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國知名財經作家 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2017年6月，《人民日報》曾刊發“民間借貸，正門咋開？”一文，追問民間暴力催債何時休，列舉了民間借貸暴力催債種種令人髮指的手段，比如輕則電話催收、派人去家裡；重則非法拘禁、毆打欠債人。暴力催債事件屢發，還出現了“催討產業”，手段惡劣，社會危害嚴重。

民間高利貸在我國改革開放前一直是被官方禁止和遭到嚴厲打擊的；隨着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民間剩餘資金增多及資本投資多元化，加之企業（個人借貸者）與銀行之間貸款條件、貸款信息不對接，便為民間借貸提供了生存發展契機。因而，我國民間借貸被認為有助於緩解中小企業和“三農”資金困難、提供多層次資金融通及需求而存在，也一直被全社會呼籲促使其陽光化、規範化和法制化。

然而，由於民間借貸主體不確定，導致借貸行為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有些甚至具有隱密性，給政府監管帶來了較大難度。由此，時至今日，對民間借貸依然沒有納入正規金融監管軌道，也一直遊離在灰色邊緣地帶，僅靠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年利率不超過24%部分受法律保護，超過24%至36%部分，不受法律保護，雙方自願約定的除外。僅靠這一具有較大彈性的法律條款，似乎不足以震懾和剎住民間借貸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民間高利貸的貪婪性、嗜血性便暴露無遺；也正因為如此，近年因民間高利貸催生暴力催債引發的各類刑事犯罪案件層出不窮，給人民羣眾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極大威脅，也嚴重影響了社會和金融穩定。

所以，中國第一大黨報對民間暴力催債進行專門披露，足見民間借貸領域問題的嚴重性；但也不能因此就將民間借貸“一棍子打死”，畢竟它對當前正規金融起到一定的、有益的補充作用。因此，正確的做法只能是“堵邪門、開正道”，促使其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其有利於經濟金融正向效應的一面。話雖這麼說，但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規範引導好民間借貸牽涉面廣、涉及的利益主體較多，消解暴力催債更是一盤需多個部門共同參與、謹慎佈局的大棋，指望靠某個部門單槍匹馬的監管，都很難奏效，或者說是徒勞無益的。而當下，下好民間借貸這局大棋唯一可行的策略，便是政府職能機構、銀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及社會民眾共同出謀劃策，方能走活。

從政府部門來說，需完善法治、教育引導、加大誠信體系建設力度等多管齊下方式，才能徹底扭轉民間借貸金融生態。其一，政府應從完善法治手段入手，加大對民間違法違規法放貸活動及故意賴債行為的打擊力度，加大借貸雙方違約成本，既對放貸者依法收貸降低相關訴訟費用、提高資產處置效率，又對借貸者故意賴債行為通過社會信用徵信體系實施“黑名單”聯合制裁，不給其一切經濟活動以出路，從經濟的、法治的多角度抑制暴利催債及借貸者違約行為，保護借貸雙方合法權益。其二，應加快我國有關非吸收存款類放貸人的立法進程，消除不必要的爭議，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給民間借貸合法定位，引導其“陽光化”、規範化發展。其三，加大全社會誠信教育引導力度，將誠信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序列，讓每一個公民從小接受誠信教育，重塑國民誠信意識，營造良好社會誠信環境；同時，加強對公眾的宣傳，讓公眾明白高利貸的利率限制、法律規定等，做到防患於未然。其四，各級政府可成立專門機構幫助借貸雙方規範貸款手續，防止各種隱性條款存在產生借貸糾紛。浙江省溫州市由政府出面成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對民間借貸進行備案的做法比較好，通過備案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對違約責任甚至引發訴訟所需的程序都做了詳盡約定，有效實現了對民間借貸規模的實時動態監測，及時防範借貸風險，值得在全國推廣。

從銀行及監管當局來說，首先銀行機構應加大信貸服務力度，提高信貸服務覆蓋面，消除高利貸滋生的金融服務盲區。主要降低貸款准入門檻，推進普惠金融服務範圍，盡量使一切有信貸需求的組織或個人能從銀行機構獲得信貸支持，防止將大量可由銀行解決資金的人逼向民間高利貸行列。同時，完善信貸條款，適當延長信貸期限，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呆板的考覈要求，比如貸款到期回收率等等，出臺更加便捷優惠的中小微企業貸款審查和放款機制，對信用機制要綜合考察、評定，制定更精準的貸款服務制度和措施，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資金困境。說實在的，有不少銀行的“過橋貸款”將企業或個人推向了高利借漩渦，這是值得銀行部門深思的。金融監管當局比如央行、銀監會應及時出臺金融監管政策，將民間借貸及時納入正規金融監管範圍，使其進入正規金融“籠子”，結束其繼續處於野蠻無序生存狀態的尷尬局面，使其一切活動均處在有效金融監管之下，消除其貪婪、嗜血本性。此外，金融監管部門充分運行行業信息優勢，發動全社會參與對民間借貸監管，建立立體社會金融監管體系，設立舉報電話和獎勵基金，激活民眾對高利貸及暴力催債的抵制意識，將民間借貸一切不規範甚至是違規違法行為置於全民有效監管之下，讓高利貸成為“過街老鼠”，最終使其失去生存“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