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境內也有很多傳教士，他們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留下了一些日記、信件、書籍、圖片等資料，在這其中，有一部比較特殊的作品《中國革命1911：一位西方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鏡相》。

這種特殊性體現在：

一、《中國革命1911》是著名傳教士阿瑟•賈德森•布朗的作品，是布朗向西方普及中國政治環境的讀本。也就是說，這本書主要是給西方人看的，而如今來看，這部作品對中國的讀者也多有裨益：布朗對當時中國入木三分的認識讓人心驚，而我們對西方的瞭解又有多少呢？

布朗曾分別於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訪中國，寫下了17本調查日記，在辛亥革命爆發的第二年，即1912年，他就寫下了如今讀來仍讓我們反思的《中國革命1911》，“也許有人會驚訝於布朗獨到精準的眼光，因爲我們過去總是低估晚清時代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中國地域廣闊，社會民情更是複雜多變，讓一個語言不通的傳教士來瞭解清朝普通百姓的心理、和他們共情，辨明清政府的政策本意、官員的所作所爲，且對清朝的政局、中國人的國民性分析得入木三分，這是何等的學識功力？

這並不是對布朗的溢美之詞。書中的很多論斷，百年後的今天看來，也未曾落伍，比如他認爲“要了解氣勢恢宏的辛亥革命，不能簡單地羅列事件——這裏記述一場戰役，那裏描述一個正在燃燒的城市，在別處又呈現一場外交談判，這些羅列不能讓讀者瞭解辛亥革命的全貌。事件也許就它們本身來說很有意思，甚至令人震驚，但畢竟只是革命運動的伴生物而已。要想了解辛亥運動，僅僅關注報紙的報道，今天革命軍打到哪了，明天清政府的北洋軍又攻佔了哪個戰略要地，是不夠的。要了解這場革命，必須要了解中國人的性格、他們與世界的關係，考察埋藏在他們身上的引發這場起義的偉大力量。只有通過這樣的研究，我們才能體會這場革命真正的重要性，相對合理地預言它的結果，不過這樣做，可能需要打亂時間順序，以釐清革命的條理。”

在他看來起義本身並不重要，革命的原因和影響纔是值得探究的：清朝雖然被迫納入以西方文化爲中心的現代性進程中，但是中國內部的變化、矛盾纔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並沒有就個別事件進入深入回顧、分析，似乎每個事件只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深度不夠。但要知道，他是一名傳教士，《中國革命1911》面向的是對中國知之不多甚至一無所知的西方讀者，對於這些人來說只要通俗易懂、簡明扼要地介紹清楚事情就好，有態度、有觀點、有整體觀的作品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而對於清末新政，他認爲“激進的去東方化的改革，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整個國家當時還沒有準備好迎接如此顛覆性的改革，國民們對於這位年輕的清朝皇帝也沒有足夠的信心。”這是現代的普遍看法，但要知道這是1912年得出的結論，布朗的學問見識由此可見一斑！

二、布朗的關注點不在政治制度，他試圖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那段歷史。

書中有“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中國的蒸汽革命和商業革命”、“動盪的政治和外交格局”、“民智的開啓和教育的進步”、“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憲政發展和社會改良”、“新生中國的領導人——袁世凱和孫中山”等章節，在他看來，蒸汽動力和商業革命導致中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而教育和傳教事業的快速發展引發了社會思想激變，從而使得政局動盪不斷加劇，是一層層積累最終發展成燎原之勢的中國內部的問題最終引爆了革命。

仔細審視一下，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因爲一次偶然的爆炸，致使謀劃已久的革命不得不提前兩年引爆，而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革命黨人也沒有魄力擔任領導人，反而是逼迫清廷的官員黎元洪擔任都督。如果沒有之後的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獨立，這場起義在如今史書上會如何書寫將不得而知。畢竟，辛亥革命也不是武昌起義一次起義可以完結的。

如果要根究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恐怕要從鴉片戰爭後民智的開啓談起。布朗記述道：

“

西方教會在中國建立了2029所私立小學，1116所私立中學、大學，以及師範、醫學、技術和工業等專科學校。

”

“

我總結了一個名單，上面列舉着赴美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擔任的職務：在辛亥革命爆發前，他們當中有人擔任了清政府的內閣高官、地方的道臺，有人出任了駐英國、美國、德國、墨西哥、祕魯和西班牙的公使、參贊及總領事，有人擔任了諸如海關總稅務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鐵路的總工程師、設計師和總監，有人擔任了國家電報局的正職或副職主管、國際鴉片大會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監理、清廷陸海軍的各種要職以及其他許多要職”。這些記述不僅說明瞭教會在開啓民智初期的作用，也側面印證了布朗的“大歷史眼光”：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不僅僅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中國社會經歷的一段亙古未有之變的歷程。

”

三、這是一部外國人的“愛國主義”作品。

看過《中國革命1911》的人，會有同樣的感覺，這是一部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的作品，而且布朗對對中國人充滿了濃厚的感情。他在記錄這段歷史的同時，以相對客觀的態度分析了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讚揚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來，世界上有多少帝國崛起、繁盛、衰落，唯獨中國與世不爭，自給自足，懷抱着自己的理想，在前進的道路上披荊斬棘，獨享着東方中央帝國的尊號。……在洶湧澎湃的現代文明狂潮的衝擊之下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力量！”

對於西方國家的侵略行爲，他直接提出了批評，並未對之進行掩飾，比如他認爲“這些麻煩通常是由西方國家的商人和外交官挑起的，他們的政府希望把水攪渾再渾水摸魚，製造爭端，利用強大的國力優勢，攫取他們在領土和商業方面的利益。”“列強們對這個領土遼闊、孤獨無力的國家虎視眈眈……列強爭奪的不僅是中國的領土，還有在中國可以獲得的鉅額經濟利益……孱弱政府的糟糕財政狀況，讓列強可以打着防止本國經濟利益受損的旗號，干涉中國的內政。”

有些人認爲布朗對中國人的民族性過於推崇，忽略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這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紀，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存在着種種扭曲與誤解。這種“扭曲與誤解”在東西方的交流中製造了很多隔閡，布朗希望糾正這種錯誤的觀念。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在這個東方大國發生的任何政體變革，都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他認爲“中國發生辛亥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國覺醒了”，西方應該正視、尊重中國，從心理上接受中國的重新崛起。如今的中國，是不是也印證了布朗對西方世界的忠告？

四、這不是一部完全客觀的作品。

誠如編者按中所說，“作爲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布朗會不自覺地站在西方的角度爲基督教辯解，有很多片段論斷和敘述不夠準確。”

比如他認爲，“真正的傳教士不會跟隨領事和炮艦進入中國。只有強烈的利他慾望，能夠使他奉獻自己的生命。他無所依靠，只能依靠上帝。”我們知道，這並不是事實，如果不是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近代的傳教士是不可能迅速進入中國內地的，畢竟基督教的教義和中國的傳統觀念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基督教教義中有博愛、助人、奉獻、個人主義的精神，而中國人則存在“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利己觀念，且重視家庭與宗族關係。引發義和團運動的一系列教案事件，不僅是由中外觀念差異問題引發的，傳教士偏袒教衆、對清政府內政的干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布朗是一位傳教士，當然無法擺脫他的立場，不爲基督教做辯護和宣傳，但瑕不掩瑜，這部作品運用大量的一手資料及相關數據，對辛亥革命及當時的政治生態做了廣角度的審視，用“第三方”視角回顧和審視了辛亥革命，在衆多研究辛亥革命的作品中別具一格。

此外，本書的內容十分豐富，細節生動，給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至今也許是鮮爲人知的史料，比如，清政府立憲的提出和流產、禁菸運動、反對婦女裹足、剪掉辮子、司法程序及刑法改革中的具體情況，以及對馬禮遜、載灃、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的描述和評價等，值得一看。

《中國革命1911：一位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鏡像》

☆美國傳教士眼中的辛亥真相

☆深入剖析錯綜複雜的時局背景，全景再現辛亥前後社會百態

☆請世界理解一個重新崛起的中國

【美】阿瑟•賈德森•布朗 著

內容簡介

19世紀末20世紀初，延續了三百年的清王朝內憂外患，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有志之士呼籲改良，岌岌可危的局勢也急需一場大變革。

阿瑟•賈德森•布朗在辛亥革命爆發的次年寫就了本書，他嘗試從社會百態層面去解讀那段歷史，以便西方真正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

不同於臉譜化的敘述傾向，布朗博士用實地走訪的調查報告方式，帶我們回顧了那段被宏大敘事淹沒的辛亥革命。在他的筆下，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輪番登場，晚清民生百態詳盡而豐富，西方列強的惡行也有所披露，他用一些鮮爲人知的資料描摹了一個不同於我們想象的晚清。通過東西方文明對比，他認爲中國的改造只能通過中國內部的力量實現，請世界“理解一個重新崛起的中國”。

今日福利解鎖！

▼

《中國革命1911：一位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鏡像》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號系信息發佈平臺，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