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商榷的哲學命題
一個值得商榷的哲學命題
——關於「合規律與合目的」問題質疑
陳先達
2012-1-16 9:45:26 來源：《學術研究》(廣州)2009年8期第23～32，50頁
英文標題：A Query to the Problem of "According with the Law and According with the Purpose"
作者簡介：陳先達，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人類社會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提法值得商榷。社會發展有規律無目的；人的活動有目的但不一定合規律。歷史規律的自發性與人類活動的自覺性處於一種相互作用狀態。人類社會至今仍處在由必然向自由過渡的過程之中。科學發展觀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正在於它是人類以社會發展規律為依據對自己社會總體性發展和發展方向的自覺規劃。
關 鍵 詞：規律性/目的性/合規律與合目的/異化/自發性/自覺性/科學發展觀
中圖分類號 B03 文獻標識碼 A
人類社會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提法，似乎為一些哲學家認同並被寫進哲學論文或哲學教科書。這個命題把人類社會發展等同於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實際上規律的自發作用與人類活動的自覺性處於一種相互作用狀態。人類活動並沒有真正成為一種合規律合目的的活動，人類社會仍處在由必然向自由過渡的過程之中。
一、規律性與目的性
自然無目的，歷史也無目的。黑格爾在《小邏輯》關於目的性的論述中說過，「目的是被規定為主觀的」，「目的論的看法常基於一種善意的興趣，想要揭示出上帝的智慧特別啟示於自然中」。[1](P387、391)目的論往往引向神學決定論。自然目的論如此，社會發展目的論同樣如此。
歷史自身無目的，歷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動。人的目的性活動並不一定符合規律。在現實中人的活動破壞規律、違背規律的事極為常見。規律與目的分屬於兩個領域。規律屬於現實領域，具有客觀性；目的屬於屬人的活動領域，具有主體性。但在社會領域它們又是不可分的。沒有人的活動就不能形成和實現社會規律，可社會規律又不依實踐主體的目的為轉移。規律和目的是在社會自發因素和自覺因素相矛盾相交織過程中發揮各自作用的。
我們應該分清兩種目的：一種是個人活動的目的，一種是社會發展的目的。說社會發展合目的，實際上是把個人勞動或產品製作的目的當成社會發展的目的。人的勞動產品是人的目的的對象化和實現，人的個體實踐活動是有計劃有目的的過程。馬克思以建築工程師與蜜蜂對比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也就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哲學語言概括的兩種尺度問題。馬克思說動物只按自己那個種的尺度生產，而人按兩種尺度，即對象的尺度和自己內在的尺度生產，這表明個體的實踐活動及其產品是人的目的與對象規律相統一的實現。任何一個勞動產品包括藝術作品，都可以發現人(製作者)的目的，也可以發現對象的規律。一個不符合藝術規律的所謂藝術品不可能是真正的「藝術品」，藝術中的上品是藝術家個人構思與藝術規律的統一。建築中的里程碑式的建築物同樣如此，一個既不符合建築學規律包括力學規律，又不呈現建築師的獨特審美構思的建築物，既不美觀也不穩固。柳宗元的《梓人傳》為長安著名工匠立傳，講的就是建築規律與主體設計之間的關係。
人類社會發展則不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把兩種尺度的觀念用於社會發展。社會發展不是像藝術家構思藝術品或建築師繪製建築物的藍圖一樣，按照偉大理想家的目的和理想構建的。人類可以按照主體設計構建自己的勞動產品但不能按主體設計構建一個社會。西方一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為社會建構的烏託邦主義者，似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理想是按照主觀目的(圖紙)在建構未來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說過，「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P40)沒有任何科學社會主義者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看成是一項按預定圖紙施工的建築流程，像雕刻家製作雕像一樣。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按資產者的目的構建出來的。資本主義是在封建母胎中逐步孕育成熟的，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凡是在貨幣關係排擠了人身關係和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係就讓位於資產階級關係。」[3](P450)資產者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物又是資本主義關係產生的參與者。資產者之所以成為資本主義關係的參與者，是因為現實經濟關係的變化和對自身利益的直接追求。經濟必然性仍然是以一種隱藏在社會深處自發的盲目必然性在起作用。處於向資產者轉變中的農民和小生產者，他們直接追求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對利益的追求的目的性活動是自覺的，而完成客觀經濟開始成熟出現的歷史使命則是自發的。在這裡，規律的作用有點像黑格爾講的「理性的機巧」，它讓事物自身在相互作用中實現「自己的目的」。[1](P384)而在社會中，社會規律則通過人們對自身利益的直接追求間接實現規律的作用。
儘管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在理論上依據理性原則提出有關構建自由、民主、人權的社會理想。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都為他們憧憬的新社會做過某種設計，但並不知道那就是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不是啟蒙主義理想的實現，相反，啟蒙學者理想中的因素是新的經濟關係的某種映現。現實資本主義社會是按資本主義規律運行的，它的現實矛盾和狀況遠遠超出任何資產階級理論家和思想家們的主觀構建圖式。毫無疑問，啟蒙主義的理想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在思想上起了推動作用，但它首先是現實發展的結果，然後才成為推動現實發展的原因。
至於人的活動合規律說亦是極其粗糙和簡單化的說法。人們可以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實現規律的某種要求，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規律的作用，直接動力是利益的驅動；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人的活動常常違背規律並受到規律的懲罰。在社會發展中，規律的自發作用和各種偶然性的影響，人的宏偉目的和「遺恨江東」的非預期的結局相矛盾的情況極為常見。因此人的目的並不一定符合規律，而規律的作用也不會迎合人的目的。在自發性處於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兩合」常常會變成「兩不合」。
社會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它是在人類的行為中形成並由人的行為實現的規律。但不能由此得出社會本身沒有規律，而規律只是人的實踐規律，因而人的實踐活動「天然地」符合規律。其實，人的活動的目的不能等同於社會規律。列寧在批評波克丹諾夫時說過：「人們進行交往時，是作為有意識的生物進行的，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複雜的社會形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人們在交往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形成什麼樣的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又是按照什麼樣的規律發展的」。[4](P218)①社會規律是社會的規律，社會規律的載體是社會而非人。人，任何個體可以死亡，任何一代人可以逐漸為新一代人所取代。人由於自然死亡而不斷更新，但社會規律只能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而改變，而不會因為人的自然更新而發生根本性變化。沒有人，沒有人的實踐活動當然沒有社會規律，但社會規律並非人的行為的規律，而是存在於人的實踐中並決定人的實踐成敗的規律。人的行為要取得成功必須符合社會規律。可是人有目的的行為可能符合規律，也可能違背規律、破壞規律。人的實踐的正效應與負效應、成功與失敗，都是由人的活動與客觀規律相互關係的狀況決定的。
紙幣是印出來的，但貨幣的出現，由最初的以物易物，到鑄幣到紙幣，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在這方面，世界各國經歷了大體相同的歷史進程。紙幣是由國家印製、由法律維護、具有流通效用的憑證。人可以印刷紙幣，但沒有辦法印製貨幣流通規律。如果破壞貨幣流通規律，憑藉手中權力開通印鈔機，就會通貨膨脹，任憑你手握重權或有千軍萬馬或任何法律條文都無法改變這個貨幣流通規律。國民黨當年在大陸發行金元券、銀元券，普通老百姓都心知肚明其不能長久，稱之為「今年轉」、「明年轉」，結果國民黨轉到臺灣那個小島上去了。供過於求，商品跌價，求過於供，商品漲價，刺刀也難以制止。恩格斯曾說過「刺刀敵不過棉花」，就是這個意思。物品是生產出來的。在物品的對象化生產中，人的目的只能賦予物品以存在形式，但並沒有同時生產出以物為載體的社會規律。
不進行物質生產，當然沒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規律。但這個規律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社會結構自身發展的規律。在任何社會中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而要發展生產力，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這是任何社會都無法改變的，是任何當權者都無法改變的，而不管生產資料的佔有者是奴隸主、是地主還是資產者。當然，社會發展雖然有規律但它並不總是能被人類自覺意識到和主動運用。當人們沒有意識到客觀規律時，它的作用是盲目的，彷彿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發展處於自髮狀態；當人們能認識和運用規律性時，人們則從規律中獲得行動的自由。社會發展中自發因素的作用、社會發展中自發因素和自覺因素的關係，是歷史唯物主義必須重視、必須認真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歷史發展合目的的說法理論上難以成立。人的目的如此多樣，社會發展究竟符合誰的目的？社會發展的結果不是使每個兒童都滿意的聖誕老人。恩格斯的「合力」論對此有深度的論述。即使一定條件下符合規律的目的具有實現的可能性，但初始目的和最終實現的結果之間能否一致尚是未知之數。恩格斯在談到人與自然的關係時說過：「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5](P383)這種初始目的的實現和長遠後果之間的背離，在政治鬥爭中也是常見的。一種即使合乎規律的目的的實現，也是在各種力量鬥爭中、在失敗中、在不斷修改和校正自己的目的使其符合實際中逐步得到實現的。
人的能動作用不僅表現為制定目的，而且表現為在實現自己目的的過程中能不斷校正目的。凡是與客觀規律相悖的目的終究陷於失敗，即使有時可以取得一時的成功：歷史上得意於一時由於失道寡助而走向失敗的事例不勝枚舉；被意識到和被運用於人們行為中的規律就是自由，而這種自由的獲得可能會經過失敗、總結、修改目的等艱難反覆的過程。人們對自己社會行為規律及其長遠後果的認識比對自然的認識更為困難。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纔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的較遠的自然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5](P384)
歷史規律是大尺度的規律。每一次違背規律都會失敗：往上拋蘋果每一次都只能往下掉，決無例外；但逆潮流而動不見得時時陷於困境：二戰中，德國納粹和日本侵略者早期勢如狂飈的勝利就是如此。歷史規律是算總賬，它會在很長時期才會顯現客觀規律的作用。社會生活中並不是每件事每一次行動都受規律支配，但每次歷史大變動的最後結局總是體現規律的作用。在社會生活中，人類從不斷擴大對規律的認識和運用中獲得自由，使盲目的客觀必然性變為主體的自由。而這是包括不斷違背規律、破壞規律和受到規律報復的過程。人要經過不符合規律才能學會逐步掌握規律。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誰笑到最後」纔是真正的勝利者。
規律有局部規律與總體規律之分，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中都是如此。社會總體性規律，存在於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種矛盾，即人與自然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之中。生產力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而生產關係則是解決人與人的矛盾。這兩者不可分。它們之間的關係，構成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規律，成為支配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人們並不理解這個規律，但不能說它不存在、不發生作用。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崛起和衰敗，社會發展的速度、方向以及王朝的盛衰興亡，歸根到底都取決於這個規律的作用。它是任何社會歷史中長期自發地起作用的基本規律。
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當代。但「文化決定論」是沒有根據的。世界上曾經顯赫一時的文明的消失、一些民族輝煌文化發展的中斷和沒落，強大帝國的滅亡和新興帝國的崛起等等，其原因只歸結為其文化因素而不著眼於這個社會基本規律的作用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釋的。中國是文明古國，有幾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可是在鴉片戰爭後陷於被列強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處境，難道是文化的沒落嗎？不是，是西方工業生產方式戰勝農業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戰勝封建社會，是一種先進生產方式對落後生產方式的勝利。任何單純的文化評價和道德的譴責都是無濟於事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況。最根本的是因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主義上層建築與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相比有其優越性。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繼承與復興正是在新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才得以可能。
局部規律的認識屬於科學，而對人類自然和社會的總體性規律的認識屬於哲學。從人類實際歷史看，人類對局部規律性的認識和運用是人類實踐目的得以實現的根據。可從社會發展來說，它取決於對具有總體性的社會基本規律的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人類對社會總體性規律認識仍然是個盲區，因此人類對自己發展歷史的理解往往是唯心主義的，而且人類對自己的社會只是進行治理和管理，而不可能從整體上對社會發展的方向進行規劃。人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仍然是社會行動中的主體，而沒有成為規劃自己社會發展、掌握自己命運的自由主體。人逐步由社會行為主體變為社會發展命運的主體，意味著人類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我們在理論上一定要分清，社會發展合規律合目的與社會發展有規律和人的行為有目的，是兩種不同的提法。合規律合目的強調的是「兩合」，「兩合」說把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把主體目的實現可能性絕對化；社會發展有規律和人的行為有目強調的是「兩有」，強調人的實踐和認識活動是把客觀規律變為主體能掌握和運用的規律；把主體的有目的活動基於客觀規律才能變為合目的的活動。儘管人們的目的不一定都能實現，但「目的性」可以規劃人們的行為目標和激發人們的主動精神；不一定合規律，但客觀「規律」為人們目的的實現和校正提供客觀可能性和尺度，它終究會緩慢地、逐步地為人類所掌握。如果人類的活動既無存在於頭腦中的目的導向，又無可能為人類自覺運用的社會規律，那就不是人類社會，而是由生物本能支配的類似螞蟻和蜂羣的所謂動物「社會」。螞蟻和蜂羣的生存方式只能在借喻意義可稱之為「社會」，實際上它們是以「類」的方式生存的自然存在物。
二、規律的人化和異化
在中國長期的農業社會裡，規律的特點是規律的人化，而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裡則是規律的異化。
中國古代有「天人相分」和「天人交相勝」的觀點，認為「天道遠，人道邇，不相及也」，而且否認統治者的道德能改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規律。柳宗元在《天說》中明確反對天有意志可賞善罰惡：「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柳河東集·天說》)天人相分說強調的是天道與人道無關，規律外在於人，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這種觀點有其正確之處。
但在中國古代，佔主導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觀念。天道非外在於人，而是能為人的行為所感化，成為「人化規律」，從而使人的目的性與規律性通過人的道德行為找到一個連介面。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人類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與自然的適應關係，即有一定的局部性的規律性理解。如孟子說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可是包括孟子在內的儒家對人與自然總體關係的理解仍然具有天命論和道德論性質。當自然以具體物質形態存在成為人們的生活之源時，它是人們利用的對象，在農業生產中只要順應自然，就可實現自己的目的。可是，當自然成為有意志有決斷力主宰人間禍福休咎的無限的抽象存在物即「天」時，則是人們崇拜和敬畏的對象。在天的意志面前，人的目的是不足道的，能不能得到好的收成取決於天的意志——是否風調雨順。因此，崇天敬天成為農業社會的傳統。帝王每年要定時舉行盛大的祭天祭地的儀式；農民遇到久旱不雨就要拜天求雨。人可以靠祭天而感動天，表明「天道」是人化的，可以為人的祈求和善行而改變「天行有常」。
可以說，在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天人合一觀念既有消極的方面，又有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注重生態和自然的積極方面。而在社會領域中天人合一觀念則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具有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的性質。
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依據物質生產和政治實踐的經驗，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水可載舟、水可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類具有規律性的治國之道。重視生產，重視民生，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觀。但在社會生活領域特別是政治生活領域，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觀念。
封建社會不少思想家對王朝興亡沒有別的解釋，只能用虛構的五德始終，或天意或氣數來解釋，很少人認識到也不可能認識到其中存在深層的非意志所能改變的規律。但是他們在天意和人(統治者)的目的之間找到一條溝通的橋樑，這就是民心和道德。「天聽自我民聽」，「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順天意即順民心，順民心即順天意。順從天意必須重視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只要統治者實行德政，就可以「以德配天」。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儒家重視的是王道德政，看重統治者的道德，而非社會的客觀規律。只要統治者有德，「為政以德」，以德治天下，實行王道、仁政，就能長治久安。歷代君主對儲君的教育，任何忠臣對皇帝的進諫，都超不出仁政和德治的範圍。在中國，民本思想和德治思想與「天人合一」不可分。天不是高不可攀的，知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統治者可以通過順民心，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實行王道仁政，就可以化天道為人道。中國古代哲學利用天的權威來幹預世事，要統治者順從民意民心，積德修身，實行王道仁政，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算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種「理性機巧」吧！
在中國封建社會佔主導的觀念認為順民心和行德政可以知天，但生產關係的狹隘和剝削階級的本性，不可能在實踐中真正實行民本主義和德治仁政。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仍然為盲目的自發作用的規律所支配。沒有一個王朝的創立者不希望長治久安，天下永不易姓。封建社會中的王朝的衰亡、政權的更迭，都是違背統治者的願望的。可任何一個王朝的統治無不經過或長或短時期走向崩潰。每個王朝都有自己的末代皇帝。王朝歷史都是以雄壯史詩般的英雄創業開始，以亡國易姓的悲劇結束。「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式的王朝悽涼結束，在中國封建社會總是以不同形式反覆上演。
在中國封建社會王朝更替的背後是社會發展規律對君主的一種「懲罰」，它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統治者的失德行為對自己的懲罰：三代以好女色取禍，秦朝以暴虐致災，西漢自外戚失祚，而東漢因宦官專權傾國。王朝興亡，有史可鑒。每個新王朝都要為前朝修史，論前朝興亡治亂得失，以求本朝之興盛。因此偉大的歷史學家都不滿足於只是對歷史過程的描述，而是要對這種複雜過程的內在原因進行追問。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表達的就是這種願望。可沒有一個王朝能從前朝失敗中真正得到教訓，能基業永固，萬世一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一個王朝的統治者能實現自己的目的。
列寧曾摘錄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一段話：「各個民族及政府從來都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也從來沒有按照歷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訓進行活動」，並在邊注中寫上「注意」，稱讚道：「非常聰明」。[6](P349)黑格爾著重的是客觀歷史過程，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如此；歷史學家們資治通鑒式的史學研究著重的是經驗教訓，著重統治者的動機、意圖和治理方式。兩種著眼點各有其正確性。吸取歷史教訓肯定對約束統治者的行為和王朝的鞏固有利。每一個王朝的歷史長短不一，肯定與統治者的治理不可分，但無論王朝存在時間的長短，都不可能改變歷史發展興衰存亡的辯證規律。王朝興廢不能簡單歸結為帝王個人的道德品質或治國才能問題。雖然封建王權的衰落往往與帝王們腐化無能、政治腐敗、權臣誤國有關，但這種現象是社會矛盾積重難返在吏治、在當政者品格上的表現，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挽狂瀾於即倒。歷史的宿命或天意論是對歷史規律的一種神祕化的表達方式。
隱藏在歷史深處的起支配作用的規律，仍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規律，即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制約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過程，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每個時代政治和精神生活賴以確立的基礎。每個時代的人都必然受這個總規律支配，但究竟如何處理和調節自己面對的社會基本矛盾，情況和結果是各不相同的。
任何一個王朝的覆滅，政權易手，都是因為土地兼併和高度集中以及吏治腐敗，即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它表現為賦稅過重，生產凋敝，民怨沸騰，老百姓被迫騷亂、起義和奮起反抗。當政權易手，土地關係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統治者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政策，又暫時緩解原有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束縛，在新的政權下又開始新的矛盾運動。當社會基本矛盾由開始的被動適應，經過一定時期，隨著新的土地兼併和土地集中，剝削加重和政權腐敗的積重難返，這個王朝又走入窮途末路。任何一個王朝政權的發展都是由開始輕徭薄賦，與民休養，到苛捐雜稅，誅求無已。「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當百姓走投無路無法生存時，社會動蕩政權易手的時刻又開始到來。
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把王朝更替歸結為統治者的有德與失德，試圖把天命靡常變為有德者有天下的人化的道德規律，把天道變為人道，避免王朝的盛衰興廢，但沒有一個王朝是成功的。歷史不會俯就統治者長治久安和萬世一系的目的的，都會在社會矛盾積累到無法解決下走向改朝換代。沒有一個王朝能實現「萬世一系」的帝王夢。這種螺旋式的反覆實際上是以一種不自覺的方式，對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自發的被動適應。
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於封建社會，中國農業社會天人合一的觀念使規律與人合一，把規律的要求變為統治者自身的道德要求；而資本主義則不再用上天的意志，或氣數或命運來解釋社會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不再敬天畏天，而是大力改造自然，天人不是合一，而是主客二分。這對促進科學進步和生產發展是一種強大的動力。一個與自身合一的天(自然界)不可能成為認識對象，更不可能成為改造對象，只能成為尊敬的對象、畏懼的對象、聽命的對象。
但是在工業社會，當自然單純成為改造對象而失去「神性」，對它毫無敬畏之心，任意掠奪，自然規律就會作為一種異己力量與自身對立。馬克思稱這種情況為異化。異化表現為主體的目的與客觀規律的分離。規律的認識和利用要依靠科學與技術，似乎與人的道德水平無關。這種科技與人文的隔離，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往往只傾心於科學技術與自然規律的關係，發現自然界規律、應用自然規律，而抽象掉科學技術中的人文關懷。如果我們把中國農業社會在天人合一觀念框架內的規律稱為道德化的規律，那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規律可以稱為異化的規律。
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人們在生產中主動運用自然規律以發展生產。它不像農業生產方式下主要是消極順應自然而是著力改造自然，不是崇拜自然而是掠奪自然。它撕去了包裹自然的神學外衣，自然界也不再含情脈脈，也不再可敬可畏。毫無疑問，與工業發展相伴隨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但是由於改造自然的力量在強化，因而破壞自然的力量也在強化。生態問題的提出、環保問題的重要性成為人類社會繼續生存的大問題。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發展史，就是由主動運用自然規律到被規律報復和懲罰的歷史，就是由對規律的破壞，到不得不屈服於規律的壓力而試圖主動適應規律要求的歷史，目的與結果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資本主義社會並沒完全實現它無限迫使自然提供產品的目的，它的目的帶來了與原初目的相反的人類生態災難。人類從自然掠取的財富，又大量耗費在為拯救地球恢復生態平衡中，取自自然，還歸自然，甚至加倍奉還。能說這種發展合規律合目的嗎？它合乎資產者的目的(環保工業也是能帶來大量利潤的工業)，但違揹人類利益。
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具有對抗性質，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時刻在起作用。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然規律分門別類的認識達到很高的程度，各門科學和技術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然的利用和開發，但資本主義社會缺乏從總體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自覺哲學認識。它們把自然作為各門科學和技術改造的對象，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是局部的，從自然中獲得的自由也是有侷限的。從局部、從某一領域來說，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利用是有成效的、是自由的，達到直接運用科學技術提高生產率的目的；可從社會和人類總體上說是失利的、是不自由的，並未達到人類為自身建造一個更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目的。它符合局部的自然規律而違揹人與自然關係的總體性規律。不管資本主義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如何進步，仍然不可能擺脫自然規律對人的異化關係。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從對利潤追求而得到長足進步的技術和科學的發展中，直接感受到的是人性「惡」，即人的貪婪的力量。實際這種貪婪不能歸為人性而是資本的本性，它是一種客觀力量，而非主體的力量。雖然資本的佔有者是人，不是人賦予資本力量，而是資本賦予資本佔有者以力量。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是在一種異化力量即資本支配下發展的。資本為科學技術、為社會進步提供推動力量，可又是一種異化力量。競爭似乎是出於自由意志，實際上是資本逐利本性的驅使。在行動主體的目的背後是一種物化的力量。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本質上就是適應這種任由看不見的手支配的無計劃性的必然表現。
二戰以後，一些理論家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無危機的能自覺支配自己社會的發展階段。當前的金融危機演變成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它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金融行業仍然是處於缺乏監管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危機帶來的破壞，不符合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人的目的，也不符合溶入全球化經濟的所有人的目的，它是源自資本主義本性的一種具有規律性的自發力量。浮現在人們視角中的是資本主體自覺使盡詭計的貪婪行為，是監管缺失；從更深處看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本性高度膨脹下的一種必然性，它基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基本矛盾。資本的社會規律對於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是一種異己的力量，是各種危機的根源。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神奇地發展了社會的生產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它同自己所產生的社會生產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歷史今後只是對抗、危機、衝突和災難的歷史。結果，資本主義生產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純粹的暫時性。」[7](P443)資本主義的歷史和當代現實完全證實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不可能克服危機的預言。
正是由於客觀規律對人掠奪自然行為的懲罰，人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從規律的懲罰中尋求對客觀規律的自覺順應。20世紀下半葉，《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問世，敲響了生態惡化的警鐘。隨後西方關於發展的著作、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著作、關於生態倫理的著作，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表明人們從客觀規律的報復中，力圖使自己改造自然的行為合乎規律，從而使科學發展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的一個時代性課題。
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由於其社會制度性質，不可能從全球視角真正使自己的行為符合人與自然關係的總規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依靠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國內的環保，但它們以鄰為壑，把造成環境危害的工業和污染垃圾轉移到發展中或落後國家。這不是真正認識自然規律，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而是轉移矛盾，把違背自然規律的禍水引向世界，有的學者稱其為「生態帝國主義」。至於人與人的矛盾方面，它們採取一些福利政策來緩和人與人的矛盾，但貧富對立並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矛盾也不會因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消失。
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對抗性質，使它無法自覺規劃自己社會的發展和前途。不管資產階級理論家如何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如何反對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學說，但最終迫使資本主義注意生態和調整社會關係的仍然是這個基本規律的強製作用。資本主義社會彷彿在大海行船，它有舵手即政府，但沒有方向盤，即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能明確指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前途和方向。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今天的世界更像一架用自動駕駛儀操縱的飛機，速度連續不斷地加快，但沒有明確的目的地。」[8](P6)這段話形象地說明瞭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自發性。
當然，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論斷是資產階級斷斷不能接受的。無論西方如何關注發展問題，它都永遠說不出資本主義究竟向何處去，只能以歷史的終結自慰。這與其說是對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的答案，不如說是對不知道如何回答向何處去的一種搪塞。
不管所謂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如何「發達」，自然科學與技術如何日新月異，它的每一個行動如何具有自覺性，但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來說，仍然是自發性處於主導地位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處於異化狀態，無論就人與自然的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資產者及其政治代理人都不能說是自由的人，而是馬克思說的「偶然性的個人」，仍然處於客觀規律與人的行為對立的重壓之下。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規律及其結果，最終並不符合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目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客觀規律的懲罰作用而把它們拖向它們不願去的地方。現在西方頗為時興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第三條道路，就其歷史意義來說，就是對客觀規律懲罰作用的一種消極順從，企圖以這種消極順應擺脫資本主義的困境，這肯定是難以如願的。
三、作為科學發展觀依據的客觀規律
如果我們把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發展觀放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而不是僅限於從上個世紀生態惡化成為理論熱點角度來考察，將會使我們對科學發展觀的把握更具歷史感和現實感。
科學發展觀包括三個關鍵詞：發展、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發展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狀態。人類從原始社會到當代世界的歷史表明，社會是發展的。雖然就某一個國家而言，在發展中可能有停滯、有倒退、有中斷，發展從來不是直線的，但從人類社會歷史總體來看，社會是發展的，這是歷史規律。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發展稱之為自然歷史過程。
可持續發展不同於一般發展在於它使發展成為可持續的、符合當代人和子孫後代需要的發展，並要求人對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與自然的關係、生產和生態的關係積極幹預和自覺規劃。從人類社會產生起，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類並沒有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發性長期處於主導地位。自發性處於主導地位，就是規律的盲目作用處於主導地位，必然性與自由處於矛盾狀態。提出可持續發展是西方學者的一大貢獻。可是西方學者的可持續發展觀是片面的、有侷限的，它著重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對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矛盾，對人類生存的「社會生態」並不予以重視。這種可持續發展仍然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並沒有把可持續發展建立在社會生產關係的改造上，建立在確立以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利益為目的的發展上。它把可持續問題純粹變為一個資源問題、環保問題，把人的發展、人與人的關係的發展放在可持續發展範圍之外。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已經超出了單純的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範圍。它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首要目的，把發展的自發性轉變為自覺性，局部性發展轉向社會總體發展，從非科學發展轉向科學發展的一次變革，是人類走向自覺規劃自己整體社會發展方向的理論和實踐的里程碑。
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改變了以往社會自發性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狀況，最充分地體現了社會發展活動的自覺性。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了一切舊的生產和交往的關係的基礎，並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產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2](P79)由自發性處於主導地位到自覺性處於主導地位，這是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它的社會主義階段在內的社會形態不同於以往社會的特點。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實踐，既不同於中國傳統天人合一觀念把規律道德化，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的異化，而是以社會客觀規律作為引導社會發展的依據。沒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性的認識，科學發展觀是不可能建立的。
人的認識都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條件達到什麼水平，認識才能達到什麼水平。我們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從整體規劃社會發展並實現自己的目的，仍然需要在實踐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與時俱進，校正原有的目的和計劃。我們不可能詳盡地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全部規律，因而科學發展是一個動態概念，是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對社會發展目的和計劃進行校正和調控的過程。科學發展觀的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價值在於，它為我們掌握規律性，提高發展的自覺性，減少盲目性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原則。
從社會形態更替來看，在人類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不能說它的發展是合規律合目的的過程，而是社會發展規律的自發作用與人類活動的自覺性相互矛盾與交互作用的過程。當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變為一種制度化的存在，就為有可能把由於規律盲目作用而產生的社會自發發展，轉變為建立在把握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的自覺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為科學規劃自身社會發展提供可能性。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自發性仍然在起作用，這就是規律的盲目作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違背規律同樣會遭受懲罰。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就是一個嚴重教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70年後解體，資本主義復闢。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目的並沒有實現，無數先烈為之奮鬥的目的並沒有實現。蘇聯社會發展的結果與它的締造者和建設者的目的相反，原因是多方面的。蘇聯70年後的解體與列寧和斯大林的最初目的並無直接因果關係，而是在70年歷史過程中隨著條件變化而產生的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當然歷史的成果並不會化為虛無。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締造者的原初目的沒有實現，但他們的努力創造並沒有白費。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在它的內在矛盾和內外反對勢力協同下終於陷於失敗，但與社會生產力不可分的科學與文化成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當代俄羅斯科學和文化的發展水平，以及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仍然是蘇聯社會主義時期創造的歷史遺產。歷史發展最容易改變的是社會生產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而已經獲得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成果會作為歷史的積累而存在。這個規律同樣說明，中國封建社會儘管王朝不斷改姓，但文化的積累並未中斷，它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
中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在失敗和錯誤中摸索的過程。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根據中國的經驗不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應該「走自己的路」、關於正確處理十大關係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於商品生產、關於價值法則、關於市場等等的論述都是自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表現，但囿於時代和歷史條件，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並沒有作為時代課題擺在人們面前。毛澤東曾指出：「我們對規律性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完善的」，[9](P144)「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10](P198)的確，社會主義建設由於違背規律而受懲罰，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十年「文革」中的錯誤都表現了這種盲目性。這表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少領域我們還在摸索，甚至可以說是處於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之中。失敗和挫折教育了我們，任何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規律，置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狀況不顧的政策和措施，其結果都會事與願違。社會主義社會同樣應該按規律辦事。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賦予領導者的「目的」和「理想」以超越客觀規律的權力。目的並非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目的性要與規律性相符合，而規律是在實踐中逐步被認識的。我們不可能強迫規律服從目的，我們要根據規律制定目的和校正目的。這就是在處理客觀規律與主體活動目的關係中的解放思想與實事求相結合的原則。
60年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整體。前30年的成就和教訓，為後30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前提和問題。改革開放政策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但我們同樣需要積累經驗和減少盲目性。我們要在較短時期內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雙重任務，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增長方式粗放的矛盾，以及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同樣嚴重困擾著我們。這表明我們在人與自然關係問題上也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報復；與此同時，在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上人民內部矛盾日漸凸顯，成為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隱患」。如何科學地、有計劃地規劃社會主義社會的整體發展，是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亟需解決的大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可持續、協調、平衡發展，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更臻成熟。
人要在社會活動中變為自由活動的主體，是一個很困難的歷程。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否科學地規劃發展，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說過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問題，但它是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並以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為前提的。我們國家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由於多種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樣性，以及城鄉差別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況，要科學規劃社會發展並實踐科學發展仍然任重而道遠。
科學規劃社會整體的發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平衡與協調，必然要求強化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而國家職能的過度強化又可能妨礙社會的科學發展。這是一個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大問題。而且如何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持不變與多種經濟同時發展，特別是當中國經濟溶入全球經濟，充分考慮國際環境變數對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包括各種不可預測的偶然的突發因素的幹擾，都關係到能否自覺掌握自己的命運、發展方向和前途的問題。這需要具備有極大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執政能力。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把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的整體發展掌握在自己手裡。人類社會發展由以往「天」支配，異化的規律支配，到由人類自己規劃自己的社會發展，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轉折。
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觀點，要真正使人與自然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得到徹底解決，真正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必須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最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曾講到，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揚棄私有制以後，人與自然的對抗矛盾、人與社會的對抗矛盾就會得到解決。當然這不是說，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就是無矛盾的社會。列寧在論述關於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問題說過，在共產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由於追求經濟效益而破壞自然，由於掠奪式生產而導致自然生態惡化的矛盾可以解決；由於物質佔有關係和利益分配關係而產生的人與人的對抗矛盾可以解決。但是人類在新的社會發展水平上會產生新的矛盾，從本質上說，這種矛盾完全不同於階級社會、也不同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矛盾。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上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人與自然矛盾和人與社會矛盾徹底解決時的產物，這裡的「矛盾」是有特殊含義的，指的就是與所有制關係、分配關係相聯繫的那種矛盾，以及以錯誤發展觀指導違背客觀規律而造成的矛盾，而不是泛指消除一切矛盾。無矛盾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至於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同樣有它的特定內涵和語境。前社會主義時期那種受制於異化規律的狀態會消除，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社會中那樣的異化，而是隨著私有制的揚棄，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異化同樣得到揚棄。從人類社會發展來說，社會主義社會為人類社會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的可能性和現實性開闢了極大空間。客觀規律的自發作用或是說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人的活動自覺性與目的性之間的脫節和矛盾狀況會得到改善。
共產黨人的任務和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我們無法預言共產主義社會和後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狀態，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空想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人類永遠達不到主體的目的與客觀規律完全一致的絕對自由狀態。世界是無限的，社會發展是永無止境的。在新的社會實踐中仍然有新的規律有待不同時代的人們去認識，當未認識之前，規律的盲目作用仍然會存在、自發性仍然會存在。因此，人類的認識永遠不會停滯，永遠不會終結，總要有新的進步，總要有新的發展、新的發現。企圖從社會發展中絕對清除自發性因素，一切都變為自覺，除非人是上帝。可是人永遠是人，不是上帝。
與其說社會發展合規律合目的，不如說社會發展有規律、人的活動有目的。社會發展是人類活動不斷減少自發性增強自覺性，減少盲目性增強規律性的過程，是把客觀規律轉變為主體自由的過程。這個過程永無止境。人類根據對規律的新認識，調整目的，使主體目的符合規律，而永遠不可能強迫規律迎合人的目的。「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固然是錯誤的，但現在流行的「心想事成」、「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思想有多遠我們就可以走多遠」之類的口號，也只能是商業廣告而不是正確的哲學命題。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所要堅持的是，在目的和目的的實現中逐步消除目的的主觀性，追求人的活動目的性與客觀規律性的動態統一：在對規律的認識和運用中實現目的，在目的的制定和實現中體現規律。
注釋：
①普列漢諾夫在《論一元歷史觀的發展問題》中曾以羅馬為例說，「富裕的羅馬公民購買了貧苦農民的土地。他們中間每個人都知道，由於他們的活動，某個張三和李四會變成沒有土地的無產者。但是他們中間誰曾經預見過，大地產會毀滅共和國，而隨之還會毀滅義大利？他們中間誰曾經意識到、誰能夠意識到自己發財慾望的歷史後果？沒有人能夠，沒有人意識到。而事實上結果是：由於大地產，共和國和義大利都毀滅了。」「從單個人的人們自覺的自由的行動中必然產生出他們意料不到、不曾預見的，涉及整個社會即影響同一些人們相互關係總和的後果。這樣一來我們就從自由領域轉入必然性領域」。(王蔭庭：《普列漢諾夫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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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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