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爾與魔法舌

葉開

照片與姿勢

在打下這篇文章的題目之後，我腦子一片空白。我閉上眼睛，試圖從各種資料和線索中尋找到進入赫拉巴爾世界的密道。赫拉巴爾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他是一個總是試圖敞開自己的人，是「第四種人」。是工、農、知識分子之外的普通百姓。然而我還是對赫拉巴爾缺乏明晰的概念，腦海里浮現的僅僅是赫拉巴爾的圖像，這些圖像來自於《赫拉巴爾文集》的封面和插頁。

在一個圖像佔了絕對主導形態的世界裡，照片是我們認識人與事的最為簡捷的方式。同樣，這些照片也在誤導和阻礙著我們對這些對象的進一步理解。我總是這樣跟自己說，你在電影、電視和照片上看到的那些明星們，他們呈現出來的並非自己的本質，而是一種社會的屬性。社會的道德倫理要求明星們具有優美的體形，優雅的談吐，內在的涵養，彬彬的舉止和高超的能力，於是，他們有了。他們通過這些媒介告訴觀眾們，他們是這樣的人。然而，對這些圖像加以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他們呈現的這些圖片不過是一種POSE（而已），而POSE的背後，是意識形態。

赫拉巴爾的照片同樣體現了某種價值觀。在照片裏，赫拉巴爾凝視，沉思，散步，眺望。赫拉巴爾的這些POSE（姿勢）試圖告訴讀者，他是某一類人，比如知識分子。然而，要靠著幾張照片來瞭解一名作家，是非常可疑的事情。對於我們來說，所有照片都意味著一個「POSE」。按照昆德拉的說法，一個姿勢比它的主人更加長久。赫拉巴爾的這些照片正在引我走入歧途——在照片裏，赫拉巴爾的姿勢，其實是在闡述一種「智者」的形象。這種形象，符合一般人對於作家的理解。很顯然，這也符合攝影師的理解。攝影師總是按照自己對人物的分類來捕捉鏡頭前的人物影像：作家，也許應該是憂鬱的、沉思的、睿智的、先知的。因此，作家要擺出這些姿勢。

浮現在我腦海里的這些照片，正是攝影師理解的「赫拉巴爾」。它們跟我從赫拉巴爾的文字裏看到的「赫拉巴爾」格格不入。赫拉巴爾一身所致力於消除的，恰恰是自己身上的那種「知識分子」的趣味和態度。赫拉巴爾的筆下反映的是「第四種人」，是他所鍾愛的那些小人物，而不是當時在捷克佔主流地位的工、農和知識分子形象。在生活中，赫拉巴爾也努力地讓自己偏離那些主流的趣味。赫拉巴爾通過妻子的視角，詼諧地把自己跟知識分子和文化界脫離的關係。他說她妻子「始終感到驚異，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如此缺乏教育，竟然把我看作一個受過教育的人……」

在這裡，赫拉巴爾略帶嘲諷地把自己跟知識界撇清了。這位前法學博士，願意讓自己顯得更加像一個大老粗。一個喝啤酒的大老粗。他在鋼鐵廠當臨時工，在廢品回收站當打包工，他還給舞臺當佈景工，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大老粗——跟照片顯示的正好相反。

或者可以寬厚地說，攝影師瞭解的是赫拉巴爾的一個方面。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雙面性乃至多面性，赫拉巴爾也不例外。赫拉巴爾的身上，糅合了複雜的特質。他說：「我實際上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和悲觀的樂觀主義者，我是個兩棲類和合用一堵牆的兩間房。拉伯雷式的笑，赫拉克利特式的哭，或者相反。」

按照我的理解來給赫拉巴爾拍攝一幅照片的話，我會建議把環境放在布拉格的小酒館裡，然後讓赫拉巴爾端起一杯啤酒。他可以在說話，也可以在傾聽，還可以是在凝視，或者眺望。人一喝酒話就多，而且是「不顧危險地話多」，對於赫拉巴爾來說，沒有什麼能夠比啤酒和小酒館更能激發他的傾訴慾望了。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爾，一有空就給自己來一杯啤酒，然後坐在布拉格某個我所不熟知的小酒館裡，靜靜地聽別人說話，或者滔滔不絕地給別人講點趣聞軼事。

赫拉巴爾熱愛啤酒和小酒館，缺乏這種背景的照片，我感到非常空洞。

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爾還是一個快活的人，一個略微有些醉醺醺的人，一個喜歡高談闊論的人。沉思是他的本質的一個部分，他更多的是在「生活、生活、再生活」。

僅僅向他致敬

赫拉巴爾在中國是一個被忽略的名字。

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之前，我記得似乎只在199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學》上出現過，是楊樂雲先生翻譯的一個「捷克作家博·赫拉巴爾作品小輯」。小輯收有中篇小說《過於喧囂的孤獨》和短篇小說《中魔的人們》、《露倩卡和巴芙琳娜》，外加一部分為譯者所編的《談創作》。我碰巧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後門棗陽路的舊書攤上買到了這期雜誌，又偶然地讀了這個「小輯」。

赫拉巴爾的短篇小說《中魔的人們》我至今印象深刻。

水泥廠飄灰的空氣裏，生活著一幫快活的人，他們堅信這裡的空氣包治百病，他們熱愛那些我們或許感到煩躁的聲響。布爾甘先生用鐮刀驅趕蜜蜂，然後一刀砍在腦袋上，就像長出了一個牛角。他不讓人拔鐮刀，說，「等等吧，沒準我們家的小子想把它畫下來哩。」

布爾甘先生開摩托車就像開F1賽車，一頭扎進荊棘叢裏。他的兒子布爾卡「先找來一把剪羊毛的剪子，之後又找來收拾園子的剪刀，把灌木叢好一陣修剪，一個小時之後把我爹修剪出來了。」

在這些「中魔的人們」歡快的生活中，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們奮勇前進。「中魔的人們」，按照赫拉巴爾自己的說法，「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富有靈感，他們說出的話被那些理智的人看作是不合情理的，做的事情是體麪人不會去做的。因此，中魔竭力追求的是禁止的事物，以及同布拉格的相聯繫的事物。」而且，「一個中魔的人可以在無人可以交談時，便同自己交談以自娛。他提供一些消息，講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的意義是誇大的，似是而非，次序顛倒，因為中魔的人用靈感的鑽石孔眼把現實進行了過濾。一個中魔的人對看得見的世界充滿讚歎，汪洋大海般的美麗幻影使他無法入眠。」

實際上，就像自己筆下中魔的人一樣，赫拉巴爾自己也是一個中魔的人。他的老師之一，布拉格的遊俠、寫出《好兵帥克》的哈謝克，也是一個中魔的人，連「帥克」，都是一個中魔的人。中魔的人對自己和自己面對的世界都充滿了驚羨之情和讚美的願望。

赫拉巴爾的出身其實不賴，他的繼父是一個啤酒廠的老闆，對他很不錯。他的母親，則是那種熱愛藝術的上流婦女。然而，赫拉巴爾本人，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成績卻總是不及格。

赫拉巴爾出生於1914年，他的生父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此一去不返。他在1935年進入查理大學讀法律，1939年，德國納粹侵佔捷克，關閉了所有的高等學府。二戰之後，幹過很多種活的赫拉巴爾纔有機會返回學校，最後獲得法律博士學位。跟我們現在對「博士」學位趨之若鶩正好相反，赫拉巴爾對「博士學位」可謂是棄如敝履。他從生活優越的家中搬出來，住進了布拉格的貧民區。在此前和此後，他幹過各種各樣的活：公證處職員、商業學校行政人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保險公司職員、商品推銷員、鋼鐵廠臨時工、廢品收購站打包工、劇院佈景工和跑龍套演員等等。1963年，赫拉巴爾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出版時，他已經49歲了。按照我們現在「成名要早」的追求，有些少年19歲就已經成名立萬，出書好幾本。相比之下，赫拉巴爾該同志的成名實在是太晚了。

很顯然，赫拉巴爾已經「中魔」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說要向美國的作家學習，這些美國人「先從事可能從事的任何工作而唯獨不當作家」，所以，對於赫拉巴爾來說，「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觀察人們的生活，參與無論哪樣的生活，不惜任何代價。」

赫拉巴爾像他的那一代理想澎湃的作家一樣，海綿一般貪婪地生活，汲取生活的養料，然後再寫作。實際上，他的生活，就是寫作的一種，寫作則是生活的延伸。你不能把赫拉巴爾的寫作和他的生活分開。對於赫拉巴爾來說，「寫不出東西來的時候卻是我感覺最好的時候」。

按照他的出身，赫拉巴爾完全可以過上小資、中資乃至大資的生活，然而他自我刪除了，自己選擇了一種貧民的生存模式。他需要幹這些粗活，喝啤酒，到小酒館聊天。他一點都不著急。他住在一個破房子裏，卻悠然自得，撅著屁股用草根刷子刷地板。

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相比，赫拉巴爾這類作家已經絕種了——至少在我們國家屬於珍稀物種。我們現在的創作，跟赫拉巴爾的模式恰恰相反。我們喜歡喝咖啡，然後坐在房間裏胡編亂造。

我自己也是這類人，且自問無法像赫拉巴爾那樣幹。

因此，在這一章裏，我除了向他致敬之外，無能為力。我希望大家都能儘快忘記他，他的存在，只能讓我們感到慚愧。

赫拉巴爾像他的那一代了不起的作家，對人類和世界都充滿了激情和理想，他們為理想和激情而活著，我們則僅僅為金錢和對金錢的期盼而蠅營狗苟。

都有一個貝賓大伯

然而，我在斗室裏閉門造車時，找到了跟赫拉巴爾的一致之處。

在講故事這方面，赫拉巴爾的貝賓大伯有著驚人的天賦。很顯然，貝賓大伯那些精妙絕倫的故事打開赫拉巴爾的天窗。在《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裏，赫拉巴爾專門採用了一種類似說書的形式來講故事。這個故事滔滔不絕，新奇獨特，顯然是他敬獻給貝賓大伯的最好的禮物。

赫拉巴爾的貝賓大伯令我聯想起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也是一個講故事的好手。我的老家在祖國大陸最南端的「小雞雞」半島的頭上，屬於亞熱帶氣候，電閃雷鳴和暴風驟雨交替出現，蚊子蟲蠍絡繹不絕。我父親就在自己親手栽種的五棵番石榴樹的陰翳下，生起一根大腿粗的稻草棒，濃煙滾滾地一邊驅逐蚊蟲，一邊吸著水煙筒，一邊講述那些既真又假、且虛且實的故事。我父親讀過幾本故事書，但是已經忘得差不多了。他就著記憶裏殘剩的點滴豆渣，生編硬造地給我們講。在他的故事裡，薛仁貴、薛平貴和薛丁山這些主人公全都被搞混了，唯一沒有搞混的是樊梨花。在他的故事裡，徵西的薛平貴想方設法地要征服蠻女樊梨花。他到處拜師學藝，甚至都請教了印度來的神僧，可是，每次他雄心勃勃地跟樊梨花交手時，都是不過三招就被樊梨花一槍挑下馬來，敗得屁滾尿流……最後，薛平貴不得不採取了軍師徐茂公的建議，卑躬屈膝地向樊梨花求婚……這就是我父親講故事的精髓所在。他只需要一個提綱，幾個人物，最後的結局，就可以無限延拓地給我們講故事，藉以打發一個接一個沉悶無聊的、既沒有電更沒有電視的童年時代的夜晚。他可以往這個故事的麻袋裡無限地塞進去各種雞毛蒜皮犄角旮旯的內容。凡是想到的都能塞，即便是相互抵觸，自相矛盾的，也可以往裡面塞。作為聽眾，有時候我們關心的僅僅是講述本身，誰還能完整無缺地複述前一個晚上講過的內容呢？

我不由自主地從貝賓大伯聯想到我的父親，因為我感到講故事的人都是一樣的，不管他是在中國還是在捷克。我還覺得，貝賓大伯把赫拉巴爾和我聯繫了起來，共同點是我們都對他們講述的那些近乎「胡說八道」的故事充滿興趣。赫拉巴爾說貝賓大伯是一位「天才的詩人」，他總是「善於本能地將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安排在一起，善於將閃光的鑽石與污濁的性病同時並列」。赫拉巴爾還說，「貝賓大伯只有一個」，「貝賓大伯比收音機和電視還棒」。在文學同類項上，赫拉巴爾的貝賓大伯，可以用馬爾克斯的奶奶來比較。實際上，每個作家的背後，幾乎都有這樣一個故事能手。

這種互聯聯繫和對比，讓我感到幸福。

啤酒、小酒館和水

剛才我說到了啤酒和小酒館，實際上，這是赫拉巴爾自己在文章裏和訪談裏無數次提到的關鍵詞。對於一名作家來說，酒可是激發靈感的上上吉品。巴爾扎克和海明威都是巴黎小酒館的常客，比赫拉巴爾早一輩的《好兵帥克》的作者哈謝克，也是布拉格小酒館的愛好者。

從小酒館和啤酒這兩個辭彙的角度上加以聯繫，赫拉巴爾的生存和思維模式，跟哈謝克精密地聯繫到了一起。他們都是小酒館的常客，他們都愛跟小酒館裡的諸位同好混在一起，相互閑聊、神侃、傾聽和碰杯。赫拉巴爾毫不猶豫地說，「哈謝克是屬於我的老師中的一位」

。如果他們的生活時代重合，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哈謝克和赫拉巴爾在布拉格一間小酒館裡碰杯的情形。哈謝克會像帥克那樣恭順地對所有當權者說：「以上對我的控告，均屬事實。」

赫拉巴爾則熱愛生活得要命，他一邊跟哈謝克碰杯，一邊說：「我從孩提時代起就充滿了對這個並非我所創造，且先於我的現實實際的讚賞，我只想將它反映出來。」

赫拉巴爾從小學三年級時候起，就是一個「差等生」，「分數全得三分，操行也只有兩分」。 他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個泥瓦匠。跟整個教育體系格格不入的赫拉巴爾，卻對自己有幸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充滿了讚美，他說，「對於我來說，就連那些最糟糕的事件中也都有著如此之多的美！」美與醜，在赫拉巴爾的面前，都有同等的地位。

假設在布拉格的上流社會裡，人們把咖啡館看成是高尚的，小酒館是低俗的，那麼對於赫拉巴爾來講，他毋寧選擇小酒館，因為這裡更加熱氣騰騰。人們可以相互碰杯，擁抱。赫拉巴爾這個出身其實還不賴的摩拉維亞人，樂於混跡在小市民中間，跟他們碰杯。他的心中，「有一個小市民和一個真正的自由人在爭吵不休。」在一個分裂的世界裡，在一個「一分為二」、不是高尚就是低俗、不是愛就是恨、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是上帝就是撒旦的世界裡，赫拉巴爾把它們都裝在一起，然後像調雞尾酒一樣搖一搖，混合在一起。赫拉巴爾可不喜歡把世界這麼一刀劈開，然後分門別類地加以對待，在他的心目中，這個世界可以一視同仁。赫拉巴爾是膽怯的，所以他更加寬容和讚美世界。有著這樣心靈的小孩子，他跟那種既定的教育模式當然無法融合在一起。赫拉巴爾「不喜歡上學」，「在學校裏只是熬日子」，他的生活「從六歲起我關心的，就是隻是水、小溪、小河和水塘，主要是流動的水。」

從熱愛水過渡到熱愛啤酒，赫拉巴爾選擇了一種混沌的方式。「水」是一種特殊的物質，水無色、無味、無嗅、透明，是萬物之源。萬物皆復歸於水。對於古代哲學家來說，水、火、氣、土是四個基本元素，它們構成世界上一切物體。現在我們知道，水是由氫和氧這兩種氣體組成的。水和氣是兩種貌似截然不同的物質，然而，水的本質卻是氣。對於赫拉巴爾來說，「水」是一種絕妙的隱喻。水本身混淆了氣體的概念，同時，很顯然，它也包容了那些被分割開來的概念。赫拉巴爾對水的熱愛，我們可以牽強附會地理解為他的包容心態。在全世界都譴責法西斯的時候，赫拉巴爾卻「總是為自己曾經作為一名列車調度員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感到榮幸」。

在長篇小說《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裏，當捷克所有人都像「雄鷹協會」那樣，排斥和打擊捷克境內的德國人時，小矮人「蒂迪爾」卻跟飽受捷克愛國人士凌辱的德國小矮人麗莎走到了一起。蒂迪爾纔不管什麼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呢，蒂迪爾只是因為人們這麼兇惡地對待一個小小的拇指姑娘麗莎而表示不滿，蒂迪爾對個體的人充滿了同情。在男人和女人中間，在德國和捷克中間，在普通窮人和百萬富翁之間，蒂迪爾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最後，他卻只能祈求於自己的理解。最後，在捷克最北的一個森林裡，蒂迪爾跟自己和解了：「……讓我的殘骸被雨水沖向兩個方向：一半衝進小溪，流到捷克的土地上；另一方向的那一半通過國境線上的鐵蒺藜經小溪流進多瑙河。我即使在死了以後也願意當個世界公民，希望從布拉格流到易北河，再從易北河流入北海；而我的另一半殘骸則流經多瑙河進入黑海，這兩個海再匯進大西洋……」

水的確是一種不確定的、曖昧的物質。對於那些喜歡把世界簡單化的人，喜歡用二分法劈開世界的人來說，水是令人頭痛的對象。在水那裡，明確的變成了曖昧的，清晰的變成模糊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通通變成有趣的，就好像拉伯雷的《巨人傳》裏那個花五萬法郎買了羊販子的頭羊然後扔到海里去的巴努什一樣。實際上，酒跟水具有幾乎完全一致的屬性。在物質匱乏的時代，人們甚至把工業酒精倒進水裡稀釋之後當酒喝。

在小說裏，人們有時候僅僅需要有趣，而不是道德。巴努什是個搞笑的哥們，他纔不理會什麼道德呢。同時，他又是一個怯懦的人——在《巨人傳》第四卷，「有一場海上風暴。所有人都在甲板上努力搶救船。只有巴努什，嚇得癱了，只管哼哼。」

我們知道，水的特質是「柔軟」的，沒有比水更柔軟的物質了，因此，水也沒有原則性。因為水的模稜兩可特性，使得它無法形成一種堅定性。如果用道德來比如，那麼這就是搖擺，就是曖昧和模糊。那種憎恨道德框框，力圖在小說中表達趣味的作家，同樣像水一樣柔軟。你不能祈求他們像道德家、政治家一樣立場堅定，意志堅定。赫拉巴爾說，「我實際上是個膽怯的人，循規蹈矩得乃至有點兒像個小市民。」

在自傳體三部曲的《婚宴》中，他甚至跟自己的女朋友這麼說：「您懂嗎？像我這麼個膽怯的人，操行卻只得了兩分。」操行的低下，使得赫拉巴爾跟啤酒走到了一起。不是說赫拉巴爾因為嗜酒而被判有罪，而是他天然地跟酒關係密切。我們從文明史裏，看不到一個酒聖徒。聖徒都是節慾的典範，而酒鬼恰恰相反。酒不是貞節的象徵，而是墮落的符號。而對於一名小說家來說，「墮落」恰恰是升華。赫拉巴爾的繼父擁有一個酒廠，他在離家出走來到布拉格平民區生活之前，生活還不錯。也就是說，他擁有跟販夫走卒相互隔離開來的條件，他完全可以步入布拉格二樓的咖啡館，而不是底樓的小酒店。然而，赫拉巴爾選擇了後者，他因此感到自己生活得如魚得水。他滿足得好像自己是一個國王。

我們都知道，酒能讓一個悶罐打開拉環，倒出身體裡面滔滔不絕的豆子。在每個人都喝上兩杯啤酒之後，小酒館裡所有的人都平等了。這裡只有急促或者緩慢的傾訴者，這裡只有耐心或者焦急的傾聽者，這裡或許會出現像《好兵帥克》裏的「杯杯滿」酒家裡的密探佈雷特施耐德那樣的人，然而人們照樣會把他看成一個同類——除非他不喝酒，只是支起耳朵在捕捉話語的音符。既然像「杯杯滿」酒家的掌櫃巴里維茨先生說話那麼小心謹慎都會被佈雷特施耐德密探投入監獄，那麼還不如開懷暢飲，縱情傾談呢。

尼采對「酒神」與「酒神藝術」的描述揭示了生存的真諦：「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了，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和解的節日。」酒意味著狂歡與和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酒館對於赫拉巴爾來說，就是一個和諧的、狂歡的世界。從文學的意義來說，我們也可以雅化地把這表述為「文學的狂歡話語」。

人們喝了酒之後，話語不是平常那種被拽出來的狀態，而是自己跳著舞蹦出來的。赫拉巴爾說，「就連愛飲茶的東方民族在第四杯茶下肚之後，也會產生跟你喝了四杯啤酒一樣的情況，他會突然開始談些別的事情，而這些別的事通常比平日在冷靜時候所講的客套話更加重要。」語言被酒激發了活力，從而變成了一種有生命的東西。

赫拉巴爾酷愛啤酒，他不僅在小說裏一次次地提到啤酒，而且在文章和訪談裏，也反覆提起。赫拉巴爾說他「更多地像個酒館軼事的記錄員而不是個作家」，還說，「我像孩子般地盼著上啤酒館，我愛邊聊天邊喝啤酒，啤酒能幫你加速思考，發現一些你早已塞到哪個角落裡的故事和想法，在喝啤酒的時候甚至還能編造一些故事出來。」赫拉巴爾對小酒館充滿了感情，他說，「小酒館對於我來說不僅是喧囂的孤寂，不僅是我喝啤酒的地方，而且是由啤酒帶動舌頭進入創作的地方。小酒館是發展語言、產生隱語和新的習慣語的地方，在小酒館也經常產生出一些類似集體創作的匿名趣聞。」

因為熱愛喝啤酒和上小酒館，赫拉巴爾甚至還產生出一種狂想：「我想要一個女兒，一個誕生在啤酒泡沫中的女兒……頭一年我只用啤酒給她洗澡……」

上帝創造出人類之後，就撒手不管了；人類自己創造了酒，讓自己變成了上帝。手裡端著一杯啤酒的人，他的心裡湧現了上帝般的情感。赫拉巴爾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啤酒教狂人。他要用啤酒給自己的女兒施洗，這是他的魔法之一。一個人既然能夠因為酒而變成自己的上帝，那麼他就無所畏懼了。同時，他也就寬容了。事實上，赫拉巴爾就常常讚美所有的事物：美和醜、高尚和卑鄙、偉大與渺小、貴族和貧民、敵人和朋友。

在《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裏，蒂迪爾因為伺候過阿比西尼亞皇帝而看淡了人與事，赫拉巴爾相反，他因為自己的豐富生存經歷，而變得單純。他把自己的生存，簡單地蒸餾成啤酒。就其本質特性來說，啤酒就是單純的物質，越單純越甘美。

舌頭的舞蹈

酒是一種人生的激發劑，到了一定的時候，它會讓一個貌似啞巴的人也滔滔不絕。所以在《好兵帥克》裏，密探佈雷特施耐德選擇在「杯杯滿」酒家裡探聽消息，套帥克的話，顯然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在酒家裡，兩杯貓尿下肚，話匣子就打開了。佈雷特施耐德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你說話，就不會沒有把柄。像酒家老闆巴里維茨那麼謹慎，謹慎得好像密不透風一樣的人，照樣讓佈雷特施耐德抓住了把柄。

一個喝醉酒了的人，他的腳步可以是輕飄的，他的眼神也是朦朧的，但是他的舌頭卻無比地靈活。李白斗酒詩三百，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沒有酒是災難性的悲劇。一旦有了酒，一個普通的人就會進入神奇的王國，一個想像和傾訴的王國。這種狀態，當然也屬於著魔的狀態。

赫拉巴爾在喝啤酒時，感到自己的自由的，是一個國王，他甚至邊喝啤酒邊構思小說。從啤酒到小說，赫拉巴爾的寫作類似一種發酵的過程，而且是加速發酵的過程。啤酒功能和小酒館的氣氛，讓赫拉巴爾對人物和世界產生的不是愛憎分明的情感，而是一股腦的讚美。正如剛才所說的，連最糟糕的事情，也讓人驚嘆。喝醉了的人，有時候就像著了魔一樣，小酒館的氣氛，則類似「瓦卜吉司之夜」，是一個「羣魔亂舞」的場所。在這裡，人們的舌頭彷彿被裝上了彈簧一樣，在啤酒的催動下跳舞。

一個喝醉了的人，他的意識是清醒的，他的腳步是踉蹌的，他的情感是豐沛的，他對什麼事物都充滿的驚奇感。在《中魔的人們》那裡，「中魔的人」就是這種醉酒的狀態。因此，酒醉的狀態，有些類似「中魔」。在《中魔的人們》裏，水泥廠的粉塵布滿了大地，讓人喘不過氣來。然而，「有一個叫做馬雷切克的退休工人搬到克拉託維那邊的林子裏去住了……過了兩星期人家用救護車把他送了回來。那兒的新鮮空氣使他得了哮喘病。回來後才兩天就又是一條硬朗漢子了。」

實際上，在《中魔的人們》裏的那些快活的主人公們，他們都是一些滔滔不絕的人。水泥廠邊的退休老工人對「我」喋喋不休，我要拜訪的民間畫家布爾卡非常饒舌，而布爾卡的父親布爾甘先生，更是一位「口水多過茶」的活寶。該同志不僅用鐮刀砍自己的腦袋，開摩托車衝進荊棘叢，自製炸藥結果把自己連同四百公斤大糞一起炸飛到六米的高空。他的伴侶，畫家布爾卡的媽媽布爾甘太太，則對附近營地的戰士們的手榴彈爆炸聲著迷，星期天聽不到爆炸聲，竟然睡不著覺。在《中魔的人們》這裡，那些「不合情理」之處，纔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好的壞的，新鮮的和腐敗的，全部都混淆乃至顛倒了，這是中魔的人的徵兆之一。對於一個所謂的正常人來說，啤酒能夠讓他產生類似的混淆狀態。這種混淆，或許可以跟「幽默」加以類比。實際上，「幽默」就是一種混沌的物質。

昆德拉引用了詩人奧塔維歐·帕茲的解釋來闡述「幽默」：「使所有被它接觸到的變為模稜兩可。」在其本質的意義上來說，「幽默」不需要判斷，它只需要效果，一種降格或者升格的效果，一種巨大的反差帶來的令人噴飯的效果。對於道德家來說，幽默卻是有毒的，致命的。

赫拉巴爾對於「幽默」有自己的解釋：「幽默和笑是最高的認識，痛苦的事件變成怪誕場面，成為一件軼事的影射和暗喻。令我恐懼的種種事情從怪誕的角度看就都變成了幽默。」

由此類推，「幽默」不僅是文學的修辭，實際上是弱小者的生存哲學。在捷克，哈謝克、赫拉巴爾把這種微妙的邏輯發揮到了極致的狀態。在「幽默」中，帥克讓整個奧匈帝國變成了一幢紙糊的大廈。所有那些帥克一本正經地嚴肅遵守的條令法規，都顯得極其荒唐可笑。就像捷克的絕大多數貧民百姓一樣，帥克在販狗之餘，也去小酒館喝上兩盅。然而，就在「杯杯滿」酒家，他碰上了一個密探佈雷特施耐德。這個密探恰恰是「幽默」的敵人，他按照一種既定的邏輯來閱讀帥克和其他人，因此就顯得無趣了。

對於小酒館裡的人來說，喝了啤酒並且講述，這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意義。假設我們像密探佈雷特施耐德那樣傾聽和閱讀哈謝克或者赫拉巴爾，那將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小說經不起邏輯的嚴密拷問，在小說這裡，道德被延緩了。不是說小說沒有道德，而是小說不給出既定的、明確的道德範疇。小說在更多的意義上，只是一種講述。在我們中國，小說的歷史是類似「說書」的歷史，而在歐洲，小說是一種冒險——剛才我們引用國赫拉巴爾的說法，話多是危險的。因而，作為一種講述與傾吐，小說也是危險的。小說總是話多。在赫拉巴爾最為看重的中篇小說《過於喧囂的孤獨》裏，漢嘉的獨白就顯得很「嘮叨」。 相反的理解也有，短篇小說家劉慶邦談在創作時說，「別看小說帶一個說字，卻是寫的，不是說的，說多了不好。」在這裡，劉慶邦完全把小說的本質給搞擰了。昆德拉或者赫拉巴爾看到這段話，一定不知道該苦笑還是謔笑纔好。不說的小說不叫小說，叫做記敘文。小說纔不管你這麼多呢，真正的小說，都是一種醉酒狀態之後，想說才說，想說就說。只有對世界有過分明朗的看法，乃至「一分為二」的作家，才強忍著不說。當然，你不說算了，你不說我說。呵呵。

古代的說書人，一拍驚堂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那故事延伸開去，就像章魚的觸角一樣，進入到歷史的暗夜中。很顯然，在這裡，劉慶邦把一種小說的技巧，例如簡潔、節制之類的能力，理解為小說的特質了。小說如果不說，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名言了：凡不可言說的，應當沉默。小說不是哲學，不是《邏輯哲學論》，而是講故事。小說是不可言說的，也要說。怎麼說呢？像赫拉巴爾那樣，喝了幾杯之後，再說。

捷克的兩種文學傳統

在歐洲的小說先驅拉伯雷的《巨人傳》那裡，小說首先地而且是首要地被賦予了戲謔的功能。「卡岡杜埃」是個巨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以做出一些驚世駭俗的事情還望各位看官見諒。這哥們從鄉下來到首都，不僅不老老實實地呆著，反而一泡巨尿把巴黎淹了個水漫金山，連巴黎聖母院也差點遭了沒頂。至於巴黎，則因為他這一泡尿而死了三十七萬人口。不真實吧，不要緊，拉伯雷本來就不是要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的。

昆德拉對此心知肚裡明：「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喫太多的大腸，多到了別人只好給她喫收斂葯的地步：胎兒實在太壯實，使胎盤葉鬆弛，卡岡杜埃滑進一條動脈，爬上去，從他媽媽的耳朵裏出來了。從前幾句開始，這本書就把它的牌打了出來：這裡講的不是什麼正經事；也就是說，在這裡，人們並不聲明什麼真理。……小說家與讀者間的契約應該從一開始就建立；這本來很清楚：我們在這裡的講述不是認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沒有的事情。」

昆德拉一直非常擔心讀者沒有幽默感，擔心讀者坐實他的小說主人公，他還一再強調，他的小說不過是「愛情小說」而已。因為如此緊張，昆德拉自己反而失去了他一直強調的那種「幽默」感。昆德拉是那種對讀者疑神疑鬼的人，對翻譯家疑神疑鬼的人，對誤讀滿懷仇恨的人，所以他是一個無法完全釋放自己的人。他的文學前輩卡夫卡似乎也一樣——他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他在遺囑裏，吩咐好友兼遺囑執行人布洛德把自己的小說稿子付諸一炬。然而，布洛德違背了他的意願。一個不相信讀者的人，往往對世界持懷疑態度，對自身也缺乏信心。卡夫卡的「變形」和昆德拉的「輕」，都是一種懷疑論的結果——因為缺乏什麼，肉體反而浮沉在空中，無法落實。昆德拉常常被世界的「偶然性」所驚嚇。在《為了告別的聚會》那裡，一罐偶然的毒藥，結束了整部小說。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裡，託馬斯和特麗莎更是一種偶然。特麗莎就像一個籃子裏的嬰兒，順水飄到了託馬斯的牀前。可是，這個籃子，為什麼不會飄到別人的牀前呢？託馬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他無法對偶然性釋然。相反，人家女畫家薩賓娜卻能在這種偶然性中，全身而退。相比之下，薩賓娜是一個幽默的人，她具有巴努什般搞笑的特質。跟她相比，託馬斯只不過是表面的瀟灑。用託馬斯來暗喻昆德拉本人，其實也一樣。和赫拉巴爾比較起來，昆德拉一直無法尋找到一個穩固的視角。他對知識分子態度曖昧，對他們的立場懷疑，同時，他又無法站到像赫拉巴爾的「第四種人」那種角度上去。昆德拉討厭庸眾，他說過，「媚俗」是這個世界最大的敵人。昆德拉用媚俗和赫拉巴爾區分開來，後者恰恰，是「愛俗」的，他樂在其中。

在這裡，卡夫卡和昆德拉都擁有一種俯視的角度。他們俯視芸芸眾生，充滿憐憫和同情。

跟卡夫卡和昆德拉相反，赫拉巴爾和哈謝克的精神來源卻是啤酒和小酒館，他們不僅相信自己的聽眾、讀者，而且對自己充滿信心。卡夫卡和昆德拉是自上而下的，哈謝克和赫拉巴爾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有佈道的色彩，自下而上則充滿讚美，對一切事物的讚美，對上帝創造的大自然的讚美。

哈謝克是赫拉巴爾的直接精神導師。《好兵帥克》裏的「帥克」是一個——按照赫拉巴爾的說法——極其純潔的人物。他總是用一種類似天真的表情，從容不迫地應對所有強加於他身上的罪行。帥克非常體諒和理解各位辛苦操勞國家大事的大人們，他聽完提審官的宣讀，立即就簽名畫押了，他說：「以上對我的控告，均屬事實。」控告本身是事實，然後並無內容。提審官和帥克都需要這種形式，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從藝術的角度來說，人們對當權者不是操傢伙去拚命，而僅僅是諷刺和幽默。也正是在這點上，政治家哈維爾粗暴地介入了小說家昆德拉的藝術當中，便有了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一點都不「幽默」了。

赫拉巴爾也不戰鬥——他是一個怯懦的人——但是他在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看法。

在「布拉格之春」發生的1968年，小酒館的常客、常常是因為喝了幾杯啤酒就滔滔不絕地開講或者聽別人神侃的赫拉巴爾，也遭到了小說帶來的懲罰，他被禁止了寫作——被開除出作家協會。

在布拉格郊外的一個小樹林裏，赫拉巴爾坐在屋頂上，帶著他的那臺老式打字機，用了十八天的時間，對著自己訴說，像他自己定義的「巴別代爾（中魔的人們）」那樣，滔滔不絕，寫出了不朽的長篇小說《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我相信，在寫這篇小說的過程中，只要有可能，赫拉巴爾一定端著啤酒，跟自己乾杯。閱讀《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時，我看到的是一個酒到酣時的老先生，正倚在桌子的一角上，滔滔不絕。說老實話，「講故事」是我最喜歡的一種小說敘述模式之一，《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採取的就是這種模式，《好兵帥克》、《拉伯雷》和《堂吉珂德》也是這種模式。

在另外一部赫拉巴爾非常看重的中篇小說《過於喧囂的孤獨》裏，那個被時代和人類社會拋棄的垃圾打包工漢嘉，除了打包的必要勞役之外，他的最大樂趣就是讀書和喝酒。這是兩種性質類似的行為，讀書和喝酒，都能讓漢嘉飛升，使得他的庸常的、苦難的生活，變成一種審美的活動。漢嘉喜歡在每一個拉圾包裏，放進一本類似康德的《天國論》的名著，在拉圾包外面，細心地打上一張名畫的印刷品，比如梵谷的《向日葵》。由此，漢嘉讓自己脫離了地下室乃至整個捷克的世俗社會，進入了審美的領域。

在人類的文明史中，「酒」的確上一種至關重要的物質，甚至比鏡子還重要。鏡子讓人們認識自我，酒則恰恰相反，酒讓人迷失。更多狀況下，迷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們看到，高雅人士都酷愛鏡子。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裡，有一個鏡子的長廊，讓每個遊客來到這裡都原形畢露。鏡子是自戀者的寶物，相反，酒則是一種真正的迷失。「第四種人」不需要自我，他們扔掉自我，就像扔掉一隻破鞋一樣。

博爾赫斯說，鏡子和交媾都是污穢的，因為它們都使得人口增加。

博爾赫斯是一個嚴肅的人，從照片上看起來不苟言笑，內心充滿了智性的思考，說話非常有趣。在哈謝克的時代，布拉格的另外一名文學大師卡夫卡有如博爾赫斯，他們都非常嚴肅，嚴肅到了憂鬱的程度。他們都見解獨特，偶爾在嚴肅的場合下說出了令人噴飯的事情。

在捷克的後來作家中，昆德拉是卡夫卡的智性傳人，赫拉巴爾則繼承了哈謝克的衣缽。卡夫卡和哈謝克代表了捷克文學傳統的兩個極端。卡夫卡是優雅的，智性的，哈謝克是粗俗的，戲謔的。哈謝克和卡夫卡出生在同一年，又同在四十歲那年死去。但是，他們雖然都在布拉格生活，卻從未謀面。對此，赫拉巴爾評論道：「因為無產者哈謝克總是出入於樓下他的那些小酒館裡，而卡夫卡跟他的朋友們則常去二層樓上的咖啡館。」

跟卡夫卡和哈謝克的關係類似，赫拉巴爾和昆德拉這兩位當代最有名的捷克作家，同樣避免碰面。在赫拉巴爾的文章裏，似乎沒有提起過昆德拉，而昆德拉的文章裏，也沒有赫拉巴爾的名字。

小酒館和咖啡館的對應非常有意思。小酒館裡瀰漫的是一種隨意的氣氛，而咖啡館裡，則充滿了嚴肅。正像赫拉巴爾暗示的那樣，一幢樓如果有自己的身軀的話，那麼二樓就是頭顱，底層即為軀體。軀體總是充滿慾望的。在《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裏，主人公、小矮人蒂迪爾就充滿了成為「百萬富翁」的慾望。他盼望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夠發大財，好用一百克朗的鈔票在地板上鋪著玩。

是的，在地板上鋪鈔票玩的確不太嚴肅。但是蒂迪爾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成為百萬富翁。同樣，雖然赫拉巴爾喜歡出沒於布拉格的小酒館裡，但是我們也不能據此就斷定，他是一個庸俗的小市民。赫拉巴爾的理想更為遠大，他要成為整個時代的見證人，就像他「作為列車調度員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赫拉巴爾雖然漫步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貌似一個郵遞員，然而他卻是一頭珍貴的獨角獸。酒和小酒館讓赫拉巴爾具有了捷克普通人的特質，同時讓他擁有了一條魔法的舌頭。而他的文學，讓他成為了整個捷克文化的代言人、歷史的見證者。

赫拉巴爾可能更早就遇見到了文學的衰微，他在《過於喧囂的孤獨》裏寫道：

「興許他就是一年前的那天夜裡我在霍萊肖維採屠宰場附近遇見的那個人，他用芬蘭刀頂著我，把我逼到一個角落，掏出一張紙來給我朗讀了一首詠希強內農村美麗風光的小詩，讀完之後他向我道歉，說眼下他找不出別的辦法讓別人聽聽他的詩。」

2005年1月1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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