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alvador Allende（智利前总统）

译／张宗坤（苦劳网特约记者）

【译按】大家记得17年前的美国九一一事件，但不一定记得（或甚至知道）45年前的智利九一一事件。

当时，具有泛左色彩的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在境外势力操作的动乱中上台（美国国务院、CIA都参与其中），并在上任的短短三年间力行各项改革措施，将土地收归国有、调高劳工工资，改善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等等，建设了智利的经济现代化基础，清理了美国境外资本与智利买办阶级的势力，逐步摆脱拉丁美洲对美国的「依附」魔咒。他的种种行动都激怒了包含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在内的境外势力，因为他的改革行动势必与这些资本家和政客们的利益相冲突。

接著，就是我们在亚拉非国家都非常熟悉的剧情了：境外势力双面押宝、创造政变有利条件、打击左倾／民主派／改革政权、军事独裁强人上台、国际经济组织如IMF或世界银行提供借贷与「结构性重整」发展计划、国内失业与通膨严重、境外资本以榨取低廉人力成本与自然资源（美其名为「提供工作机会」、「促进国内就业」）......。

以下这篇文章，就是1973年9月11日，在受到尼克森政府支持的智利三军统帅奥古斯图·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以空军轰炸一步一步逼近之际，阿叶德透过广播面向全国民众的诀别之词。

皮诺契特上台后，与美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里曼的徒子徒孙们合作，在经济上展开「休克疗法」，推行退休金、国营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消减政府支出，取消工会特权与最低工资。确实，这些政策在七零到八零年代间带给智利强劲的发展，而有「智利奇迹」的美誉；但不要忘记，经济发展都是需要代价的，只是偿付的恐怕永远不是那班真正获利的人们。

美国政治哲学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曾在美国九一一事件后质问「哪些生命是值得被凭吊的」，为何不同的生命的「可哀悼性」不是均匀分配的，这背后显示出我们对于国族与种族的等级化认知；而只记得美国九一一，却不记得智利九一一，这背后的问题恐怕也是非常雷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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