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8/本文发表于台大妇女研究室<<妇研纵横>>102期

镜子里面到底可以传出什么声音呢？或是直视镜子的我们会看见、可以看见怎样的容颜？除了格林童话里面最知名的<<白雪公主>>中的魔镜可以与皇后产生对话外，镜子到底能传递出什么声音与影像？

2014年的初冬时分，台北城某个特别的地下室空间里，悄悄地展开了一场极为罕见的艺术展演，参展者虽有部分是专业艺术家、艺术行政、剧团导演与作家，但近乎一半的参展人均非艺术领域出身，然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分—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女儿，是这样的一种特殊境遇的身分把这七位参展人在茫茫人海中拉在一起，带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历史与艺术视野。

这场特殊的展演--「乔。伊拉克希的镜花园」（Joy Luck’s Mirror Garden）命名来自于经典电影<<喜福会>>的译音。既然来自于<<喜福会>>，自然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展演中处处充斥著母女情结、关系情结的试图阐述，以及身为白色恐怖受难者女儿所承受的国家暴力之阴霾与影响。这样复杂的身分所聚集而成的展出，不只罕见，其实是台湾历史上头一回以受难者女儿的面向自我揭露于世。尤其，这是一次自我的展演，无关乎政府的希望与企图，也无碍于民间团体对于白色恐怖的各种解读，这就是一场以女性为主体，以自我揭露为手段试图走向自我疗愈，甚或是提供白色恐怖历史一片一直被忽略与遗忘的拼图。

白色恐怖不单只有影响到受难者，还有许多周边的人事物，整个社会的噤声肃杀氛围恐怕是已届不惑以上的人记忆中相当鲜明的图像，那么，身为受难者家属又如何可能自绝于外呢？更多的是不能说不敢说，甚或是被忽略的一群。于是这些受难者的女儿们到底是如何在苦难时独撑，在民主时被遗忘的情况下成长至今？况且在约莫一半的参展人皆非艺术领域出身的状况下，愿意创作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共同展出又是什么样的机缘？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场展演中，不只第二代凭借著作品开始说话，也有第三代的参与，如扬碧的女儿陈玫君一起制作素材、蔡海如的儿子贡献了自己的家具、郎亚玲的女儿刘小菲与母亲共同主演开幕剧还有施又熙的女儿王芃一起创作完整了现场作品。

展演开幕当天的座谈会聚集了策展人艺术家蔡海如（蔡意诚之女）、参展人董芳兰（董登源之女）、剧团导演郎亚玲（郎俊之女）、本次展览担任国际公关王瑜君（王春长之女）、作家施又熙（施明德之女）、代表杨碧（杨逵之女）前来的女儿陈玫君、未参加展出的林由里（林恩魁之女）以及第三代女儿刘小菲（郎亚玲之女）、王芃（施又熙之女）、杨翠（董芳兰之女）甚至也有第四代的到场如杨翠之子魏扬等，在这样丰富的与谈人名单中，我们听见许多有意义的对话。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颠扑前进，我们总是努力地找寻著让自己仍然可以生存下去的勇气，有时候是一种心境、有时候是借由艺术与文学创作或各种生活的升华，总是在人生旅途中一层又一层地掩盖自我又试图掀开这模糊难辨的外在面向。一直以艺术创作来让自己前进与宣泄这许多不解谜题情绪的蔡海如提到，许多过往的种种，她所不解的或自以为了解的，在她成为母亲之后重新有了再定义的必要，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从白色恐怖以来，她从小的经历，她必须以埋身艺术创作的模式才得以存活至今的一切，在同样有这样经验的其他女儿们是怎么处理自身的？当这群从小受到压迫的女儿转而成为另一个个体的母亲时，她们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挣扎或内化？她渴望找到答案，于是透过文史工作者的介绍，除了原本的旧识，担任艺术行政多年的林小云（林杰钢之女）之外，联系上郎亚玲、义大利文老师颜司音（颜大树之女）以及作家施又熙。这五位女子即是蔡海如最早形成的聊天会团体成员，于2014年的五月首次聚会于蔡海如家里的大餐桌上，原本怯生生的相聚，那长久以来被锻炼出来的与他人保持距离的习惯，在第一次大家开口聊起自己的那一刻全然崩解。

这种感觉竟是如此熟悉，不论去到哪里内心都是局外人的五位女子听著彼此的故事，一起笑一起流泪，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并非孤身一人，有著其他的姊妹跟自己一样心灵流离，无论多么努力伸手都抓不到可以支撑自己的那块浮木，只能在人海中载浮载沉。施又熙在座谈会中提到，首次的聊天会带给大家的感动来自于大家都有著共同的心灵经验，不用说完彼此也都心领神会，甚至是激动莫名，她引述从纳粹集中营幸存的精神分析维也纳第三学派意义治疗大师维克多—法兰可（Viktor E. Frankl）医师的一段话。有些人在法兰可医师自集中营重获自由之后问他，为何他从不诉说自己的集中营经验呢？法兰可医师告诉这些人，「没有相同经验的人，说了他们也不懂；若有相同的经验，不用说他们也明白。」这段话恰恰注解了这五位女子首次相遇之后的感受。

因著那个时代的悲剧，压抑成为受难者家属的一种习性，一种难以言喻的状态，一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茫然。剧团导演郎亚玲在开幕当天首演了一出二十分钟的短剧，那是第一次，在她从事剧场工作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中讲述自己的故事。郎亚玲悠悠地诉说著，略带磁性的嗓音不疾不徐地在现场自我剖析，或许对她而言不是一部满意的作品，却深深地撼动了现场的来宾以及所有的参展人，就如同五月初夏的那个中午，大家坐在大餐桌上因著彼此的故事而触动。郎亚玲开幕首演的戏未及三分钟已然让众人落泪，而郎亚玲说，她要将这部戏献给她的父亲，尽管她的父亲无法亲临现场。她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可以对众人说出自己的故事。因著蔡海如的邀约与不死心地向参展者们发挥死缠烂打的招数，逼得大家必须要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呈现一次经典的展演，郎亚玲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并且不得不面对自己长久以来的问题，如她自己所言，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有问题，问题在于无法与他人建立一个良好而长久的关系，她戏称自己一直都是个难搞的人，也或者因为在她高中时期父亲突然被抓走，一去七年，她的家庭一夕倾毁，青春岁月就此冻结，因此即便今时今日，她的外貌仍是年轻的，郎亚玲说：「因为我不甘愿青春就此突然消失。」

青春在一刻之间终结，家庭在一瞬里破灭，这样的经验几乎是所有参展者的共同梦魇，无关乎年纪，这样的历程对谁都真实而残酷。相对于蔡海如、郎亚玲、颜司音、林小云或施又熙，参展者董芳兰与杨碧是截然不同的年代，她们所面对的社会氛围较之其他参展者来说又更为紧迫。开幕当天，杨碧因著时间上的错记无法前往，而由她的女儿陈玫君代表前来，座谈会里我们听见陈玫君缓缓而沈稳地说著对母亲杨碧的感觉。对陈玫君而言，杨碧一直都是一位沉默的母亲，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内心深处，总是忍让著所有的冲突或是默默地让许多人生的机会就此错过。长期以来，陈玫君一直无法理解在母亲瘦削的身影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或事情在限制著她，直到她来到展出空间，看到颜司音的一幅小女孩坐在墙角的作品以及旁边的图说，在那一瞬间，陈玫君才理解母亲的心情，走回到母亲杨碧的展示区，尽管作品名称是：<嗨，妳好，我是杨碧>但是墙面上斗大的，用纸花所排列出的一句话：「我怕人家会怕我们」，这不是陈玫君第一次看到，她们一起在家里为这次的展出重新制作纸花，这句子陈玫君是看过的，但也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展演中，看到其他参展者的心声，做为杨碧女儿的她真正地体会了杨碧六十几年来的惊恐与心理的无依。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施又熙的女儿身上，当座谈会进行到邀请第三代说话的时候，第三代的回馈形成引人注目的亮点，王芃红著眼眶说到从小就觉得母亲是忧郁而沉默的，虽然也会有幽默搞笑的时候，但她总感觉到母亲的不快乐，尽管两母女感情甚笃，但是母亲不曾说过童年的遭遇，然而坐在座谈会会场听见母亲的分享，不禁觉得心痛，七岁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可是母亲却已经受到这么大的压迫，让她极为不舍。而同为第三代的刘小菲则较之王芃更早接触白色恐怖的影响，由于郎亚玲在剧场三十年，尽管不说自己的故事，但是极为关切相关议题，也创作了不少主题剧本，而刘小菲就曾经主演过母亲剧本<<杨逵与叶陶>>里的童年角色，以及其他相关舞台剧的主角。刘小菲跟王芃都是单亲的孩子，也在母亲身边一起成长，但是两位母亲内心总有一个角落是难以被触及的，借由这次的展演，几位第三代得以借由外围的观察与聆听进一步理解亲爱的母亲内心深处的波澜。

在整场座谈会里另一个亮点是董芳兰一家人整齐聚集，不但丈夫杨建（杨逵之子）到场，连同女儿杨翠与外孙魏扬、外孙女魏微也从台湾的四面八方一起来支持董芳兰，这是相当令人称羡的家庭，也是现场特别的亮点。诚如朗亚玲提到自己不容易与人建立长久的关系，施又熙也在现场谈到一份来自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父亲是每位女性人生中第一位接触到的异性，因此父亲的长期缺席或忽略将会影响到女性与异性的相处以及亲密关系建立的困难，参展者中也不乏离婚或单身的例子，因之如蔡海如的婚姻生活、杨碧的家庭以及董芳兰如此令人称羡的家庭凝聚力的确成为具有感染力的亮点。董芳兰客气又简短地提到自己因著父亲被逮捕，原本父亲工作所提供的宿舍也被收回，母亲只得带著她与弟弟们返回乡下，也因此她无法继续升学，甚至为了生活而去学习理发。在大家的怂恿下，董芳兰笑著分享了自己与丈夫相识的经过，夫妻俩人一直调侃著都是被对方的父亲算计了，他们一家人可爱的对话让现场有点悲伤的气氛得以稍稍转换。

而担任此次展出的国际公关王瑜君戏称自己被家人保护的很好，父亲的不幸遭遇都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情，因此在她成年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家中对她的保护让她几乎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直到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才在一次意外中了解到家里原来曾经发生如此剧变。她在座谈会里提出了自己求学美国与德国时看见的转型正义经验，沈重地呼吁希望下一次得见加害者的第二代出来参与，王瑜君表示加害者本人自然是不容易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借由德国的经验，唯有加害者的第二代也出面来参与，来告诉大家他们所了解的面向，和解才可能产生，因为如此巨大的苦难就像是一个黑洞，周围的所有记忆都是扭曲的，被害者已经大声疾呼了这么多年，现在该是加害者第二代出面的时候了，这也是王瑜君在开幕座谈会中对台湾转型正义所许下的愿望。

转型正义或许在德国与南非都有著相当的成就，然而，在台湾仍然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而转型正义中所不能或缺的正是历史的真相，但是历史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呢？近十多年来，台湾的史学家们积极地进行著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口述历史，这是珍贵的史料，面对同一事件，参与者的记忆都不容易一致，这也是需要口述历史忠实记录每一位参与者话语的原因，只有大家都说出记忆中的真相，才有机会拼凑出真正的真相。这是重要的历史工作，也是林由里在座谈会中特别强调的一点。由于父亲是外科医师，因此林由里深谙治疗之道，她提到当我们面对一位受伤的人，需要提供治疗，要敷药，在一段时间之内需要每日换药，直到医师判断痊愈为止，而她忧虑的是当访谈者工作结束随即离去，只是让受难者/受访者为他们打开伤口却没有获得一点点的治疗，这样对于受难者/受访者是极度不公平也不理想的状态，林由里希望的是在获取历史真相的同时，是否也能同时具备人文关怀的心，掀开了过去的伤口鲜血淋漓的同时也多给予受难者/受访者一些关心与陪伴。

面对过去的苦难记忆对谁都是艰困的，然而不可讳言的，将悲伤说出口的确是疗愈的开始，唯有开始诉说了，我们才有机会面对自己那些长久以来压抑的、不想面对的种种泪水与不堪。因著社会的压力，家庭的紧迫，参展的女儿们共同的另一个心情是在这些不得不的情境中失去了自己。不单整理历史真相时没有人关切这些一样受难受苦的家属，在失去丈夫后，做为妻子、母亲要挑起几乎破散的家庭而产生的情绪与痛苦往往也会忽略孩子的情绪，于是做为女儿的这群第二代也必须藏匿起自己真实心情地支持母亲，随著成长的岁月慢慢地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存在。

镜花园里到底有什么？当我们看著镜子的时候，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是自己吗？我们所看到的容颜，真的是自己吗？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吗？这是整场座谈会中不时会被提出的话语。

而镜子里到底会发出什么声音？当魔镜与皇后产生对话时，那不也是皇后与自己的对话吗？魔镜终究只是自我反映的一面普通镜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与自己对话。

因为，唯有与自己开始对话，才是与自己人生苦难和解的开始。