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曾為世人貢獻了兩位偉大的女性,一位叫西蒙娜·薇依,另一位叫西蒙娜·波伏娃。在當世,波伏佳與薩特的愛情佳話,以及她那不斷印刷的《第二性》,讓她聲名遠揚,也成了女性主義者人人追慕的先輩,薇依則英年早逝,只留下一些生前未曾出版的思想筆記,隨著她的《負重與神恩》的出版,這位神秘主義思想家的重要性才廣泛地被人們所知。

西蒙娜·波伏娃和薩特

詩人米沃什對這兩位西蒙娜評價卻是有著天壤之別,他對西蒙娜·薇依讚賞有加,把她奉為一個有著堅定基督教精神的苦行者,一位可以與摩西、耶穌和聖女貞德並列的聖徒。而對西蒙娜·波伏娃,則毫不留情地稱她為「一個下流的母夜叉」。

西蒙娜·薇依和西蒙娜·波伏娜都曾就讀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是校友,生前也見過一面。對於這次見面,波伏娃一直耿耿於懷,當時她和薩特一起,懷著景仰之情見到了薇依,可在薇依的眼裡,她和薩特不過是那種有著布爾喬亞情調的知識分子。

薇依的一生非常短暫,1909年出生在巴黎,1943年在英國去世,享年34歲,生前未出版過任何著作。她就讀巴黎高師時,顯示了過人的哲學天賦,已很有名氣。畢業後,在一所中學教希臘語和哲學。她是一個拒絕接受洗禮的基督徒,不參與任何教會的聖事,情願留在上帝的門檻外,和那些異教徒待在一起。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更接近上帝,而教會經常會成為人和上帝之間的障礙。

微依崇尚古希臘文化,尤其是柏拉圖主義,但她不是一個躲在書齋里苦思冥想的學者,她很關心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她在教書期間便受到農場和工廠里窮苦勞工生活的吸引,作為一個體弱多病的女性,她數次跑到工廠和農場參加體力勞動,生活上拒絕特殊的待遇。她認為,「完全的人類文明要以體力勞動為中心,體力勞動在這種文明中應具有最高價值」。

當巴黎在二戰中被德國佔領後,她去了倫敦。此時,她的身體已經很差,但她仍然嚴格按敵占區的食物配給制的標準,不按受多的食物。她經常節食,節食對她來說,更有一種精神層面的意義,代表著基督教精神里的犧牲和奉獻。1943年,她因為肺結核病逝世於倫敦。而正是這一年,薩特、波伏娃與加繆在巴黎相識並結為戰友。

眾所周知,薩特和加繆在後來的哲學思想道路上分道揚鑣,其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二人對於暴力革命的看法。薩特的存在主義認為,反抗荒誕存在的唯一出路是反抗,他同意馬克思主義,主張走上街頭進行暴力革命,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加繆對底層人民比作為富二代的薩特了解更多,他對這種暴力革命持懷疑態度。在二人的論戰中,波伏娃加入了對加繆的聲討和辱罵,這就是米沃什如此憎惡波伏娃的重要原因。

加繆先於薩特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也是一件幸事,因為加繆也是英年早逝),就在去受獎前,他去了一趟薇依的墓地。我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麼,但這顯然是對薇依的一次緬懷和致敬,他的思想和薇依相親近。薩特得獎時,採取了另外的姿態,他宣稱拒絕接受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

薇依的墓碑

據薇依傳記的作者帕拉·尤格拉分析,薩特和波伏娃是那種以人類為中心的哲學思想,無論是人的存在,還是女性的存在,都要做自己的主人。然而,微依卻拒絕那種輕易可得的二元論思想,如政府/公民,資本家/工人,男人/女人,諸如此類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粗暴簡單的思考。她站在基督教的高度來思考問題,是一種更謙卑的哲學。

最終,薇依是走進農場的葡萄園,不斷去接近她的上帝,波伏娃則走上了巴黎的街頭,用革命爭取權利。革別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難。

蘇姍·桑塔格對薇依有過這樣的評價:「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樣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樣的人之中總有一些會邀請我們去模仿他們,另一些則使我們保持一定距離來看待他們,並且包含某種厭惡、憐憫和尊敬。粗略地講,這就是英雄與聖徒之間的區別。」

桑塔格把薇依當作一位特立獨行、不可親近的聖徒,而她的這段評語也適用于波伏娃:她是會邀請我們去模仿的英雄。

詩人米沃什不僅撰寫長文闡述了「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而且在諾獎的受獎辭中,也明確指出,他的思想受益於兩個人物,一個是他在巴黎的親戚奧斯卡·米沃什,另一個就是西蒙娜·薇依。他對西蒙娜·波伏娃就不客氣了,在他的大著《米沃什詞典》中,專門列了一個「西蒙娜·波伏娃」的詞條,他是這樣寫的:

「西蒙娜.德.波伏娃。我從未遇見過她。但我對她的反感,即使到現在她已死去,也沒有減弱。現在她迅速滑入了她那個時代的歷史腳註。我們姑且說,我對她的反感是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男人對一個大世界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情感。我為自己面對一個優雅的文明時所表現出的怯懦而憤怒,我對她的反感被這種憤怒所強化。作繭自縛於其法蘭西小天地的她,甚至不能想像繭子外面的人怎樣評價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三個叫西蒙娜的同學中——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貝忒蒙——她相信自己這個西蒙娜是最解放的一位,最能代表法國式的「資產階級審慎的魅力」。我不能原諒她與薩特聯手攻擊加繆時所表現出的下作。這是一幕道德故事中的場景:一對所謂的知識分子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講真話的人,朝一位偉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麼樣的教條導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寫出一部名為《名士風流》的長篇小說,來詆毀加繆,將他的觀點與人們對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語攪在一起。

「在女權主義者中,波伏娃的嗓門最大,敗壞了女權主義。我尊重甚至理想化地看待那些出於對婦女命運的體認而捍衛婦女的婦女。但在波伏娃這裡,一切都是對下一場知識時尚的拿捏。這個下流的母夜叉(Anasty hag)。

這是一個大詩人的愛與憎,在她眼裡波伏娃簡直就是一個聖母白蓮花,而薇依則不同,她是歷史上具有最偉大精神的人物之一,她生命中和哲學中的真和美都為追求最高貴人生的人提供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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