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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貴州省印發公務活動全面禁酒的規定，自9月1日起，全省範圍內的公務活動，禁止提供任何酒類，包括私人自帶的酒類。重大外事活動和招商引資活動，確需提供酒類和飲酒的，須按一事一購買、一事一審批的原則，由承辦單位報分管該單位或該項工作的負責同志審批，同時報同級紀委備案。

看意思，公務員們在上班時間喝個小酒兒，已是難上加難。以至於有人稱它為史上最嚴戒酒令。

說是比較嚴格的戒酒令，成立；說是史上最嚴戒酒令，則要打個問號了。

中國最早的戒酒，肇端於夏朝的奠基者大禹。中國最早的釀酒師，儀狄與杜康，都是禹的臣屬。《戰國策·魏策二》里有個故事：「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不服不行啥。也就是大禹這樣的先賢聖王，才有這樣的清醒與剋制：女兒專門讓儀狄給他釀的美酒，他一飲，就知道這種東西太美了，得防，於是，馬上給自己戒酒，並且疏遠了會釀酒的人，同時提醒大家，後世肯定會有以酒亡國者。

這是預言呢，還是惡讖呢？

似乎是為了給先祖做人證似的，夏桀「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什麼叫牛飲？就是用繩子拴住脖子，讓朝臣栽到酒池裡，喝成老母豬，不抬頭，所以溺死幾個，也不算奇怪。沒有溺死的，「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湯滅夏之後，首先警惕的也是酒。商湯將毀家禍國的惡行歸納為「三風十愆」，說：「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這其中，「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毫無節制地飲酒作樂，乃三風中的第一風，巫風。不管哪一種，不僅卿士和邦君自身必須堅拒之，身邊臣屬也應時時對上級領導進行匡正：「臣下不匡，其刑墨!」一句話，下屬阻攔不住領導，臉上得刺字。

問題是下屬攔得住么？商的末代君主紂又恢復了桀的酒性：「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除此之外，商紂王本人還創造了連飲七天七夜的吉尼斯紀錄。

周代商，肯定要總結夏商，特別是商的亡國教訓。不用說，酒還是罪魁禍首。於是，史上第一份戒酒令，周公的《酒誥》出籠了——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地，以管理那裡的商朝遺民。因擔心商朝舊地復燃飲酒之風，周公特地製作了《酒誥》。

在酒誥里，周公先是抬出文王，申明了文王對酒的態度。周文王常常從早到晚，不厭其煩地告誡大家：「無彝酒!」也就是不許經常飲酒！什麼時候能飲呢？「飲惟祀」，也就是祭祀的時候才能喝點。而且喝時還得注意酒德：「德將無醉!」除了不醉，還得境界升華：「惟土物愛」，農夫們粒粒皆辛苦，你喝下的每口酒都是糧食釀的，來之不易，應該喝出惜物愛民之心。

周公還抬出了上帝。如果我們以德治國，上帝在天上都能聞到馨香的德氣；如果我們天天喝酒，上帝只能聞到酒臭，「故天降喪於殷」。為此周公規定，文王的規則還得繼續執行，並且加大藥量，用周公的話，叫「剛制於酒」，相當於現在所謂的「一票否決」或「踩紅線」吧。周公最痛恨的是「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意思是，一旦有聚眾飲酒者，一個都不能少，把他們全逮了送我這裡，由我來殺掉他們。這個規定夠嚇人了。不過，它本意是針對周王室子孫與官員的。對於民眾，周公還是相對寬容的。殷商舊臣與手工業者，可以飲酒，飲得過份了，先教育，教育不過來，再殺不遲。農民盡職於王事，孝敬父母，農事完畢後，趕著牛車外出經商，獲得一定的收益之後，也可以弄點小酒喝喝。

問題是，飲酒亡國論也就是夏商周三代。隨著歷史的發展，也嚇不住後世的君們了。齊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手下為了阻止他再飲，拿生命跟他懟：如果你還想喝，請賜我死。景帝乃止。前秦王苻生，動不動整月昏醉中，朝臣朔望兩日上朝，都見不到他。北周宣帝宇文贇，革命小酒天天喝，「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趙國的創始人「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對身邊的人說：「我真是牛逼哈！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卻一點事沒有。」優莫說：「您還應該努力呀！再有兩天就跟紂王一樣了。紂王喝酒取樂達七天七夜，你這才五天五夜，還差點火候呢。」趙襄子還不算太醉，對優莫說：「既然如此，那我也要滅亡了吧？」優莫說：「放心，不會滅亡。」襄子說：「還差紂兩天，不滅亡還等什麼呢？」優莫說：「桀紂之所以滅亡，是因為遇上了湯武，現在天下都是桀一樣的人，而您是紂一樣的人。桀與紂並存，誰滅誰呢？不過，也夠危險了。」

優莫這默幽的，笑死人。其實，三代之後，飲酒敗國已經嚇不住人了，但酒可以敗政。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酒更多的成為經濟問題，一方面糧食本就不夠吃，再用它釀酒，太奢侈了；另一方面，不管是普通營生，還是奢侈品經營，它還牽涉到贏利與稅收問題。所以每朝每代的禁酒政策，都有因地因時因人的性質，既有天災人禍忌日節日之臨時性，又有帝王個人偏好與個人認識問題，當然，還有根據社會情況，隨時調整性的。

就政策本身來講，大致可以分為這麼幾種：絕對禁酒、局部禁酒、臨時性禁酒、禁私酒、加重稅、國家專賣等。

絕對禁酒做不到，後面的幾種，倒是屢見不鮮。

商鞅，第一個對酒徵收專稅、重稅，稅比成本高出十倍。一般百姓根本喝不起。酒變成了奢侈品。

秦始皇平時嚴控，且禁農民釀酒，「有不從者有罪」。但是國家有吉慶喜事時大家可以「歡樂大飲酒」。

漢武帝自己好酒，並且行舟於秦始皇的酒池中，找了三千人做牛飲狀，供自己觀摩取樂，但他還是頒布了嚴禁群飲的律令：「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此外，他還實行酒的生產和流通全由官方控制的「榷酒」，酒類由政府專賣。

曹操也喜歡喝小酒，「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簡直成了他的標配，但正是他向漢獻帝「表奏酒禁」。當然他的初衷是節約糧食，用于軍需，政風還在其次。同樣為了節約糧食，用于軍需的，是蜀主劉備，他規定，凡私人釀酒、售酒或家藏酒具不上交者一律處死。

《三國志·簡雍傳》里有一則關於劉備禁酒的故事：「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劉備)游觀，見一男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慾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這則故事太有意思了。

其一，簡雍夠智慧，居然拿男人有男根，與蜀民有釀具作類比。有釀具就是釀酒罪了，那有男根者，當是有行淫罪了？連劉備都覺得這樣做有些荒唐了。

其二，家藏酒具雖然可以不處死了，但是，釀酒、售酒依然是一律處死。可見劉備的禁酒令之酷。當然他的禁酒更多的是因了他的農耕時代的軍事之大計。

隋朝楊堅作為開國之君，「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唐朝時，遇到皇帝駕崩、皇后去世一律不準飲酒，否則釀酒者、賣酒者、飲酒者皆被斬。宋太祖時期，詔令全國鄉村，「少年無賴輩相聚飲酒者，鄰里共捕之」。元世祖忽必烈也曾嚴令禁酒，並規定有私下釀酒的人，財產子女收歸官有，犯人要罰服役。明太祖朱元璋他起兵抗元時，發布禁酒令，下令不準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剛坐上龍椅時，令太原不要再進葡萄酒，說「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西域酋長來獻葡萄酒，再次諭曰：「何用此以勞民。」可是坐江山久了，又令工部造大樓設酒肆於其間，詔賜文武百官宴飲，「養民」、「勞民」啥的，也不考慮了。

真正對酒進行考慮的，是乾隆。清朝是中國人口大爆炸時代，所以乾隆憂心的是生齒日增，而土地無增的問題。為此他先後下了八道諭旨，要求禁酒。理由是：一是燒鍋(釀酒)耗費糧食最甚，二是百姓縱酒貪杯有傷風化，三是燒鍋之禁並非一時權宜之計，而是解民憂固邦本的長久之策，四是北方諸省燒鍋尤盛，當嚴禁之，五是嚴行禁酒不容置疑，堅定不移……乾隆的這場禁酒運動規模大、範圍廣、時間長，標誌著古代中國的禁酒政策由此前的臨時性舉措，變為一項後世嚴格的成文法規，被人視作中國禁酒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當然，質疑的聲音也不是沒有。典型代表是刑部尚書孫家淦。孫的意見：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禁酒，事實上是禁不絕的；酒禁止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立法不可不慎，如果禁酒過嚴，有錢人不敢買酒，窮人的糧食也無法賣出去……乾隆多英明哈，最後給的結論是：「應令各於本省，因時制宜，實令奉行，以觀成效」。

站在文明與人性的角度，酒實在是個好東西。李白斗酒詩百篇，「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呢。所以，酒根本杜絕不了，能做的，就是「度數」的問題。所以有人提出「君子可以宴，可以酒，不可以沉，不可以酗。」

時至今天，君子之類，只能是提倡。民間百姓飲酒，你也只能從飲酒傷身出發，或者從社會管理與社會治安出發，就是喝酒敗德，傳說中的你瞅我幹啥，我就瞅你了，然後引起打架鬥毆與民事糾紛啥的。當然，酒後開車，危害公共安全了，我們開始嚴格執法了。甚至，民風裡面的勸酒惡習，法律也開始介入了，勸酒勸出人命的，都要各負其責。但是，民眾最在意的，還是公務飲酒之惡習。所以，貴州的戒酒令，雖然很難說是史上最嚴，但是，對公務人員越來越嚴，怎麼著也是政治文明之進步。倒應了清代學者張潮的那個觀點：嗜酒就不要做官，做官就不要嗜酒。

歷史走到今天，其實很多公務員也很煩喝酒，酒風剎不住，擋不住，也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康，政府真嚴戒，他們反而解脫了。走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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