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晚开店的原因，并不像电视剧「深夜食堂」里演的那般浪漫，而是因为老板娘总是流连在柏青哥店而忘了时间。

因为老板娘太沉迷小钢珠，每次开店的时间都不一定，我和萌姊也吃过几次闭门羹。

久而久之我们学乖了，每次出门前必定先打电话到店里确认，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老板娘的声音才放心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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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第一次到店里，是在刚到日本没多久之后。

那时日文还不太会说，连去个居酒屋都会紧张。好在萌姊早已知会老板娘我是台湾人，才省去了解释来龙去脉的过程。(例如：欸~你是台湾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你日文真好~(其实一点都不好))

萌姊都管老板娘叫お母さん(okaasan/妈妈)。

进了店，お母さん招呼我们到吧台的位置，因为这样才可以一边做菜一边跟我们聊天。

店里虽然只有两组客人，但因为没有其他员工，お母さん还是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

吧台旁的老旧书柜上摆著一台电视，正在播著日本职棒软银队的比赛。我和萌姊一边喝著啤酒，一边为软银敲出安打的球员喝采。

突然お母さん出现在我们身边，手里拿著好几本职棒的杂志，自豪地说自己是个资深的棒球迷，然后问我：「你是软银的球迷吗？」

还没等我回答，厨房里的平底锅传来滋滋的声响，お母さん又急忙跑回她的「办公室」里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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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另外一组客人离开后，お母さん才真正有空闲与我们好好聊天。

「我煮的菜好吃吗？那个生牛肝你敢吃喔？你们台湾人吃生牛肝吗？」お母さん很少遇到外国人来店里，很好奇自己的菜合不合我的胃口。

「很好吃。」这可不是客套话。
「生牛肝我第一次吃，口感很新奇，我觉得很好吃。」

「ㄏㄟˊ~~~ 外国人敢吃这个喔，真厉害。」

我们又闲聊了一阵。
突然，お母さん好像想到了什么。

「对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她在电视下旧书柜的抽屉里，翻出了几张泛黄的信纸和一个信封。

「你看，台湾的户口誊本，还有从台湾寄来的信。」她熟练地摊开信纸，指著信末的人名与信封上的地址给我们看。

 

「我的父亲在战争(二战)的时候，在台湾住过一阵子。」她接著说。
「他和一个台湾女人生了一个小孩，可不到一年战争就结束了，父亲只身回到日本，从此没有机会再到台湾，也与他们断了联系。后来父亲和我母亲结了婚，生下了我和兄弟姊妹们。这封信是1950年左右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面还附著一张户口誊本。」

我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的信纸，以为自己在看什么电影还是时代剧。

户口誊本上还印著我最熟悉的地名，「新竹县横山乡」，只不过那已是快七十年前的地址了。

「我父亲去年走了。」お母さん继续说著。
「我以前都没有特别想过他们，可是当父亲走了以后，我突然很想知道他们这一生过得怎样。」

「嗯。」我点头。

「毕竟那个小孩是我同父异母的姊姊嘛。」
お母さん说完这句话便沉默不语。

大伙很有默契地转头看著电视中软银队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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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敲门声打破了沉默。

「您好，车来了!」原来是刚才打电话叫的计程车已经到了。

「走吧。」萌姊说。

临走前，我和お母さん照了张相。
「我可以把这些信也拍起来吗？」我问。
「可以啊。」お母さん说。

拍完了相片，お母さん送我们到门口。
我回头问她，「お母さん，需要我帮你找他们吗？等我回台湾可以想办法问问。」
「我再想一下吧。」她说。
「好，决定了再跟我联络。」

说完，我与萌姊便上了车，お母さん挥手向我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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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车缓缓启动，小镇的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

在车上，我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渐渐远去的小店，发现お母さん依然站在原地目送著我们。

等到居酒屋消失在夜色之中，我才突然意识到，お母さん一直把这封信保存在吧台旁放著电视的书柜里，一个她随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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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晚，在北九州市郊区一个名叫折尾的乡下地方，飘散著一丝与台湾之间若有似无的回忆。

如同お母さん居酒屋的招牌上那盏微弱的灯光，在夜空中安静地发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