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聰　　我叫蔡聰，是一個視力殘障者。　　我10歲的時候因為藥物性青光眼，導致視神經萎縮，周圍所有的人都告訴我：你看不見了，那你這輩子基本上也就沒戲了。　　當時在我們那座小縣城裡，根本沒有盲校，我在醫治失敗的情況下，就一直在普通學校上學，隨班混著，直到2004年高中畢業。　　我本來想以工作人員為我讀題的方式參加高考，但因為沒有先例，被拒絕了。我這才著慌了，於是到處找，發現我們國家有一種專門針對盲人的特殊學校，雖然專業只有音樂和針灸推拿，但好歹是個大學，最後我終於考上了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針灸推拿系。　　來到學校，我第一次接觸到了這麼多盲人。這些同學都對我說，我們將來的出路就是去做按摩師。傳統的盲人三大行業是乞討、賣唱和算命，現在有了一個按摩的工作可以做，應該感到非常珍惜，並且應該為此非常努力。　　但是這件事讓我感到很彷徨，因為我在普通學校的時候和其他同學一樣，收過垃圾，開過小賣部，還做過社會調查，我覺得我們應該能夠做很多的事情。所以2010年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的絕大多數同學不管喜歡不喜歡，都選擇了做按摩師，而我最後左思右想回到家裡當了一個待業青年。　　我開始上網找工作，結果運氣比較好，碰上了我現在就職的「1+1」殘障人士公益組織在招聘廣播節目製作人。我瞭解到，他們是一批和我有一樣想法的視力殘障人士，所以大家聚集到一起，想看看我們的人生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我從做廣播開始，到現在做雜誌、做培訓，做很多我喜歡做的事情。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她也是一個視力殘障人士，視力和我差不多。我們2015年春節結婚，2016年春節之前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並且非常巧合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兒是同一天生日，還是同一種屬相。　　在這之前，我的父母和親朋好友一直為我擔心，怕我不能獨自生活。我父母甚至總在想，他們百年之後，誰來照顧我？但自從我參加工作以後，他們看我滿世界去出差，在北京獨自生活得挺滋潤，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他們放心了很多。　　然而，結婚以後，新的問題來了：我們要不要孩子？萬一孩子遺傳了視力殘障怎麼辦？　　對於這個問題，我和妻子也討論了很久。最終我們達成了一致的想法，我們希望在我們的生命裏，能有一個小生命和我們一起成長，至於孩子是否患有視力障礙，它不是決定性因素，它也不應該成為決定性因素。　　2014年年初的時候，我去美國百金斯盲校訪問。我瞭解到，目前在美國，盲人都是在普通學校裏上學，所以百金斯盲校更多是在做支持的工作。什麼叫支持的工作？就是如果我的家庭迎來了一個視力殘障的孩子，可能別的父母在研究怎麼樣給孩子買黑白卡片激發他的視力，百金斯盲校則會指導這個家庭用31種不同的氣味小瓶子去激發孩子的嗅覺，或者用其他不同的方法激發孩子的聽覺。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怎樣來看待視力障礙這件事情。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人生的一種徹底的失敗，就像當初我的視力越來越模糊的時候，所有人都對我說，現在你看不見了，所以你的人生沒有希望了，你完蛋了；　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把視力障礙當成就像有的孩子高有的孩子矮、有的孩子胖有的孩子瘦一樣，把它當成生命中的一種特點來看待的話，世界就完全不同了。我們周圍的人可以去支持、去幫助他，讓他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根據自己的情況自由發展，取得屬於自己的成功。　　這就是我在工作中在生活裏悟出來的一種看待人的生命價值的方式。我們不再把問題歸結到個人本身，傷殘不是缺陷，它只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個特點。如果我的孩子患有視力障礙，那麼我和我的妻子將以足夠的經驗去支持她，讓她能夠很好地在這個社會上發展。當然，我也希望我們的整個社會能夠轉變觀念，消除障礙，讓這些生來與眾不同的人也能發揮他們的特點，愉快而和諧地融入這個社會。　　（本報記者徐蓓整理，內容由「中國科普博覽、SELF格致論道講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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