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時代,民心的向背都是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決定性的因素。在政治形勢錯綜複雜的三國時期尤爲如此。賣草鞋的劉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很注意爭取民心,獲取聲譽。

曹操與陶謙爭奪徐州時,劉備曾率兵援救陶謙,徐州牧陶謙感劉備之義,臨終時,與別駕糜竺說:“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等也都贊成劉備繼任徐州牧。當時劉備位卑兵少,實力薄弱,卻獲得那麼多人的擁戴,這與他“愛民”的聲譽有關。劉備代領徐州牧後,陳登等“遣使袁紹”,說:“天降災滲,禍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奸雄一且承隙,以始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水使百姓知有依歸。”袁紹答日:“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這就是傳說中的“讓徐州”的故事。由此可見劉備當時的聲譽已經很高了。“讓徐州”之外,還有一個“讓荊州”的故事。

《魏書》說:“(劉)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日:“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日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日:“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爲我薄,所不忍也。”《漢魏春秋說,當劉表之子劉琮舉州降魏後,有人勸劉備趁機攻取荊州。劉備卻說:“吾不忍也。”有人勸他“劫將劉琮及荊州吏士”到江陵。劉備回答說:“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如果這些記載屬實,亦可見劉備風貌之一斑。

當曹操大軍壓境,劉備率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裏,有人勸他:“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劉備卻回答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在患難中仍能認識“濟大事必以人爲本”,這就是劉備超越於當時羣雄的見識。晉代史學家習鑿齒對此評論道:“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通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能撫寒、含問疾而已!其終濟大業,不宜亦乎!”

除了讓徐州讓荊州外,還有讓益州。原來,劉備得到荊州四郡後,龐統勸他攻打益州,他卻以爲“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後來由劉璋相邀徵討張魯,才發兵進入蜀川。劉備入蜀川在溶(今四川綿陽東)與劉璋相會時,龐統又獻策說:“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生收一州也。”

劉備不同意說:“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在他初到益州的一年多時間內,“厚樹恩德,以收衆心”,然後在找到有利自己的口實的情況下,才攻打益州。

其實,奪取益州本來就是諸葛亮在“隆中對”時制訂的戰略方針,但如在初人蜀川與劉璋相會時就乘機襲殺,奪取益州,在劉備看來,勢必引起當地人民的恐懼和反感,對今後的統治不利。爲了奪取一城一地而失去蜀川的民心,在劉備看來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劉備寧肯耐心等待有利時機而不肯貿然行事。

奪得益州以後,他又把劉璋的舊部屬臣“處以顯任,盡其器能”。當時有人要以勝利者的姿態,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圍地桑田分賜有功諸將。劉備認爲這樣做會失去益州原來居民的歡心,不肯採納。反而命令歸還益州居民的舊宅,令其安居復業。所以蜀川易主之後非但沒有出現混亂,反而導致了“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的局面,最終成一代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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