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

要說賈誼志大才疏，那應該是輕視他的才華和成就了。賈誼是位出色的政論家，擅長政論文，評論時政樸實峻拔，議論酣暢。在他出任博士期間，每逢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他的突出才能和優異表現為時人讚歎，同時後代也評價他的文章標誌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了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就曾說，賈誼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要說他鬱郁不得志，事實也並非如此。賈誼少年得志，在其17歲時便因為擅長背誦詩書、寫得一手好文而聞名於當地，「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於是被河南郡守招致門下，非常器重他。後來，他的仕途之路又更進一步，漢文帝時，河南郡守升為廷尉，也舉薦了他，賈誼被漢文帝徵召，任博士。當時年僅21歲的他在博士中年紀最輕，可以說年輕英才。後又升遷為太中大夫，還做過漢文帝少子梁懷王的太傅。所以也曾被誇讚、賞識，不可說不得志。

只能說，他仕途沉浮，遭人排擠，人生之路比較坎坷。被漢文帝賞識時，他位至太中大夫，後來文帝想提拔他擔任公卿之職，遭到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馮敬等人的嫉妒，他們紛紛進言誹謗賈誼，說「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後受到周勃、灌嬰排擠後，被貶謫為了長沙王太傅。好不容易被召回長安，做了梁懷王太傅，結果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非常內疚，最後抑鬱而死。怪不得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寫了一篇合傳，並稱為「屈賈」。

蘇軾在《賈誼論》中評價道，賈誼雖然是「王者之佐」，可惜「不能自用其才也是」，並非是由於漢文帝不重用他，而是因為他自己不能輔佐漢文帝。另外，賈誼的問題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儘管志向遠大，但是凄涼狹小，蘇軾舉例道，賈誼路過湘水，寫下《吊屈原賦》，用以激勵自己，可是文字卻透露出悲傷、憤懣的情緒，他並不善於以樂觀的心態處在不利的環境中，最終自我摧毀，這也就是所謂的不善處窮，才能有餘、見識不足。

蘇軾這篇文章，主要評價的是賈誼為人處世的心態問題，像他這樣孤高自傲之人，一旦不被任用就再難振作起來，因此不僅國君需要謹慎對待他，他自己也應該謹慎對待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不是要否定賈誼的才華，因此「志大才疏」這個評價完全是偏離了主題，不如按照蘇軾的原文，評價他是「志大量小」更為合適。

能夠集中反映賈誼政治才華的作品當屬《治安策》，這是西漢初期最重要的一篇政論。例如，賈誼在《治安策》中直接警告當下需要提防同姓諸侯王勢力膨脹，是為 「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如果繼續放任這些諸侯坐大，則禍患近在眼前，解決之道 「莫若眾建諸侯以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圍小則亡邪心」。後面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以及武帝時期削弱諸侯王的種種策略，都證明賈誼的判斷準確。

賈誼不是志大才疏，也不是鬱郁不得志，只是生錯了時代。

一般人的印象之中，秦漢是兩個不同的朝代，但是實際上漢代開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面，都沒有辦法能夠拜託秦國的陰影。而且由於戰亂，很長的一段時間經濟疲軟。史記平準書裡面記載，皇帝都沒有辦法找到顏色相同的馬給自己駕車。皇帝如此，大臣和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就連在漢文帝時期都是存在的情況，這個時候提倡改革，在社會環境下是不允許的。

武帝時候，董仲舒提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賈誼的擴充或者重複，所以賈誼的才華是有目共睹的。

至於說賈誼寫文章顧影自憐是文人的通病。他少年得志，二十歲出頭就已經官至御史大夫，這不僅僅是才華橫溢，政治能力也是異於常人。一路順風順水遭受打擊自然會心情低落，抱怨很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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