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華爲未來關注5G、邊緣計算、AI和雲計算
近日，美國財經媒體CNBC記者阿爾瓊·哈帕爾（Arjun Kharpal）專訪華爲創始人任正非。
以下爲訪談全文內容：
1、阿爾瓊•卡帕爾：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5000美元創辦的華爲，當時創立華爲時，您是怎麼想的？對這個公司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期望？
任正非：創立華爲時，我們還不太理解中國正在開放改革。國家要走向開放改革，其實我們基層老百姓並不太理解黨中央的重要決定，那時黨中央不斷裁減軍隊，因爲當年中國軍隊太龐大了。不止我們不理解，連軍隊高層領導也不理解，他們認爲是裁掉雜牌部隊，保持正規軍。結果我們作爲雜牌部隊首先被裁掉，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屬於非作戰部隊，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後，把我們分到各個地方，那時中國開始實行市場經濟，至少沿海開始實行了，已經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從軍隊過渡到市場經濟開放的深圳前沿，我們非常不適應，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在國有企業工作犯過錯誤，因爲不知道市場經濟怎麼做，做錯以後離開單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懵懂的感覺——通信要大發展，我們能不能在通信裏面找到機會？因爲這個市場大。當時我們認爲，做一個小東西總能賣一賣，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程全網的，要連通全世界的，如果不符合標準，不可能進入這個網絡進行銷售。實際上我們走上了一條殘酷的道路，標準很高，公司很小，沒有資本，也沒有技術，當時是極端困難的。
我是學建築的，電子技術是自學的，而且電子技術學的是模擬技術，即模擬的自動控制。當時的模擬控制是比例、積分、微分的控制方式。當我離開軍隊走向社會時，已經是186、286、386的電腦時代，這個時代我們很不適應。所以，我們那時出來以後，需要尋找工作機會來養活家庭。因爲幼稚，以爲這個產業很大，以爲我們能賺點錢，進來才知道通信這個產業太殘酷了。但是已經沒有退路了，因爲我們總共只有2萬多人民幣，創辦公司時需要繳納各種費用，拿到證時已經沒錢了。如果我們再退回去做別的東西，一點資本都沒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來了。
2、阿爾瓊•卡帕爾：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裏面待過，而且也經歷過中國的困難時期（包括大饑荒）。在這段時期，您學到的哪些東西幫助了華爲初期的成長，塑造了您管理公司的理念？
任正非：當我們公司還是“毛毛蟲”起步的時候，愛立信已經是非常大的公司，二十多年後，愛立信的CEO問我：“你怎麼膽子這麼大，敢邁這麼高的門檻？”當時通信行業門檻特別高。我告訴他：“因爲不知道有門檻，我就邁進來了，邁進來以後才知道門檻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雖然我經歷了中國大饑荒的時期，也經歷了大饑荒以後經濟恢復的時期，也參加了中國引進法國的大工程。對我來說，有什麼人生啓迪呢？就是“吃苦”。因爲太苦了，所以什麼都不覺得苦，創業初期的苦就算不得什麼了。我們年輕時沒有什麼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讀一個好學校，我們的理想就是吃飽飯。後來參軍以後，我們在東北建設遼陽化纖總廠，當時是從法國引進的世界先進設備，自動控制水平很高。當時東北零下二十多度，我們的房子是很簡陋的土坯房，多數房子都漏風。晚上在宿舍裏，一定要有一個戰士輪流燒火，如果火滅了，可能大家都會凍僵。一邊是這樣艱苦的生活，一邊是高度現代化工廠的建設，就是“冰火兩重天”。但是對我來說是很興奮的，畢竟在中國文化革命時期不重視技術、不重視文化、不重視知識的時代，我們碰到一個必須要有知識、必須要有文化、必須要有技術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極端艱苦，工作極端世界先進化，對我的人生是有很大鍛鍊的。
那時我們檢驗不了外國的設備，中國也買不到一些檢驗儀器，我就發明了一個儀器。今天看來這個儀器不算是什麼技術創新，但是在那個時代算是一個小小的不錯的發明。正好碰到中國改革開放，要重視技術、重視人才、重視文化了，我剛好有這樣一個發明，就被國家放大成一個大成就，給了我一個較高一點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還沒有坐穩，我就遇上了大裁軍，全部集體轉業，那我又落下來了，重新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3、阿爾瓊•卡帕爾：您剛纔提到愛立信的CEO說“華爲怎麼這麼大膽，一下跳到電信產業”，今天華爲已經成爲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爲一路走來，它的發展驅動因素是什麼？
任正非：我從小就沒有什麼興趣愛好，主要是因爲家庭貧窮，唯有的興趣愛好就是看書、做作業，或者找一些報紙的邊角紙來解解方程。這種興趣愛好幫助我在文化革命時期，通過數學的推演設計了一種儀器，這種儀器後來又被國家高度肯定。作爲我個人來說，對科研是有所感覺的，因爲我做了小項目。
當我們公司走進電信大門時，開始是幫人家代售機器，賺點小錢。後來人家不給我們代理了，我們就利用代售機器的經驗去做了40門用戶交換機，只能供40個用戶以下使用，這種交換機可以給酒店、小單位使用。因此，我們是從兩臺萬用表和一臺示波器開始做，逐步走上這條路。
此前，在集體轉業後，我栽過跟頭，不懂市場經濟，讓人騙走了錢，後來我創辦華爲後，替前公司還了不少債。打官司，請不起律師，我閱讀了大量法律書籍，使我理解了市場是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是貨物，一個是客戶，貨物和客戶之間交易就是法律。我們不可能擁有客戶，只能擁有貨物，要懂得法律。我通過自學懂得了法律，然後集中精力研究貨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產生貨物。
4、阿爾瓊•卡帕爾：談談您的管理風格。您在面向內部員工進行演講時，經常會使用一些軍事用語，包括戰鬥性語言，這對您來說是一場戰役嗎？
任正非：我講的是壓強原則。坦克可以走過柔軟的沼澤地，但是在一個很堅韌的地方，針是可以扎進去的。我們公司是投資有限、技術有限……樣樣都有限，如果我們做一個很寬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像“針”一樣，盯死一個地方，針是可以戳進去的。用了這個壓強原則，我們把它比喻成攻克一個“城牆口”，幾百人衝鋒對準這個“城牆口”，幾千人衝鋒對準這個“城牆口”，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對準這個“城牆口”衝鋒，每年炸這個“城牆口”的研發經費已經達到了150-200億美元。所以，我們公司很熟悉一個名詞，叫做“範弗裏特彈藥量”，這是美國將軍發明的。我們對準這個口“轟炸”，逐漸在一個窄窄的面開始領先西方，這樣我們有了市場基礎，就有了資金積累；資金積累以後，我們還是不分散，集中對這個“城牆口”進攻，所以我們逐漸在這個窄窄的面上開始領先了市場。
其實所有西方公司都這樣做，比如微軟只做Windows和Office，Intel只做芯片，亞馬遜、Google也只做很窄的領域。美國公司不像中國公司一樣辦很多企業，但是每個企業都不優秀，美國公司就是在一個窄窄的面上前進，其實我們是向美國公司學習。
爲什麼會用一些術語呢？因爲術語最簡單，容易讓大家明白。我們要解釋商業上的行動，沒有好的名詞來形容，就借用了這些名詞。
5、阿爾瓊•卡帕爾：您這種軍事化風格的演講方式讓華爲員工充滿了幹勁呢，還是有時候被軍事化的演講風格所嚇到了呢？
任正非：我認爲，被嚇到的人應該也很多，因爲我們歷年的離職員工有16萬人。現在公司總員工數是18萬多人，經過華爲公司這個門的總人數有30-40萬人。大家爲什麼能接受？因爲要產生糧食、要創造成果，不然就養不活自己。養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習慣了這些名詞，也不存在被嚇到的問題。
6、阿爾瓊•卡帕爾：現在換一類話題，看看外界對華爲的批評和指責。批評人士對華爲的指責之一是說“這麼多年以來，華爲都在竊取他人的知識產權，從而促進公司的發展”，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持這樣的批評意見。對於這些指責，您的迴應是什麼？
任正非：我們公司自始至終尊重知識產權，和絕大多數公司達成了專利的交叉許可。
第一，我們每年在科研投入上很大。比如，我們現在有700多個數學家、800多個物理學家、120多個化學家，有15000人左右從事基礎研究，這些人是把金錢變成知識。這方面的經費大約在30-50億美元。
第二，我們每年大概有150億美元左右投資到研發上。研發有6萬多人，他們把知識變成商品，從而再換回金錢來。因此，整個鏈條過程中，我們是大量的投入。如果靠偷幾樣東西，不可能成爲世界領先的企業。“領先”這個東西不可能偷得來的。
第三，我們每年200億美元投入費用中有34億美元是作爲戰略費用，其中一部分是支持大學教授搞科研，我們遵循的是美國拜杜法案的原則，即美國政府可以給大學錢，但是成果歸大學，不歸美國政府。我們現在也在投錢，成果歸大學，不歸我們。如果我們要大學的成果，可以通過商業交易獲得，而不是投資就獲得。這樣我們超前的速度就會越走越快。當然，美國公司也會在世界各國投資支持這些大學，Google等很多公司都做得很好，他們在招聘人才時用六倍工資把優秀人才招走了，我們才發現自己太保守了，將來也要用五、六倍的工資和Google去爭奪世界優秀人才。
所以，在知識產權上，我們是自己創造。在推動中國政府更加尊重知識產權，推動國家法律體系建設上，我個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我們公司涉及到一些案子，這些案子都是個別人不遵守規矩，是個人行爲，我們是要處罰的。
7、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我們再來看看其他一些針對華爲的批評。有些政府批評華爲和中國政府的關係問題，他們也提出了一些關切，跟您原來作爲共產黨員的經歷有關，也會說這對於華爲的運營意味着什麼；還一些國家的政府提出華爲有可能幫助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存在這樣的風險。其實這都是非常強烈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您如何迴應？
任正非：我們在中國是一家中國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國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國政府繳稅。我們和中國政府的關係主要是以上兩點。我們在別的國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這兩點，遵守所在國家的法律，在這個國家繳稅。如果我們在170多個國家沒有繳納稅收，沒有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我們在那個國家也不會生存下來。主要是這兩個原則。
我們的財務報表，是由KPMG審計的。至於中國政府是否給我們提供了支持，在財務報表上會有反映的，KPMG不會有意識去刻意隱瞞。所以，我們還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長起來的。
8、阿爾瓊•卡帕爾：剛纔提到華爲會在其他國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現在外界也有批評人士說中國通過了國家情報法，強制要求中國的企業在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的情況下，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如果中國政府或者其他國家的政府要求華爲把網絡中的數據提供給這些政府，華爲會怎麼做？
任正非：第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態“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遵守國際規則和運營所在國法律法規。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企業安裝後門或收集外國情報”。第二，李克強總理最近在人大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又再次明確了這個問題。4月12日，李克強總理在克羅地亞參觀“16+1” 展覽會時，又叮囑我們員工“網絡一定不要裝後門”。這應該代表了國家領導人的態度，所以我們不可能去做這些事情。
華爲公司不會接受誰的指示去裝後門。在170多個國家中，如果我們在任何一個國家出現安裝後門的醜聞，可能我們在170多個國家的銷售就萎縮了。銷售萎縮以後，大量員工可以辭職走了，剩下我這個不能走的人揹負幾百億的債務，怎麼償還？償還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債，這種日子好過嗎？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聽誰的指示去安裝後門，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
9、阿爾瓊•卡帕爾：如果政府提出這是國家的安全緊急情況，華爲必須遵從，您會怎麼應對，是要奮起反抗嗎？
任正非：一定的，堅決不會遵從。
10、阿爾瓊•卡帕爾：華爲能夠給華爲的客戶怎樣的保證，保證客戶的數據是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們與客戶經歷了三十年的合作關係，證明產品是安全的。未來，我們也承諾絕對不會做任何損害客戶利益的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網絡是掌握在客戶手裏，不是掌握在我們手裏。我們只是提供了組建網絡的設備，我們也不擁有客戶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們單獨提供這樣的保證。
11、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您剛纔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談華爲和中國政府之間保持距離。但是現在已經看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有時代表華爲在進行對外發聲。您覺得這種事情對華爲是有用的，還是實際上分散了華爲的注意力？
任正非：第一，作爲一個領導人，看到自己國家有一個好企業，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華爲現在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美國極端打壓下，美國政府可以說華爲不好，那中國政府也可以說華爲好，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過去就沒人幫我們說過話。
現在中國政府說我們好，我們不一定賣得動產品；但是美國政府說我們不好，反而讓全世界都知道華爲好。一百多年來，美國怕過哪個國家、哪家公司？美國什麼都不怕。美國太強大了，怕一個小公司，別的國家說“你的東西真的那麼好嗎？連美國都害怕了，乾脆不要測試了，我們直接下單買你們的吧”，有錢的石油國家就是這樣買的，美國幫我們宣傳，它們就大量買我們的產品。因此，美國對我們的宣傳是正面的，他們到處說華爲不好，這麼偉大的人物關心這樣一隻“小兔子”、“小老鼠”的問題，那這隻“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厲害。
阿爾瓊•卡帕爾：您剛纔的意思是說美國害怕華爲嗎？
任正非：不害怕，到處宣傳幹什麼呢？
12、阿爾瓊•卡帕爾：您覺得現在華爲是不是美中貿易爭端或者美中關係中間的人質？
任正非：第一，我不清楚美國的發端是什麼，他們到底想怎麼解決貿易爭端。但是我認爲，我們解決不了中美兩國爭端的問題。兩個大“球”碰撞時，我們最多像“西瓜”一樣，一擠就碎了，對中美貿易起不到什麼作用。第二，我們在美國本來就沒有什麼銷售，美國說“不準銷售”對我們沒有什麼影響，加關稅也沒有影響。
如果美國認爲我們是一個抓手，他們可能抓錯了。另外，我們解決不了中美貿易的爭端，因爲我們沒有什麼銷售，對中美關係沒有什麼影響。中美兩國談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談判都沒有“華爲”兩個字，所有新聞中都沒有“華爲”，雙方都不提，這就說明華爲不重要，對中美解決兩國關係不重要。我們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和美國的關係問題。
13、阿爾瓊•卡帕爾：美國現在還是面向它的盟友國家，包括歐洲的一些盟友國家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如德國、英國也要求他們禁止使用華爲的設備，當然現在這些國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認爲，現在歐洲面向華爲還是持開放的態度？還是一旦一個國家真正禁止了華爲，整個歐盟都會統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們和客戶之間的交往已經三十年了，客戶對我們的瞭解是比較充分的。第二，消費者有自我選擇的標準，不是以政治家的號召來選擇商品的標準。因此，對我們來說，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歐洲短時間有挫折，但不會造成影響。我可以簡單告訴你一個數字，今年一季度我們終端銷售的增長超過70%，網絡設備今年一季度增長15%。也就是說，我們還在增長，並沒有衰退，說明對我們沒多大影響。
歐洲國家想多考慮一下，我認爲是正確的。德國也提出了一個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個統一公約，就是所有設備廠家都不能安裝後門，都應該籤“無間諜行爲”的協定，我們堅決支持擁護。全世界都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裝後門就是犯罪，我們支持擁護。
當我們和德國政府談協議時，我們還不知道黨中央領導也是這樣的態度，我們是本着自己的良心談的。楊潔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講話，李克強總理在人大答記者提問，在克羅地亞參觀展覽時親自給員工講“不準裝後門”，因此我們認爲，我們和德國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們也願意推動德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一個網絡安全的協定，遵守歐洲網絡安全標準、遵守GDPR的要求。
未來五年，我們的研發經費將超過1000億美元，要完成網絡重構，除了網絡極簡、網絡安全、隱私保護等實現外，銷售收入要從今天1000多億美元提升到2500億美元左右，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這樣的努力，是不是讓歐洲也能理解我們？如果理解我們，也會買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們，可能就不買，那麼我們就賣給別的國家，市場適當收縮一點。
14、阿爾瓊•卡帕爾：您會不會支持這樣的一種做法，無間諜協議應該覆蓋所有的公司（包括美國的企業）？您覺得這是面向未來一個正確方法嗎？
任正非：我沒有權力去要求別的國家、別的公司也要遵守這個協定，但是我們支持德國政府提出這樣的協定，會率先遵守這個協定。
15、阿爾瓊•卡帕爾：孟晚舟現在正面臨美國提出的引渡要求，自從她去年12月份被扣押之後，您感覺如何？
任正非：我認爲最主要的問題，一個人是否有罪，第一點是有沒有事實，第二點是不是有證據。這些事實和證據在法庭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曬出來，這時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決。我們認爲這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己認爲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多證據，也沒有那麼多事實。因爲我們公司自創建以來，就是“夾着尾巴做人”的，不覺得我們自己有什麼可驕傲的東西，可以凌駕在任何國家的法律、任何國家的技術上。如果我們不遵紀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來。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我們相信司法程序能解決這個問題。更何況美國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開透明的，也是公正、公平的，因此我們等着法庭對這個問題做出結論。
16、阿爾瓊•卡帕爾：孟晚舟畢竟是您的女兒，女兒被捕之後，您作爲父親的個人感受是怎樣的？
任正非：兒女大了，他們成長太順利了，受點磨難應該是好的。“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我認爲這個磨難對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財富。經過這些困難，有利於讓她意志更加堅強，成長更加有利。
17、阿爾瓊•卡帕爾：您最近跟她聯繫過嗎？如果聯繫過，你們大概聊些什麼？
任正非：我們經常打打電話，說一些家長裏短，不會講別的東西。我們也知道，我們的通信是受監控的，能講什麼呢？就講一下生活。
18、阿爾瓊•卡帕爾：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經提出想要離開公司，對於她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發展來講，她的下一步是什麼？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爲網絡上已經傳遍了她想離職的事情，我就隨意地說出來了。後來別人告訴我，是她給我寫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離開公司。但是現在她受磨難以後，反而不想離開公司了，因爲她覺得公司太艱難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艱難，要共渡這個艱難。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架伊爾2飛機，被打得千瘡百孔還在飛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架伊爾2轟炸機，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爛爛的，還在飛行。她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的，如果返航了，就是英雄了，我估計她將來有可能會當英雄。
19、阿爾瓊•卡帕爾：現在孟晚舟不再想離開公司，如果以後她被釋放回來，在公司的角色是什麼？
任正非：原來幹什麼工作，繼續幹什麼工作。
20、阿爾瓊•卡帕爾：我想再問一些關於美中貿易戰的問題。加拿大代表美國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覺得孟晚舟在中美貿易戰中是不是被作爲了一個人質？
任正非：也許吧。
21、阿爾瓊•卡帕爾：您之前說華爲不應該成爲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抓手，特朗普總統之前表態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爲美中貿易談判的一部分，您會歡迎這樣的做法嗎？
任正非：不知道。因爲特朗普怎麼想，沒告訴過我。
記者：您有沒有嘗試過主動聯繫特朗普總統來進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電話號碼。
22、阿爾瓊•卡帕爾：如果您說孟晚舟有可能是中美貿易爭端的人質，是不是認爲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現在針對孟晚舟的指責是不正確的？
任正非：對於孟晚舟和華爲的指責是否正確，美國司法部已經起訴華爲了，華爲也已經在法庭應訴了，我們認爲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在達拉斯起訴了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在適當的時間裏必須要回答，華爲公司有罪的證據在哪兒？
這些問題還是要通過法律來解決，談判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看談判的所有紀要中，美國不提華爲，中國也不提，說明還是要靠法律來解決。相信美國的法律是公開透明的，是公平、公正的。
23、阿爾瓊•卡帕爾：您剛纔提到並沒有跟特朗普總統溝通過，您覺得他是什麼樣的領導力風格，或者說他是什麼樣的策略方式？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單獨評價特朗普，我希望把華爲撇開，我現在不是華爲的代表，我只是一個理論學家。
我認爲特朗普是偉大的總統。因爲在一個民主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歷史上沒有過。稅降下來以後企業就會煥發活力，企業會把大量存留在國外的資金轉回美國，只繳12%的稅，給美國國家資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國企業還在大規模補稅，財務報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稅補完了，我認爲7月份美國公司的財務報表會大幅度提升，美國股市可能在7月份暴漲，會增加人們的投資信心、消費信心，有可能使美國經濟轉好。這是第一點，是他偉大的一點。
他也有不足的一點。他今天嚇唬這個國家，明天嚇唬那個公司，到處亂抓人，誰敢到美國去投資啊？大家不去投資，美國減下來的稅誰來繳？這樣財政會空掉。他減了稅，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進去。不敢進去，進去以後，你把門關起來打“狗”怎麼辦？比如，美國開放了運營商，說所有的運營商採購我們幾百億美元，我也不會相信，我也不敢把幾十億美元投到美國去，因爲一旦他翻臉，我們就不能在美國做買賣了，我們的幾十億美元就打水漂了，這我可受不了。
他應該在稅減下來後到處去握手，讓大家覺得美國是投資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國投資，美國的經濟就會暴漲。美國並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國有這麼好的科技，有這麼強的能力，又有經濟實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軍艦。軍艦是沒有用處的，敢打誰？打別人，別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別人說“我本來就一無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國是富裕國家，不能隨便被打壓。
因此，我認爲特朗普是偉大總統，但是在全面考慮引進外國資金到美國方面思考不足。這與華爲無關，我是站在一個外人的角度評價他。
24、阿爾瓊•卡帕爾：談到特朗普總統跟中國的談判，有人說特朗普總統成功地讓中國政府在貿易談判上讓步。您覺得中國政府在跟美國的這一輪談判上，是否面臨着很大的壓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員，我也不清楚政府談了什麼。我只關心自己的生產增長。至於政府談了什麼，讓了什麼，獲得什麼機會和利益，我不知曉，也不關心。只希望中國政府政策越來越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實力了，就不怕談判。
25、阿爾瓊•卡帕爾：您剛纔提到並沒有跟特朗普總統溝通過，假設你們兩個人共處一室，您會給他傳遞什麼樣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贏。兩個國家、兩個公司一定要合作起來共同獲得勝利。美國有這麼強大的經濟實力，有這麼多優質的商品，中國有十三億人口的市場，美國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需要美國的科技，合作起來這兩個“火車”就開起來了，可以把全世界經濟帶出困境。
我認爲，中美之間就是合作共贏，沒有其他話可說。
26、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您過去曾經說過美國並沒有看過華爲的技術，也沒有看過華爲的源代碼，您是否願意讓特朗普（包括特朗普政府）到深圳看一看華爲的技術，讓他們所擔憂的問題放下心來？
任正非：到深圳來看，我很歡迎。
27、阿爾瓊•卡帕爾：華爲在美國市場的業務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現在華爲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從長遠來看，華爲還想在美國市場做生意嗎？還是說主要維護聲譽？
任正非：我們主要是希望在美國獲得一個公平對待的政策，美國對華爲不能歧視。至於在美國能不能做生意，是取決於客戶是否購買我們東西，不取決於特朗普講話。
28、阿爾瓊•卡帕爾：華爲的消費者業務已經做到幾百億的規模，您之前說過希望華爲智能手機做到全球第一，經常把蘋果作爲華爲的標杆。喬布斯和庫克成功地把蘋果打造成一個高端、高質量的品牌，您覺得華爲的消費者業務今天達到這個地步了嗎？
任正非：我認爲喬布斯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人物。喬布斯去世那一天，我們在一個山溝溝裏度假，我的小女兒是喬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議我們站起來給喬布斯默哀一分鐘，我們所有人在她帶領下爲喬布斯默哀了一分鐘。喬布斯的偉大不是創立了一個蘋果，而是開創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他的偉大不能被簡簡單單地評價，我認爲他是超級、超級偉大。
蘋果也是一個偉大的公司，蘋果公司的偉大在於始終把市場帶着做大，而不是做小。蘋果打着“傘”，賣的產品價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場空間很大，讓很多其他廠家生存。反思華爲公司在電信領域，我們過去走的路是有錯誤的，我們是基於成本來確定銷售價格。我們的成本比較低，一是因爲技術上進步速度比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較低；另外，我們引進了西方管理，運作成本也比較低，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價格定低了，給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難。我們已經在反思這一點了。
現在我們把商品銷售價格提起來了，大家也覺得華爲貴了，給其他公司留下空間。其中賺多出很多錢，我們不打算分給員工，不打算分給股東，而是打算分給很多大學，分給科學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來。這個未來可能跟我們密切有關係，也可能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的標準是，在距離我們目標二十億光年的地方，投一顆“芝麻”；距離目標兩萬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蘋果”；距離目標幾千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西瓜”；距離目標五公里的地方，我們投“範弗裏特彈藥量”，撲上去、撕開這個口子，縱向發展，橫向擴張，產品就領先世界了。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5G polar碼技術不是華爲發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數學教授發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發表了一篇數學論文，2個月後我們的科學家看見了，花十年時間做成了今天的5G標準。美國認爲很厲害的這個標準，是從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數論文轉換成的新技術標準。
我們未來在這方面的投資還會增大，解決超額利潤分配的問題。我們不會分給員工，員工變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動了；也不能分給股東，股東太有錢，太重視資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們要把錢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29、阿爾瓊•卡帕爾：剛纔您提到華爲研發方面的投入，比如投到5G芯片，現在華爲已經有自己的5G芯片，一般情況下華爲主要用在自己的產品中，有沒有考慮過把華爲的知識產權，特別是芯片面向第三方比如蘋果銷售呢？
任正非：對於蘋果我們是開放的。
30、阿爾瓊•卡帕爾：華爲在智能手機方面有很多的創新，也是推出摺疊屏智能手機的少數廠家之一，您認爲摺疊屏是未來手機的形態還是隻是過渡性的？
任正非：華爲前進路上是彎彎曲曲的探索，到底客戶喜歡什麼產品也是在嘗試，這也是嘗試的一個方面。摺疊屏手機消費者會不會喜歡，要經過市場的檢驗才知道。
31、阿爾瓊•卡帕爾：剛纔提到蘋果、喬布斯，在中國特別是在技術行業，您也被認爲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商業領袖。喬布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大，您的影響力在國際上爲什麼沒有達到像喬布斯那樣的水平？您覺得原因是什麼？
任正非：因爲我不懂技術，也沒什麼發明。
阿爾瓊•卡帕爾：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術，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財務。我就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黏結在一起，讓他們努力衝鋒，這個功勞是十八萬員工建立的，不是我一個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喬布斯那樣的殊榮。有時候國家想給我榮譽，我就覺得很慚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麼帽子要戴在我頭上。
32、阿爾瓊•卡帕爾：現在我們談一談技術話題。過去幾年技術發展的速度非常快，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形成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身處在一個聯接的世界之中。您覺得這麼多年一路走來，技術是一種向善的力量，還是向惡的力量？
任正非：我認爲未來技術的發展速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有人問我二、三十年以後是什麼樣子，我說我們甚至連兩、三年以後是什麼樣子都不能想象出來。在華爲公司成立之初時，世界通信是極端落後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世界各國的鄉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寬帶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速度還會更快，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加大了社會進步。
人工智能的出現有幾個基礎：一是超大型計算能力的出現，二是超寬帶聯接的實現，還有超大型存儲體系的實現，包括微型的計算存儲、邊緣計算在內。社會發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實現的基礎。人工智能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人的想象，會使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機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24小時種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這樣，生產效率極大提高，物質財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們的精神生活發生飛躍，所以，應該是向好的。
當然，也有很多科學家提出把基因技術和電子技術逐漸融合，造出新的人類，這只是科學的想象，並不代表就一定能夠實現。即使出現這個問題，也是三十年以後的事情，三十年以後我們一定能想出辦法來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爲現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產的效能，這是有益社會、促進社會財富鉅額增加的。美國是一個科技發達的國家，但缺少勞動力，假如使用人工智能一個人可以代替十個人勞動，美國就相當於一個30億人口的科技大國，試問全世界可以用得完這麼多優秀的產品嗎？
因此，人工智能會使這個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壞。當然，會不會在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畸變呢？那我們還有法律、有規則來進行管理。因此，不必對互聯網上的一些宣傳憂慮過多。
33、阿爾瓊•卡帕爾：但是在技術領域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警告由於技術發展可能帶來的危險。例如特斯拉的馬斯克不斷提醒大家，人工智能的發展有可能奪掉人類的工作。的確，現在人工智能在不少領域變得比人更加智能，甚至有人說未來可能會把整個人類都替代掉。對此怎麼看？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爾·蓋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可能產生問題，但後來比爾·蓋茨的講話也改變了，認爲人工智能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類有能力駕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電子翻譯軟件，實時就把七十種語言翻譯完了，但沒有傷害人。人工智能減輕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譯、股票分析師失業了，但他們可以轉到別的行業做事，發揮價值。因此，我認爲對負面的東西不要擔憂過多，擔憂過多會抑制科學的發展。
34、阿爾瓊•卡帕爾：有人表達了一個擔心，就是像人工智能這些非常強有力的技術，最後都會落到少數的大的技術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就會變得太有權勢了。您認爲像華爲這樣的公司，未來會不會因爲手上的權力太大而需要監管呢？
任正非：未來社會新技術的發展會走向贏家通吃，比如說世界上還有沒有可能哪家公司在Office、Windows上超越微軟、戰勝微軟？微軟就是贏家通吃。越來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因爲技術是沒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廣泛應用的。會出現您說的自然壟斷狀況，對這些新技術公司我是主張監管的，我們支持透明監管。我們也願意接受監管，所以才和德國政府討論，願意接受德國的監管。但是，對這些技術的壟斷是造福社會的，而不是破壞，因爲它掌握的不是核彈，也不是武器，比如說翻譯軟件，計算太快有什麼壞處嗎？一定要慢纔是好的嗎？
人工智能是造福這個社會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礙發展。基因最早是孟德爾做豌豆雜交實驗時發現的，當時也沒什麼用處，睡了一百多年，後來科學家才發現了基因、DNA的價值。但中國沒有接受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理論，推行的是米丘林學派，就延誤了很多年。現在講轉基因，也就是編輯基因，編輯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對，爲什麼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編輯呢？如果一個人有病沒辦法治療了，把基因編輯一下可能病好了，當然，病好了幾十年後可能會有後遺症，帶來想象不到的病症，那總比當期就死亡要好。在不斷的實踐中，就找到了怎麼治療的病症。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聾，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過基因改變就一定能治好。現在谷歌用感應神經的方式讓盲人復明，當然不像人的眼睛那麼好。人類社會技術不斷前進，也有特別優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術和電子技術結合起來，二、三十年以後就可以造人，這是大家恐懼的原因，那他畢竟還沒有造出來。
35、阿爾瓊•卡帕爾：今天對話接近尾聲，問一下您個人未來的計劃。您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把華爲打造成今天的規模，有沒有計劃短期內退休？
任正非：這要看我的神經還是不是健全，還能不能做獨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發明長生不老藥，也許我等不到了。
36、阿爾瓊•卡帕爾：您未來遲早會退休的，現在已經制定好了繼任計劃嗎？
任正非：我們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達了公司將來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給你們。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於我來指定誰做接班人。不要擔心華爲沒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會接班。
37、阿爾瓊•卡帕爾：之前有人問您未來三十年之後，您對於華爲的願景是什麼，您當時的回覆是說兩三年看不清楚，怎麼看出二、三十年。還是想問一下，未來幾年這個行業會出現哪些大的技術發展？
任正非：我認爲最大的技術發展是人工智能的實驗和應用。公司發展的方向，一是把聯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連接的一部分；二是在邊緣計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對超級計算和中間計算這種大型計算我們不做，只做邊緣計算。另外，我們在存儲領域正在和很多廠家合作，也爭取做好。未來在邊緣計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儲器裏面，就是把存儲器做CPU裏面，這就改變了馮·諾依曼結構，存儲和計算合而爲一，這樣速度快。當然，大型設備中還是離不開計算、存儲等分開的結構的。再者，未來我們也爭取爲雲的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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