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泉：現代中國社會倫理的解構與重建
胡應泉：現代中國社會倫理的解構與重建
2016-04-19 14:54:27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胡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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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舊中國，沒有哪一個政權能夠有效地應對當時的內憂外患，完成當時十分急迫的獨立和統一兩大任務。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行，除了需要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制度保障之外，還需要有相應的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價值觀層面的因素來規範人們的行為，維繫人們之間的關係，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行。前者可稱為社會發展的硬體條件，後者可稱為社會發展的軟體條件，兩者是缺一不可，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只有這兩者都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社會纔能夠正常地運行和發展，否則就會陷入一種無序和脫序的狀態。當社會處於一種轉型期時，這兩者又往往都會進入一種新舊雜然並存的狀態，社會就會產生許多的矛盾和衝突，變得混亂無序。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除了有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經濟上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小農經濟制度，法律上「禮法結合、重禮輕法，民刑不分、重刑輕民」的法律制度之外，在倫理道德方面也有三綱五常為主體的儒家思想與之相適應，共同維繫著社會的正常運轉。這種社會運行機制雖然有其自身的缺陷，尤其表現為缺乏民權和民主思想，缺乏對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的充分保護，缺乏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從而導致無法有效地對權力進行約束和對權利進行保護，無法有效地維繫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從而使社會發展陷入一種週期性的「治亂循環」的怪圈。但是在沒有受到重大的外力衝擊的條件下(以前華夏政權雖然也曾經幾次被北方外來的民族所征服，但由於這些民族在文明的發展水平上落後於我們，我們即使從武力上被征服了，也能夠通過自身這套包容性很強的文化體系把對方同化進來，從而使固有的制度和價值體系繼續保存下來)，這種機制又可以通過自身內部的週期性調整，在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結構的前提下通過一種損益和變通而繼續維持下去。然而近代以後，我們遇到了一個遠比自身先進的西方文明，不但在器物方面在他們面前相形見絀，就是在制度和倫理道德方面也是遠不如人的。在這種背景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洗禮，我們開始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這個過程是艱難而又緩慢的，要面臨著重重的惰性和阻力，有時候甚至還要發生反覆和倒退。在1949年之前，雖然社會在發生著新陳代謝，舊的因素在不斷地消亡，新的因素不斷地生長，社會的結構和價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並沒有受到根本性的解構。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在以徹底改造舊世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旨歸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共對中國社會進行了一場全方位的深刻異常的改造，不但在制度上徹底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在價值層面上也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造，用新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取代了舊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舊的社會倫理被根本性地解構了。然而實踐證明，這種社會價值的顛覆性改造並不可取，它並不能有效地建立起一個新的能夠真正得到社會成員認同、可以有效地維繫社會正常運轉的價值體系，同時舊有的價值體系中需要繼承下來的優良部分都在這種改造和解構中蕩然無存，而那些封建主義的思想卻借屍還魂，甚至變本加厲。改革開放後，我們在對各種制度進行改革的同時，也在社會價值方面進行了調整和重建，但這一工作目前還遠沒有到位。我們舊的社會倫理已經(包括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傳統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而新的又尚未有效地建立起來，致使社會運行出現了價值混亂和價值真空的現象。重建社會倫理的任務現實地擺在我們的面前。
一、進入近代後傳統社會倫理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在古代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我們比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在文明的發展程度上要高出許多，逐漸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心態，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周邊地區都屬於需要由我們進行開化的「藩屬」，而遙遠的西方國家就更是處於化外之地的「蠻夷」了。然而在兩次的鴉片戰爭中，我們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迅速敗下陣來的殘酷現實，使這種心態發生了巨大的震撼。我們剛開始時僅限於在器物層面承認己不如人，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在制度文化尤其倫理道德方面則遠高於人。然而在甲午戰爭中，作為我們學習西方國家器物文化的洋務運動的集大成者——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我們居然敗在一向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手裡，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致使我們認識到自己不但在器物文化上是落後的，在制度文化上也是落後的。於是我們先後發生了「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目的都是試圖通過學習西方，建立起「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實現變法圖強。由於種種原因，這條和平改良的道路並沒有走通，於是又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沿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了中華民國。然而，不久後辛亥革命也失敗了，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北洋政府時代。這一挫折進而使我們認識到自己不但在制度文化上是落後的，在倫理道德即心態文化的層面也是落後的，需要對我們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改造，否則民主制度也是建立不起來的。於是我們又發生了一場「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價值」的新文化運動，從而對傳統的倫理道德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在文化的不同層面發生演化的大體軌跡，並非說在倫理道德的層面只是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才發生變化，實際上一開始就已經發生變化，只是越到後來變化越劇烈和深刻而已。
然而，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衝擊作用又不可過於高估。新文化運動固然可謂是轟轟烈烈的，但它又主要侷限於北京、上海等這些發達的城市以及教師和學生等這些受到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羣體，而對於廣大落後的農村地區以及普通的民眾而言，其影響又是十分微弱的。在一些對外開放的城市，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動，產生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等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了大學、新聞、出版等新的職業羣體，市民社會已經初步形成，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上海等這些摩登的地區。這是新文化運動產生的社會基礎。但是在這一時期，相對於廣大經濟和社會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的農村地區，上海等這些城市畢竟還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孤島，知識分子等新興社會階層的影響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這一時期，雖然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發生解體，仍然對整個社會產生著支配性的作用。「即使是發生了辛亥革命，國家變得動蕩不居，四分五裂，中國基層社會形態雖也漸趨惡化，多半卻還是維繫著傳統的結構和秩序。……無論國家層面的政治如何混亂，相對於基層，尤其是相對於廣大農村來說，哪怕是到了抗戰前後，許多地方社會及人心的改變並不大。農民仍舊延襲著世代相傳的傳統規約、道德和習慣，縱使是農村中那些有權力及有聲望者，因為維護傳統制度運作需要民心的緣故，胡作非為者也還是會有所顧忌。」[1]2-3究其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這是我們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近代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我們傳統的小農經濟開始發生解體，資本主義日益發展起來，經濟日益被納入到世界市場體系之中，然而，當時在外部沒有一個西方列強能夠完全控制中國，並且它們也無意讓中國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試圖讓中國變成它們的附庸，在內部也沒有一個政權能夠有效地統馭全國，並有效地動員起社會資源發展資本主義，因此，小農經濟雖然受到了破壞，但仍然佔據著主體地位，資本主義並沒有能夠順利地發展起來，這使得新的社會倫理道德缺乏相應的經濟基礎。其次，由於這一時期我們始終處於一種外部列強環伺、內部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民族獨立和內部統一是我們當時面臨的最緊迫任務，這使得新文化運動所揭櫫的新倫理道德建設成為不急之務，無法獲得社會的廣泛響應，並且還在救亡的聲浪中逐漸被邊緣化，即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再次，當時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本身對新倫理道德的理解就存在著偏差，他們在激烈反傳統的同時仍然受著傳統的深刻影響。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是要建立起一種以個人為本位、實現人的自由和價值的新倫理道德，然而，在實踐中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卻往往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了這一方面，總是以國家和集體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和歸宿，濃厚的「家國情懷」總是限制住了他們的視野。胡適有一句名言是，「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2]這比起新文化運動的其他領導人已經走得更遠了，但細究起來仍有可商榷之處。他固然極力地主張個人的自由，但這仍然在圍繞著國家轉。為了「有益於社會」，先要「把自己鑄造成器」，個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二、建國後社會傳統社會倫理受到了根本的解構
在舊中國，沒有哪一個政權能夠有效地應對當時的內憂外患，完成當時十分急迫的獨立和統一兩大任務。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有效地動員起了廣大民眾，並且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雖然也經過了幾次重大挫折，但是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中共建政後面臨著如何除舊布新，建立起一個新社會的問題。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又是以推翻舊社會，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的。因此，我們在制度上全面打破了舊的體系，在城市建立起了以單位和居委會為細胞的組織和管理體制，並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了社會主義的改造，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個體勞動者階層;在農村，通過進行激烈的土改，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並且又很快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建立起了集體經濟體制，同時還實現了對基層組織的深刻改造，實現了國家對農村社會的完全控制。在倫理道德方面，我們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消除了舊社會的影響，同時對社會成員普遍進行社會主義思想觀唸的教育，把新的意識形態輸到社會的每一個羣體和每一個角落。為了不斷地消除舊思想、舊道德的影響，不斷地鞏固新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我們不斷地搞思想文化領域的政治運動，如批武訓傳、批俞平伯、批胡風、拔白旗等等，到文革時更是把一切的舊東西都當作「封資修」予以猛烈的批判，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與此同時，我們又從正面樹立起一系列新倫理道德的典型形象，如掏糞工人時傳祥、售貨員張秉貴、解放軍雷鋒、石油工人王進喜，等等。我們大力提倡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反對和批判個人主義的道德，反對和批判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法治等價值觀念，對傳統社會的溫良恭儉讓等道德原則也當作封建的思想予以摒棄。我們大力提倡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大力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艱苦奮鬥精神，這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對於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其有益的一面，但一旦強調過頭就會走向事情的反面，因為它脫離了現實和人性，只是在特定的時期能夠得到人們的信奉，能夠發揮出積極的作用，過了之後就不足以有效地號召社會大眾，就難以產生積極效果了。同時由於這一時期過度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片面地實行劃線站隊，把人們人為地劃分為敵人和人民你死我活的兩大陣營，「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擠的我們就要反對」，剝奪了人們的基本政治權利，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使社會的運行進入一種極為反常的狀態。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人們相互之間的檢舉和揭發得到縱容和鼓勵，從而導致社會上誣陷和告密成風，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人們為了自保以及為了踏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可以不擇手段地進行鬥爭，從而導致親人之間、朋友之間反目成仇，極大地踐踏了正常的社會倫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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