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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句為「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出自王夫之的《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記》。

夫王夫之何許人也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萬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湖廣衡陽縣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末清初大儒。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雙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晚年隱居於石船山麓，世稱遂稱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讀通鑒論》等，後彙編為《船山遺書》。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有百餘種，凡三百卷，對天文、地理、曆法、數學等皆有研究，尤其精於經史。其晚年所著《讀通鑒論》是其史論的代表作，對《資治通鑒》的論述觀點獨到，行文有理有據，見解精闢卓絕，篇篇富於哲理，且分析客觀，這種專業的客觀精神同樣體現在其對各大史書的論述中。

「船山」先生王夫之

王夫之對漢朝衰亡的見解

「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通常情況下各個國家都是因為積貧積弱而導致滅亡的,而漢朝確是因為「強」而終結的。這種反差觀點是非常讓人好奇的，那麼王夫之為什麼持這種觀點呢，本句出自《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記》，全段為：

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闇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

這段話的意思是，桓靈二帝的時候，士大夫階層想要（以文才）有所作為，已經做不到了。皇帝作為一國之君，並不去改變這種弊政；朝廷的法紀的崩壞，也不去糾正；下面郡縣官僚主義導致的貪腐，也不去過問。士大夫這樣的知識分子階層想要有所作為的話，只能征戰沙場效力於邊境的戰事；要麼則是鎮壓國內的盜賊或起事之徒；這些最初希望有所作為的士大夫，因為順應窮兵黷武的趨勢而獲得聲名和功勛，也以此積累了一些對其趨炎附勢的人脈。昏庸的君主及得勢的宦官不但不阻止這種情況反而順應助長這種趨勢從而讓自己能夠安居一隅肆意放縱。因而雖然有人憎恨這種人，甚至因此陷害他們，最後也不能把這些人繩之以法。因此天下人都明白了「窮兵黷武」才是成就功名的根本途徑而因此招致禍端的人畢竟少數，於是士大夫樂意於學習此道，平民也都崇尚此道，於是盜賊日漸起事，兵患也日漸興起，二者此消彼長，最後天下終於被瓜分，形成袁紹、曹操、孫權、劉備群雄鼎立的局面。

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

可見，僅僅通過這一段，我們就能大概了解王夫之提出這個論點的依據了，實際上「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的重要論點是漢以強亡，關鍵字是強，而這個強，通過其論據我們知道，並不是「強盛」之意，而是「窮兵黷武」的意思，王夫之舉證為東漢末年，政治苛弊，真正的人才（知識分子）無法通過「文功」出人頭地，只有通過崇尚武力順應朝廷興兵討逆的趨勢才能有所作為，而朝廷（皇帝及高層宦官等）作為國家權力中心，不去攘除弊政，懲治腐敗，反而採取出於利己目的的順其自然的消極態度，以至於士大夫階層包括平民百姓都沉浸在窮兵黷武的氣氛中，最終天下大亂。在原文後面的段落，王夫之又進一步指出：

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強，強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大概意思是說東漢王朝對邊境羌虜外族的攻伐並無意義，因為時年「其害已淺」，大肆興兵殺伐異族，也不是當時對國家富強有益的手段，朝廷的窮兵黷武導致社會風氣不正，以至於陷入「嗜殺成性」的境地，最終殺完異族又自相殘殺。王甚至認為，漢朝大肆興兵正是「佳兵不祥」，正因為東漢末年的窮兵黷武，才為西晉時期的「五胡亂華」埋下禍根，當然了這個觀點這有一定的因果報應宿命論的成分，但是如果以「蝴蝶效應」的觀點來看，也並不無道理。

東漢末年戰事頻繁

綜上所述，可見王夫之的「漢以強亡」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段文論，第一段，王夫之主要指出當時的漢王朝在吏治上推行苛政且尚武輕文，助長不正之風。第二段則進一步指出漢王朝的窮兵黷武以"強」凌弱非但沒有積極意義反而導致朝廷忽視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吏治腐敗導致的義亂並起，而這種窮兵黷武導致了國內的主要矛盾進一步惡化，導致群雄並起鼎立又互相攻伐，最終導致了漢王朝覆滅。

先看漢以強亡這句話的出處。

「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闇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

王夫之說漢以強亡，是說漢末年士大夫建功立業，欲有作為的途徑擁兵以戮力於邊，或者驅芟盜賊。只有擁兵自重，名可振而功不可掩，且無性命之憂。這才導致士大夫紛紛擁兵自立。所以漢朝兵力強盛。而兵力強盛大家紛紛自相攻伐，內部相爭，禍起蕭牆，導致生態疲弊，外族入侵。

漢以強亡只是王夫之諷刺漢末政治生態的混亂。士大夫出路不明，他藉助漢朝諷刺明末時期的混亂的政治生態。

但實際上，漢朝末年與歷代以來相比，國力確實強大，只不過中央集權較弱，而地方勢力大。

公孫瓚以一州之力橫掃北方也是其中一個例子。民風民心意氣綜合來說漢朝強於以後各朝（秦朝太短，無法評價）。

到了以後各個朝代，無不是國力疲弱，外族辱邊。但中央集權確實是日甚一日。清朝就達到了頂峰。而受到的凌辱確更多。

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是兩種選擇。但國富民強是我們所期望的。

希望華夏這樣屈辱的歷史不再發生。

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其處於末世衰亡的原因主要就有兩種。一個是外患，一個是內亂。當然，很多朝代的滅亡有時候是外患和內亂同時而至，但細究起來還是外患或者內亂必有其一佔主要原因。

朝代中主要因為外患滅亡的比較少，主要有：北宋和南宋，清朝。北宋自從960年建立開始，就處於北方遼國虎視眈眈的威脅之下，由於宋朝重文輕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北宋的龐大軍隊並沒有帶來應有的強大軍力，反而成了臃腫的軍事組織，給宋朝造成嚴重的財政困難。

同時，北宋時期，雖然國內矛盾，土地兼并嚴重，但是在經濟文化方面高度發達，統治者和農民的矛盾並不足以推翻宋朝的統治。所以，北宋最後如果沒有遼國和金國的威脅，單從國內矛盾來看是不足以滅亡的。南宋也是如此，只不過他遇到的是蒙古人。

而清朝呢，在道光皇帝時期，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來中國，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傳進中國，沒有摧毀中國傳統的經濟文化，清朝還是一個純粹的封建王朝，只是處於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階段，統治仍然相當穩固。西方國家的入侵，傳來了西方資本主義思潮，清朝才開始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外患是西方國家的侵略，他們的堅船利炮讓清朝軍隊難以抵擋。內憂是中國人開始擺脫封建社會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教條，認識到西方近現代文化的優越性，清朝至此才開始不被國人接受，但他仍然從1840年堅持到1911年。如果沒有外來侵略，我相信，國內矛盾會緩和的多，他可能堅持的更久。這是因為外患滅亡的朝代。

再來說說因為內亂滅亡的國家，也分為兩種。一種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而衰亡，一種是因為統治階級統治破產，導致民怨沸騰，被人民推翻，最終滅亡。

因為統治破產，被人民推翻的朝代有：秦朝、隋朝、王莽建立的新朝、元朝、明朝。再此不再多說，都是因為人民生活困苦，最後揭竿起義推翻的。

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分裂導致政權衰亡的，主要有：西漢、東漢、晉朝、唐朝。這些朝代統治期間，國內的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矛盾也相對存在，甚至也比較激烈，但是還不足以推翻整個政權。但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敗，或者由於封建制度的漏洞，統治權力分配出現問題，導致皇帝大權旁落，最後導致中央與地方的分裂，地方與地方的鬥爭此起彼伏。

比如漢朝，整體來說國家實力非常強盛，地方每一個軍閥都掌握著強大的軍力，外族也不敢入侵，內部也知道體恤民生，但是朝廷政權卻開始四分五裂了。比如東漢末年，漢朝就是如此。而曹操、孫權、劉備就是割據局面，漢朝也不復存在。

所以，漢朝因為強盛而滅亡，還是統治階級內部分裂導致。

王夫之從司馬光處讀出了"事隨勢遷而法必變"的歷史規律……好似屈子喻懷王"美人遲暮"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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