望东城纡余，邈吾庐之延。"

　　"六代豪华春去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代的名人宅第今天已不复存在。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钟山在南京是一座神圣的山，过去皇帝第一天登基，第二天就要去钟山祭祀拜天。石头城名源于石头山，是南京的门户，地势十分险要，古来要守南京，必守石头城。南京有非常独特、重要的地理形势，东钟山，西长江，南秦淮，北幕府。秦岭－－淮河以南，没有哪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地理形势，进可攻，退可守。据传三国孙权时，诸葛亮出使东吴途经秣陵，曾登上石头山（今清凉山），驻马观察南京的地理形势，作出了"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的著名评述。此处山丘逶迤似蟠龙，所以借诸葛亮"龙蟠"名之。虎踞关位于清凉山东侧，名与龙蟠里相对。不过作为首都，南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为中国历史贡献一代又一代的亡国之君罢了。

　　废都南京城下，几多白骨，几多劫灰。

　　所以，古代南京有两大土特产：一是盛产"亡国之君"。二是盛产"废都文化"，即哀叹兴亡的诗词歌赋。历代文人在南京咏叹兴亡的作品，远远超过洛阳西安北京开封杭州等地。

　　第41节：南京：可疑的王气（10）

　　"白骨青灰长艾消，桃花扇底送南朝。"

　　"天下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帝都斜阳　作为古都，南京曾经是诗意的，但这诗意却是那么沉重与悲凉。诗人李白的一生与南京的关系很密切。他曾游览和歌唱过南京的紫金山、玄武湖、凤凰台、劳劳亭、长干里、板桥浦等，据粗略统计，李白写金陵的诗有近百首之多。李白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十七年间曾多次到过金陵。秀丽的江南景色，优美的南京民歌，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城南长干里听到委婉幽怨的西曲歌，被深深地感动了，写下两首《长干行》。

　　青年李白在金陵的主要活动是凭吊古迹，结交朋友。他在《金陵三首》中写道："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六朝帝都那时已经衰落，对诗人来说，一群朋友的追游聚散，成了李白这一时期金陵诗的主题。他和酒客们在城西的孙楚酒楼玩月，达曙歌吹，日晚乘醉。他要离开金陵到别处去，朋友们设宴送行，他写下《金陵酒肆留别》，说朋友之间的情意可以和长江比短长！

　　李白42岁应诏入长安供奉翰林，不久遭到谗毁，被"赐金放还"，再度漫游各地。天宝六年（747）至九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金陵。十三年，与魏万泛舟秦淮，以诗文稿相托，后编为《李翰林集》。有名的《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这首诗，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在南京写的。结尾两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政治抱负受打击后的郁闷的心情。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中下游的地主阶级仓皇南逃，李白写了一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建议把国都迁到金陵。

　　第二年，李白应永王之邀泊舟金陵城下。他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建议其以金陵为根据地，出师北伐。诗中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自比谢安，表达了要平定安史之乱的豪情。后来，李亨继位，李白被流放夜郎，遇赦回。

　　上元二年（761），史朝义作乱，李白决计再度从军，不料半道病还，在《留别金陵崔侍御》的诗中长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可以说，南京诗意的沉重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放达如李白者，一与南京沾上边，就无论如何也洒脱不起来，这是帝都南京的悲哀。

　　现如今，在见过了太多的繁华烟云，阅尽人间春色之后，南京这座城市变得不再有诗意，有点庄周"小国寡民"的味道了。历史上的"衣冠南渡"使北方话取代吴语成为南京地区的方言，而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官方语言并且被明清传教士作为标准中国话带到全世界的南京官话，如今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百姓们的世俗俚语－－"多大事啊"、"烦不了"，道出南京的况味。

　　这里的人基本上不是太慌里慌张，脸上的欲望不是那么急吼吼的。没有太高远的理想，也没有太大的抱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事情如今是与这座城市绝缘了，南京人似乎也不再喜欢做风口浪尖上开拓创新的弄潮儿，他们更沉醉于日常生活中的情调与诗性，所以废都南京是平和的，雅致的。比如，一样是怀旧，南京的怀旧就与上海很不同。上海翻箱倒柜望梅止渴地津津乐道于几十年前的繁华旧梦的时候，想着的是昔日重来再度叱咤风云；南京的怀旧似乎仅止于一种追念和凭吊，那些带着浓重帝都色彩的地名如御道街金銮巷午朝门也好，那些静静躺在风水宝地中的新的旧的著名陵墓也好，它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给南来北往怀古的人提供追寻旧事的线索、发几声感慨而已，南京人日日与它们生活在一起，不再有豪情帝都人的自信和雄心。

　　现在的南京，老实平淡的日子遮住了过往的辉煌，这跌落是如此之大，好比从前是门庭若市，现在则是朱门深锁，王城终于衰落。

　　第42节：南京：可疑的王气（11）

　　在今天，王城衰落的一个重要证明是：古城南京中心地位（哪怕是江南城市中心地位）的丧失，以及这种丧失所导致的连锁反应。应该说现在南京人最大的失落感其实并不是来自上海势不可挡的神奇般的崛起，而是在于自己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重要性的逐渐退化和省内几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兄弟城市的不服。不过，说实话，自古以来，南京就不是以经济中心的形式在江南地区出现的，唐朝是扬州，明清是苏州，南京是经济重心，但很少是经济中心。上海在清末开始逐渐崛起，可取代南京抑或苏州成为长江下游经济中心是在民国，当南京还是中华民国首都时，经济就不如上海，它只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

　　其实，南京的失落很能理解，过去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是称"宁沪杭"，后来中学地理课本上一律称作"沪宁杭"（此为通说），但近年杭州的快速发展使过去的老三也蠢蠢欲动，杭州媒体中的报道评论中动辄是"沪杭宁"地区如何如何，大有抢夺长三角城市综合实力老二交椅之势。南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着杭州钱江新城的开发，杭州号称告别西湖时代而迈向钱江时代，南京迫不及待也推出河西新城，宣称自己也在迈向长江时代；杭州的钱塘江上建起了四座大桥，南京也开始筹划着自己的多条过江通道；杭州修了西湖隧道，南京就有玄武湖隧道......城市论坛上，南京和杭州也是众所周知的一对冤家。所以，南京的失落，不在于上海，而在于杭州、苏州、无锡这些城市现阶段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当不再是政治中心后，南京的失落就在于经济上的相对落后了，尤其是居民人均收入不高，这一直是插在南京心窝里的一把刀子。

　　因此，作为一个省会，南京也是一个尴尬的省会。每每一个江苏人自我介绍时，一般不会说自己是江苏人，而总会直接说自己所在的城市，比如"我是江阴人"、"我是昆山人、"我是溧阳人"等等。另外江苏其他城市的人也绝不以南京的发展壮大自豪，更多的是关注自己城市的发展程度。

　　一个苏州人甚至在网上公开鄙视南京：　"南京的吃食名点比不过苏州，百姓只要吃饱了就很满足了，至今江宁、溧水、高淳等农村地区农户家庭，烧菜都是一锅煮。"

　　南京人的穿衣打扮，虽然过了能遮体的早期阶段过程，但是南京人目前只能从追求新衣服、新面料层面上去遴选，以混充什么出口转内销的外贸产品为荣，以至于满街头都看不到有多少人穿什么好款式，更别说有苏州人那份闲怡雅趣，去追求名牌衣着了，苏州女装、苏州男装都比南京有名，名牌店家也比南京多。

　　南京人对住房无较强经济力量去自主选择，几种老南京遗留下的单调住房样式，使南京人无法追求住房漂亮雅致的外观，而建筑装潢业的落后以及家居新理念意识的滞后，让南京人居住意识停留在苏州5年前的水平，南京农村人的住房可以用一种"蚁工住蜗居"来概括，即使有小部分城郊农民房（江宁以及金陵第一村）的外表样式在追苏南、浙北潮流，但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优雅的装饰，也很少顾及房屋外围环境，尚且不提南京市区被化工污染的空气。

　　南京人私车保有率远低于苏州，公交系统的车辆款式以及功能都很落后，出租车款式和色彩，只能用单调土气来形容，即便是市区中心的人，偶尔乘上一小段地铁，但下了地铁去转乘时，仍然要挤破陋的公交，连夫子庙、新街口一带的三轮车、拖拉机也"嘟嘟"声不断，还美其名曰地冠以"三轮卡"、"大油机"。此外，夫子庙、金桥、环北等批发市场门口，众多富有南京特色的扁担挑夫，也自成一景。南京近郊江宁、浦口以及郊县溧水、高淳的短途载客，也仍然以大三轮卡为主，一些年轻妇女出行，要裹上头巾防止灰尘，已然是一种无奈的地（风）俗习惯了。

　　用南京话来说此种种现象是：阿是地啊！虽然吐出的声音没有北京腔调的圆润顺溜，没有山东东北语言那番铿锵有力，也没苏州、上海话语的雅致婉约，更缺少粤闽语种那种洋气，充分显示了南京话是一种欲吐不快、欲柔不能的卡喉咙语种，不得不让人质疑南京虽地处江南，语种却已变异。

　　第43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

　　俺在南京养下了很多不良习惯，学会了随地吐痰（别人都那样），学会每天洗两次头（灰尘太大而不得不洗），学会在夜晚睡觉时用棉花塞进耳朵（机动噪声过大），学会了戴口罩呼吸，隔日呼氧（南京市区每隔三两天就有从扬子石化飘来的化工污染气体，不得不洗肺），还学会了憋着喉咙说：阿是地啊！

　　南京没什么优势，为什么偏偏要霸住省会位置不放，挪用了多少苏、锡、常的建设资金，侵占了多少苏北地区的发展资金，又顺便给苏北人招来无端的谩骂，南京是我们江苏人永远抹不去的痛。如果省会放在苏州，南京作为顾问级的二线城市，守着一条黄泥江，两个旧坟墓，做江苏的后勤，待苏州盖过上海的经济实力后，也必定会帮南京发展。南京啊！南京！让一江浑水昏了脑，让两座旧坟迷了窍！

　　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南京现在的症结在于自己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太近了！和西部的成都、重庆不同，上海是长三角的中心，外资银行、外国领事馆这些机构只会放在上海，无法眷顾南京。南京有自己的民营企业体系（比如斯威特、苏宁等），但向来不属于苏南模式那个系统，南京是一盆温水，它的发展节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比较慢的，南京新火车站从开建到竣工竟用了五年，在二十一世纪里，五年是怎样一个概念？！综观长三角的发达，其实是二级城市的强大，全国百强县中仅江浙沪就占有一半，可南京的劣势正在这个方面，其辖下的溧水、高淳是苏南地区经济靠后的两个县，就是离主城区不远的浦口区也和城区的光景是天上地下。

　　千百年来，南京一直是一座以长江为屏障的城市，从没有想到过要去发展江北，即使在南京作首都的民国岁月里，江北也不是属于南京管辖的范围，跨江式发展提了很多年，但兴旺的风水始终没能跨过长江，江北至今还是南京人不愿前往安家的地方。浦东的崛起，把黄浦江划成上海的内河；武汉三镇的均衡发展，中游的长江成为武汉的内河；重庆的联动，上游的长江成为重庆的内河，可长江却一直是南京阴阳两极的分界线，甚至大多数南京人也不把江北认同为南京的辖区......

　　帝都斜阳，今天的南京依然拖着长长的历史的阴影。那么，它何时才能走出历史呢？

　　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　骄傲难以承受衰落之轻　洛阳，一座骄傲而又难以承受衰落之轻的城市。

　　洛阳的骄傲，来自于十三个朝代的繁华烟云，来自于牡丹花开的富贵灵气，或者源自道学、理学等发祥地的大智慧。这种骄傲，其传承的是中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而难以掩饰的则是帝都斜阳的落寞与忧伤。尽管牡丹富贵依旧，龙门石窟的历史尘烟仍在。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城市的印记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那是东都大火带来的洛阳的伤痛，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不断损毁与不断重建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动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城市尤其都城所遭遇的破坏极为惨烈。这在洛阳表现得特别典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历次大动乱，中原河洛地区几乎都在动乱的中心，兴与废，在洛阳城市发展史上，交替出现，代代轮回。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下令焚毁洛阳宫殿与城市，派吕布开挖邙山帝陵，取其财宝；胁迫洛阳数十万户居民迁徙长安，沿途白骨累累，十室九空。昔日繁华的宫殿与城市，成为荒草掩埋的废墟。之后不久，曹操纵兵又一次盗掘邙山陵墓，取财宝以充军费。西晋的八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都使繁华壮丽的洛阳城变成一片废墟，人文荟萃的河洛盆地，成为人间地狱。

　　洛阳在动乱年代多次被人为毁灭的惨痛历史，频繁记录在各朝史书上，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曾经在宋王朝的西京洛阳，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面对洛阳周围历朝历代留下的一片片都城废墟，发出历史的感慨："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由夏商到隋唐五代，洛阳城屡建屡毁，最后终于逐渐衰落。北宋时，洛阳还保有西京的地位（国都汴梁称东京），但到明朝、清朝，随着气候的演变，黄河流域经济文化急剧衰落，洛阳逐渐沦为一个县级城市，人口只有几万，城墙内面积只有1.96平方公里，只及隋唐洛阳城的二十四分之一。昔日无比繁华的都城建筑，在地面上基本都消失了。

　　第44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2）

　　现如今，洛阳早就繁华不再。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洛阳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在一次全国有287个城市参加的排名调查中，洛阳GDP总量全国排在第48位，但是人均GDP在全国才排列到第80位；城区面积132平方公里，排在全国第42位；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洛阳5辆，排在全国127位；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18册，排在176位；每万人拥有医生12人，排在165位；人均教育费用支出150.85元，全国排名197位；人均储蓄年末余额8017元，全国排名108位......洛阳垂垂老矣。

　　现如今，洛阳只剩下一座老城，成为古洛阳的缩影，其中东、西、南大街是洛阳旧城传统风貌保留较为完整的地段。透过它们，我们还能依稀看到那些历史的陈年旧影。

　　东、西、南大街形成于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是在隋唐东都城的东城旧址上兴建起来的。现在的西大街位于东城南部；东大街位于外郭城的"立德"、"归义"里坊内；南大街位于东城墙外的"立德"、"承福"里坊内。据《大业杂记》载，今老城曾为隋唐时的"丰都市"，亦称东市。书载"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市四壁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五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这段记载足以表现隋唐时期洛阳老城的繁华热闹。另据《隋唐洛阳城复原图》载，城址分为外郭城、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圆壁城和嚯仪城。"安史之乱"后，洛阳遭到严重破坏，至北宋末年金人南下，洛阳成为战场，隋唐旧都宫阙大多毁坏，至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又南下攻金，洛阳再遭战火，以致洛阳都城建设被彻底毁灭。

　　金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迁都汴京，以洛阳为中京，设金昌府，在隋唐东都城东城的旧址上"筑城"。"东拒瀍河，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城）一里"（《元河南志o宋城阙古迹》）。东、西大街，南、北大街形成的"十"字街为当时城市的主干道。说起"十"字街的形成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一日洛阳上空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巨大神秘的凤凰鸟，在洛河上空盘旋飞翔，在水面上戏水，久久留恋不去，最后降落在洛河北岸歇息饮水，从此再也不愿起飞，并将庞大的身躯化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南大街因是凤脖而较短，现在的凤化街（也叫凤冠街）是凤头，凤化街东（现贴廓巷）、西（现马市街）各30米处对称着两眼水井（井浅水深，水清味甜），据传是凤凰的双眼。东大街、西大街弯长是凤凰的双翼，北大街最长且街北头东斜为凤尾。因此，人们都称老洛阳城为凤凰城。其美名代代相传至今。又传说李自成义军四次攻洛不下，后经知情人指点，说洛阳乃活凤凰城，会起落，需将凤眼（即两眼井）遮蔽方能克城。后义军暗探将两眼井封堵后果然顺利攻破城池。

　　据史料记载，金明洛阳城的规模"城周围八里三百四十五步"，约为边长1400米的正方形，城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老城四面开门，东为建春门、西为丽景门、南为长夏门、北为安喜门，以后多有修葺，颇为壮观。清朝初年，城区街坊设置有：东南隅三街坊，西南隅二街坊，东北隅三街坊，西北隅三街坊，东关四街坊，西关一街坊，南关二街坊。城内街道以东西、南北大街为主干道，旧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这时的东西、南北大街虽没有隋唐时的豪华气派，但也为交通枢纽，是商贾云集、商业繁华之地。由商人集资的山陕会馆就在此时兴建。

　　老城道路纵横交错，街巷交织如网，路路相通，街街连交，初步老城，如历迷宫。故素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古之"九"为最，这里的"九"、"十八"、"七十二"正是九或九的倍数，加起来之和为九十九，意表街巷之多。实际上，辖区街道据洛阳解放前记载就有148条。人们常说的"九街"仅指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县前街、马路街、马市街、凤化街、东关大街等较繁华之城中车马大道；"十八巷"多指贴廓巷、东和巷、西和巷、中和巷、东通巷、西通巷、中通巷、公园巷、古香巷、和平巷、康乐巷、迎恩巷、豆腐巷、碾米巷、马尾巷、三门巷、仁和巷、里仁巷等。巷一般窄于街，可供车马通行。所说的"七十二胡同"乃泛指小街背巷之多，无规则很随意，胡同短且窄一般不通车马。老城并无72条胡同，真有其名的胡同（如井胡同、马胡同、半截胡同等）也仅十余条。其实除了街、巷、胡同之街名外，老城还有许多带有"路、里、壕、井、道"等字眼的街名。老城的百余条街道名称皆有出处和来历，这些街名多与该街发生过的事件和出现的名人、大户、寺庙、建筑、商市、机关、学校及街道所处的位置方向地貌特征等有关。

　　第45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3）

　　解放前夕，洛阳有大小街道225条，东西大街全长1231米，南北大街全长1385米，路面宽约7米。1945年，日军侵占洛阳，城池破坏殆尽。后国民党军队为固守洛阳，又重修洛阳城墙城门，城外四周挖了十余米深的护城壕，解放后，护城壕成为中州渠一段，渠水流入郊外灌溉农田，东流直排瀍河，入洛河。

　　洛阳沧桑，真是几度春秋，几度烟愁......

　　中国之城　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何谓"三河"？

　　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汉代为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所在地，统称为"三河"。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太昊、大庭氏、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等，以及夏、商两个王朝的活动都在这一地区。而洛阳居于三河之中，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朝的都城，在历史上长期居于显赫地位。由于洛阳所处的重要位置，它在历史上建立的文治武功也最值得称道；同时孕育、诞生、成长并繁荣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古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一般而言，华夏文明发源于河洛地区，形成于河洛地区。夏、商、周是华夏文明形成并逐渐成熟的时期。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宫城面积逾10万平方米，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二里头遗址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夏王朝在此定都约300年。这应是我国"八大古都"中最早诞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阳城。夏、商、西周、东周作为华夏文明的定型期，都以河洛地区为其重要的活动中心。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的整体形态已经定型。可以这样说，华夏文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在河洛地区定型。

　　曾经对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所谓中国"三大教"，即儒教、道教、佛教，都和洛阳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实开儒学先河。因周公封于鲁，周公后人又治鲁，故鲁国成为周公思想及儒家思想根基深厚的地方。后鲁国诞生孔子，孔子向往周，故有"孔子入周问礼乐"之事，洛阳实为儒学的渊源之地。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统治思想。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老子为教祖，人们尊称其为"太上老君"。《道德经》和道家学说是道教的理论基础，而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地点就在洛阳。佛教是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在东汉时期首传于洛阳，白马寺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

　　洛阳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三教祖庭"，而且也是玄学和理学的诞生地。玄学诞生并兴盛于洛阳。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至公元249年），何晏、王弼等人在洛阳创立玄学。魏晋玄学是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相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宋代以后，虽然洛阳不再作为都城，但程灏、程颐在洛阳开创的程朱理学，在长达800年时间里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独特地理位置，对洛阳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华夏族正是以炎黄二族为主体，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后以华夏族为基础，在汉代前后形成汉族，以后汉族又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称为中华民族。《史记o刘敬传》记载："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宋代的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噤喉，而魏赵之走集。"因"成周雒邑"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是后来河南省被称为"中州"或"中原"的原由。

　　第46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也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o大雅o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o小雅o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陕西宝鸡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

　　河洛地区还是我国姓氏的重要起源地。有研究者统计，全国120个大姓，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或姓氏中的一支、两支起源于河南的，合计97个，占我国姓氏总数的80％以上，其中大多数姓氏分布在河洛地区范围内。单就偃师市来说，该市现存姓氏531个，其中起源于偃师或姓中一支、两支起源于偃师的就有117个，另外，起源于偃师现在已消失的姓氏有94个，二者合计211个。

　　二里头遗址上的夏都斟鄩被称为"中华第一都"。沿洛河由东向西50公里一线内，保存下来五座古代都城遗址，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北魏时期洛阳城范围约10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在中国八大古都、101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应是当之无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圣地"。

　　洛阳的兴衰是中国封建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号称正史的"二十五史"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至大清王朝，这部由历代著名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总达3296卷，共计32352105字，除去后人加的标点5451364个，实际用字26900741个，"洛阳"出现3063次（其中"雒阳"出现385次）、平均每8700字就出现一次"洛阳"。如果再加上历代在洛阳建都的都城名称，如"斟鄩"、"西亳"、"洛邑"、"成周"、"东都"、"京洛"、"东京"、"洛京"、"中京"、"西京"、"西都"、"神都"等，"洛阳"及其别称总计出现3549次。出现频率最高的除"洛阳"外，其次是"东都"，仅新旧唐书就出现1762次。"洛阳"及其别称在正史中出现的次数多少是与在洛阳建都朝代密切相关，夏、商、西周、东周在洛阳建都。在记述这段历史的《史记》中，"斟鄩"出现16次，"西亳"出现5次、"洛邑"出现111次、"成周"出现155次、"洛阳"出现58次、"雒阳"出现62次；东汉定都洛阳，在《后汉书》中"洛阳"出现387次、"雒阳"出现225次；曹魏定都洛阳，在《三国志》中"洛阳"出现106次；西晋以洛阳为都，在《晋书》中"洛阳"出现358次；北魏迁都洛阳，在记述这段历史的《魏书》中，"洛阳"出现191次；隋定都洛阳，在《隋书》中"洛阳"出现103次。另外在记述东魏、西魏和隋历史的《北史》中，"洛阳"出现346次。唐以洛阳为东都，在新旧唐书中，记载"洛阳"和"东都"分别为508次和1762次；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建都洛阳，在新旧五代史中，"洛阳"出现178次。可以说在我国八大古都中，没有任何一座古都可与洛阳相比，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天下之中，山河拱戴：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它北临邙山，南系洛水，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它有群山环绕，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北通幽燕，南对伊阙。人称"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风水先生认为洛阳是龙脉集结处。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论洛阳龙势时说："洛阳，即今之河南府也。从嵩山而来，过峡石而北，变作冈，龙入首后，分一枝结北邙山托于后。山虽不高，蜒蜿而长顿。起首阳山，远映下首，至巩县而止于黄河之中。蒿山抽中干，起皇陵山，分出一枝至黑石关为水口，中扩为堂局，而四山紧拱，前峰秀峙，伊洛济湹涧，汇于前龙之右界水也。稠桑弘农，好阳诸涧，乃左界水，流入黄河，绕于北邙之后。洛河悠扬，至巩县而与黄河合，一大聚会也。"

　　早在西周初年，洛阳就被周公看中了，并且以都城的规模进行勘测。《尚书》记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以占卜的形式相洛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湹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湹水东，亦惟洛食。"《尚书》又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洛邑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按照事前周详规划而建筑的城市。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洛阳有伊、洛、湹、涧四条河流贯穿其间，它在洛水之北，从战国开始，人们称洛邑为洛阳。洛邑在战国之前称王城，地址在今洛阳以西。东汉至北魏，都城建在今洛阳以东的白马寺。隋唐时，洛阳大加扩建，隋炀帝、武则天以洛阳为东京，经常住在洛阳。据说，隋炀帝对洛阳的地形很欣赏，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第47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5）

　　洛阳，真可谓被深深打上历代王朝烙印的中国之城。

　　当重心错位时　在洛阳这座城市的过去，记载着太多的辉煌和荣耀。历史上洛阳曾6次进入世界最大城市之列，最兴盛的隋唐时期，城市人口就超过百万。从商周到隋唐时期，洛阳是闻名世界的"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已有4200年建城史的洛阳城，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而分布于洛河之滨的五大都城遗址，则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历史名城的盛衰兴废。

　　应该说，洛阳能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是和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在黄河流域，有以洮河为中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以渭河为中心（包括豫西北和晋西南）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有以豫中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有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和后岗文化；有以黄河下游之山东段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有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有鄂西及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和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显示出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

　　然而，考古材料又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以嵩山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嵩山周围和伊、洛河流域，他们能够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首先得益于他们地处旱地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这里的气候、土壤和植被状况，特别适合粟作农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生产持续而高速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史前文化体系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许多方面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因素，从而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保持领先位置，发挥主导作用。

　　夏人立国后，今洛阳一带逐渐成为其政治中心。《逸周书o变邑篇》云："自治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说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在今偃师市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基本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无误。与此同时，洛阳一带也成为当时最大的一处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最高成就的《河图》、《洛书》，相传就出自这里。在以后的岁月中，洛阳又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成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中心。道学、经学、理学等等，也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并且长期保持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它便在历史上扮演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成为统治天下和垄断文化之正统与正宗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是其他任何一处古都所没有的，洛阳因此而拥有一种极为长久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它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多次被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选为都城，与此不无关联。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公识。在中国古都当中，唯独洛阳拥有、享有这份荣誉。

　　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战略价值，是这里屡为国都的又一重要原因。从宏观上观察，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阈，可达江汉；西控渑崤关中，东与黄河下游的大冲积扇相接，适扼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因其四至的道里相差无几，自古号称"天下之中"，现今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初即是指洛阳一带而言。因此，古代的洛阳确有居中御外之便。从洛阳周围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是一个小盆地，黄河及太行山构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中有"三涂"之险；西南部今卢氏县境内有熊耳山、东南部今登封县境内有嵩山；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谷、崤底二关；在其东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虎牢、成皋两关雄峙，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所以，洛阳在军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

　　第48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6）

　　对于洛阳在地理上的优势，古人早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史记o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曾在洛阳营建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但在回到镐京后，他仍然为东方局势不稳而寝食不安，竟然到了"自夜不寐"的地步，最终武王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策。他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对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完成了东征战役之后，周公与召公一起，亲自主持了营建洛邑的工程并使成王迁都洛阳。东汉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这样描绘洛阳披山戴河的形势：　"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太室作镇，　揭以熊耳。"文字虽然不无夸张，但还是把洛阳得天独厚的环境揭示出来了。

　　古代洛阳不但有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内的自然环境也是比较优越的。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涧数条河流纵横贯穿其间，它们像脉管一样时刻不停地为洛阳输送着新鲜血液。这几条河流不但为洛阳增添了许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还有交通之便。在它们相继汇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沃土良田，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帝都王里，虽然洛阳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显。首先，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稍显狭小，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阳周围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较为贫瘠，物产不够丰富，一遇战事，便会感到这里的周旋余地太小，可资借用的人口与物质基础不够雄厚。其次，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所以，历史上凡是致力于开边拓疆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阳为都。第三，洛阳地当交通要冲，水陆运输在古代十分发达，这对于刺激本地经济的繁荣虽然有利，但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事中沦为废墟。例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把东汉王朝苦心经营了近200年的洛阳城焚毁殆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又将魏、晋洛阳变为废墟；北朝后期，高欢与宇文泰屡次在洛阳交战，"焚城中室屋俱尽"，所以当隋炀帝在洛阳营建新都时，不得不重新在瀍河以西另择城址；安史之乱又对隋唐东都洛阳城造成严重破坏，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所以，洛阳的城市发展，经历的是一个反复毁坏又不断重建的过程，这其间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是十分巨大的。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许多帝王出于巩固江山的考虑，往往不惜代价经营洛阳，采取一些措施去弥补洛阳为都的不足之处。例如，洛阳与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被不少帝王等同视为东西二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在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后，　洛阳作为国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势则依然如故。所以，北宋以后，洛阳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时期还循着历史的惯性而保持了陪都的名义外，元、明、清三朝时，洛阳仅成为河南府所辖之城，它对于当时王朝统治的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其军事战略的价值之上。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废止府一级行政区划，洛阳由府治之所在降格为县城。1948年解放时，这座小城面积约四平方公里，人口八万，两者大约都只相当于它鼎盛时期武则天的周朝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国古代的帝都，虽然各有兴衰的变化，但洛阳的萎缩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正因为如此，《简明大英百科全书》里才说："自宋以后，国家行政中心东移，洛阳的地位一落千丈。"悲哉洛阳。

　　洛阳衰变　洛阳历史悠久，名称曾几度更改。据《尚书o禹贡》载，大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洛阳属豫州。夏朝属斟鄩部之范围，商朝归西亳之属地，西周称之为洛邑、新邑、大邑、天室、中国等。战国时始称洛阳。西汉末年称宜阳，东汉改称雒阳。曹魏、西晋、北魏复改洛阳。隋炀帝时先后称东京和东都。唐朝称洛阳宫、东都、神都、东京。五代时后梁称西都，后唐称雒京，后晋和北宋称西京。明朝因避光宗皇帝朱常洛之讳改洛字为雒。清以后仍称洛阳。

　　第49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7）

　　变更的是洛阳的名称，不变的是一个帝都的历史宿命。

　　地处洛阳郊县郾师的二里头遗址，是洛阳的前世。商代早期曾在二里头建都，后来一次又一次（共达八次）迁走。而洛阳城的兴建则是从周武王灭殷后营建洛邑开始。西周成王继位后，曾将象征王权的重器九鼎迁于此。自此，康、昭、穆、共、懿诸王均曾在这里居住过，洛阳已成西周王朝的东方重镇。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共有23个国王都居洛阳。东周末，王室在洛邑之内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直至公元前257年和公元前250年为秦所灭。

　　当初，周王朝在洛阳营建了两座城堡，一座是王城，一座是成周。两座城以海河为分界线，东西相距10多公里，东边的称成周城，又名下都，在今白马寺东的霍泉以南；西边的叫王城，在今涧河两岸。晋《元康地道记》说：城内宫殿建筑，排列有序，廓城四周各有3个城门，每门有3条路，王宫建筑在中央大道上，城内布局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城外南郊设有明堂以祭祀天地。据成王以后的铜器铭文和《左传》记载，王城内有1座主要王宫康宫。它由康寝、新宫、康公大室、康刺宫、康穆宫、康邵宫等部分组成，城内还有周公宫、京宫、平宫、庄宫、般宫等宫室，其规模布局完全按照奴隶制礼制设计的。据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城内有大庙、新造、滤宫、室榭，滤宫和各大室等，相当壮观。成周城用途与王城有别，王城作为周王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用，周天子常居王城。成周城是官僚大臣居住和治事的地方，也是迁殷贵族于城内禁锢管制的一所城堡。周公曾率八师兵力戍卫在这里。

　　西周时期的洛阳"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今老城瀍河西岸发现有大规模的青铜冶铸作坊，采用竖式鼓风炉进行熔炼，铸造工艺流程复杂，充分说明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经济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四方贡纳的集中点和商品贸易聚散地，"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成为洛阳人一种风尚。与此同时，洛阳成为了"百家争鸣"的场所，是道学的发源地、儒学经典的集散地和合纵家的故乡。老子在洛阳管理周朝的图书典籍，相传今洛阳东关大街中通巷老君祠是老子为周史官时故居，祠内有明刻《老子故宅》碑。孔子公元前519年入周问礼于老子传为佳话，今洛阳东关大街尚有明末洛阳知县杜汝明树的《孔子入周问礼处》碑。被后人称道的苏秦"头悬梁，锥刺骨"故事就发生在洛阳，苏秦故居在今洛阳东南太平庄，其墓地在张苏寨北。

　　秦统一六国后，在洛阳置三川郡，为全国40郡之首，郡治设成周故城。此时洛阳在军事上是"秦陇之襟喉"和"四方必争之地"，先后为文信侯吕不韦和河南王申阳的封邑。西汉刘邦曾都洛阳数月，改三川郡为河南郡。王莽篡政，设"新室东都"和"中市"。地皇三年（22年）八月更始帝从南阳迁都洛阳，翌年二月西都长安。公元25年刘秀定都洛阳，东汉都洛196年之久，曹魏都洛46年，西晋都洛52年，北魏都洛42年。东、西魏以后洛阳一带因战乱而沦为废墟。

　　汉魏洛阳城最初是刘秀在周代成周城、秦三川郡治基础上营建起来的，此后500年间，洛阳一直是全国政治上举足轻重、经济和文化繁荣发达的都市，曾一度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城市。那时，洛阳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学生曾达到3万余人。考古发现这座太学的规模令人瞠目。据记载东汉洛阳城"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夏门"去地二十丈"。宫城建筑分南北二宫，南宫为议政的皇城，宫殿楼阁鳞次栉比，朱雀门宏伟壮观，峻极连天；北宫为皇宫寝居的宫城，崇楼高阁，风景秀美，规模最大的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阶高二丈，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四十五里外观之与天地"。城内有纵横24条街，官署里宅星罗棋布。城外南郊有太学、国家天文台灵台以及太庙明堂和辟雍。城西有中原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另外还有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国使臣的胡桃宫。

　　第50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8）

　　这座宏伟都城的大部分建筑于公元190年被董卓焚之一炬。董卓原为地方豪强，他的部属均是地方土霸和羌胡豪酋，非常的野蛮残暴。进入洛阳城后，在董卓的纵容下，部将疯狂地在京城洛阳烧杀抢劫，洛阳城中哭声一片。董卓占据洛阳后，独掌中央大权，这种局面使其它豪强军阀和地方官吏很不甘心，他们不愿臣服董卓，纷纷发兵讨伐。董卓看到反对他的人如此之众，早已无心恋战，洛阳城已无法防守，于是便决定放弃洛阳，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

　　西逃长安之时，董卓派人将洛阳百万人强行驱赶，让其随迁长安，一路之上受尽折磨，死者不计其数。同时，董卓又下令将洛阳周围100公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这样他才带着抢来的数千车珠宝向长安逃去。

　　当孙坚率军打败了吕布，进入洛阳城时，见到的是宫室被焚，帝陵被盗。人口繁多的洛阳城一片空虚，昔日繁华的东汉都城早已是一派残破景色。董卓与豪强军阀的混战在洛阳历时近二年，使洛阳这座自西周以来，历经数百年惨淡经营的繁荣都城毁于一旦，这是洛阳城市发展历史上遭受到的一次最惨重的破坏。

　　后来当曹植路过洛阳时，这种局面还没改变，曹植触景生情，赋诗一首曰：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硕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于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现汉魏故城的城垣绵亘断续，一般高出地面1～2米，部分高出5～7米，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约14公里。城门址已发现10座，城内外宫殿建筑和著名建筑遗迹依稀可辨。这些千年古迹为后人怀古留下了驻足之处。

　　曹魏复建洛阳城，在城西北角新筑一座豪华峻丽的金墉城，西晋时该城为禁锢魏宫故人处，北魏重修，隋为军事要地，唐初曾为洛阳县治，贞观六年县治移于东都毓德坊，至此，金墉城逐渐废弃。金墉城遗址由3座毗连的小城组成，平面呈目字形，南北1048米，东西250米，城外有河水环绕。魏晋时期还在洛阳城中修筑有华丽秀美的著名花园华园林，城外有西晋富豪石崇的景色幽致的别墅金谷园。洛阳城再度繁华一时。

　　北魏王朝是南北朝时期存在时间最长、最强有力的政权，孝文帝当政时，北魏已占据中原，但国都仍偏居于北方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这对于控制整个领土很不方便，而北方的柔然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常寇袭边土，威胁平城的安全。

　　这时黄河流域的经济已得到恢复，北魏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农业，塞上的屯田和畜牧业已占很小的比重。孝文帝要继续推行先帝的汉化政策，巩固其政权永续，但平城的保守势力太大，不利于推行政治改革，而洛阳是汉晋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接近南方，政治地位、文化传统、地理条件都较优越，于是孝文帝多次察看洛阳。他曾私下对尚书令任城王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规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显然孝文帝是要迁都洛阳的。但当时鲜卑旧贵族因习惯于塞上屯田、马背上游牧的生活方式，多不愿离开旧土，反对迁都的势力很大。无奈，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采取了断然措施，以南伐为名，带领三十万骑兵浩浩荡荡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就驻兵不走了并下诏以此为都，迫成迁都事实。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率百官赴洛阳，太和十九年（495年），六宫尽迁洛阳。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还"。终于完成了迁都洛阳的历史性举措。

　　孝文帝迁都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官制；定律令；断北语；禁胡服；改汉姓；定姓族；改礼乐；兴教育。此外，孝文帝还完成了一系列的城市建设项目，在汉魏洛阳城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城池，宫殿苑囿较魏晋时又有所发展。

　　第51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9）

　　北魏将洛阳扩建为外郭、内郭和宫城3部分。内郭城即汉魏晋旧城；宫城改变了前期南北宫的分散布局，总范围南北1398米，东西660米。都城内经纬通达，宫城南面宽约40米的东西大街将京城划为南北两部分，与此交叉的铜驼街，宽42米，从宫城南出，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庙分布于大道两旁。城内外里坊整齐划一，共有322个，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后为隋唐长安和洛阳城所效仿。城南扩建有金陵、燕然、扶桑和龟慈4夷馆。城内有三市：鱼鳖市、四通市、大市。延酤里、治酚里以酿酒闻名，集中居住着从事酿酒的人家。阜财里、金肆里住的都是富商大户。调音里、乐律里住着的人们都能歌善舞，善吹笛笳。北魏注重手工业的发展，曾从北方各地迁徙手工业户集中都城，因此洛阳的手工业制造水平不比发达的江南差多少。洛阳还是南北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南货经这里畅销北方，北方的牲畜皮毛也由这里销往四面八方，朝鲜、日本、中亚各国都有商人在洛阳居住。

　　这个时期洛阳科学文化繁荣昌盛，蔡伦试制的"蔡侯纸"，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马均发明的指南车、记里鼓车、龙骨水车等，都是在洛阳研制成功的；贾谊著《过秦论》，许慎著《说文解字》，王充作《论衡》，班固、班昭兄妹著《汉书》，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张华撰《博物志》，北魏杨玄之著《洛阳伽蓝记》，郦道元著《水经注》等，也都成书于洛阳。汉魏晋三朝，经学极为盛行，陈元、桓谭、贾逵、马融、郑玄、何休、王粥、杜预等都对经典进行过解注。当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论激烈，公元79年汉章帝特在白虎观大会群儒，议五经异同，并命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书，作为定论。太学门前所立"熹平石经"就是当时的官定样本。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内地，白马寺是我国早期佛教活动中心，由西域传入的佛经，大多是在洛阳翻译出来的。魏晋时期文才辈出，诸如"建安七子"、"三曹"父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皆会聚洛阳，名噪当世。左思《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传为千古美谈。

　　洛阳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达到极盛。佛教在刚刚传入时首先在洛阳生根，洛阳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相传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因此派蔡愔和秦景等人西行求佛法，在月氏遇到来自天竺（即印度）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将他们迎还洛阳，回来时还用白马驮回了佛像和佛经，于是就仿造天竺式样在当时洛阳城的西门外，今洛阳市东9公里的地方修建了白马寺。带回的佛经就是中国最早的《四十二章经》，而白马寺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到北魏时，洛阳城内的寺庙已多达一千三百多处，大的寺庙都拥有富丽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园林、高达十余丈以上的佛塔和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阊阖门北瑶光寺的佛塔高五十丈，高耸入云，孝文帝皇后冯氏和宣武帝皇后高氏被废后都入此寺为尼。宣阳门东的景明寺有房一千多间。阊阖门外的永明寺住有外国僧侣三千多人，它由信佛的孝明帝胡太后率领百官亲自修建，规模雄伟壮观，九级佛塔高百丈，上挂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夜深人静时，声闻十里。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山上还开凿了著名的石窟。由孝文帝开凿的宾阳洞中洞总计用时二十四年，洞内十一尊大佛雕刻精美，富丽堂皇。佛教的兴盛成为洛阳文化景观的一大特色。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洛阳成为两魏兵争之地，战乱频繁，达二十余年。北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弃洛迁邺，发洛阳四十万户北迁。天平二年，尚书右仆射高隆又发十万民夫拆洛阳宫殿，料运邺都。后来高欢与宇文泰多次在洛阳争战，使洛阳城池宫殿又一次遭到毁灭，北魏洛阳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盛况。而在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北齐和北周，是两个从根本上汉化了的鲜卑政权，一东一西，就把洛阳抛弃了，任它在历史的风霜中面对荒凉和寂寞。

　　第52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0）

　　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在周王城以东、汉魏故城以西18里处重新选址营建洛阳城，唐代延用并扩建。隋唐东都洛阳城是洛阳古城史上最鼎盛的，也是东方世界大都市之一。它东逾瀍水，南跨洛河，面对伊阙，西滨涧河，北依邙山。城周长27公里，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等。外郭城，也称罗城，是官吏的私宅和百姓居住之地，设3市103坊，布局状如棋盘。宫城，又名紫微城、太初宫，位于隋唐城的西北角，是议事殿阁和宫寝所在地，遗址在今玻璃厂大门以东、西关以西、中州路以北、陇海铁路以南范围内。皇城，又叫太微城，环绕宫城东、西、南三面，为皇戚府第和衙署所在地，遗址在今周公庙大门南侧，定鼎南路东侧。

　　据记载，隋唐宫城中殿堂极其豪华，尤以应天门北乾元门内的正殿乾元殿最为壮观雄伟。乾元殿几经兴废，名称多次更改，至武则于其地作明堂，又称万象神宫，高98米，方100米；下层法四时，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3米余饰以黄金；中有巨木10围，上下贯通，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唐朝明堂是进行大朝会、上尊号、大赦、改元、献俘等礼仪活动的重要殿堂。玄宗时改称含元殿。其建筑结构颇似北京祈年殿。应天门，东西横跨定鼎路，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攻占洛阳，以其太奢，下令毁之，此后唐太宗、唐高宗以及武则天时均重新加以营造。此门在东都城门中最受尊崇，若冬至，除旧布新，当万国朝贡使者等重大庆典，皇帝均登临其上。隋炀帝曾登楼设宴；唐高宗"御则天门，受百济（今朝鲜）俘，自其王义慈以皆释之"；武则天"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唐玄宗在洛阳接见第八次日本"遣唐使"也在这座门上。因此，应天门在隋唐东都城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门。

　　洛阳上阳宫是唐朝在宫城西南洛水之北的建筑。王建诗云："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宫殿壮丽，园池佳美之状可见一斑。当时洛阳花圃极盛，西苑就是历史著名的禁苑。其内造16院，名花美草，冬日亦剪采为荷；人造海中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其奢华靡丽空前绝后。

　　洛阳的漕运非常发达，隋运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西到长安，东至东海，南达余杭，北抵源郡。洛阳城内渠道如网，处处通漕。北市开一新潭，"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塞满。"漕运交通的便利，使洛阳工商业更加繁荣，经济更加发达。隋唐城南还设有四方馆，以接待四方使客。在皇城外东北角，今洛阳老城西北部有一座隋唐含嘉仓城，这是唐朝全国最大的地下粮仓，储粮量达1亿多公斤。城外还有洛口仓、回洛仓等，为京都储纳或转运粮食。今天出土的银镜、银饼、日本钱、波斯金银货币和两地汇兑的"飞钱"，足以说明唐朝国内外客商云集洛都，洛阳成为国际贸易都市。

　　隋唐时洛阳科学文化非常发达，学者云集，文人荟萃，许多著名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都在洛阳留下杰作。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会洛阳，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杜甫久居洛阳，白居易在洛赋诗800首，晚年宅第履道里，终老在洛阳，葬于龙门香山。还有贺知章、王昌龄、韩愈、张说、刘希夷、刘禹锡、李贺等均有描绘洛阳的优美隽永的诗文传世。在上清宫、天宫寺、福先寺等有画圣吴道子创作的壁画，其"吴带当风"的风格为当世所推崇。隋唐时，自汉代集音乐、舞蹈、戏剧、杂技、幻术为一体的"百戏"，演出规模非常庞大，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端门外大街"盛陈百戏"。因表演时，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后来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灯节。

　　公元755－763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盘踞洛阳建大燕国，洛阳沦为大乱的中心战场，遭受了叛军、官军及回纥兵的蹂躏和虏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比屋荡尽，士民皆纸衣"。从此洛阳不复有盛唐繁荣。

　　第53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1）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在藩镇割据的基础上，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王朝。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

　　宋朝，以洛阳为西京，曾对洛阳城廓、宫室、清渠多次修葺，仍保持五代时旧观，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六步"。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之金人入主中原，尽焚宫阙，这座古城最后荡然无存。北宋时的国都已是开封，不过洛阳还是名园林立，有"天下名园重洛阳"和"洛阳花木甲天下"之称誉，名臣文士李格非游洛阳，还撰成《洛阳名园记》，可谓昙花一现。"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当最后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时，也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了。

　　洛阳到金、元、明、清四代已降为府城，规模缩小。金朝将洛阳定为中京，设金昌府，并置洛阳县，重建洛阳城。所建新城即现今老城前身，规模很小，百业凋零，经济萧条。公元1234年，蒙古族讨金灭宋，洛阳地处战争腹地，再遭劫难。公元1279年元朝改洛阳为府治及洛阳县，旧址在今洛阳老城内。公元1368年，明朝在洛阳置河南府。明王朝于公元1408年，把伊厉王封藩洛阳，嗣后凡5代7王国绝。公元1601年，明神宗（朱翊钧）把其第三子福恭王朱常询又封藩洛阳。洛阳作为明朝藩王的封地长达250年之久。清朝在洛阳置府治，设洛阳县。在明府王府的废墟上重建的洛阳知府衙门，曾作过光绪皇帝的行宫。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袁世凯在洛阳老城以西，集聚军队，筑屋营垒，组织练兵。在军阀混战中，吴佩孚在原练兵的地方修建西工营房。民国政府最初在洛阳设县署，1913年设道尹公署，1921年省长公署自开封迁移洛阳。1923年先后改为护国军使署及警备司令部。到"九o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3月由南京迁都洛阳，并为蒋介石在龙门香山寺设了别墅，同年11月又迁回南京，从此洛阳成了徒有虚名的行都。"七o七"事变后，洛阳遭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府址化为灰烬，文物古迹多遭破坏......洛阳完成了其古都史上由盛到衰的大轮回。

　　一个人与一座城　最后，让我们再进入洛阳的历史细节部分，了解一个城市曾经的人文理想吧。

　　洛阳曾经是司马光的洛阳。这座城市见证和承载了一部巨著的问世。

　　这部巨著与这座城市的辉煌交相辉映，可谓光耀古今。

　　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有两位赫赫的司马氏，一位是以《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司马迁，另一位是以《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史书的司马光，而后者《资治通鉴》的成书地就在宋代洛阳的名园──"独乐园"。

　　那么，《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史学巨著，是因何形成于洛阳独乐园的呢？

　　司马光6岁时开始读书，曾以圆木为枕，圆木一滚动，便从睡中醒来，然后披衣挑灯，夜读不止，以至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而且，他还善于运用学过的知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他机智的体现。面对险情，年幼的司马光不走不号，果断砸缸救人，其智识、举动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段，因而"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这也就无怪乎史称其7岁时即"凛然如成人"了！

　　司马光为人还非常诚实，家中卖马时，他特意嘱咐卖马人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人家，弄得卖马人暗自笑他痴愚，以至这种痴愚后来还影响到他的仆人。《元城语录》云：园丁吕直游独乐园时得茶汤钱，每日与主人分之。一日又来纳，司马光道："此汝钱耳，可持去。"园丁再三欲留，"公怒"，园丁只好持钱而去，且边走边回头道："只端明不爱钱者。"后10余日，司马光见园中新建起一座井亭，询问后才知是园丁用所得十千茶汤钱所建。诚所谓有其主，则必有其仆矣！

　　第54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2）

　　司马光的廉士之名，即使在当时也不仅限于在中原地区流传。文彦博留守北京时，遣间谍入辽侦事，见辽主大宴群臣，以伶人作戏侑酒，一伶做中原士人状，见物必攫取怀之，又一伶则从其后棒击盗者，盗者即惊问："是司马端明吗？"这使得文彦博不禁慨叹："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

　　20岁即中进士的司马光在步入仕途之后勤读不辍，涉猎广泛，对史学的研究尤为用心，仅26岁一年所写读书札记便有30多篇。由此，司马光萌发了删削卷轶浩繁的古史成为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作《历年图》，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显德六年（959）的历史编成一个年表，并撰《通志》八卷，成为战国至秦的编年史。英宗看后，认为很好，专为司马光在崇文院设立了书局，并命司马光选助手继续编写，书名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1067），英宗死，神宗立，赐书名《资治通鉴》，并赐序文一篇。当时北宋建国百年，积弊甚多，种种危机已经出现。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司马光颇为器重，擢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并有意再升其为枢密副使。但在改革问题上，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而神宗更为信任王安石。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变法之前，年岁稍小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平生相善，只是政见不同葬送了两人的友谊。王安石，字介甫，二度去相、退居金陵后封为荆国公。又因性子执拗，人称"拗相公"。虽然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如，一反对新法者死，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中有讥变法之语。有人谋得之并献于王安石，以为后者将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本朝事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称其"好读书，能强记......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不汲汲于仕进......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云云。

　　两人虽政见不和，但个人品质却又相同。《邵氏闻见录》称"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并记载云："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作者邵伯温因而叹曰："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王安石死后，已为宰相、尽废新法的司马光闻而叹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并嘱僚属："赠恤之典宜厚。"

　　因此可以说，除了自身愿望、皇帝之命以外，与司马光政见不和、且又十分执拗的王安石，也是成就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诞生于独乐园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做枢密副使"，而着力改革变法的"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才使得司马光心无旁鹜、徜徉故纸，才能在独乐园中历时15年铸就了这一部史籍大典！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携书局至洛阳。次年，他自己出资在南尊贤坊以北买地20亩，修建了私家园林，名以"独乐园"。司马光在建于东汉广成囿、汉成帝常临而宴游旧址上的独乐园中，点缀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若干建筑，可这些仅具有雅名而已，实则非常简陋。《洛阳名园记》对独乐园也只有108字的简短记载，称其"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安居独乐园后，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一起，制定了写作计划，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第一和第二步骤由司马光指导助手完成，第三步由他亲自动笔完成。

　　编著工作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起，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止，历时19年，其中在独乐园编写15年。19年中，编写的各种费用均由国家开支。为支持司马光编书，英宗还将自己做皇子时府里的2400多卷藏书送给司马光参考，并将皇家藏书之所的龙图阁、天章阁以及三馆、秘阁中的书籍破例许借。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用书目达272种，众多史料取自国家档案里的实录，而这些实录今天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所以《资治通鉴》中的史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为了修史，司马光常常拒不见客，"日之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助手所看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而仅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其修史精神，可以媲美于司马迁。

　　编著一部300多万字的巨著，其艰辛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为编书，司马光常常废寝忘食，家人将饭送至书局，要几次催他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上面罕见草字；房子低矮，夏天闷热难耐，汗水把书稿都浸湿了。司马光就请人在屋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当时，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阳园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层，飞檐走兽，气势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谑语。编书的生活也非常清苦。年老时，友人刘蒙拟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司马光，但他随即复书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妻张氏亡故，以至无钱埋葬。《宋史o司马光传》载："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记述的正是这一段"典地葬妻"的悲情故事。在编修中，司马光曾大病一场，甚至将"遗表"写好，放在床头，一旦将不起，好让助手范祖禹转送朝廷。但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好转了，而比他小13岁的助手刘恕却为编写《资治通鉴》积劳成疾而死，年仅43岁的范祖禹也显得未老先衰！

　　从47岁至66岁，在历时19年后，《资治通鉴》最终杀青，定稿于洛阳司马光之独乐园。但此时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1085年12月，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这部19年心血的结晶，与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前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呈。

　　此后不久，67岁的司马光去世。月余之后，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在杭州付梓。

　　由于司马光的个人品质达到了尽乎完美的境界，因此，当他去世的噩耗传出时，"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司马光身后仅薄棺一口、旧布被一条，随葬的是一篇颂扬节俭的《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大臣看到的是满屋的图书和床上的一领旧竹席，感慨之余，送银二千两以为奠仪，其子司马康遵父生前之嘱又悉数退回。当灵柩起程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鉴于司马光的品德及影响，朝廷赠其太师、温国公。

　　洛阳、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个帝都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就这样建构了起来。它们作为一串有内在联系的文化符号，灿烂地指明了一个帝都的正午时光及其可能发出来的热度和亮度。文化良知只能存在于彼时，人性的善良与坚守也只能存在于彼时，它将几乎成了帝国时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标高，难以被后世所逾越......

　　如今，在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有着记载的独乐园，在历经战乱之后再无孑遗。原独乐园所在的司马村现有人丁5600余人，却并无一人姓司马，以司马为村名，全出自人们对司马光的崇敬。村子从宋代始称司马庄，明代改称温公里，清代称司马街。至今，能够证明独乐园在司马村的证据，只剩下几通明清石碑，且部分碑文已模糊不清了。

　　从灿烂归于平淡，于艰辛处留传世美名，不管是司马光还是洛阳，两者走的都是相近的历史轨迹。

　　第55节：开封：世间已无开封城（1）

开封：世间已无开封城　

六座开封城　很多年后的今天，开封是否还能回忆起自己当年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

　　曾经，这是一座活在名著里的城市。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与开封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影随形。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水浒传》是"起于开封，收于开封"的。《水浒传》一开始，描写的不是书中的主人公，而是宋朝的开国史。《水浒传》称赵匡胤"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说他"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水浒传》中还有两首直接赞颂开封的诗词："一自梁王，初分晋地，双鱼正照夷门。卧牛城阔，相接四边村。多少金明陈迹，上林苑华发三春。绿杨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龙津。潘樊楼上酒，九重宫殿，凤阙天阍。东风外，竹歌嘹亮堪闻。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孙，堪图画，山河社稷，千古帝王尊。"

　　《水浒传》里另一首诗词也充满了对开封的感情："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接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地。周公建国，毕公皋改作京师；两晋春秋，梁惠王称为魏国。层叠卧牛之势，按上界戊中央；让华夷，太宗一迁基业。元宵景致，鳌山排万盏华灯；夜月楼台，凤辇降三山琼岛。金明池边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黎庶尽歌半稔曲，娇娥齐唱太平词。坐香车佳人仕女，荡金鞭公子王孙。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蹿楼台。"

　　在中国，有哪一座城市，在名著中能得到如此的赞颂，恐怕只有开封了。

　　《水浒传》中涉及开封的情节，较著名的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误入白虎节堂，杨志州桥卖刀，宋江樊楼与李师师相会，柴进簪花入禁苑等。其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与杨志州桥卖刀最为脍炙人口。

　　鲁智深来到东京，向人打听大相国寺在何处，有人回答："前面州桥便是。"可见宋代的大相国寺与今日的大相国寺地址是一致的。今日的大相国寺离州桥遗址也不远。鲁智深自西向东而来，与大相国寺相近的著名建筑物也只有州桥了。

　　鲁智深到大相国寺后，被分到酸枣门外的菜园里去管菜园。几位泼皮想给他个下马威，制服他，他却将两个泼皮踢到了粪窖里，泼皮们自此再也不敢捣乱，反而花钱请鲁智深吃酒。因为讨厌老鸹叫，鲁智深将树枝里有老鸹窝的绿杨树连根拔起。

　　杨志州桥卖刀，更是在《水浒传》作者的笔下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现在，深埋于地下的州桥已被找到，还有《水浒传》中屡被提到的樊楼，都说明了这座城市千百年来的知名度。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封是一座活在历史里的城市。大禹于此处治水，师旷在这里抚琴，孟子告诫梁惠王，切莫五十步笑百步；侯嬴建议信陵君，自当救赵国窃虎符；相国寺外，花和尚倒拔杨柳；州桥桥头，青面兽叫卖宝刀；"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李青莲唱侠客行，以酬高适杜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王安石走变法路，欲求富国强民......数千年来，开封古城寄放的是中原繁华梦；相国霜钟，撞出了汴水秋雨声。

　　一个很久远的传说，说是天下共八十一分，中华民族居住的地方名为赤县神州，居其中之一分；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按照大禹所序，九州之名为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豫为九州之中，而开封城的位置，就处于豫州的中心，这里土地平易多于险阻，如若天下平定，此处为万国会聚之所，文物荟萃，往往盛况一时，但是，一旦天下有变，此地即为四方征战之地。古城开封所经历的所有磨难之中，几次大的灭顶之灾也都是因为兵革战乱。

　　史料记载，历史上开封附近的黄河曾经42次决口，古城曾经两次遭到灭顶之灾。如今黄河河床比城内地面还高11米。地下，历次黄河水患使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则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两种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同时出现在这一座城市；在黄河流经的所有城市中，像开封这样的并不多见。

　　现如今，在开封以北的柳园口，黄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黄河之水已明显高出两岸的地面。大堤北，黄河在奔流，大堤南，村庄、树木、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连那风中飘扬的杨树梢，也远在大堤之下。实地测量表明，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宋金皇宫遗址处的龙亭公园内的地面高11.49米。

　　开封属黄河中下游，黄河穿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后，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从中上游带来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积下来，到了开封境内，这种现象最为明显。据统计，每年有3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内，使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2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开封河段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清代的史书中就形容开封城是"城在釜底，仰视黄河"。

　　开封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当属战国时代魏都大梁城。魏惠王选中开封建都，与该地区距黄河、济水较近，水道四通八达不无关系。他迁都大梁不久，就组织大批人力在附近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鸿沟。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兵就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3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化为一片废墟。这是开封第一次的"灭顶之灾"。

　　从鸿沟演变而来的汴河，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开封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于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汴河的缘故。这时的汴河已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从而给开封带来空前的繁荣。

　　1305年黄河决口，开封城变成变成一片泽国。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掘黄河堤，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37万人仅存2万余人。

　　黄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风、沙、兵火侵扰，导致曾作为一代雄城的北宋国都开封城元气大伤，逐渐被泥沙掩埋，最后完全从地面上消失了。开封就这样从国都衰落到省城，进而成为一个地区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黄河使得古都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在今日开封著名的龙亭景区地下约8米深处，是北宋东京城的皇城遗址所在地，它分别与金皇城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

　　繁华的中山路是开封城的中轴线，其地下8米处，正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间，分别叠压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这种"路摞路"的景观还意味着，从古代的都城到现代的城市，层层叠加起来的数座开封城，南北中轴线居然没有丝毫变动。

　　在开封城墙西门大梁门北侧，有一条晚清时期的古马道遗迹，在其下深约1米处，又有一段保存完好、清晰可见的古马道遗迹。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二层古马道下约50厘米深处，又发掘出一条砖层腐损严重、使用时间较长、年代更为久远的古马道。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开封"城摞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十余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东京城距地面约8米，金汴京城距地面约6米，明开封城距地面5米左右，清开封城距地面约3米深。可以说层层叠压起来的6座城池，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两千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

　　6座开封城就像宝塔一样层层叠压，向世人呈现了这座古城的沧桑与悲情。

　　从开封到纽约　开封城的沧桑与悲情不仅震撼了国人，也震撼了世界。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文中写道：　在这个新千年降临之初，纽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或许可以称作我们这个星球的非官方首都。但纽约人在满足于自己地位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一个位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破败城市－－开封的兴衰。

　　开封坐落逐渐淤塞的黄河岸边，是公元1000年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字，那没关系，但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以它的历史为戒－－就像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用很多美国人即将需要好好学习的中文书写而成－－"辉煌如过眼烟云"。

　　作为现在世界上仅有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认为掌控世界格局是自己的义务。但如果回头看看世界历史，我们会震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竟是如此短暂，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辉煌的城市来说。

　　如果让我选择历史上的世界第一都市，我会把公元前2000年这一票投给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乌尔；公元前1500年，我选择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时，没有哪个城市可以称为世界的中心，但黎巴嫩的西顿勉强算是最繁华的；公元前500年，古波斯帝国的波斯波利斯异军突起；公元1年，当然是罗马；公元500年，中国的长安引来各国的使节前来朝奉；公元1000年，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转移到开封；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让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成为世界创造力的中心；2000年，纽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2500年呢？没有人知道，但应该不是以上任何一个。

　　在发完"思古之幽情"后，克里斯托夫表示要"以开封为戒，美国和纽约应该继续保证自己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提高教育水平，并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政策。如果美国为了现在的地位固步自封，即使是纽约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繁华的大都会也可能变成哈德森河畔的开封。"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其余城市没有一个象开封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变故，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里以国都、省会、普通州府以至废墟的面目不断变幻。这里曾有过信陵朱亥的大梁悲歌，李白杜甫的梁园长吟，五代纷争的金戈铁马，以及东京汴梁的大宋繁华；同时这里也有过数不清的兵灾水患，天灾人祸。回首开封，历史上有五次大灾难决定了这个都城的宿命。

　　第一：【王贲引河沟水灌大梁】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引河沟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降，魏亡（这是开封第一次毁灭性水灾）

　　第二：【金人攻破东京】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攻破东京外城。十二月，钦宗赴金营送上降表，宣布投降。金人烧杀之余，对城内金银丝帛、图书字画、文物珍宝等大肆掳掠。

　　第三：【金末疫病流行】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三月，蒙古军攻南京（开封）。

　　第四：【明代黄水灾害】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黄河决口，水自北门入城，淹没官民房舍甚多。惠帝建文元年（1399），黄河决口，水自封丘门入城，官廨民舍塌坏甚多，城内长期积水。成祖永乐八年（1410）秋，黄河决口，毁城200余丈，"民被患者万四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英宗天顺五年（1461）七月，黄河再次决口，水自北门入城，官私房舍，淹没过半，居民死亡无数。

　　第五：【李自成三次攻城】明末李自成曾率义军三次攻打开封。第一次在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义军围城强攻七昼夜后，主动撤退。第二次在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义军用大炮火铳，对准开封城昼夜攻打20天后，再次撤退。第三次在崇祯十五年（1642）四至九月。其间，城内官军为消灭义军，在开封之北的黄河大堤扒口两处，使城外一片汪洋，城内更是水深数丈，浮尸如鱼。洪水过后，城内原有的37万多人口，除去少数外逃者，大部溺死，仅剩3万多人。

　　当时过境迁，往日的繁华已消逝无影，曾经的荣耀也终于归于沉寂，开封已没有了任何向外人炫耀的资本，七朝古都已是陈年旧事，省会也早已旁落。开封，就像一个身家破败的皇孙一样被历史甩到了身后，尴尬地顶着光环却衣衫褴褛地充当着新贵们的看客，一步一步走向没落。

　　现如今，夕照里的古城墙、苍藤枯木、西风斜阳、百年前洪水退却后堆积在城墙边的黄沙，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寒鸦凄鸣，是这座城市悲壮苍凉的无奈呐喊，是这座千年古都繁华散尽后的黯然心伤。

　　如今走在开封的街道上，只是一片萧索。今天的开封肮脏而贫穷，建设堪称落后，大约和江南的小县城差不多；连省会都不是，小得连机场也没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宋王朝早已荡然无存，美轮美奂的宫殿也早已随着宋都东京的覆灭长埋地下。现在的开封城，除了铁塔已经没有一处真正的宋朝遗迹了。像大相国寺、延庆观一类，也是明清重修的。而宋都御街更是颇具现代色彩的四不像仿古建筑了。开封现存最早的古迹，是元朝的。它的悲惨景况显示了一个都城的宿命。

　　与其他古都相比，如今的开封既没有北京的霸气，也没有西安的大气，更比不上南京的秀气，便是与洛阳城相比，也少了些帝都的华贵之气，它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排列在千年古都的历史中。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历史上每个帝都都经历过从兴极一时到城破国亡的轮回。一个王朝覆灭了，依然会有另一个强大王朝在此重建。然而，独有这个开封，在北宋以后，便一蹶不振，渐渐被历史遗忘。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地域特征决定了它不是做首都的最佳选择。从战略意义上讲，在政权更迭频繁，危机四伏的中国，建都首要考虑的是最佳的安全保障，其次是发展潜力。开封既不靠山，又不临水。虽然历史上也有汴水及诸多的运河，但是，作帝都，它还是缺少一种厚实的底蕴。从这个角度讲，开封的衰落，也自在情理之中。

　　此城只堪成追忆　应该说，作为中国这个大帝国的首都，开封的地理条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无险可据，不像长安有黄河与秦岭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来自中原的攻击，甚至它也不如洛阳，西有函谷，东有虎牢，多少能起到御敌于都门之外的作用。开封，暴露在黄淮平原的北部，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长驱直入。当年孙膑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就在于充分利用了开封（大梁）的这个弱点。其次，它既然外部防御条件差，也就更谈不上拥有像关中一样在有效防御圈内的后方基地，后勤供给没有保障。开封得以成为帝都，并见证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真有点勉为其难的味道了。

　　此城只堪成追忆，不妨让我们从头说起。战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魏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此后魏国也被称为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开封的原意是开拓封疆。

　　大梁在唐代为汴州，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升汴州为开封府。五代除后唐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都建都于此。后梁号称东都，后晋至北宋号称东京。当时洛阳因数次遭受战争破坏，地位已不及汴州重要。特别是汴州在经济和交通上的地位，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为洛阳所无。所以郭崇韬说："汴州关东冲耍，地富人繁。"石敬塘也说："大梁天下之要会。"

　　北宋在当时实际上不是一个统一政权，在东北有辽国，在西北有夏国，和北宋政权三足鼎立。但是北宋毕竟在北方中原地区维持了九代帝王，稳定时间达一百六十余年之久，这就为开封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朝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应该说都是较为英明有为的皇帝，大臣则有赵普、王旦、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称得上是名臣辈出。北宋还是个崇尚文治的王朝，它的武功比不上唐代，但它的文治在许多方面都超过唐代。北宋由朝廷出面组织编纂了各一千卷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并称为"宋四大书"。史学上产生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地方史志上产生了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和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哲学上有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建立的理学，文学上有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和以柳永、苏轼、李清照、朱淑真为代表的宋词。北宋还最早开始刊印五千多卷的全部藏经，最早在宫廷中建立翰林图画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创始于北宋的毕升，火药和指南针在战争和航海中普遍使用也始于此时。

　　北宋的经济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工商业中出现了许多具有近代倾向的因素。手工业中出现了独立的私营丝织业作坊"机户"和身份比较自由的"募工"，出现了各种同行"行会"。农村出现了定期的集市。城市过去在中国主要是政治属性的体现，到了北宋由于经济的发展，开始突破坊和市、昼和夜的界线，兼有了经济属性。许多地区出现了纸币，政府在开封设立了"交子务"，专门负责全国的纸币发行。

　　开封由于是北宋都城所在，就成为汇聚以上种种进步因素的中心。北宋时期开封的社会和文化极其繁荣发达。11世纪时的开封人口超过100万人，而伦敦当时只有人口1.5万人，亲身体验过当时生活的孟元老在所著《东京梦华录》中说，当时开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开封的外城方圆八十里，有二十座城门。内城方圆二十里，有十座城门。皇城方圆九里，有六座城门。开封的城市建制也十分有特色，共有四条河道从城市穿过，使得城市河流四布，林木苍郁，船舶往来，桥梁众多，具有活泼生机。蔡河由城南经过，河上有十一座桥梁。汴河从城中心经过，河上有十三座桥。五丈河从城北经过，有五座桥梁。金水河从京河、索河分出，自西北流入皇城，有三座桥梁。汴河上架设的虹桥和上、下土桥，都有桥无柱，用巨木凌空虚架，上有饰物，望去有如飞虹。相国寺桥和州桥都用石，桥柱用青石，桥梁桥栏也用石，两岸石壁，上面镌刻着海马、水兽和飞云。四方物品通过河道、水门、桥梁源源不断流入京城，而"州桥明水"、"汴水秋声"也各成为"开封八景"中的一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虹桥两侧的繁忙景象。

　　金明池位于外城西门新郑门外，周围九里，宋徽宗在池内修建了殿宇，"开封八景"之一的"金池夜雨"就在这里。开封城内最宽的大街是皇城正南的南北大街，由皇城的乾元门直通内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南薰门，道路中设立了黑漆杈子和红漆杈子的标记，旁边有水道，两岸种植着桃、李、梨树和杂花。皇城南汴河北岸的相国寺是全国最大的寺院，也是开封城内最繁华的中心，这里有"开封八景"之一的"相国钟声"。皇城东面的樊楼是歌舞最盛的地方，有五楼相向，各三层，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绣旗灯烛，掩翳天日，不分风雨寒暑，白昼黑夜，热闹不绝。每到夜晚，歌舞伎女百人浓装艳抹站在飞桥上等待酒家呼唤，灯光上映，宛若仙境。诗人刘屏山有一首《汴京绝句》说："梁苑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能断愁。记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生动刻划了歌舞升平的开封都市生活。

　　北宋开封城的各种饮食、小吃大概是最丰富的了，各种酒肆、食店遍布全城，可举出数十种而不重复。孟元老说他数十年中"烂赏叠游"，任意品尝，还不满足。而开封商业的发达，也给此地的风俗人情带来了不同一般的阔达的特点。开封城里就是最穷困的人，每到正月新春，也都换上新衣，祝酒酬答亲朋。从事饮食买卖的人家，都各有各的装束和行当，谁也不敢草略，否则就是众所不容。在当时，开封城里的人们生活水准应该是全国最高的了。而凡是外方的人到了开封，如果遇人欺负，开封的人们都必定群起救助，即使是冲撞军队和官府也不畏惧。如果外地人在开封暂住，缺少用物，左邻右舍也都争相借给。

　　开封是都城，人烟浩攘，添上几十万也不显多，减去几十万也不觉少，开封人看惯了，因此有这样的高姿态，这样的好风尚。当时开封人"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早已四方知名。酒店的店主，见到客人打过两三次酒，就敢借给价值三五百两白银的银制酒具。即使是至贫的人家，要喝酒时，也敢用价值一百两白银的银酒具供送，如果是连夜饮酒，就到次日再取。大概生活水准一高，就人人自爱，不轻易犯法。当时开封人的富裕、自信和见多识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和财物富足相比，文化发达显然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时的开封人才辈出。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汴京及河南府（治所在洛阳）出身的宰相共有十八人，入道学及儒林传的有十三人，在北方河北、河东、陕西各路府中均居首位。北宋建国初期的将相大臣石守信是开封人，北宋中期富弼是河南人，韩维是开封人。理学中程颢、程颐、聂崇义是河南人，史学中薛居正、李穆是开封人，张澹是河南人。文学中史达祖是开封人。另外，许多客居开封的外地人居住的时间一久，入乡随俗，实际上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开封人。宋太祖赵匡胤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宋朝建立后皇族首先成了开封人。其他如士大夫为图功名进取，文人为图繁华富贵，商贾为图物利，也都"以趋京邑为喜"，来到开封。凡是到了开封的人，为这里的习俗风化所感染，机会更多，进步更快，很快就可以陶冶成出类拔萃的人才。正如司马光所说："在京之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和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各地相比，这时期开封和河南所集中的人才是最多的。

　　开封的发达文化在南宋时期，甚至还影响了江南杭州的文化发展。南宋时，许多名臣名将和其他杰出人物都来自北方。南宋名臣耿南仲是开封人，富直柔是河南人。理学家罗靖是开封人，文学家朱敦儒是河南人，画家刘宗古、苏汉臣是开封人。甚至南宋初杭州的许多商人、店药铺也都迁自开封，如厢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以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杂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张家团子等等。

　　开封的许多民俗如新春之际贴门神、桃符、金彩、缕花、春贴，上元夜持小灯照路"扫街"，七夕妇女对月穿针"乞巧"，十二月初八用胡桃、松子等做腊八粥，二十四日祭祀灶神等等，也都传入杭州。直到明代，杭州人的语音还和开封接近。明朝人胡震亨经过开封，很奇怪开封的风俗会和杭州相同，读了《东京梦华录》，才知道杭州的风俗其实是开封人南渡以后传过去的。

　　然而，国家的命运毕竟不是决定于文化发展的程度如何，无论有多少人会唱柳永或者周邦彦的词，也抵挡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铁骑。靖康年间，开封成为宋金交战的主战场，金人"纵兵四掠......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金人退兵时，"生俘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有10多万。为免被杀、被掳掠的残酷命运，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众多开封人被迫背井离乡，流亡迁徙。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

　　史载，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再次包围汴京后，由于与外地的交通隔绝，各地漕粮商货不再运入京城，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汴京城内出现了"斗米三千，贫民饥饿，布满街巷，死者盈路"（《南烬纪闻录》）的惨象。次年（一一二七）三、四月间，金兵大肆搜掠汴京城内官私财物，掳走了宋朝徽、钦二帝和大批后妃宗室，另立宋朝投降派头目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汴京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受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据当时人记载，"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汴京）"，已是"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可见这次战争对于当时黄、淮两个主要经济地区的破坏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靖康之役，赵宋南渡，宣告了北宋王朝统治的结束，中原地区，包括汴京在内几乎全部陷于女真贵族的蹂躏之下，于是汴京的繁荣也就很快地衰败没落下去了。

　　这样的地区，自然支撑不起繁华的城市。1139年，宋金议和，金人一度将开封和河南归还宋朝。宋使在开封看到，宫城还保存较好，但昔日繁华的外城已很少有人居住，太学房屋倾颓、杂草丛生，变成了养猪场。

　　20年后，金海陵王将开封定为南京，重建了壮丽的宫殿，但外城几乎尽成废墟，有的地方成为农田，开封内城也民生凋敝，全无往昔生机。

　　又过大约60年，元兵攻占了已经成为金人首都的开封。

　　南宋初年，著名诗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他由泗州出发陆行经过汴梁时，看到故都"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麓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甚至连汴梁城内昔日闻名远近的大相国寺，此时也已面目全非，成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的荒凉处所。

　　与汴梁城内经济衰落的同时，作为当年汴京水上大动脉的汴河，这时候也因为无从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而日益干涸，终至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关于这一点，范成大在其所作《咏汴河》诗中写道："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还京要看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蓊然。"并自注曰："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

　　此后数十年，这里变成人烟稀少、经济凋敝、荒凉不堪的地区，所谓"人稀地广，蒿莱满野"。　开封所受创伤之深，历史上罕见，以后再过多少年也难以复原。

　　开封人口最盛时达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七十万人，资产达百万者颇多，十万左右者比比皆是。1126年和1130年金兵两次攻陷开封，仅隔四年，开封城中的丁壮竟不满一千人。金兵焚城，大火三日不熄，二百年积蓄转眼间化为灰烬。开封的繁荣竟成了它盛极而衰的不祥征兆，从公元1127年后，开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会，昔日繁华，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频繁威胁下，被迫把国都从中都（燕京）迁到了开封。国都迁移，伤筋动骨，随着庞大的政府机构南来的各色难民百余万口争先恐后涌入开封。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粟米一升，一年总共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政府每年入库粮食的一倍。由于北方大面积领土的丢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机拒绝交纳岁币，金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没办法，只好大量增发纸钞，很快纸币贬值，到了"每贯只值一钱，不及工墨之费（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场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交易，经常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封作为金国的首都竟然还长达二十年之久，为什么还能拖上这么久呢？分析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蒙古的主力部队都随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软弱依旧不敢进攻。可怜国土只剩下黄河南岸从潼关到邳州那样一个狭长地带，还时时要遭到蒙古军队的威胁。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东归，在处理完一些内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金国的总攻。公元1233年，当开封粮尽援绝时，金哀宗只好带着他的随从们南走归德，后来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因为开封已是民穷财尽，蒙古大军并未驻留，一路杀往东南方向。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永远地结束了。元亡时，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开封，但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担漕运的重任，只好作罢－－没有漕运，朝廷上下吃什么？

　　此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甚至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政治中心的条件都不具备了。清朝末年修建京汉铁路时，张之洞大笔一挥，铁路线绕过开封拐到了郑州，这给了开封最后一个致命打击，使得开封最终沦落为一个二三流城市。

　　最后的象征　现在的开封，早已经没有了当年东京城百业兴旺的宏大气势和景象，也没有北京、西安这些历史名城现在的辉煌和发达。留下的，只有开封这座古城丝丝缕缕的古韵塔园，见证着这座古城厚重繁华的过去。开封一条条古街，一道道民巷，就仿佛千年历史的枝脉穿越时空的流逝，延伸到不再有一丝霸气的今天。石墙青瓦，雕梁画栋，或奢华，或质朴，都已现出了陈旧的底色。如今的开封就像一个"没落的贵族"，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北宋赵氏的辉煌，而开封东北隅的铁塔则伫立在风中默默地倾听着历史的车轮碾过风尘古道的声音。

　　作为开封唯一的宋朝遗迹，开封铁塔建于北宋（1049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之所以叫铁塔，是因为它的外表全是用褐色的玻璃砖镶嵌而成的。褐色的砖从远处看起来就象是铁的颜色，又加上塔的本身坚固异常，犹如铁铸一般，所以叫它"铁塔"。

　　铁塔是开封的标志性建筑，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称。铁塔自建成至今，已然经过900多年的风雨洗礼，经过了地震43次、风灾19次等等的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破坏，却始终巍然屹立，像一位历史的目击者和承受者，站立在中原低平的土地上，低吟着、叹息着。

　　据史料记载，铁塔前身是一座木塔，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建筑学家喻浩为供佛祖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初建成的塔向西北倾斜，有人问喻浩缘由，他说京师无山，又多西北风，离此地不远又有大河流过，用不到百年的时间，塔受风力作用和河水浸岸的影响，就自然会直过来了，并预言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会倒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木塔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就是公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仅存在五十多年。后来宋仁宗下诏在距此塔不远的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样式建造了今天这座铁色琉璃砖塔。因当年建在开宝寺内，又称开宝寺塔。现在的铁塔高55.88米，八角十三层，层层开设明窗，一层向北，二层向南，三层向西，四层向东，以此类推，其余皆为盲窗。据说设计明窗，除有采光、通风、瞭望之功用外，还能减缓强风对塔身的冲击。开封地处黄泛区，每次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都会将附近的建筑掩埋了，如今开封地下已埋了好几层泥沙，甚至整个开封就是建在沉积土之上的；而铁塔原建于夷山之上，后来由于黄河泥沙沉积，将夷山及塔基淤没，所以铁塔现在才得以保全在地面之上。

　　唉，曾经是一个孱弱的王朝，以莫大的激情和虔诚构筑起一个繁华的标志和精神的柱石，期望得到佛祖庇护，一统江山如铁桶，但在强大野蛮的外族面前，通天的佛祖也无可奈何了，只能任由文明被疯狂地抢夺和蹂躏。曾经的繁华，刹那间是残垣废墟，当年的血泪，最后是只语片言，通通掩埋在千年的浮尘之下，消失在遥远的时空当中。千年后，人们能看到的，也只有这座孤零零的铁塔，冷峻伫立，隐忍不语，苍凉地成为一个帝都最后的象征。

　　帝都余味　走到今天，当年那个如此风光的都城，究竟还有什么现实的存在让我们去体味那些曾经的繁华呢？

　　冰冷的铁塔不语，火热的开封小吃却热情洋溢，似乎还在向世人提示往日的荣光。当帝王远去，帝都残败，千年的美味却依然不变。这是一个帝国永远的饕餮，这是开封人唇齿间千年不变的记忆。

　　都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曾经的中原帝都，以地理优势汇集各方特色小吃，将其政治上的辉煌与饮食上的辉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孝感的米酒，扬州的米粉，天津的煎饼果子，西安的羊肉泡馍，新疆的手抓饭......还有很多不知出处的特色美味：桶子鸡，黄焖鱼，五香兔肉，羊肉炕馍......开封就这样迎来了它自己的饮食盛世。

　　北宋时期，当时开封的大街小巷"勾肆饮食......纵横万"，在市场上正店（酒楼）、食店、拍户、脚店，分等划类，遍布全城。南食、北食、川饭、胡饼，各地风味同台献艺，坊、市不分，夜禁取消。大型酒楼号称72家，规模宏伟，每店均可容千人宴饮。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曾这样描绘当年的汴京："时节相次，各有所观。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此等景象，宋人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上作了形象的描述。

　　饮食即政治－－灌汤小笼包子是开封历史悠久的名点之一。它是皇家食品，由北宋时期有名的"山洞梅花包子"演变而来，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豫菜中有一款普通的凉菜，价格不贵，工艺简易，制作时只是将鲜藕去皮直切成琉璃瓦状，放于油锅炸透，待冷却之后涂以蜂蜜汁即成。然而此菜"身价"不凡，它的创意人是包拯，制作者是其手下，命名人则是仁宗皇帝。这款菜乃是开封府送给仁宗赵祯的生日贡品，被命名为琉璃蜜藕。

　　豫菜中的紫酥肉又称"小烧烤"，因为在享用此菜时也要佐以葱段、甜面酱、荷叶饼之类，吃法与烤鸭雷同，故向有"赛烤鸭"之誉。此菜始创于明代藩王，调料中原有紫苏，后来经王府厨师承袭改进，已不用紫苏，只取其同音，紫酥肉。清末时慈禧与光绪避八国联军之乱由西安返回北京时，开封衙门菜厨师孙可发以紫酥肉代替烧烤猪鸭上呈，博得了太后、皇帝和亲王的赞许，此后便成为开封的传统名菜。

　　在饮食政治的影响下，千年前的京都开封，将现在的馒头称为炊饼，也就是当年阳谷县武大郎与潘金莲所经营的那种面食。千年前开封人将有馅的面食称为包子也称为馒头。这种习俗影响了全国，流传至今，现在苏、浙、沪一带仍然还有生煎馒头、鲜肉馒头一类的包子。

　　当年开封城著名的太学馒头便是有肉馅的包子，它的原创地是太学的学生食堂，因为皇帝中意便声名远扬。这故事的主人也是仁宗赵祯，他去太学视察，正巧食堂菜谱排定当日吃馒头，他与师生共享后，满意地说："以此养士，可无愧矣！"由于这至高的评价，太学馒头在开封出了名，成为传统小吃。南宋时期，这种馒头仍为珍品，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宫廷宴会中吃了太学馒头，还专门写了一首七言诗，最后一句是"流涎才合慰馋奴"。开封是太学馒头的原创地，这个名吃现已演变成开封有名的八宝馒头，变成了甜馅。

　　现如今，帝都最后的辉煌仍然可以在鼓楼夜市上得到验证。鼓楼夜市是开封最大规模的夜市。东西南北四条路在这一段都是一派繁荣景象，站在十字路口，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逃不脱美味的诱惑。

　　可以说，鼓楼夜市将开封的小吃做到了极致，真可谓去开封吃夜市就像去北京登长城一样，到了开封不吃夜市也一样是"非好汉"。　如果真到了鼓楼夜市，不妨品一品胡辣汤吧。胡辣汤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据说是严嵩为了讨嘉靖皇帝欢心，把一副烧汤而饮的助寿延年的秘方献给嘉靖。该汤美味无穷，嘉靖用后大喜，命名为"御汤"。明朝亡后，御厨赵纪携带此方逃至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将此方传到了该地。该地人因此汤辣味俱全，遂改名为"胡辣汤"。

　　品一品"胡辣汤"，　品一品中原帝都开封最后的滋味。现如今，开封唯一能够勾起世人对帝都回忆的，也就只有这碗小小的"胡椒汤"了。

　　

第63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1）

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　都城记忆里的晨昏明暗　

1186年，一夜春雨过后，陆游的两句诗成了千古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中的深巷就是现在杭州的孩儿巷；而戴望舒著名的《雨巷》，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走过的雨巷，曾经有无数条横亘在杭州的雨中。的确，杭州城内外，历史上是有过许多宅院老房子的，当地人叫它们"老墙门"。成排的老墙门之间，是左转右拐四通八达的小弄堂。如今，老墙门和小弄堂大多被高楼大厦、小区宅院、通衢大道、街头绿地取而代之，剩下的，成了"古董"，直到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前尘旧梦：当幽长幽长的雨巷变成了通衢大道，当一夜春雨洒落的不是小楼而是大厦，杭州不再是那个南宋都城了。但是，太多太多的前朝寺庙，太多太多的都城往事，依旧密密地聚集在西湖周围的山水中、树丛间、道路旁，使得杭州、似乎永远是人间的天堂乐土。活跃在这片乐土上的，有东坡这样的名士，柳永这样的才子；有林和靖这样的隐者，苏小小这样的名妓；有岳飞这样的将军，弘一这样的法师......历史在这里凝缩，传说在这里会聚，而存放在一个都城记忆深处的那些晨昏明暗，最终会有什么能够取代呢？

　　第64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2）

　　岁月悠悠，千年已逝。

　　杭州，旧称临安，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在此建都。杭州位于钱塘江的北岸，大运河在此与钱塘江相交。它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凭借并吞六国的余威，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游东南，十一月到达钱唐（杭州古称）。船队到达钱江岸边时恰逢潮涨，面对汹涌的滔滔江水，秦始皇命人将大船缆系在宝石山下的一块巨石之上，自己登上峰顶眺望渡江的通途。就这样，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脚印留在了杭州的土地上。

　　公元589年，隋文帝废钱唐置杭州，"杭州"作为地名延用至今。公元591年，杨素建杭州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城垣东临盐桥河（今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抵钱唐门，东划胥山于城外，西包金山、万松岭于城中。设有钱唐门（至清犹存）、盐桥门、炭桥门、凤凰门。

　　公元610年，隋炀帝令开凿京口（今江苏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长800余里，宽10余丈，能通龙舟，并在沿途设置了驿馆。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以蒸汽机与火车为代表），大运河是沟通中国南北最为重要的水运交通线，杭州是大运河的南方起始点，是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其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出来，为杭州日后成为东南大都会奠定了基础。

　　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的湖光山色深深地打动了白居易，令诗人吟诵不绝。此后，杭州和西湖便成为了历代诗人歌唱的对象。五代十国时，杭州是吴越国京城。吴越王钱氏曾先后两次扩建杭州城，"钱氏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使杭州城区扩大了一倍。

　　钱氏建宫室于凤凰山麓，一承"南宫北城"的古制，并形成了以盐桥河为走向的城市中轴线。吴越国时杭州的城市布局经历了从坊市制向坊巷制的过渡，坊巷与官府、酒楼、茶馆、商铺、寺观相杂处，坊巷布局从封闭转为开放，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长安（西安）、洛阳、金陵（南京）、扬州等都邑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战争的破坏，而杭州"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一跃成为"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东南第一州"。

　　雷峰塔和宝石塔就是在吴越国时期建造的。这两座塔一南一北，极大地丰富了杭州城市的轮廓线，使西湖山水与杭州城区遥相呼应，婀娜多姿，树立了杭州江南水城的特色。

　　开封沦陷，二帝被俘，北宋的统治在靖康之耻中结束了。靖康二年五月初，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宗泽等北宋旧臣的拥戴下于应天府即现在的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也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与定都有关的商议中，群臣开始均倾向于定都建康，而且从理由上来看也是颇站得住脚的。主张定都建康的群臣认为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而东南久安，财力富胜，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但最后高宗还是下决心定都杭州，他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杭州在北宋已是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而且杭州比建康更远离前线，相对比较安全；其次杭州离建康又不太远，同样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区，在财物的供给上，与建康没有太大的区别。也许是为了安抚主张定都建康群臣的心，南宋是将建康作为"行都"的，所谓行都，也就是陪都。

　　杭州就这样成为了南宋的京都。南宋是一个历尽屈辱的朝代，以屈辱始，以屈辱终，然而却维持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统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还实现了高度的繁荣，算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了，正是这一奇迹，到最后成就了杭州八大古都之一的历史地位。

　　南宋在吴越子城基础上修筑皇宫，"周回九里"。同时"外城大有更易"，杭州城比吴越国时期更为扩大了。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开始，南宋政府在吴越国都的基础上扩建宫城及其东南的外城。

　　第65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3）

　　宫城又称"大内"或"皇城"，位于凤凰山麓，北起凤山门，南到钱塘江边，东止候潮门，西至万松岭，城周约九华里，乃就吴越"子城"改建而成。宫城四面各有一门，南门改吴越通越门为丽正门，北门改吴越双门为和宁门，另增辟东华、西华二门。丽正门是宫殿的大门，有三重门，每重"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门上还筑有御楼，门外两旁排红杈子，戒备森严。北面的和宁门也有三门，其壮丽大致相同。

　　宫城内有"大殿三十座，室三十三，阁十三，斋四，楼七，台六，亭十九"。与丽正门相对的是庄严宏伟、富丽堂皇的文德殿，俗称金銮殿，是禁城内最高大的一座建筑物，用汉白玉砌成的殿基即高达二丈多。殿高约十丈，正中在高约六至七尺的平台上，设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为蟠龙金柱，座顶正中的天花板上刻有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整个装饰显示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皇帝"外朝"举行重大典礼的所在。

　　文德殿后面是垂拱殿。殿有五间十二架，长六丈，宽八丈四尺，是皇帝"内朝"日常接见群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垂拱殿后面是皇帝、后妃、太子生活起居的内廷，有皇帝就寝、用膳的福宁殿、勤政殿等宫殿。宫城内除了这些华丽的宫殿外，还有专供皇室享用的御花园－－后苑。苑内有模仿西湖景致精心建筑的人造小西湖，假山飞泉，亭台楼阁，美不胜收。

　　外城又名"罗城"。基本上是吴越西府城的规模，只是在东南部略有扩展，西北部稍有紧缩，成了内跨吴山，北到武林门，东南靠钱塘江，西濒西湖的气势宏伟的大城。城墙高三丈，宽丈余。外城共有城门十三座：东七门，北起为艮山门（今艮山门西南东河西岸）、东青门（一名菜市门，今东青巷南口）、崇新门（一名荐桥门，今城头巷北口）、新开门（一名草桥门，今望江门内竹椅子巷北口）、保安门（为吴越通江门）、候潮门（即今址）和便门（今候潮门南）；西四门，南起为钱湖门（今清波门南云居山上）、清波门（即今址）、丰豫门（今涌金门）和钱塘门（今教场路西口）；南有嘉会门（今南星桥北）；北有余杭门（今武林门）。此外，还有北水门、南水门、保安水门、天宗水门和余杭水门等五座水门。

　　十三门中的艮山门、东青门、便门建有瓮城，其余各门均修有城楼，尤以嘉会门城楼"绚丽为诸门冠"，每年皇帝"南郊"（冬至日祭天）时的御车即由此门进出。城外绕有宽达十丈的护城河，亦称城濠（即今东河）。河岸种植杨柳，禁人往来。

　　而西湖在经过唐宋以来的疏浚和整治后，到了南宋时，其繁华达于顶点。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等所谓"西湖十景"，即在此时形成。南宋还先后建造了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等御花园，遍布于西湖之上及其周围，正是"自六蜚（皇帝车驾）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西湖中的游船，大者可容百人，次一等者也可容三五十人，游船中或湖上专营各种服务的小舟上，吃喝玩乐项目也是一应俱全。钱塘江岸观潮的声势则更为浩大，小潮不足论，每年八月中旬，潮水最胜，"从十一日起便有观者，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二十日则稍稀矣"。那几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弄潮儿的表演尤其刺激，因为危险，曾一度被官府所禁。此外，皇家的婚丧大典以及每年若干次的祭祀典礼，那种盛大豪华的场面在当时是生活在首善之区的杭州居民脑中无法磨灭的印象。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美丽的都市，国人争相游杭州。游览杭州的名人题咏西湖钱江山水的名作可以说以千万计。早在白居易之前，大诗人宋之问、孟浩然、王昌龄、李白、刘禹锡等都游览杭州山水。孟浩然赞赏涌潮前的平静："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似越中？"他以"渡浙江"为题，说的是渡钱塘江。这里的"越中"也是指钱塘江岸边的青山。王昌龄的《浣纱女》："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吴王在时不得出，今日公然来浣纱。"这是最早把杭州山水与美女相比拟相陪衬的名篇。宋之问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名句，是最先以钱江潮为主题入诗。李白的《游天竺寺》："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是最早把这里的美景比作蓬莱仙境的。刘禹锡的《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花。"这是最早实描钱江涌潮奇景的佳作。诗人徐凝的《浙江涛》抒述杭城观潮，兴会无穷："浙江悠悠海西绿，尺涛日夜两翻覆；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可以想见当年游客如云、游兴似潮、百看不厌的热闹情景。白居易也爱观潮："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当然他对西湖更情有独钟，他的《钱塘湖春行》是写西湖较早的一首诗："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三年，为杭州的山水写下无数诗篇，而杭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则广为传播。

　　第66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4）

　　以杭州和开封作比较，当时就有人就说："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但在宋室南迁以前最繁盛的吴越时期，杭州毕竟也只是地方王国的都城而已，钱镠所筑的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十七万。宋南迁以后，虽然不见重新筑城的记载，但实际市区面积却扩大了数倍至"十数倍"（见《都城纪胜》）。杭州为郡治时，钱塘、仁和两县"附郭"（县治设在郡城），南宋时，这两县原来所辖的一十五个市镇都被融入市区。市、郊连成一片，而扩大了的市区都在原来的城墙以外。市区空前膨胀的原因是"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繁盛，商贾买卖十倍于前，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从户口变化的情况看，也很说明问题。北宋时杭州从十五万人增加到约二十万人，南迁以后，孝宗乾道年间是五十五万，理宗淳祐年间增至七十六万，到了度宗咸淳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五万。这些数字不一定很准确，因为第一，外来人口恐怕没有统计在内，南宋朝廷对首都居民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外省人不得享受，所以户籍登记对两者肯定是严加区别的；第二，城乡居民（市民和郊县农民）在不同的统计中，有时含混不清。总之，当时市区实际居住人口决不会少于此数。

　　据文献载："十二世纪的世界各国，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实即世界的第一大都会"。在这座"人物繁盛，市井骈集"的大都市里，全国乃至海外的商品应有尽有，各类不同的商品制作、供应及服务业共有四百四十行，而且各自相对集中，百姓购物及享受各种服务之便利可以想见。至于吃喝玩乐，其场所之多，服务分工之细，简直令人生出今不如昔之感。饮食业中，有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种类，营业内容各有区别，其中分茶酒店日常供应的菜式达上千种之多，面食店和荤素从食店的菜肴和点心也多达数百种。这些花色品名，至今尚留有记载。

　　在当时，杭城夜市极为繁荣。古人曾以"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四更，游人始稀"加以描述。《武林旧志》说："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毯求售，谓之灯市，每逢入夜，大街小巷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各式各样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南宋的历代帝王经常逛游夜市，大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奢侈之风，连一些平素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也经不住闹猛的夜市之惑，争相上街选购自己喜爱的饰品衣物。但南宋灭亡之后，杭城的夜市几经盛衰，已然没了南宋临安那般兴盛繁荣了。

　　南宋杭州的娱乐业也相当发达，有细致的分工，庞大的规模往往使它形成一个个的街区，像纽约的百老汇大街或五十二街。这种街区称为"瓦"或"瓦舍"。瓦者，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谓其人员流动性大，易聚易散。杭州有多少"瓦舍"，其说不一，《梦粱录》说"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称，仅城外便有二十处，城内至少有五处，即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其中以北瓦为最大。北瓦有勾栏（演出场所）十三座，其中除了两所专供说史书（评书的一个种类）外，其余各处勾栏演出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演员"一世只占一座勾栏，不曾去别瓦作场"，有的则流动演出。勾栏有大有小，大的可容千人，小的则只装得数十名观众。为这十三所勾栏配套服务的饮食店多达数家，大点的店子一天要用十头猪的肉，其消费规模大体可以想像得到了。杂剧是所谓教坊十三部中的"正色"，当时在各种演出活动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余的音乐表演（如器乐合奏、鼓书、时令小唱等）、百戏伎艺（如评书、杂技、魔术、皮影、诨话等）便要低一个档次。

　　当时的杭州还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出版中心，太学就设在杭州。太学校舍宏大，制度严格，师资优秀，学生约一千八百人（咸淳年间的统计），入学前都通过了严格的荐举和选拔，入学后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待遇优厚。月季考试合格者，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升到了"养正"、"持志"两斋，根据皇帝的"特谕"，免去将来文解（地方解送参加科举）一次，省试殿试，还会受到特殊关照。与太学平级的，还有宗学（教育宗室弟子）和武学（培训军官），教学制度"一如太学例"，也是实行国家包干。等而下之的杭州府学同样由政府供给膳食（标准或略低于太学），而且连钱塘、仁和两县学，"生员日供饮食，月修课考，悉如州（府）学"。

　　第67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5）

　　这时的杭州可谓灿烂开放，城市繁华真正达到了古代世界城市的最高境界。考查12－13世纪世界各国的境况，实在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与南宋都城杭州相比。奥代理谷、马黎诺里、伊宾拔都他等西洋人的所见所述，大抵也都是南宋杭州的繁荣景象：巨商高资多属江海商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即已开店。百工分行细密，手工业极为发达，产品远销四方。城市不断扩展，都城之外南北相距30里，人烟密集，城外分置城厢公事所和都巡检使管理户籍和治安。市区辽阔，绕西湖都是巷市，延及赤山埠，有赤山市、赤山瓦子；灵隐天竺路侧有行春瓦子，一派喧阗，到处都成闹市。

　　城市繁华，城市人的气质也就非同凡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o波罗在元代来过中国，住了多年。在他写的游记中有不少对杭州人的评价。马可o波罗提到杭州人，褒扬溢于言表：男人像女人，面清目秀，肤色洁白，仪表漂亮。因为生在丝绸之府，也像女人一样，浑身绫罗，遍体锦绣。女同胞呢？夸她们娇生惯养，很有姿色，一身上下绸缎，珠光宝气，令人难以忘怀。

　　马可o波罗还说，杭州人性格平和，分析原因，当是从前的君主不崇尚武功，上行下效，所以杭州人性格恬静温文。他们不收藏兵器，也不会使用，而且讨厌军队，因为这会使他们触景生情，为南宋王朝的覆灭而产生亡国之恨。所以，杭州人完全以公平和忠厚彼此相处，友好和睦。居住在同一街道的男男女女，由于毗邻的关系，彼此亲密如同一家。

　　至于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他说：男士对自己的妻子很尊重，没有妒忌和猜疑。无论谁，如果对已婚的妇女出言不恭，就会被人看作有失体面。

　　杭州人对客人是较客气的，对外国人就更殷勤了。所以，马可o波罗不无感触地说：杭州人对经商的异乡人竭诚相待，随意邀请他们到家作客，表示友好，对他们在商业上的事务，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

　　只可惜好景不长，南宋王朝覆灭，杭城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杭州的繁荣立即逆转。元初杭州由首都降为行省治所，省区辖境尚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西东部、江苏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杭州还不失为东南区域性都会。元末分出福建道别立福建行省；明初又分出江西东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别立江南行省；至此浙江行省缩小为杭、嘉、湖、宁、绍、台、金、衢、温、处、严十一府，面积不及原先元代浙江行省的三分之一。加以连续发生兵变、火灾，尤其是元末的农民战争、明代的倭寇侵扰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给杭州带来巨大损害。明清禁海，海舶断绝，扼杀了外贸互市之利；运河日淤日浅，故道堵塞，内河运输不如宋代便利。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后来杭州城市衰落的原因。

　　相比之下，邻近地区有些城市却赶超上来了。如江南地区政治中心为南京所取代，它是明初的首都、永乐后的陪都、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所在，政治功能大于杭州。杭州经济地位被后起的扬州、上海所超越。扬州作为漕运、盐运中枢，盐商木客汇聚，明清时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大于杭州。上海辟为通商口岸，租界形成十里洋场，呈现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其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如苏州、汉口、西安、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纷纷崛起，都足以与杭州相颉顽，相形之下杭州这个昔日都城的辉煌黯然失色了。

　　到了近代，特别是民国初年，都城杭州的命运更加恶化，世易时移的消息不断传来：1913年（民国二年），旗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城墙被拆，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1917年，浙江都督杨善德买进一辆汽车，随即下令大规模修筑道路，共建成道路13条，路面宽6.40米，总长5707米，使杭州古城中心区域城头巷、佑圣观、板儿巷一带的传统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1920年，浙江省议会作出决议修筑杭州环湖马路，在西湖周围和中心地带修建了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灵隐路。在这几次修路中，杭州城区和西湖风景区的古桥梁为适应开通汽车，都被改建或重建，失去了原有风貌。其中苏堤六桥、西泠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开元桥、丰乐桥、泗水芳桥、荐桥、卖鱼桥、盐桥、菜市桥、横河桥、梅东高桥、新宫桥、普安桥、宝善桥、有玉桥、庆春门桥、清泰门桥、章家桥、流金桥、江涨桥先后被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平桥。被改建的原木桥有延龄桥、定海村桥、过军桥、屏风桥、九溪桥等。数年后又填埋运司河、涌金池、三桥址河、浣纱河筑路，拆毁古桥24座。这样，杭州古桥几乎被毁尽，杭州失去了江南水城的旧时风貌。

　　第68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6）

　　1924年7月25日下午，雷峰塔突然崩塌。1933年民国政府对仅存的宝石塔砖砌塔身进行了重修，致使宝石塔也失去了原意，面目全非。这次重修改变了砖砌塔身的形制，不仅斗拱无所依托，像蝴蝶贴壁，偌大的倚柱立在细小的齐心斗上，柱头也没有承载任何东西，成了建筑界的一个笑话。

　　杭州古城门、城墙的拆毁和雷峰塔的倒塌，改变了一千多年来形成的杭州古都城的意境和气质。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1912年曾来杭州任教，他常去钱塘门外的景春楼吃茶，凭栏眺望西湖景致。闲暇时也与新朋旧友浪迹湖山，高谈阔论。杭州和西湖之美给那时的李叔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三十年代当李叔同再来杭州时，杭州的变化令他大大地失望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终于完成了一个都城由盛到衰的历史轮回。

　　别一种视角　如果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读一个都城的兴衰荣辱的话，杭州城的演变可以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杭州，见于文献记载是始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自此而后至六朝时期，长达八百年的悠悠岁月，它始终是一个无足称道的山中小县，其间县治还迁移不定。

　　这是为什么呢？

　　根源是古代杭州的自然地理面貌造成了这个局面。彼时的杭州与今天比较，真可谓沧海桑田。西湖尚未成型，只是杭州湾的一个小海湾，而西湖以东则涛声依旧；杭州城东南江干一带，还漫浸在大海中。秦汉时钱唐县的城邑在今天西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这里三面青山一面濒湖，湖外是海滩阻隔。落后的航运技术，使得当地的外部商贸往来，仅仅依靠几条崎岖山路。所以那时钱唐县的地位低，仅为山中小县，显然是不足为奇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境不同。钱塘江河道悄然演变，日积月累，江干一带因泥沙淤积而渐渐高出水面。人烟因水土而聚，仰江河舟楫之利，商贸渐渐兴盛起来，杭州开始成为钱唐县的经济中心区域。

　　最迟是在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钱唐县治迁址于此。由于江海关系已经比较稳定，地质变化的节奏更加舒缓，江干的地理优势得以持续维持，钱唐县治区域此后不可动摇地扮演了杭州城市中心的角色。

　　摆脱山中狭县的局促，借水路交通便利，杭州逐步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商贸网络中。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蕴涵的综合价值，日益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所有价值的体现，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水利。钱塘江、运河、城内诸河的疏浚与否决定着杭州城发展变迁的荣辱兴衰。正是历朝积累的治水功绩，成就了杭州城与日俱增的经济文化大发展。

　　秦汉至隋初，是杭州运河的草创阶段。但是历史的印痕因岁月磨损已经漫不可见，而文献的缺佚更增添今天我们了解的难度。城内运河能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勿庸置疑，是源自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只是隋朝太短暂了，杭州运河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在唐朝完成的。

　　杭州城开发的重大障碍就在于外部海水、湖水的入侵漫淹；地下水的盐碱度过高，不能饮用。自秦以来，杭州始终不懈地进行着与水的斗争。运河体系的基本完善为杭州城市的新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杭州因此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漕运体系和南方水运贸易网络中。杭州几任地方长官将西湖作为城区水库；寻找地下淡水水源，广开水井，有效地解决了制约城市发展的饮水问题。到唐朝，河堤、湖堤阻水系统初具规模，迅速改变了区域的生存环境，对地方经济的稳定崛起居功至伟。这时，杭州已经被称为东南"大都"，"名郡"，不过所谓"大"、"名"仅指在一般郡治中比较大，比较有名而已。杭州此时尚远在扬州、苏州乃至越州（绍兴）之后。

　　第69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7）

　　杭州在五代北宋时有了"东南第一州"的美誉－－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上述地区惨遭兵祸，而杭州则独享太平清净，二是这期间杭州对水系的整治。如五代钱氏浩大的治理海岸石塘的工程，号称捍海塘，称得上是名至实归。因为五代以前，实在未有这样的雄伟工程。运河以及城内诸河也得到有力疏浚。到两宋之交，杭州已经发展为东南中心，人口数全国第一，商税额全国第一。经济地理的优越条件，此刻愈发凸现得淋漓尽致。杭州位于杭嘉湖流域边缘，南接浙东，北邻浙西，凭借运河，出镇江以后北通淮泗；西面又与长江沿岸城市取得联系，远至成都、广州；南达温台海运乃至闽粤要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南方的经济重心则在东南，东南的经济重心在杭州。然而，杭州的地理位置就政治中心的需要来说，还是显得比较单薄，广袤的北方地区是杭州难以驾驭的。相比之下，建康（南京）城的地理位置则显得好很多。如果不是"靖康之耻"，北宋宗室惨遭浩劫，迁都之说大概永远不会提起。如果不是赵构称帝，以忍辱负重姿态甘愿半壁江山，杭州大概永远不会出现在新帝都的选择范围之列。历史的机缘巧合让杭州在南宋的草创阶段，粉墨登场，站在了它自己都城命运史的巅峰之上。

　　如前所述，杭州实在是有着无可厚非的经济优势。但是，两宋之交，战火频仍，都城时刻可能成为军事目标，因此军事上的战略意义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杭州，似乎在此之前未有让人感受过如此的军事价值。然而，强敌的劲旅主要是骑兵，他们在平原开阔地带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旦来到河网密布、沼泽丛集的南方，施展起来就显得力不从心，大打折扣了。因此，相比有天堑之称的长江庇佑的建康而言，位于杭嘉湖地区的杭州反倒在这时变得可爱起来。韩世忠围困金兀术于黄天荡达四十多天，依赖的正是这种地理优势。宋高宗显然也看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杭州与建康的选择，能够于无声处微妙地传达出赵构苟且偏安，不图大业的政治用意，这使得貌似强大的金朝暂缓军事活动，可以体面的进行整顿修养，以待来日；而赵构也可得以喘息，进行国内政治活动，巩固其帝王之位。

　　由此而言，杭州其实是得到天时地利人和，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优势，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名临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迁都临安后，大量至高规制的宫殿楼宇破土动工，拔地而起。它们集中在临安府城之中的皇城，俗谓大内，又称南内。与之对应的是北内，这是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做太上皇居住的宫殿，又名德寿宫。

　　除集中于城内的官方府邸之外，临安城还有大量散布于市井坊巷的街道、民居，这里演绎了不知多少南宋都城繁花似锦的如烟往事。而今天，杭州那车水马龙的中山中路高架桥下，压着的正是南宋的御街；那武林门繁荣街区，正是昔日的鼎沸坊巷；那"财源滚滚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的码头，正是当年近接闽粤、远启南海诸邦的船坞。

　　现如今，站在吴山上，俯瞰山脚下万家灯火繁荣依旧的城市，千年只不过是一瞬，南宋都城的万千气象仿佛就在眼前，让人心旌动摇，唏嘘不已。

　　失落的城门　就山川形胜而论，杭州应该是个风水宝地，有关杭州的风水，根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郡守杨孟瑛说："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胳，钟灵毓秀于其中。"难怪南宋皇帝定都杭州之后，乐不思蜀。

　　不过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论杭州干龙时却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天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椒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坐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公流未河，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北龙，致使形势不很完全，风水造化难称佳胜。

　　第70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8）

　　公元910年，后梁尊钱镠为尚夫，特许他扩建玡城，修筑王宫，杭州城开始了它第三次大规模的修建。王宫建在何处，钱镠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杭州城里据说有个很了得的风水先生，神神叨叨地对钱镠预言，大王的宫殿若是仍建在原先的旧址上，国运不过百年，若把西湖填了，在那上面建子城、造宫殿，则你钱氏的江山可享千年。

　　钱镠回答说，"百姓靠西湖生存，填湖岂不殃民？千年王朝自古还不曾有过，我钱镠有国百年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王宫仍建在凤凰山麓节度史府坻的原址，后来这里又成为南宋宫城的基础。西湖保住了。这一点，宋代堪舆名流傅伯通曾经谈及过。当时正值宋室即将南迁，傅伯通受命往今杭州看风水。经过一番察勘，他向宋高宗赵构上表一份，报告说："顾此三吴之会，实为百粤之冲。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天目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

　　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嘘后，然后话峰一转，来了个"但是"，认为此地"文曲多山，俗尚虚浮而诈；少微积水，土无实行而贪。虽云自昔称雄，实乃形局两弱。"因而得出结论说：杭州"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驻跸仅足偏安，建都难奄九有。"这报告一上，宋高宗就升杭州为临安府，并称行在。但是南宋统治者也觉得信心不足，说来也巧，宋室后来竟然以偏安结局。这以后，杭州王气不再。

　　这难道是杭州作为一个都城的宿命吗？现如今，都城早已是千年前的记忆。这记忆远得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王朝唱晚，王城唱晚。王城依旧在，只是没了维护王者尊严的城门－－南宋以前，杭州有旱门十三，水门五个。自元、明、清以来，杭州城已固定为十个城门，但是几经沧桑，杭州昔日的城门现在均已湮没，只剩下古城门遗址的石碑。

　　望江门是杭城古代东南部的城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名叫新门。因为它的东面有茅山河草桥，又名草桥门。宋末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进占杭城，望江门也毁于战火。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建城垣，拓展东城三里，在此建门改永昌，因在此登城楼可远望钱塘江潮，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改名望江。望江门早在元代起就是"观赏钱塘八景"之一的"浙江秋涛"所在，"秋涛路"也因此得名。

　　清泰门是杭城古代的东门，南宋初，在其南面另辟一门叫崇新门，门近荐桥，因此亦名荐桥门。南宋末元初时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攻占杭城，城门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城垣，往东延伸三里筑门，名清泰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沪杭铁路设车站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而入，于是拆城门及城墙数十丈，这是杭城最早拆的城门。

　　艮山门是杭城古代的东北门，五代吴越时筑罗城（外城），为十城门之一的保德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移门址于菜市河以西，改名艮山门（艮为北，艮山，为城北之小山。北宋汴京有"艮岳"，南宋取名艮山，有思念故国之意）。艮山门内有顺应桥，俗称坝子桥，艮山门因而也名坝子门。元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进占杭州城，艮山门被毁。元末至正十九年在保德门故址重建艮山门。艮山门一带，宋元以来就为驰名中外的"杭纺"主要产地，这里个体丝织户与机纺作坊遍布，机纾之声，比户相闻，因此杭州民谣有"坝子门外丝篮儿"之称。艮山门于民国初期（1913年）因筑路被拆除，故址上立有石碑。

　　庆春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为杭州古代东城门之一。原名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称菜市门。宋末元初，元兵进占杭州城，城门被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往东拓展三里，新门临近太平桥，改称太平门。明初，朱元璋部将常遇春由此门入城，所以改名庆春门。

　　清波门在五代吴越时为涵水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增筑杭城，清波门是西城门之一，门楼濒西湖之东南，取"清波"之意名门，为历代沿用。清波门因有暗沟引湖水入城，俗称暗门。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挖地道破清波门城墙数丈，进占杭州。民国二年，杭州开始拆城，继拆"旗营"之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及城墙均被拆除。

　　第71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9）

　　钱塘门始建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为杭州西城门之一。而杭州有"钱塘"之名，始自秦朝。自宋以来，钱塘门外多佛寺、楼台。出昭庆寺（今青少年宫）、看经楼（望湖楼）直通灵隐、天竺。古时往灵隐天竺进香之人，必由钱塘门出入，故有"钱塘门外香篮儿"之民谣。民国二年，当时杭州拆除钱塘、涌金、清波三门的城墙，改建湖滨路、南山路，从此西湖又与市区连接。

　　候潮门始建于五代吴越时，当时名竹车门。因筑城时以竹笼盛巨石，用车运去以定城墙的基石，故名。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在竹车门旧基重建候潮门。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而名候潮门。南宋时，候潮门以北有保安门、保安水门，它的南面是便门和南、北水门，西面是六部桥，东临钱塘江。古代，杭州城内的绍兴老酒都由候潮门入城，因此，杭谚有"候潮门外酒坛儿"之称。候潮门于民国二年（1913年）杭城拆城筑路时被拆除。

　　武林门是杭州老城区最古老的北大门，始建于隋代（约公元589－610年），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五代吴越国（公元983年）时筑罗城，建北关门（谐称百官门），在今夹城巷；宋高宗时移城门于此，明代改称武林门。武林门外自隋代以来一直是沟通我国南北京杭大运河的起迄点，樯帆卸泊，百货登市。每当夜晚"篝火烛照，如同白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这就是古时被称为钱塘八景之一的"北关夜市"。现如今，这里早没了"北关夜市"的景象。

　　涌金门为古代杭州西城门之一。五代天福元年（936年），吴越王钱引西湖水入城，在此开筑涌金池，筑涌金门，门濒西湖，东侧有水门（亦称涌金闸）。传说西湖中"金牛涌现"即在此地，因而得名。涌金门历来是杭州城里到西湖游览的通道，为市区繁华地段。涌金门也称小金门，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未说湖山佳处在，清晨涌出小金门"就是写涌金门。涌金门早在古代就有游船码头，西湖游船多在此聚散，因而有"涌金门外划船儿"之谚。涌金门在1913年与清波门、钱塘门同年拆除。

　　凤山门是古时候杭州城的南大门。宋高宗赵构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在凤凰山一带筑皇城，又筑外城，城门十三座，此地为大内北门和宁门所在。元初（1276年）元兵进占杭城，不久，南宋皇宫大内毁于战火，凤山门也遭毁。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重建城墙，在此处筑城门名凤山门（因位于凤凰山麓而得名），又名正阳门。

　　凤山门为南宋御街南端，它的旁边有六部桥，是南宋朝廷三省六部诸官署所在地，为南宋时的政治中心。凤山门外万松岭一带，是连接江干一带和游览西湖的交通要道，风景优美，成为游人骑马踏青之处，因此杭州人有"正阳（即凤山门）门外跑马儿"的民谣。如今，在古凤山门的遗址处只剩下石碑了。

　　唉，岁月无声，杭州这个忧伤的都城现如今也只能拥有这些失落的城门了。

　　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　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杭州可能是最柔弱不堪的都城了。柔弱之都多偏安之主。南宋共九帝，其中病死的6帝，国亡跳海而死的1帝，在元军追击下惊吓而死的1帝，被俘后又被冤杀的1帝。可谓可怜之都必有可恨之主，这些懦弱的皇帝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个都城的命运。

　　宋高宗（赵构）（公元1107－1187年），字德基。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即帝位。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

　　第72节：杭州：最柔弱不堪的都城（10）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以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最终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慎，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10月，赵构病死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

　　宋孝宗（赵昚），高宗养子，受高宗内禅而继位。孝宗继位后，决心改变高宗屈辱求和的国策，试图出兵恢复中原，光复河山。他首先为岳飞平反，追封岳飞为鄂国公，溢号为"武穆"，并削去秦桧官号，大快了人心。随后起用抗战派将领张俊，发动抗金战争。但出兵不久，却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北）被金军击败。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孝宗的决心又告动摇，便罢免了张俊，起用了秦桧余党汤思退等人，并以割地纳贡、自称侄皇帝为条件同金国签订了"隆兴和议"。

　　宋理宗赵昀，只顾沉湎于酒色，享乐于后宫。他信用丁大全，内侍董宋臣，晚年更是将朝政委托给奸相贾似道，自己则尊崇理学，纵情声色，以致政治黑暗，忠臣受屈，蒙古军不断攻逼，境土日蹙，南宋王朝日益衰落。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蒙哥汗弟忽必烈进围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准备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正逢蒙哥病死，忽必烈急忙去争位，就与贾似道和谈。在和谈中，贾似道擅自以宋理宗的名义向蒙古称臣和赔款。昏溃的理宗对前线战况毫无所知，贾似道回朝后还被晋官加爵。

　　宋度宗即位后，孱弱无能，其荒淫甚于理宗，整天宴坐后宫，与妃嫔们饮酒作乐。他封贾似道为太师，倍加宠信，将朝政统统委托给他。贾似道见度宗比理宗还要昏庸，就更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加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宋度宗还特授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朝；后来放宽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大殿，才敢坐下。又为他在西湖葛岭建筑了绝精美的住宅。贾似道大肆淫乱，致使朝政昏暗，使宋朝处于灭亡的前夜。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率军出征，胆小无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因酒色过度，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遗诏由太子赵显继位。年仅3岁的宋恭帝即位，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恭帝年幼，由谢道清垂帘听政。时蒙古军已经占据襄阳，又于12月攻占鄂州，正沿长江东下。谢道清命贾似道率军13万迎敌。次年二月，贾似道在丁家州（今安徽芜湖）被元军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谢道清急忙一方面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一方面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不过各地文武将官都心存观望，奉诏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文天祥、张世杰等主张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时任南宋宰相的陈宜中却要向元纳贡求和。谢道清同意走议和的路，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伯颜营中，主动提出称侄或称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当即遭到伯颜拒绝，向元请求"奉表求封为小国"，也遭伯颜所拒。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军云集临安城下，谢太后无奈，只得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开城投降。同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走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谢道清正患病在床，由元兵监视，暂时留在临安。七年后，即公元1283年，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于异国他乡。

　　第73节：郑州：遥远的绝响（1）

　　宋恭帝则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公元1282年12月，恭帝又被迁居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石别苏克），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处境，当南宋旧臣汪水云被释放回江南时，他曾作诗相送：诗云：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公元1288年，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准备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应允，于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习学佛法。从此，他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公元1323年，恭帝因诗文而遭受文字狱之灾，被屈杀。

　　就这样，伴随着一个个懦弱而屈辱的皇帝相继离去，都城杭州也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宿命。

　　郑州：遥远的绝响　一座庙与一座城　该从哪里说起呢？

　　不妨先从一座文庙的命运来感知郑州吧。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郑州文庙。今天的郑州文庙，已经是一座活在郑州人记忆之外的建筑。

　　郑县衙署旧址，就是现在的管城区委大院。区委门南那条路，旧称衙前街。在衙前街北端，东西走向的便是老城最长的干道－－东西大街。文庙坐落于东大街的路北（今郑州轴承厂内）。唐宋时，凡府州县所在地都有文庙。文庙一般都建在一个城市风水上好的地方。郑州文庙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风吹雨打，那个时代的建筑先后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文庙屡毁屡建，始终在旧址挺立。文庙的幸存，得益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得益于中国人对孔子的爱戴。

　　无论统治中原的是汉族、蒙古族还是满族，文庙的尊位始终未被动摇。《郑县志》记载，文庙多次重修、重建的原因，多系火灾。其中较大的一次仿原貌重建发生在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郑州文庙再遭大火，毁坏殆尽，于是"部议重修，按亩捐款，土木大兴，岁两度始克告成"。这是史料记载中郑州文庙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重建。郑州文庙规模最大时是在元代，当时占地37亩，有五进院落，东西配房200间。

　　说到底，庙宇寺观的肇始，是官民上下不成文的约定，是中国人自己找来的心灵依靠。处于童年期的中国人不仅浪漫地创造了诸神，还把不少先哲一并作为半神半人敬了起来，譬如老子、孔子。综观中国现存的历代古建筑，多是庙宇、寺观、宗祠、牌坊、佛塔一类纪念性、精神性建筑。

　　这种现象无疑昭示：在我们先民的生活中，神灵曾经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现实中的文庙却只能寂寞委屈地活着，它几乎被郑州人遗忘了。这种精神性的遗忘在郑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可以说是致命的。作家齐岸青用一种忧郁的笔触写道：我们可以用浪漫瑰丽形容楚湘文化，用慷慨激越吟歌燕赵文化，用神奇诡异讲述巴蜀文化，用婉约清丽白描吴越文化......可我们很难概括文化之源的中原文化......缘由这种根性的失落和漂浮，郑州人在很多时间找不到自己的依附，就连与古老土地最为血肉相连的建筑也很少顾及城市的个性、特色。

　　而范强则在《一座塔与一座城》中说，作为省会，郑州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地位反差明显，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环围中显得黯然无光。在外国人眼里，郑州市知名度太低，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国内陆城市。在中国人自己眼里，郑州市缺乏故事，缺少细节，缺少风情，缺少韵致。

　　最重要的，郑州人缺乏记忆。他们遗忘了3600年前的那段历史，那段贵为国都的历史。

　　3600年前的尘埃落定　都说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历史，最能代表历史的是建筑，最能代表建筑的是古迹，最能代表古迹的是时间。

　　第74节：郑州：遥远的绝响（2）

　　就时间而言，郑州商城路附近的那几段古墙，静静地横亘在那里已经很有些年代了。任时光冬去春来，风霜雪雨，它已不食人间烟火，它已慢慢衰老，任凭人们与它擦肩而过，在其背上行走，放羊、散步，没有人能证明它确切的身份。据说世间1000年的堆积物在地面上只有四五米深，有人丈量过这几段古墙，它的平均高度有一丈五尺，最高处竟有二丈多，这就是说这几段孤立的古墙最少是3600年前的尘埃落定－－三千多年前古商城的繁华和变迁，三千多年前的市井喧嚣，三千多年前的金戈铁马，现如今都已深藏在厚厚的夯土层之下。

　　3600这个数字不论是计算时间、空间，还是计算财帛物资，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中国内地那么多古老城池，论年龄在郑州面前统统都变成小字辈儿了。上海嘛，不过百岁妙龄；北京元大都，不过是千年遗韵；南京从孙权自镇江移治于此改称建业而发迹，也不足2000年；西安自周文王、武王建丰、镐二京倒有2000多年，但查年头比历史，都是后起之秀。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在华夏文明史和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早熟的城市。

　　可以说郑州作为都城，虽不及洛阳、开封的名气大，但其历史之悠久，中国的其他七大古都只能望其项背。有王者之气的底蕴，有"道里辐辏"的地理位置，有母亲河赋予的灵气，有巍巍嵩岳的烘托，有千里沃野的衣被，这是郑州的荣光。郑州还有69处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5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多都能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找到出处。那静静流淌的石淙河，葱郁的嵩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当年武则天登嵩山封禅的见证；苍凉的观星台记录着日月星辰的交替和历史朝代的更迭；花园口流淌不息的黄河水目睹着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而黄河南岸汉霸二王城下的古鸿沟则使人忆起楚汉相争的年代，果真如阮籍所言，项羽非英雄，遂使竖子刘邦成名？古今王候今安在，荒冢一片草没了。现如今，鸿沟已变为中国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成了人们娱乐的器具。

　　说起来，郑州人知道郑州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是始于一次偶然，正是这个偶然让人们看到了郑州曾经站立起一座王朝的身影。

　　l955年秋天，为配合修路铺设管道，考古人员在城东部白家庄一带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发现在商代文化层下面叠压着很厚的夯土层，夯土呈淡红色，十分坚硬，由于这里地势较高，考古人员怀疑下面是商代大墓，便在周围做考古钻探。可是夯土层却向东南和西北两侧延伸，远远超出一座墓的规模。

　　这厚厚长长的夯土层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商代的一条防水堤坝吧。沿着夯土层的走向继续探察，这个推测也不对。夯土层向东南延伸的一端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东城墙连到了一起；夯土层向西北延伸的一端从白家庄西侧向西与紫荆山的夯土接到了一起。穿过紫荆山沿金水大道南侧继续西伸，到河南省军区南院，再沿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夯土相接；而南城马路和熊儿河北侧的郑州老城南城墙也是相同的夯土墙。将这四面夯土墙相连接，就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古城垣。可以说这是一座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前期城址，巨大惊喜一下子让专家们呆住了。

　　经考古发掘研究，这座城池是商代初期商汤王时修筑的首都亳城，至今已有3600年。城址呈五边形或说是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约1692米，西城墙长约17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均为l870米，周长近7公里，面积3.43平方公里。西城墙和北城墙西段破坏较重，残墙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郑州市城东路南段和城南路东段依然能看到的高大城墙。

　　城墙底宽20～30米，顶宽5米多，高约l0米，城墙四周共发现11个缺口，有的缺口可能是原城门所留。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夯层厚度一般为8～10厘米，也有厚达20厘米或薄至3厘米的。

　　第75节：郑州：遥远的绝响（3）

　　根据全部的城墙长、宽、高计算，总夯土量为87万多立方米，夯前挖土量约174万立方米，在当时主要以木、石器为劳动工具的情况下，需要两万人连续工作三年才有可能完成。如此浩大壮观的工程出现在3600年前的商朝早期，也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可以想见，在3600年前的一天，商朝的开国君王成汤，在亳都召集百官，摆下祭坛，用人和牛、羊等"牺牲"祭祀祖先、神灵，并占卜若在此建都，商王朝的江山是否可以长盛不衰。当时占卜的结果应该是令人满意的，商朝国都很快就开始进入了建设阶段，郑州辉煌的历史亦由此展开。

　　依照先建宫殿、再建宫城、后建内城、最后建外城的顺序，历时十年，一个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防御体系组成的都城宣告完工。这样大的城池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大的。即使放到与其基本上同时代的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亚述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享佐达罗城、哈拉巴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城，它们的规模和建置均略逊一筹。

　　这是一座重量级都市，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匠，有着世界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劳作场景，创造着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文明，成为整个华夏文明的重心和中心。

　　在林立的手工作坊中，火红的青铜汁液冷凝成"国之重器"：纹理典雅的祭祀器皿，锋利的兵器及各种生产工具；流泻的黄金锻打成菲薄的各种花纹的金叶；采自深山的玉石被精雕细磨为圭、璋、尊、簋；牛马和敌人的骨骼变成了酒杯、刀、锥、铲、镖、针；其他如牙雕、陶器、贝雕等，无不显示出世界一流的手工业生产水平。

　　在农田里，劳动者播下黍、粟、稻、麦，收获后就拿去酿酒，贡献给商王和贵族们。

　　在建筑工地上，嗨哟嗨哟的号子此起彼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于此，为王公贵族们修造宫殿。他们还不会烧制砖头，但用石头夯实的土墙也很结实，用铜器和玉器装饰过的宫殿富丽堂皇。

　　还有更多的人们分布在野地里，放牧牛羊，采集玉石，围捕野兽。

　　繁华的都市街道，身着各式麻织衣服的人们来来往往，偶有贵族的车马穿街而过。不少人停在街边，用贝壳、铜器或者玉器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路两旁房屋林立，鸡犬之声相闻。到了吃饭的时间，这些土墙草顶的圆形屋子上就会冒出缕缕炊烟，飘出煮麦子或牛肉的香味儿......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3600年前，一个伟大的王朝从此起步。没有人怀疑它已历经千年风雨，也没有人怀疑它曾坐拥钟鸣鼎食，更没有人怀疑它承载得起千古文明的浩浩气度，铸就了青铜文明金声玉振的蔼蔼华彩，尽管它已沉默数千年。

　　都城之殇　国都是国家的重地，是王权统治的权力运作中心，国都的安危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因此，选择国都的地址，确立国家的政治中心是每个王朝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各王朝在建国立都时，常常经过反复论证，充分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及地理、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因素，才最后定夺。

　　首先，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建都的基本条件。"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国都应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便于交通的平原地带，以确保王朝统治根基牢固和对全国各地的有效控制。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V。cornish）在《大国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国都应该具备的地理条件，提出建都三要素：一是自然仓库，二是叉道，三是要塞。即国都要有一个经济依托，附近是一片物产富饶地区，以便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中心的物质需求；军事上要有长驾远驭、控制八方的气概和防卫京师的优越地理形势。

　　其次，政治因素是影响建都的重要条件。政治控制是国都的基本功能，国都的建立应有利于王朝对全国的政治统治，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并服从于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

　　郑州处于中原的中心，南有嵩山，北有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巨大的贡献。因而，当文明之火点燃之际，这里便成为中国最初的政治首都，并且五次为都，书写了中国历史的最早辉煌。

　　第76节：郑州：遥远的绝响（4）

　　最早在郑州建都的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据史书记载，黄帝打败炎帝平定蚩尤之乱后，天下部落纷纷归顺，黄帝便在今日郑州南郊20多公里处的轩辕之丘（今新郑、新密交界一带）立都建立有熊国。这段历史从古到今说法一致。《竹书纪年》云："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大戴礼记》说："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居有熊，曰轩辕。""《史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轩辕丘的所在地，历史记载很明确，就在今日郑州。不仅史书这样记载，郑州地区也发现许多与黄帝时代相当的氏族社会时期的村落遗址，存在许多与黄帝有关的遗迹、传说。因此，国内史学界认定：郑州就是黄帝故里、故都。

　　第二个在郑州建都的是夏王朝。《国语o周语上》韦昭注曰："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告成、稍柴发掘出遗存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址多处，并且还在告成王城岗发现了相当于夏禹时期的城堡两座，证实了史书所说"禹都阳城"的存在。

　　第三个在郑州建都的是商王朝。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商汤率兵推翻了盘踞在今日偃师一带的夏王朝，在亳建立了商王朝。亳就在今日郑州市区老城区一带。

　　第四个在郑州建都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国。从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立都新郑到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国以新郑为都共计394年。

　　第五个在郑州建都的是战国时期的韩国。史书载，春秋末年，原为晋国属下的韩氏逐步强盛，以致最后与赵、魏两家将晋国一分为三，自立为侯称国。接着韩又乘胜大举东进，于公元前375年兵围新郑，　一举消灭了郑国。为了进一步发展，韩遂将自己的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开始了以新郑为都的146年的统治，直到公元前230年被秦国所灭。

　　从民族发祥地黄帝故都，到中华第一国夏禹城堡；从商王朝的开国之地，到巍巍壮观的郑韩王城，郑州古都展开了自己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这里保存有西汉时期的冶铁作坊，创造的低碳钢冶炼技术等比外国早2000多年；这里屹立有北魏时期的砖塔，显示了1500年前匠人们卓越的建筑技术；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台，天文学家张遂、郭守敬曾在此创造了令人骄傲的天文成就；这里有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著名大儒程颢、程颐、范仲淹、司马光曾在此收徒讲学；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道观之一中岳庙，庙内的汉代古翁仲、宋代铁人、北魏石碑以及数百株生长奇异的松柏和400余座建筑，显示了其历史的悠久和规模的宏大；这里有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法王寺，真实纪录了我国最早的中外文化交流；这里有我国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其创造的少林武功声震中外；这里有我国最古老的石雕艺术汉三阙，其保存的汉篆、浮雕是极为宝贵的艺术珍品；这里有我国著名的北魏石窟寺，其保存完整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场面浩大，人物众多，雕刻手法流畅，为全国石窟所仅存；这里有著名的打虎亭汉墓，绚丽多彩的壁画、丰富的内容，在全国尚不多见；这里诞生了许多历史名人，黄帝、大禹、商汤、子产、列子、潘安、杜甫、白居易、李诫、许衡等等，至今，他们有的活动遗迹尚在，有的故里尚存；这里安葬有许多著名历史人物，纪信、刘禹锡、欧阳修、包拯、高怀德等等。还有郑韩王陵、北周皇陵以及规模庞大的北宋皇陵。郑州还是兵家必争之地，许多著名战事发生在这里，刘邦、项羽争天下的鸿沟汉霸城，造就许多悲壮故事的虎牢关，曹操大败袁绍的官渡古战场等都遗迹尚在。

　　可以说，郑州作为五个历史时期的王朝都城，在中国古都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郑州古都开创了中国古都史上的三个第一。黄帝有熊故都是中国传说历史中的最早都城；夏禹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第一个都城；商汤亳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都城，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早期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这三个第一，确立了郑州在中国古都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的起源，不能不讲黄帝故里、故都，讲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不能不讲山西古城；讲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不能不涉及王城岗阳城；讲中国奴隶社会的繁盛，不能不以亳城为例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州是中国都城发展的源头，中国都城史不以郑州为开端就无从讲起。

　　第77节：郑州：遥远的绝响（5）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全国性政权的都城。中国历史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周期性过程，中国的政局也呈现大一统与群雄并踞交替存在的复杂现象，这就造就了历史上的众多政权和国家。每个国家和政权都要有自己的都城，这又造成中国历史上都城众多的特有现象。究竟有多少都城，众说不一。然而，这其中许多都是诸侯国都城或偏安政权都城，真正作为全国统一政权时期的首都仅有7座（八大古都中杭州不在其中）。从前面的论述看，郑州应是名符其实的一座。

　　郑州是中国历史上为都时间悠久的都城。作为5个历史时期的首都，而且是较大政权的首都，郑州有着漫长的为都历史。韩国以郑为都存在了145年，郑国以郑为都存在了394年，商代以郑为都100多年，如果再加上夏代部分以郑为都时间，算上黄帝以郑为都时间，总计1000余年，这在中国都城群中是为都时间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可与西安、洛阳并称为千年古都。

　　郑州是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都城。无论是作为黄帝都城，还是作为夏、商都城，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们说到中华民族，说到炎黄子孙，都必然言及始祖黄帝。是黄帝发明了伐木造屋，人们才摆脱了穴居和栖居的历史，黄帝是以郑州为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又是以郑州为都，把文明之光普照中华大地，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融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主要是从这里起步，并从这里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郑州作为中华民族形成阶段的氏族部落中心（现代意义上的首都），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夏禹领导的推翻原始氏族制度的革命，掀开了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商汤领导的推翻夏王朝的革命，推动中国奴隶社会迈向繁荣。这些以郑州为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意义也非同寻常。同时，在这些有着开天辟地意义的历史时期所创立的社会制度、所诞生的哲学思想、所发明的科学技术，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郑州是中国历史上创建最早、时间悠久的全国性政权都城，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由于郑州为都年代距今太远，历史的尘埃最终掩埋了其夺目的光辉，这是一个幼年中国时代的都城之殇。而它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得不承受5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只见后3000年文化古都，而不见前2000年文化古都的缺憾。

　　中原大宿命　那么郑州商城又是何时因何原因遭弃的呢？一个都城的宿命到底走过了哪些难与人言的轨迹？

　　商汤建都郑州，由第10代帝王仲丁迁往郑州，此后，商朝还有过5次迁都，都是为了打仗。郑州历史上曾5代为都，即夏、商、西周管、春秋郑、战国韩的国都或诸侯国国都，因此除去市区内规模巨大的城墙遗址，周边辖区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古都群，据说有40处之多，这是郑州不同于其他古都之处。郑州也曾8代为州，即隋、唐、五代、宋、元、金、明、清，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郑州仅为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城。

　　可以说郑州从商朝以后就再没有做过都城，连做中心城市的机会都很少，郑州一直处于洛阳和开封两个古都的光环之下，直到建国前还叫郑县。由于这种种缘故，洛阳和开封对郑州始终很不服气。

　　更要命的是，尽管郑州是一座古都，但市民却很难形成一种对郑州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失落和迷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失落和迷茫充斥在郑州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上下班时，在拥挤的道路上行走，他们会这么想；当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深圳、上海、苏州等地时，他们依然会这么想。

　　失落和迷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郑州。郑州为何衰落至此？

　　其实说到底，郑州衰落是数千年来中原衰落的大背景造成的。当南京、北京先后崛起，当洛阳和开封风光不再时，郑州也只能是怆然无语。

　　第78节：郑州：遥远的绝响（6）

　　中原衰落是从唐朝开始的。在唐朝之前，中原农业经济相对于北方、西北、南方诸省都是最优秀的。但是唐末至南宋，中原农业衰退，中央财政已经仰仗于东南，其经济地位衰落直接影响到了其国都诞生地的地位。河南在唐中期居全国之首。但到唐末藩镇割据，中原作为战场，农业受到极大摧残，历经南宋，到元代，每年交给中央的粮食数量，河南是2，591，269石，而江浙一地高达4，494，783石，河南已退居其后。到明清时期河南虽是农业大省也无法同江浙、湖广相比了，至于农作物商品化、手工业、商业和市镇经济方面，中原经济更是望尘莫及。

　　中原农业经济的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跟洪水的肆虐侵袭有关。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五代之后，黄河则是一条"害河"，北宋末年任伯雨曾说，"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元、明、清三朝黄河造成的财产损失都超过北宋。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黄河水无法灌溉农业为民所用时，它就转化为扼杀农业的凶手。中原是黄河中下游重要地区，是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由于豫北地形复杂、灾害较多，所以元代在重修运河时，放弃沿经中原的做法，使中原失去了原来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历代治河以保河道运输为急务，中原段黄河的治理遂被忽略。由于灾害不断加剧，中原经济自然随黄河安危而变动。

　　明清两代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运河漕粮运输至关重要，故黄河和运河下游山东、江苏、河北一段受中央重视，中原的黄河治理除日常性护理外，没有更大动作，明朝当时人描写黄河水旱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时说，"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民不聊生"。清代河南治河办法也不多，决堤频繁，三年两决，治河工程巨大。国家、地方财力枯竭，但河官腐败，贪污成风，河政之弊，令人触目惊心。

　　除河患外，中原自然灾害还有旱灾、蝗灾、冰雹、涝灾、地震等，据对元朝末至明初的统计，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蝗自河北飞度汴梁，食田禾一空"。从洪武五年（1672年）至十七年的十三年间，开封及其辖州县发生各种重大灾害十二起，其中水灾七次，黄河决口占了四次。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不可能持续发展。

　　战火的破坏和夷族的摧残也是中原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盛唐之后，中原经历五代十国的割据与纷争，农业受到致命打击，梁、唐、晋、汉、周均建都洛阳，唐朝洛阳为东都，藩镇割据必争政治统治中心，中原经济带来发展契机，但与之并存的政权尚有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侵扰边境，中原各地作为拱卫京师的屏障，时刻面临着少数民族南下的担忧，干扰了正常农业生产。而金朝（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为了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都把中原作为大肆兴兵征战的主战场，如元末战争"兵兴以来，中原荒芜"，河南大多变成无人之地，"兵革连年，道路塞榛"。有些地方甚至"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在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州农业文明进行了残酷的摧残。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实行猛安谋克制，朝廷搜刮华北民户良田分给女真贵族。大定十七年（1177年）世宗说，"女真人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普通百姓失去良田，另授恶薄之田，女真人因不善经营土地，富田变贫。中原人或举家南迁，或发生争斗，山东、河南军民经常为田地争斗。中原经济一直徘徊不前，很难大幅度提高农业水平。

　　经济决定文化。经济落后，文化也必定走向衰微。想当初，华夏文明在中原透出第一缕曙光，钟鼎与玉器闪烁着灵光；中原人杰地灵，奇思妙想的中州科技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书画石刻与建筑工艺，都让中原文化硕果累累，灿若星河，实为中华文明之瑰宝。到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原文化从"一览众山小"的傲视四方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不仅远远落后于长江文化和南方沿海文化体系，甚至落后于同期北方文化体系中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区，形成文化环境的中原低谷。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丁文江曾对二十四史有列传的历史人物进行综合研究，列举五千七百八十三位，从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中原人在北宋之前的辉煌和其后的衰落。在北宋之前，河南名人在全国所占比例各代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南宋、明朝时仅分别占据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远远落后于浙江、江西、江苏等者。中州文化的衰落也表现在著作数量上。学者王磊对中华图书大典《四库全书》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列作者总量为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地理不详者七百八十二人，外国作者三十人，余计六千零九十三人，以目前省份地理分布排序，依次为浙江、江苏（含上海）、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山东......河南的三百二十二人中，一半以上集中在宋以前。尽管这期间中原个别自然科学家在局部领域也作出过突出贡献。比如植物学研究领域，固始人吴其濬出类拔萃；柘城人杜知耕和李子金，睢县人孔兴泰在数学领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但他们已无法与世界先进的自然科技水平，甚至无法与国内高水平研究相提并论，也无法改变中原文化的衰落大势。

　　第79节：郑州：遥远的绝响（7）

　　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终于变得如此单调呆板、亦步亦趋！群星璀璨、异彩竞放的中原文化终于寥若晨星、阴霾不开！中原不再是中国帝都的高产地（中原曾经产生过郑州、安阳、洛阳和开封四大古都），而郑州也等不到再一次轮回的机会和可能，帝都之所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有两个人　当然，记忆是不能忘记的。很多年以后，郑州依然还会记得在其城市命运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两个人：伊尹和冯玉祥。这两人身上典藏着郑州故事，散发着郑州魅力，携带着探究国都郑州的窥镜和锁匙。

　　先说伊尹，作为故事片的主角，他身上起码有三大亮点：第一，他的"从奴隶到将军"的身世，充满戏剧冲突，跌宕起伏，曲折动人。这些故事，都是有史可考的。第二，他的厨艺，技艺高明，义理高深，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几千年，足以为后世师表。老子《道德经》作为哲学著作备受当代欧美学界推崇，其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名言，可谓饮誉全球，但最初却出自伊尹之口。第三，最重要的，是他营造了郑州商城"亳都"。如果郑州商城遗址乃亳都无疑，那不用说，伊尹就绝对是郑州市最早的市民。是他在黄河南岸，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策划了郑州市最初的母体，开创了郑州城这个未来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人类大型聚居地的历史。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辅佐汤王南征北战，取得革命胜利，他还是规划师、工程师，在夏朝未灭之前，就开始筹划新都建设，并在胜局甫定之时，学习夏代营造宫室的建筑实践经验，指导工匠，完成了商朝建政之后第一座伟大都城的建设；并且首创了内城外郭的城池体制，肇始了以王宫为中心"左祖右社"的建筑秩序。郑州作为商都，作为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共达200年时间以上。当时城市规模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望其项背。

　　伊尹时代二三百年之后，由于自然灾害、政治与军事斗争等原因，郑州商都的功能逐渐衰减虚化，并且永远告别了首都的地位。东周（公元前770年）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两千多年间，郑州城的地位始终受制于东开封西洛阳两座城市的影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战国时期的魏和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先后在开封建都。盛唐与大宋时期，经济繁荣，对外开放，洛阳与开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鼎盛期，它们的发达程度分别在当时世界上达到了领先水平。夹在这样两个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实体中间，郑州的发展难有太大作为。隋唐时期，郑州城开始成为州治，郑州商城遗址一代接一代地加固、覆盖，始于汉代，直到明清，层层叠叠，积累积淀着郑州城的记忆。清末民初，国运衰微，开封洛阳一直在走下坡路，郑州则沦为县城，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点，人口2万左右，已经跌落到有史以来的谷底。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冯玉祥将军入主豫政，对郑州情有独钟。关于郑州城史发展，冯玉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决定把"郑县"改制为"郑州市"（1927年），在河南省首创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建制。如果写一部郑汴洛《三城记》的话，这个事件，可以作为该书"现代编"的开端。第二件，是由他主导提出了两个郑州的"新区规划"方案：一是"郑埠设计图"，规划范围覆盖了今天东起经五路，西至京广铁路沿线，南起陇海铁路，北至农业路，面积约10.5平方公里；二是"郑州市新市区建设计划草案"，选择在京汉、陇海铁路交汇处的西南方向建设新区，南北长7公里，东西宽5公里，面积为35平方公里。两个新区规划方案各具特色，前者详尽规划安排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中学、大学、影剧院、游艺场、图书馆、体育馆、跑马场、美术院、市政所、电话局等，展示了新的生存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后者侧重于城市发展方向、用地规模、功能分区的控制。以军旅身份，在战乱年代，对一个城市的未来深谋远虑做如此建设性的思考和筹划，冯玉祥之外，未有他人能有如此作为！只可惜两个规划方案，均未付诸实施。

　　现如今，伊尹和冯玉祥早已远去，曾经的国都"此情只堪成追忆"。这是一个旧都城最后的念想，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郑州再次成为国都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在历史的慰籍声中，这座古城沉沉睡去－－它也只能沉沉睡去，在睡梦中寻找那春暖花开和春华秋实，寻找那帝都最初的自信和荣耀......

　　第80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1）

　　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　3000年前是帝都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曾经风云激荡。

　　这里是苏秦拜相的地方。战国时期，战争连绵，齐、楚、韩、魏、赵、燕等六国为了抵御秦国的进攻，商定共同抗秦。为了统一行动，共举苏秦为六国宰相。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六国于洹河上会盟，授苏秦六国相印。拜相台就位于安阳市西郊，这里也是破釜沉舟之地。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围攻赵国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军救赵。宋义行至今安阳市内黄县楚旺一带，滞留不进达46日。项羽杀宋义，带兵渡过漳河，凿沉船，砸破釜甑，烧毁庐舍，只备3日口粮，以此向士卒表示死战决心，成为古今著名战例。

　　洹水汤汤，其流浩浩。源出太行的洹水一流就流了3000多年，似已宣泄掉所有的激情，又宽又深的河道里所存的，只是一汪不再流动的死水－－如果不是拦腰斩断这条河流的橡胶坝的存在，洹水也许就成了"洹墟"。

　　改变了模样的不只是洹水，还有商王的宫殿与城池－－激荡的洹水没把商王那"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宫殿夷为平地、变为河川，但岁月的河流却把辉煌的殷商之都冲刷成为殷墟，把它打扮成华北大平原再普通不过的平庸之地，3000多年前的都城化为大地之表的一个叫"小屯"的村子。

　　洹水在安阳市西北部并没有遭遇什么大山巨丘的阻拦，这儿的黄土一马平川，极目远眺甚至看不到大地的边沿，但不知怎的，洹水在这儿就是不好好地走自己的路，它如同一条巨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曲里拐弯地盘旋。在这里出土的甲骨上，"洹"的右半部被契刻得犹如一条盘龙一般，"洹"的左半部还是那代表河流的"水"旁。"龙"倚"水"边就是甲骨文中的"洹"字，这"洹"字自古至今也从没有什么别的解释，是一个没有什么"含义"、没有别的用法的字儿，它所能陈述的全部意义，就是安阳这条孕育了殷商天子与黎民的河流。

　　在安阳市区西北郭家湾、花园庄、小屯村、武官村一带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这片殷商故墟上，洹水河道扭成了一个"S"形，仿佛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太极图"。小屯村在洹水的南岸，处在太极图的阳点上，在当时，这儿是宫殿区，是活人的地盘。而洹水北岸的武官村，处在太极图的阴点上，在当时，那儿是王陵区，是死人的地盘，是安奉亡灵的地方。在武官村发现了11座商代王室大墓，其中名震天下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在那儿出土的。

　　玄鸟是商人崇拜的图腾，《诗经》上有"玄鸟生商"，说的是一只黑色的燕子受命于天神生下一只蛋，这只蛋被一位采集野果的名叫简狄的女人吞而食之，然后就生下了孩子，他便是商的祖先－－契。商部落与夏部落一样古老，夏建立国家时，商是夏的一个方国。后来商汤灭掉夏桀，主宰了中原。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朝代更迭，被史家称为"商汤革命"。革命成功后的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由山东的"奄"（今曲阜）迁到河南的"殷"（今安阳小屯），历8代12王共253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洹水两岸这片曾经充满生命张力的土地逐渐荒芜下来，变成了一片废墟。

　　都城命运史　如果沿着时光隧道回溯到25000年前，安阳西部山区的小南海在那时已经有了原始人类生存。作为河南境内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时代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相当。中国上古时代"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都曾在安阳境内建都，先人们逐步从这里走出蒙昧，开拓出中原文明。至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十九代王盘庚迁都到殷（安阳），此后奠定了商代二百七十多年的都城，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稳定疆域的、长期定居的国都。商朝灭亡后，周公平三监之乱，大迁殷民，使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城繁华散尽，逐渐沦为废墟，史称"殷墟"。

　　第81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2）

　　殷都沦为废墟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安阳一带又先后兴起了两个重要城市，一个叫邺，一个叫安阳。邺城西倚太行，北临漳河、滏阳河，南临洹水、淇水，是古代从山东到西北、从中原到幽燕的必经之地，扼河北咽喉，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之腰膂"的美称，而且它东南北三面与我国经济发达最早的黄河下游相毗连，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春秋时期，齐桓公就在此筑城，但是那时邺城还只是个军事堡垒。战国时，魏国西门豹、史起先后为邺令，他们营建的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此后，邺的南面兴起了另外一座城市，有一个怪怪的名字叫宁新中。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的军队攻克宁新中，将其改名安阳，这就是安阳名称的起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洛阳和长安等都城历经战火摧折，相比之下，邺城显得生机勃勃。袁绍拥有冀、青、幽、并四州，中心据点设在邺城。此后，曹操平定袁绍，夺得邺城后，将自己的大本营建在这里。曹操选邺为都，与邺所在的地理形势有关。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函、崤以东的黄河流域东部、太行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太行，有滏口之径可通山西；面临黄淮海平原，有大道可达南北。曹操占邺后，即有据以为都之意。因魏郡治邺，故自号魏公、魏王；并在都邺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邺的政治、经济地位。

　　首先是扩大以邺为中心的王畿之地。东汉末，邺已为冀州、魏郡治所。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金巨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广平郡的任城，赵国的襄国、邯郸、易阳等14个县属魏郡，加上原魏郡所领15县，共29县。于是魏郡不仅在人口上，同时在地域上成为冀州境内最大的一郡。以邺都为中心的半径，北面到了河北中西部，东面到了鲁西北，西南包有淇水流域，南抵于河。这方圆数百公里的土地，都在王畿范围之内，邺都所在魏郡的行政地位获得空前提高。

　　其次是发展了邺都水运交通。建安九年春正月，曹操为攻打邺城运输粮秣所需，"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虽然那时邺城尚未攻下（同年八月攻克），但此举对以后邺都水运交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又开平渠、泉州渠、新河，都是白沟水运航路的延伸。十八年又开利漕渠，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此后邺都水运可由漳水经利漕渠进入白沟，向北可达河北平原北端，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邺都成为黄河下游大平原上水运交通的枢纽。

　　其三是大力发展邺地的农业生产。为此修复和改建了西门豹、史起的引漳灌溉工程，由此邺都一带农田得到了很好的灌溉，农业生态处于良好的环境。左思《魏都赋》云："磴流十二，同湖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畺芋充茂，桃李荫翳。"邺城的农业生产呈现了一片富庶景象。无怪乎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途经邺城，崔光曾建议定都于此，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富饶。"这与曹操时代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曹操时代对邺都本身的城市建设，让一个古都开始变得血肉丰满。曹操时代的邺城是在春秋齐桓公时旧址基础上建成的，即今邺北城。据左思《魏都赋》及张载注记载，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北部为官署区，正中为宫殿区，又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全城北半部的中心。中间为文昌殿，"极栋宇之弘规"（《魏都赋》），是朝会四方、宴享宾客之所，国家大典在此举行。殿前正对端门，端门之前南当南止车门，又有东西止车门。端门之外，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门外即东西大街。

　　东部为宫殿署区。正中为听政殿，为曹操处理政务的地方，是政权中枢。建筑朴实无华，"木无雕锼，土无绨锦"，以示为政节俭。听政殿前听政门外为升贤门，左为崇阳门，右为顺德门，三门皆南向。升贤门外向南依次为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司马列门为宫殿正门，门外即大街。在听政门至显阳门之间东侧为中央政府台省所在，例如纳言闼、尚书台、内医署和谒者、节符、御史三台阁及丞相诸曹。南出司马道，道路两旁有相国府、御史大夫府、少府卿寺、奉常寺、大农寺、太仆卿寺、中尉寺等。听政殿后为后宫掖庭，是曹操起居之所。宫殿区之东为戚里，《魏都赋》云"亦有戚里，填宫之东"，为宗室外戚贵族所居。

　　第82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3）

　　东西大道以南为邺北城的南半部，有南北向的三条干道，中轴线干道由南门永阳门北通宫城端门和文昌殿，东面一条干道由广阳门北通官署中心司马门，西面一条干道由凤阳门北通铜雀园。在东西南北城门中心有赤阙、黑阙两座，为"最是其通街也"，亦即城市的中心。三条干道的左右为居民区，划分为若干里坊。当时的邺都商业十分繁荣，百货纷陈，互通有无。四方土产，均集于此。还有制造各种器物的手工业作坊，"器用周而长务，物背空窳而就攻"。城内还营建了宫邸客馆，接待四夷使臣和公私旅客。从曹操时代开始，以至整个北朝，邺都还是黄河流域的文化中心，曹氏父子都是文学大家，在他们的创导下，四方人才，荟萃邺都，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诞生了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留下了大量传世名作。曹魏以后，邺都余风未散，北齐时邺下仍然是文人荟萃之地，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

　　邺城周围环境优美。城西有玄武苑，苑内有建安十三年引漳水所凿的玄武池，原为训练水军之处，后改为风景区。苑内有鱼梁、钓台、竹林、葡萄园。城西还有灵芝园，城东有芒林园，都是王室贵族官僚宴游作乐的场所。

　　曹魏时代邺城的规制和布局，开我国古代都城的一代风气之先。一是首先出现中轴线和对称布局，对后代都城的规制有很大的影响。二是宫城、官署与民居截然分开，改变了过去长安、洛阳那样宫城和里坊相参的局面。三是宫殿官署和贵戚所居，都集中在北部，改变了"西朝后市"的传统；宫殿宫署区建筑群结构紧凑、布局严密，进入司马门两旁为各种官署，听政殿后曹操后宫，乃按"前朝后寝"的制度规划的。总之，曹操时邺都建制的一系列特点，开创了都城规划严整布局的先例，对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都有一定的影响。邺城处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筑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具有象征政治威势和军事堡垒的双重作用。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代魏。次年移都洛阳，邺为五都（与长安、洛阳、许昌、谯）之一。又分魏郡东部都尉置阳平郡，西部都尉为广平郡，合称三魏。三魏之地，在当时为河北平原人口最集密、经济最富庶的地位。

　　西晋时邺城仍为魏郡治所。晋惠帝时八王之乱，成都王颖占据邺，俨然如建安年间的邺，成为西晋王朝实际权力中心所在。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讨颖，兵败，惠帝被颖俘至邺达一月之久。同年幽州都督王浚讨颖，攻入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众"。但整个城市建筑尚未遭到破坏，此事之后邺一直是司马氏驻扎重兵之地。永嘉元年（307年）汲桑、石勒攻入邺城，"遂烧邺，火旬日不灭，杀士民万余人，大掠而去。"《通鉴》胡三省注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魏武帝又增而广之，至是悉为灰烬矣。"

　　晋末永嘉之乱，北中国陷于一片混乱动荡之中。晋愍帝司马邺于永嘉七年（313年）四月在风雨飘落之际登上帝位，改元建兴。为避帝讳，改邺县为临漳县。这是临漳县名的始见。但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因为就在同一个月内，石勒攻下了邺城，不久即以其义子石虎为魏郡太守镇邺。

　　331年秋，石勒亲自筹划营建邺宫，被焚毁的曹操邺宫经过了24年之后，又初具规模。

　　公元334年石虎即位。次年迁都于邺，以襄国为陪都。336年开始大规模营建邺都，进入邺都城市发展史上鼎盛时代。石虎在原曹魏邺城北半部宫殿区所起大小宫殿楼观40余所，"其于曹魏宫室改易多矣"（嘉靖彰德府志））。又迁洛阳、九龙、仲翁、铜驼、飞廉于邺，置于诸宫之前，以壮瞻观。曹魏时邺城南垣凤阳门直对石虎在铜雀园内修造的九华宫，故特崇饰此门，邺中民谣有"凤阳门楼天一半"之说。未到邺城七八里处，即可遥望见此门。石虎还发动近郡男女16万，车10万辆，运土于邺东二里修华林苑垣周围数十里，并筑长墙于邺北。石虎在襄国和邺都之间二百里内，修造了大小离宫别馆44所。北魏郦道元是到过邺城的，他在《水经注》里对邺城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其中有几句很形象的话，概括地反映了石赵时邺都宫室的繁华面貌。其云："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这已是石赵亡后将近二个世纪了。在其全盛时代，成汉使者去邺都后返回成都，"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在十六国时代，邺城可以说是黄河流域最繁华的一个都城了。

　　第83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4）

　　公元349年冉闵之乱，整个邺城中羯胡"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石季龙载记》）。如果羯胡占全城人口1／2计的话，那么石赵全盛时邺都人口将近50万，在当时黄河流域这算得上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了。

　　公元370年后邺城为前秦苻坚所灭，邺城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不过其为河北平原南部军事重镇地位未变。415年，晋北高原"比岁霜旱，云、代之民多饥死"。太史令王亮、苏坦向魏主拓跋宏提议自平城迁都洛阳，途经邺城，筑宫室于邺西居之。次年春正月又在邺宫澄衷殿朝会群臣，看来对邺城还是十分感兴趣的。其所以未采纳崔光定都邺城的意见，目的是因为都洛阳便于南伐。可见在六朝时代邺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黄河下游地区最理想的都城所在。

　　公元531年高欢以北魏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的身份驻邺。534年高欢以洛阳久经丧乱、宫室残破为由，迁都于邺。次年高欢因旧邺城（北城）窄小，动员7.6万人在旧城之南营建新宫。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动员畿内10万人，拆迁洛阳宫殿材木，运到邺营修宫室并筑城，周围25里；并以漳水近域，起长堤以防泛滥，又凿渠引漳水东流城郭，造水碾，以利于时（《北史o高隆之传》）。这是邺南城。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阀杨坚失败，杨坚攻下邺城，下令焚毁邺城宫室及民邑，迁民人及相州、魏郡、邺县于南40里的安阳城（今市西南1.5公里）。千年名都，就这样既被焚毁又将民居迁空，完全成为一片废墟，落得了与两千多年前殷墟同样的命运，真可谓是历史的巧合了。

　　杨坚毁邺后，六朝古都顿然变为一片废墟，可以称之为邺墟（隋唐北宋前期邺县所治并不是在废城之内）。隋时段君彦《过故邺》诗云："旧国千门废，荒垒四郊通。"盛唐诗人孟云卿笔下的邺城的景气是："魏家旧城阙，寥落无人住。"（《邺城怀古》）到了中唐时期，邺城废址内已辟为耕地。由于年代久远，当地人甚至已不知此为何地了。孟郊《早发邺北经古城》诗云："微月东南明，双牛耕古城。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当时置此城，岂料今日耕。蔓草已离披，狐兔何纵横！"唐宋以来，凡路过邺城、铜雀的文人墨客，留下的不少怀古诗篇，无不对"魏家园庙已成尘"（唐郭良骥《邺中行》）的沧桑之变，表示无限的感伤。元人纳贤于至正五年（1345年）十二月途经邺城遗址，还专门作了考察，在《河朔访古记》一文中，记载到他过邺镇，登三台眺望，见邺城旧址已是一片残丘断陇，问诸山僧野老，犹能在荒烟野草指点故都残迹。昔日繁华了无踪迹，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那么，为什么同样被杨坚焚毁的六朝古都建康，在唐以后还能再度兴起，甚至还做过一阵子全国首都，而邺城却从此一蹶不振呢？这是因为，历史上一个政权选择它的都城，是从经济、军事、地理几个条件来考虑的。邺城背靠山西高原，面临黄淮海大平原，又经曹操的经营，成为黄河下游地区水运的枢纽。故其军事条件虽不如长安、洛阳有险可持，但它经济、地理条件却在两者之上。所以历史上凡能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占有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定都于此。隋唐为统一帝国，当然要选择更为有利的长安、洛阳。北宋时代因东南经济发展，为漕运计，继承五代传统，定都开封，不可能考虑河北的邺。更何况唐代以后魏洲、大名府兴起，替代了邺的地位，以至到宋代中叶邺连作为一个县的地位也不存在了。元明清三代，大运河兴修，无论从经济、军事、地理条件来考虑，均以北京为上选。所以邺于宋后，不存在复兴的条件了。而建康（南京，下同）则不然，隋后虽与邺同样是个小县，但五代杨吴时，因偏居东南一隅，其境内惟有建康和扬州为长江下游沿岸的两个重要城市。故在扬州建江都府为首都，在建康旧址建金陵为西都（后改江宁府）。以后镇守江宁府的徐温篡夺了杨吴政权，建立南唐，即以江宁府为都城。以后在此建都的朱元璋、太平天国、国民党政府均与其势力发韧于长江中下游有关。故邺与建康虽同毁于杨坚，而其以后命运竟如此悬殊，实为历史条件使然。

　　第84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5）

　　在都城的命运史上，历史还安排安阳演绎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局。1909年，袁世凯隐居洹上，韬光养晦，以此发迹逼清室逊位；并在民国革命大潮中当起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结果仅在位83天一命呜呼归葬安阳。这个意外却戏剧性的结局使安阳不仅成为中国第一都城，也埋葬了最后一个"皇帝"。

　　碎片或传说　安阳，一切都像我们所知道的，当年作为殷商的都城，随着商纣王在朝歌的鹿台上自焚火焰的熄灭，留给它的只是破坏殆尽的一片废墟；而在此后的两千年中，安阳从来没有在达到诸如商都那样的鼎盛与炫赫。

　　今天的安阳面积只有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80万人，以表达经济总量的地区GDP为主要指标来看，2005年郑州、济南、石家庄等城市为1700亿以上，有一定规模但城市辐射力不足的洛阳、邯郸则为1100亿左右，安阳GDP为556亿。目前安阳仅有两所大学（安钢职工大学是专科，称大学有些勉强），并且是近几年才升本，影响力极为有限，即使加上正在筹建的职业技术学院，也才刚刚具备了一个城市最基本的高等教育要素。

　　的确，今天的安阳只是中原的一个寻常小城了。但是当年的安阳却是怎样的繁华呢？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近90年来，在殷墟出土的占卜甲骨有15万余片，已有近5000个单字，可以识定的汉字约1700字。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六书"齐备，反映了商代政治中心高度发达的文化。商代是农业比较发达的社会，都城殷墟周围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在宫殿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曾发现了400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那是农业奴隶劳动工具的集中场所。同时在安阳大司空村、苗圃都出土有青铜铲。殷墟甲骨中已有禾、黍、麦等文字以及在殷墟遗址发现大量贮藏粮食的窖穴，都说明殷墟地区是商王朝的一个农业中心。殷墟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出土的家畜有牛、羊、马、猪、犬等遗骸，主要用于食用、祭祀和动力。

　　这个都城，科技是如此的辉煌。殷墟甲骨文中有很详细的天象记录，卜辞中关于日蚀、月蚀和星辰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资料。同时已产生相当完备的历法，知道一年分四时12个月，月有大小，还知道有闰月，即古书上记载"以闰（月）定时四时成岁"。至于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则更为丰富，卜辞中祈求雨晴的记录特多。在数学方面，殷人已使用十进位制，这在世界数学史上占领先地位；同时还采用六十进位制，这就是干支记时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日历。殷墟的商代医生已经有了丰富的关于人体疾病、治疗和药物的知识，还能用针刺、火灸、按摩等多种方法来治病。

　　殷墟陶器制造业发达，技术臻为完善，能生产大量外形美观、坚硬实用的印纹硬陶，是刻纹白陶的主要产地。这种刻纹白陶造型美观，刻缕精细，是我国陶瓷史上杰作。青铜制造业是殷代文化的代表，晚商青铜工业主要由王室贵族所控制，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中心。例如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花纹精美，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奇迹。在妇好墓出土的铜器有460余件，不少是精美瑰丽的艺术珍品。此外，从出土的遗物反映出当时在玉雕、牙雕、纺织、酿酒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都已达到世界水平。这些都说明了商王朝后期都城内集中了大批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人才，创造了灿烂的殷墟文明。

　　辉煌的还有商业。殷墟彝器金文中出现了"市"字，甲骨文中也有"贝"字。殷墟晚商墓葬中出现过大量殉贝。大司空村发掘的165座殷墓中，有83座有殉贝，共得贝234件，其中两座墓内有铜贝3枚。在殷墟西区墓葬发掘出342座有殉贝，妇好墓中殉贝近7000枚。这些大量殉贝都是以贝币形式随葬的。《尚书o酒诰》说，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甲骨文中又出现过"车"、"舟"等文字。这些产于东海之滨的殉贝，无疑是通过商业贸易，作为货币交换而带来的，说明殷墟还是当时全国的商业中心。

　　第85节：安阳：童年中国的荣光和惆怅（6）

　　而所有这一切灿烂的文明，在今天都只能以碎片或传说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甲骨文的重量　清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9世纪末的1899年。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无意中从患病所服用的中药‘龙骨"上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刻画－－甲骨文字被发现了。

　　作一个假设：假如甲骨文没有被发现，安阳也许真的只能够残存在历史的底稿里，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陪都。但是甲骨文改变了这一切。有了甲骨文，三皇五帝的种种丰功伟业不再是空口无凭的稗官野史。甲骨文，那些刻在兽骨龟壳上的文字所记载的，是中国真实历史的开始。

　　但是，历史是什么，历史的表象是什么，历史的底蕴又是什么呢？在今天，我们要说，历史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过去，历史的表象是亭台楼榭、刀剑鼓角，是掩盖了一切的四海升平，是被发现了的烽烟战火，是王侯将相、盗贼寇虏。历史的底蕴是什么，历史的底蕴是那些端端方方毫无生气的文字记载的文明。

　　而甲骨文，应该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开端。

　　联合国曾经这样评价安阳：这里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使用。甲骨文就像一把金钥匙，为今天的世界打开了中华上古社会神秘的大门，使人们洞察到那几近失落，曾经屹立在世界东方泱泱大国的文明与辉煌。

　　甲骨文是早于篆籀、青铜铭文的古文字。作为中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应该是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千年神甲、文字始祖"，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同为人类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现如今，纸草文字和泥板文书都已失传，而中国的甲骨文，在失传近3000年后却神奇再现。

　　甲骨文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应用和艺术的双重性。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所以，甲骨文虽说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古文字，但已是成熟的形体兼备的文字，可称得上是书法。不妨这么说，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是书法艺术迈出的第一步。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所以，甲骨文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古老以及与现代汉字的一脉相承，更是因为－－由于发现了甲骨文，才使得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的都城重回人间。

　　这是一个都城的荣光和惆怅。当废墟与文明同在时，对于一个古都而言，它已然有了深刻的悲剧美。

　　古都之父　所以，安阳，绝非一个寻常的都城。

　　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一个都城在贡献了独创的文字之后还能贡献独创的思想，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可称得上是中国古都之父。

　　"易"可谓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一向以神秘和博大精神著称。而传说中文王演易的地方，就在今河南汤阴的羑里城，这里因此被认为是《周易》的诞生地。

　　史载，殷末，纣王荒淫残暴，民怨沸腾。西部的诸侯国在西伯姬昌治理下，实力日渐强大，于是引起了殷商王朝的猜忌，纣王就找个借口在羑里城－－其实是个土台－－画地为牢，将姬昌囚禁起来。囚禁文王的地方，即羑里城，也就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后的第一座国家临狱。

　　羑里城位于羑、汤两河之间的空旷原野上，处于殷都（殷墟）和行都朝歌之间。明嘉靖《彰德府志》载："羑里盖商狱名也，夏曰夏台，周曰囹圄，皆环土也，纣尝囚文王焉。"《史记》、《水经注》等典籍也记载，文王曾被囚于此地七年。在被囚禁的七年时间里，姬昌韬光养晦，究天人之变，潜心演易，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使《易》最终定型。姬昌之子姬发后来推翻殷商建立了周王朝，姬昌被谥为"文王"，他推演的《易》就被后世称为《周易》。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就是这件事。

　　后人为纪念西伯姬昌，在羑里城遗址上建起文王庙。明《河南通志》载："文王庙在汤阴县北八里羑里城中，昔文王演易之所，后人因建庙焉。岁时有司致祭，三岁一遣使祭享。"清乾隆《汤阴县志》载："文王庙在汤阴县羑里城。元大德年间，邑人许仪重修。"之后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县尚玑、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抚魏有本、天启三年（1623年）知县杨朴、清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杨藻凤、雍正九年（1731年）知县杨世达均有修葺。

　　今天羑里城遗址，是一片高出地面约丈余的土台，在城台的南下端，建有青石牌坊一座，上刻楷书大字"演易坊"。山门前两侧，各有碑石一块。西侧巨碑上刻"周文王羑里城"六个如斗大字；东侧方碑，则是著名的"禹碑"（又作《岣嵝碑》），共77字，其书法似篆非篆，颇为奇特。

　　拾级进入山门，参天古柏布满了庙院。院内西侧是演易台，台上有文王正在推演《周易》的塑像，相传这里就是西伯姬昌被囚演易之所，上下两层，均是3间，东侧是重修的"玩占亭"。

　　林立在庙院中的碑刻，均是明清以来的帝王、文武官员以及文人学士颂扬文王的诗、赋、篇章。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文王易》碑，上刻《周易》六十四卦及其释卦辞文，是研究《周易》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殿（含拜殿）位于羑里城正中，歇山重檐式建筑，规模恢宏，气势雄伟，是文王庙的主殿堂。演易台后有一土冢，名吐儿冢。相传周文王在羑里演易时，被殷纣王得知，为试其真伪，竟残忍地将其长子伯邑考杀害做成肉汤逼其吞食。文王明知是亲生骨肉，却强忍悲痛将其咽下，尔后含泪到演易台后吐出。后人因在此堆起一个土冢，取名吐儿冢。这个传说是如此的凄惨，真是令人肝肠寸断。

　　《周易》是以占筮的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是讲变通的哲学，但是它却没有推测出其诞生地的兴衰荣辱。现如今，在中国八大古都中，只有殷墟消失得最彻底。所谓大道无言，想来真是不无道理的。

　　参考书目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仲芳氏《庚子记事》　爱新觉罗o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　CoPo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　王　军《城记》　奥斯伍尔德o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贾平凹《秦腔》　余秋雨《文化苦旅》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李思聪《堪舆杂著》　范　强《一座塔与一座城》　柯立希（V。cornish）《大国都》　左　思《魏都赋》　郦道元《水经注》　夏　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