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覺得我已把父親殺死了。

過去有好多年中，我不知道我父親是否還活著，我也不在乎。

有一派心理分析理論說，有些人長大以後，有一天就得把自己心裡的父親形象給殺掉。我看過一些心理分析醫生，但仍然搞不清楚，到底我做了什麼。有時，我覺得我還在尋找一個父親，一個可以安慰我、引導我的人。但有時，我認為我已經在心裡把自己父親殺死了。西方文學戲劇中不乏弒父的例子，而在中國的文學戲劇傳統，充斥太多父女的衝突，許多父親強迫女兒嫁給他選擇的對象，造成父女決裂的悲劇，但是沒有人殺死父親。

我的父親還活著，他沒死。一九四九年，他從中國來臺灣，他曾經以為會暫時居住的地方，他住了大半輩子，八七年他決定回去中國，打算終老在那裡，但那裡的親戚不歡迎他，他雖然投下他所有的積蓄，但他們討厭他，叫來國臺辦的人將他驅逐出境，我的父親鬱鬱寡歡回到臺灣，他一回來便得了巴金森症，因為病得不輕，只能住進醫院。

我的父親幼年喪父，他一輩子要一個兒子，卻生了一個又一個女兒。我就是那個最不「孝順」的女兒，二十二歲到巴黎後，我再也沒回過家。

你應該原諒你父親，也有另一派的心理醫生會這麼說，幼年喪父的人總是渴望繁衍子嗣、傳宗接代。我卻做不到，我的父親不是父親，他很少回家。當他回家，他會把我趕出家門。或者，他因熱戀而把我們正在住的房子當成禮物送給別的女人，連通知我們都沒有。

我的童年在去外婆家前的夏天便結束了。那一天，父親帶我去找一個叫蘇明雲的女人。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間榻榻米房間，我躺在榻榻米上，一個阿姨穿著內衣裙走過去。我記得一張和母親絕然不同的臉，白瓷般的皮膚，母親皮膚黑，很多人都叫她黑貓。我從榻榻米上仰視著，房間裡什麼都沒發生，這個世界也什麼都沒發生，阿姨給我糖喫，她一直笑著，我的父親坐在房間的另一邊，他們輕聲說話，我們準備要離開。

「是不是在新竹？ 」我的母親嚴厲地問我，她打我的手心，因為我不能說出所有的細節。她後來好多年還在問，是不是換了兩次公路局的車？在那個房間裡停留多久？我全不記得了，我說。我的母親告訴我，「那是因為妳睡著了，妳總是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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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我們面前吵架，然後，父親把餐桌上的碗盤全摔在地上，不但如此，他還用鍋子捶打母親的頭，母親抱著流著血的臉蹲在地上，父親才意猶未盡地轉身離去，我驚愕地發現，我的童年從未開始便已結束了。

在那之前，每個晚上，我總是等著父親回家，我常等他等到睡著，他半夜回家，我如果聽見便會起牀，以睜不開的睡眼偷偷看著父親，我渴望他的出現，我渴望他的關心像沙漠旅人渴望水。但父親責怪我三更半夜還不睡，他把我推回臥室，他並不理會我，他從來沒想到我。他已成為空洞的人，他的心肝都已被掏空了。

「一個中國父親不應該隨便向孩子顯露情感，父親有父親的威嚴，」長大後，我的母親這麼說，「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我痛恨她的懦弱，不管父親如何對待她，她仍然向著他，為他說話。

一個中國父親？「他不是住在臺灣嗎？為什麼是中國父親？ 」我和母親頂嘴，但她回答，「他是大半輩子住在臺灣，但別人不都還叫他老芋仔？ 」 他們說臺灣是番藷，中國是芋仔。

我很想知道一個父親該有什麼樣子? 我也很想問父親，他以為一個父親該有什麼樣子，我從來沒問他。我後來知道，他終身在扮演丈夫和父親，或者他只是扮演他自己，這個角色如此難以飾演，且他不知道這個角色如此難以扮演。我是明眼的觀眾，我看出他的演出破綻。他死也不會知道我看出他的破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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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那年，母親把一些我的用品裝在一個提包，父親到街上叫了一輛三輪車，他與三輪車一起回來，他們把我交給來接我的外婆，外婆先坐上三輪車。

那時我不願意離開他們，我先站在家門內不肯踏出門外，父親等得不耐煩後，終於用力拉著我，並把我抱上三輪車，在三輪車上，我嚎啕大哭，到了車站後我不願下三輪車，外婆生氣地說，「這都是阿山仔留給你的壞個性，查某囝仔，你愛改呀。」這句話她跟我說過好多次，她有時說日語，有時閩南語，有些時刻我仍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兩年後回臺北，父親不見人影，偶爾才半夜回家，大部分時間都不在，而母親總是心情不好，鐵著一張臉，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是憂鬱症，那時如果我們惹她不高興，她便用雞毛撢子打我們，我最不聽話，所以也最常被打，常常身上都是瘀血，夏天上學時只好故意穿長袖和長褲，老師幾次告誡我必須穿夏裝上課，我騙她我得了怪病，不能曬太陽。每次的瘀血大約都要十餘天才會消除。

那時的我不覺得奇怪，因為父親回家也常常打母親，他用整張椅子砸向她，或用他的皮帶抽打，母親從不反抗，我感到莫名的恐怖，常常半夜驚醒，想離家出走，我不理解為什麼母親不能反抗父親，反抗是必要的呀，我必須反抗，如果母親打我，在傷痕未消退前，我絕不會跟她說話。但我有時想，我遺傳了他們的暴力，我把暴力一直積儲在內心裡，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像炸彈般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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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留在陰暗的房間，也逐漸成為一間陰暗的房間。她躺在陰暗房間的牀上，有時她會煮一大鍋菜，她自己什麼都不喫，那是讓我們帶便當或晚餐，她每天給我們五元，我們得用來買麵包和牛奶，我都把五元留著，多半用那些錢去集郵社買花花綠綠的郵票，我寧願挨餓，上國中時我的集郵冊已滿滿三大本，然後突然就失去興趣了。

外婆三和綾子從大甲來看她的女兒。她和心如坐在客廳那張假皮L形還破一個洞的沙發上，沒有人說話，然後，心如從錢包裡取出幾百塊新臺幣要我姊姊收下，姊姊立刻掉頭跑開，只因為我剛進門，心如立刻將錢塞給我，外婆還拿出一張符紙，她說，「貼起來吧，我去和媽祖求來的，是求夫妻和好、家庭平安。」母親開始流淚，她說，「媽祖已經不理我了，你不必再求了。」

外婆說，她會再去和七娘媽求求看，然後便和心如走了。大姊便從房間跑出來，搶走我手上的鈔票並用力丟在地上，「你為什麼要收心如的錢，你會讓外婆覺得我們很可憐！」

「我們是很可憐嘛。」我向姊姊頂嘴，她氣呼呼地走回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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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記不清楚，母親那幾年究竟怎麼度過，她去了醫院幾次，與自己的母親三和綾子大吵了一架。從此她便變老了，她變得很老，奇怪的是，父親去監獄後，母親的憂鬱症反而好了，她離開了陰暗臥房，每天積極地為父親的事奔波。後來父親返回中國老家，母親才死了心。

十歲那年吧，長年在外的父親有一天突然回家，他要母親做午餐，他先是埋怨母親動作太慢，又責罵她廚藝不精，最後，他要我把飯從電鍋中取出，因太燙我將煮熟的飯鍋倒在地上，父親沒有打我，他說我可以走了，我以為他要我回我的房間，但他跟著我到房間門口，他一字一字地告訴我，我必須離開這個家，必須滾出去，我走的時候腳上連鞋子也沒穿。我一個人在外面走了一天。我無處可去。

那事件發生以後，我從來沒和他談過話，他問我什麼，我必恭敬回答，且使用「您」這個字。我從不敢看他，如果他剛好回家，我便躲回自己的房間，我們都不說話，他也沒話要告訴我。我的父親以前沒當過父親，他不知道應該如何當個父親，他沒當過我們的父親，他有太多人生問題，他來不及處理，還沒有時間管我們。

我是那個宣稱沒有父親的女兒，失去父土的女兒，無政府主義者的女兒。我可能跟我的父親一樣不負責任，遺傳了他所有的缺點。我討厭聽他說話，他總是自以為是，他說謊，而且自己還相信他說的謊言，他不斷地背叛母親，頑固堅持，死不悔改。

然後，我父親再也沒回家了，母親沒告訴我們他去了哪裡，一些年後，我們才知道他是「可怕」的「匪諜」，他去了他該去的地方──景美看守所。

國二那年，有一個數學老師下課後叫我到教員休息室，我走了進去，那位數學老師正在喝茶，他喝著泡在玻璃杯裡的茉莉花茶，把茶葉吐到他自己的手上，他看著茶葉，問我：你父親是不是馮信文？我點點頭。他繼續看著我，「你知道你父親是什麼樣的人嗎？」我默不作聲，他提高聲調，「妳說呀！」，我茫然地搖搖頭。

數學老師看了鄰座一位教三民主義及軍訓課的老師一眼，他又喝起茶來，我很拘束地站在他們面前，數學老師笑著說，「你想一想你父親是什麼人，你想一想。」我說，「對不起，老師，我想不出來，」數學老師開始以犀利的眼光瞪著我，那眼光令我害怕退縮：「你的父親是狗熊，你不知道？」

我的父親是狗熊？數學老師和軍訓老師大聲笑起來，我真想在他們面前消失。我真想逃走。後來我發現似乎大家都避著我。我不敢再去上學，終於決定不去上學。好幾個禮拜都在家裡休息，母親問我為什麼，我一直不敢告訴她原因，母親後來知道原因，要到學校替我興師問罪，我怕她去，就恢復了上學，但我在學校一直沒有朋友。

我從來沒去監獄看過我的狗熊父親。他不要母親讓我們看到他灰頭土臉的樣子，他在監獄寫信給我們，假裝他在南部上班，「要好好讀書，遵從汝母的教誨。」妹妹們還不懂事，姊姊每次讀信便哭，我根本無所謂，我覺得他不是寫給我。他的信不多，自從我知道他真實的去處後，我連他的信也懶得再瞄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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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那年，我父親從監獄回家，他變得很瘦很沉默，他早已失業，沒事便一個人在家讀《聖經》或寫書法，聽說他在監獄裡受了洗，他回家那天，我從學校回來，看到他把他在監獄裡習作的書法貼在牆上，那是《聖經．哥林多前書》談愛的一段，我很不服氣，我覺得他根本沒愛過人，怎麼可以把愛貼在那裡。

他回家後不久，便把母親的神明壇拆了下來，「不可拜偶像。」他嚴肅得如同一個牧師，母親很慌張，她把神像燭臺全收在箱子裡，改成初一十五去廟裡祭拜，她說，「你父親真是荒唐，荒唐，他不知道他所以能提早出獄全是媽祖的庇佑呀！」父親不知道，父親也不想知道，有一天他不小心在箱子裡看到神像，他便把他們全扔到垃圾筒去，正好我看到了，我偷偷收藏起來，甚至把其中兩尊神像帶出國。

那就是千里眼與順風耳。

他從監獄回來後，有一、二年都留在家裡，那是我的青春叛逆期，我討厭看到他，放學後，我總是一個人到處晃蕩，在書店或圖書館逗留，我回家時，他不是安靜地坐在電視機前便是掃地或讀報紙，「爸，您看報紙啊？」我經過他時會這麼問。「嗯，看報紙。」他也會這麼回答。或者，「爸，您掃地啊？」「嗯，掃地。」

有一天，我向母親要求買一雙鞋，母親必須上班，她要無事的父親陪我去買。我走在父親身後，他坐車帶我到臺北西門町，我買了一雙鞋，我們又坐車回家，我不但不與他說話，並堅持般地走在他身後，那時，我不要別人知道他是我父親，我自己也不希望他是我父親。但父親帶著寬容的態度，他並未勉強我，也沒與我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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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監獄沒改變父親，一點也沒有，沒多久後，他又恢復了過去的習慣，他愛上了一個精明能幹的矮小女人，沒有收入的父親便瞞著母親把我們住的房子房契交給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同意供養父親，只是她只養了三年，三年後，我們必須搬家，那時父親又失蹤了。

一九八六年，臺灣解嚴，並且開放民眾到中國旅行探親，曾經在牢裡待過的父親非常幸運，他沒有被刁難，可能出入境管理局作業錯誤，他們允許父親到中國去，他告訴母親，他將一個人回老家終老。

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我和四個姊妹站在擁擠的客廳，看著他將一隻新買的大皮箱的拉鍊打開，他把衣服和日用品及他買來要送他母親、弟妹的黃金和禮物全塞進皮箱裡，然後，他戴上一頂鴨舌帽，他說：「你們不要送我。」便一個人走出去巷口外叫了一輛計程車。

那一年我即將從學校畢業，我早已經搬離家了，但一心一意想出國，我打算離這個家遠遠的，愈遠愈好，當天，我不是來為父親送行，也不是來勸他留下，我只打算見他一面。當我與四個姊妹一起站在客廳看著父親打包，我看到他臉上出現了那種倔強的表情，我明白那表情，我已明白，父親不但不會再理會我們，他可能永遠都不會再回到這個家來了。

我始終無法明白那表情，也無法知道，他為什麼如此對待母親，而母親為什麼沒有反抗。

但我錯了，我的母親生平第一次反抗了父親。

就在父親提著行李往外走時，原來在樓上避不見面的母親突然衝下來，「你有種就不要回來，你若再回臺灣就是狗娘養的！」母親對著父親大吼，她把那本父親經常翻閱的《聖經》丟向父親，《聖經》的硬殼封面剛好擊中玻璃，「砰」一聲之下玻璃全碎了。我看著母親對父親做出反擊。「再砸，多砸一點。」我說。

姊姊跑出門去拉父親，她一臉驚恐的表情，父親執意不肯回頭，姊姊對我們喊著「快來求求爸爸別走。」她一個人跑到巷子口就跪下來，我覺得丟人現眼，便站在家裡動也沒動，我看著父親走了，而姊姊追在他後頭，不知所措的樣子，她走回室內，望著我和妹妹，她突然指著我說，妳為什麼站得那麼遠，而且只會加油添醋，你完全沒有愛心，你是一個可怕的人，你知不知道。

我才知道，不管發生什麼，我總是像個旁觀者，我沒有立場，也沒有心意，彷彿這個家與我無關，我只是碰巧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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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姊姊其實不知道，那一天我曾和父親說過話。

滿是油煙的廚房裡只有我們二人，父親說，「不，過去你們的日子過得太好，不需要我的照顧，我那麼多年沒有照顧到那邊的人，他們才需要我。」那邊？聽起來像一個什麼老遠而且到不了的地方。

父親慢吞吞地喫著一隻剛蒸熱的肉糉，而我從來不知道他在中國還有母親和女兒甚至妻子，我不知道他如此掛念他們，甚至還感到歉疚。

「爸，我也是你女兒呀，」我痛苦地吐出這句話。

「不，」我父親仍然說不，他把粘著米粒的糉葉疊合起來，「你就當作你從來沒這個父親。」他站起來，丟下糉葉，離開了油煙之地，離開了跟他一樣徬徨的我。

──《自由時報》2004.0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