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官泯 | 海德格爾、施特勞斯與希臘——我什麼還要研究希臘哲學？
海德格爾、施特勞斯與希臘
——我什麼還要研究希臘哲學？
本文原載《世界哲學》2009年第6期
我的講題是「施特勞斯學派與中國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它還有一個副題是：「我什麼還要研究希臘哲學？」在我看來，這並沒有跑題。六年前，正是受施特勞斯的影響，我開始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我為什麼還要做哲學？既然對我來說生活意義的確立更在於信仰而非哲學，那為什麼我還要做哲學？
第二，假如我信了基督教，我還能自稱是一個中國人嗎？既然中國文化信奉的天命根本不同於西方人信仰的人格化上帝，那信了上帝，還能說自己是中國人嗎？
六年來，這兩個問題一直與我的學習生活緊密相連，今天，我把這兩個問題在表面上合起來，取一個交集，由此而有這樣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便我要研究哲學，為什麼不研究中國哲學而要研究西方哲學，而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哲學就等於希臘哲學，於是，問題簡言之就是：我什麼還要研究希臘哲學？照說，作為一個中國人，研究自身、認識自身應該比研究別人更緊要，為什麼我還要立志研究希臘哲學，
何況這是一個中國人費盡畢生心血也未必能入其堂奧的難事。
對這一問題最有力然而也最可笑的反應，莫過於說：這是一個偽問題！西方哲學或者希臘哲學研究是一個專業，一個行當，所以從事它顯然是有意義的！不錯，然而，有意義的行當多的是，為什麼我偏偏要從事這個行當呢？它跟我的安身立命有什麼關係？
對一個哲人來說，他之安身立命的中心工作是認識自身。就對自身的意識與認識來說，人身總是處在縱橫時空兩條線組成的坐標中。從縱的維度說，為認識自身，他必須認識自身的傳統；從橫的維度說，為認識自身，他必須認識與自身相異的他者，中國人的這一他者就是西方人。希臘哲學正是西方人的認識之學。於是，我們便初步回答了為什麼要研究希臘哲學的問題：
認識他者是認識自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
為什麼要研究希臘哲學，也許還在於：甚至為了認識我們自身的傳統也必須研究希臘哲學。我認為，施特勞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一次關於存在主義的講演中的兩個說法都正確。
其一，說到海德格爾認為要超越理性主義的界限，西方必須向東方特別是中國學習，施特勞斯馬上加一句：「但是，中國正屈從於西方理性主義。」中國在屈從西方，這並非施特勞斯或者海德格爾的一個判斷或者洞見，超過一百年了，這是一個事實。一百多年來中國屈從於西方，與此相伴的是，不斷自覺地用西方的眼光來看待自身的傳統。
其二，說到海德格爾認為，必需有東西方的交會，施特勞斯說，對，不過在當今思想水準上，不可能有西方和東方的真正交會，當今的交會是「不論西方而且東方的最淺薄時期的最誇誇其談、最華而不實、最淺薄的代表們之間的交會」。
確實，超過一百年了，我們對自身傳統的認識，可能正是被一些縱不認識自身，橫不認識西方的叱吒風雲的淺人們的見識所左右，對自身傳統的不覺與不識使他們轉向西方，而對西方的不識反過來加深了對自身傳統的不覺不識。鈴是怎麼系的就需要怎麼解。既然一百多年來並且在可預見的將來，對西方的認識必然與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如影相隨，我們便首先必須消除百年來淺人們的西方認識對我們自身認識的支配；為贏回對自身傳統的真正認識，我們竟然首先需要真正認識西方。看來，我們整個的自身認識（ 不論是認識他者還是認識自身傳統
整個地正視西方，其必要性與可能性，都是海德格爾提出來的，施特勞斯在多個場合這樣說。 對西方文明危機的直覺和洞察，使海德格爾在自身的興趣和學識範圍內，把西方文明的整個核心，當作某種異在來進行審視。《存在與時間》的導論就向我們展示了海德格爾這一審視工作的概貌。
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給自己的哲學（形而上學）工作規定了雙重的任務，這任務處在「前科學的–科學的」以及「歷史的–現實的」這兩條經緯的交織之網中。哲學活動是從前科學的經驗上升到概念科學，而我們學習哲學時首先面對的則是已經概念化的科學。一方面，為找回哲學的原本活力，需要從原初的、前科學的存在經驗和理解出發，構造適當的本體論（存在論）科學，另一方面，這種合適的本體論科學構造工作看起來卻似乎是在反對通常的、健全的人類理智，因為，我們現在通常對存在的理解，本身已經是哲學史上各種以科學形態出現的存在論所塑造的結果，所以，一方面是從原初出發的建構，另一方面則是拆解哲學史，以便回到原初，這兩個工作一體兩面，相輔相成，這也構成了《存在與時間》寫作計劃的兩個部分。
我們還可以看到，無論是建構還是拆解的工作，希臘哲學特別是亞裏士多德哲學都處在覈心的位置。從原初經驗出發的建構開始於學習亞裏士多德，因為他的哲學是對原初經驗的第一次真正的科學化，對哲學史的拆解工作最終也要走向亞裏士多德，拆解不僅要顯明從亞裏士多德到康德的形而上學發展是一種「去掉了根源的」發展，而且要顯明康德存在論的根本方向仍然是希臘式的，顯明這去掉根源本不可免，這去掉根源的「根源就在古代存在論」，即在亞裏士多德身上，這就是說，亞裏士多德不僅是對原初經驗的第一次真正科學化，也是第一次科學地侷限化或歪曲化。
似乎可以並不誇張地說，對於早期海德格爾，學習哲學，就是學習亞裏士多德，儘管那意味著「爭論」和「創造性的佔有」。早期海德格爾把西方文化似乎當作某種異在進行的審視，並沒有在實際上藉助一個他者，他的審視主要是縱向的。從早期到後期，不論他的思想有多大變化，他本人並不承認在根本傾向上有改變。對西方文化的主流哲學史的反思，使他後來的尋思更深入，縱的方向上，追尋前經典希臘時代詩人們對存在的近乎神祕的經驗，與此相應，橫的方向也開始了，他試圖向東方、向中國學習，因為那種存在經驗在中國一直保持。
無論是雅可布·克萊因（Jacob Klein）還是列奧·施特勞斯，根據他們自己的供述，都是在早期海德格爾的直接影響下開始真正的哲學思想的，對於這一思想淵源，我們還沒有足夠重視。按施特勞斯的說法，海德格爾並非簡單地拒斥西方哲學傳統，而是把它整個連根拔起來進行審視，對於這一傳統，海德格爾第一次開啟了這一可能性：「觀審這傳統的諸根源，恰如它們自身所是的那樣」，從而可能去知道——而不是像如此之眾僅僅是相信——那些根源是唯一自然的也是健康的根源。施特勞斯還分析了海德格爾之所以如此無與倫比的外在原因：天主教學術背景使他知悉亞裏士多德的方式一開始就是前現代的，也反對把亞裏士多德現代化，但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又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不通過託馬斯·阿奎那來理解亞裏士多德，總之，他意圖把亞裏士多德連根挖起來，帶著無比的驚讚打量他。
於是，克萊因和施特勞斯領會了海德格爾並沒著意地開創的這一可能性：真正回歸到古代哲學，回到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哲學的可能性。施特勞斯並沒有過高估價海德格爾引發的回到希臘去的運動，這一回歸不是古典主義的帶著好古信念的回歸，不是德國新教哲學帶著自大體系的回顧研究，也不是浪漫主義的自身現代情感向古代的投射，確實，像施特勞斯說的，幾百年來，它是第一次真正的回歸。
的確，沒有海德格爾，很難想像我們今天在這裡正襟危坐，把獻身研究蝌蚪文的事業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正是在早期海德格爾的激發下，施特勞斯堅定地回到古希臘。施特勞斯和早期海德格爾表面的不同是，海德格爾早期回到亞裏士多德，施特勞斯則畢生回到柏拉圖。他們回歸的方式也有不同，海德格爾是相爭、徹底考問亞裏士多德、創造性佔有，在施特勞斯看來這最終仍然是現代立場，登峯造極的歷史主義。
施特勞斯則主張像柏拉圖自己理解自己一樣理解柏拉圖，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施特勞斯多次講過，這可絕非出於任何好古癖。就向希臘的回歸來講，施特勞斯似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海德格爾更徹底。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思想中有什麼猶太背景，在我看來，那就是，對猶太人所遭受的慘絕人寰的大燔祭的清醒認識，使施特勞斯明白，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偉大文明，在其根本的地方，很難（ 或者說根本不會
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來說明，為什麼施特勞斯早在50年代的「存在主義」講演中，就敏銳地抓住並精闢地總結了海德格爾的思想變化：在從結果出發對西方理性主義傳統整個地給出了一個否定的論斷之後，海德格爾傾向於向東方學習。如果說施特勞斯在言辭上對此持開放態度，他畢生的工作卻表明他對此持保留態度。針對海德格爾所揭示的西方理性主義（雅典）的危機，施特勞斯引入的是東方的耶路撒冷，然而，耶路撒冷是西方之中的東方，是西方內部的東方，藥方不太相同，診斷當然也不太相同，施特勞斯試圖修正海德格爾的西方危機觀，理性主義的危機是現代理性主義的危機，它背叛了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敉平了理性與啟示、理論與實踐、哲人與城邦之間的鴻溝，所以，對施特勞斯來說，為永葆西方文明的內在活力，首先需要在西方內部重啟古今之爭，就是要真正回到古代、回到古典的理性主義，而這意味著重新繃緊雅典和耶路撒冷（ 西方內部的西方與東方
可以說，施特勞斯和伽達默爾一樣，都是在海德格爾毀滅性地評判了西方文化之後，試圖挽救西方的真理和正當性，有趣的是，當他們開始其工作時，海德格爾思想的毀滅性還沒有顯示出來。總之，就向東方學習來講，施特勞斯似乎比海德格爾更保守。
簡要地清理過海德格爾–施特勞斯的思想淵源後，我們就能明白，正是現代性的命運及其帶來的深刻問題，迫使這兩位大哲整個地審視西方，而這總是意味著回到希臘，於是就有了從「如其自身地」理解希臘人到「如其理解自身一樣地」理解希臘人的不斷徹底化。有了對這問題意識的體會，我們便能理解，為什麼早期海德格爾對希臘經典的解讀征服了那麼多同樣年輕的思想家，也能理解：
為什麼施特勞斯使猶太裔的學生著迷？因其刻骨撕心的經驗和記憶逼迫其反思西方文明的祕密和血腥！
為什麼施特勞斯也抓住從戰場歸來的美國學生的靈魂？因為又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文明理想的動搖使其親身感受了西方的沒落！為什麼施特勞斯也受到當今政治保守主義者的推崇？因其在新世紀恢復羅馬帝國榮光的夢想迫使其深思文明的本性！同樣，為什麼施特勞斯能風靡重新崛起的中國？因為現代化和西化的大勢要求不願失去方向的我們正視他者、贏回自我的認同！
所以，對施特勞斯派卓有成效也最引起爭議的解經學原則與實踐，我今天有充分理由不置一詞（ 不用說，每一學派的主張在學術上都絕不會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今天立志研究希臘，是為了未來中西之間可能（ 或不可能
施特勞斯的學生潘格爾（Thomas L. Pangle），在他特為施特勞斯的一本論文與講演集《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再生》寫的中譯本前言中說，中西的交會當是一場「高貴的競爭」，至於在施特勞斯的激勵下開始研究希臘，研究整個西方的中國學人，雖然知道競爭是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卻並不認可並接受這場所謂「高貴的競爭」，
中國文化從來沒有、也不打算把「競爭」作為文化之間適當的交流方式，況且，中國人相信自己信奉的「天」比起西方人的「上帝」要無比地「高貴」
。200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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